徐卫东将一个厚厚的卷宗袋丢到我和程建邦面前时，一直盯着我的脸。

我打开文件夹，一张熟悉的面孔赫然跳到眼前，我听见自己的心脏突地一跳。记忆深处紧闭的某道闸门，被照片上的那个名字猛然推开，心里一股血被那闸门里喷涌而出的沉痛一下冲到头顶——照片上正是当年我和宁志的任务目标人物：刘亚男。

我知道，徐卫东在观察我的反应。我暗暗吐了一口气，悄悄放松一瞬间咬紧的后槽牙，快速翻阅着手里的资料。

1996年底，我曾跟宁志一起执行抓捕刘亚男的任务，结果照面都没打就被她溜了，只抓到一个没多大用处的小喽啰。

之后，差点儿被开除出队伍的我被派往泰国做程建邦的助手。资料显示，在那段时间，宁志顺着一些线索，已经成功接近了刘亚男。但刘亚男像一条危险狡诈的鲇鱼，多次从缉毒大网边上滑过，时隐时现，屡屡漏网。

刘亚男生于1964年，四岁的时候，她母亲因为父亲的家庭成分问题与其离婚，第二年就病逝了。刘亚男是跟着父亲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长大的。1980年，她父亲获得平反，得到一笔可观的赔偿，开始经商。

1982年，她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成天与社会上的一些待业青年厮混，很快在全国展开的严打行动中因流氓罪被捕，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1994年，她被提前释放，自此跟随父亲在中俄两地往返经营服装，生意做得很大，渐渐地，与俄罗斯当地的黑帮有了瓜葛，开始涉及毒品走私。1995年，她父亲在俄罗斯遭遇车祸，尽管是以交通意外结的案，但我们都很清楚，她父亲与俄罗斯黑帮做交易时发生了摩擦，是被俄罗斯黑帮杀害的。

刘亚男从此独闯江湖，靠着她父亲多年打下的人脉基础，刘亚男很快在俄罗斯黑帮中成为一朵妖冶的毒花，并得到一个绰号，叫作“二锅头玫瑰”。

1997年底，消失了近一年的刘亚男又进入了缉毒局的视线。情报部门跟踪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刘亚男干的事远远不只毒品走私这么简单。

随后，她的案子正式移交特案组。

我特别想知道宁志是怎么到的金三角，是不是因为这个刘亚男？但这不是我该知道的事，我不能问。现在，刘亚男的卷宗摆在我面前，宁志的名字出现在她的案子里，这中间一定有关联。

我躲避着徐卫东刀子一般的眼神，仔细地翻着资料，看完后面又翻过去看前面。

“要不再给你放半年假？”徐卫东试探着说。

我连连点头，“好啊好啊。”我说的是真心话，“如果能让我回家休养就完美了。”

徐卫东低声喝道：“好个屁！刘亚男的案子你别碰了，家你也别想回。”

我心里一凉，知道刚才强装的镇定失败了，被徐卫东看出了我真正的意图。“为什么？”我几乎是拍案而起，瞪着徐卫东说。于情于理这个任务都该交给我来办，我愿意付出全部去完成宁志没能完成的任务。

徐卫东却在第一时间看穿了我的心肝脾肺肾，他料到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只为回到金三角。因为我曾对他说过，我想把宁志带回来——我知道我是一个特案组的探员，我不能被个人感情左右。但我太想把宁志带回来了，我不能让他孤零零地躺在异乡的国土上。

“你再嚷大点儿声，我就告诉你为什么。”徐卫东慢慢地说着，眼睛里闪出凌人的光芒，那道光像匕首一样刺穿了我的身体。

我像只漏气的气球，顿时瘫软了下来，悻悻地坐回椅子上。

徐卫东说：“怎么不问了？”

我咽了口唾沫，没敢吭声。

他说：“不问了就回去待命。”

我赌气地起身扭头往外走。就听徐卫东对程建邦说：“你还坐着干吗？”

程建邦说：“行了，别装了，秦川也不是外人，有什么秘密任务不用支开他，你就说吧。”

我双手抱在胸前靠在门框上，见徐卫东抽了口烟，眯着眼睛往烟缸里弹弹烟灰，对程建邦轻轻地说：“滚！”窗帘缝里透进的阳光正好照在他的脸上，嘴和鼻子里喷出的淡蓝色烟雾随着那个“滚”字快速飘散在空气中。

程建邦叹了口气，嘟囔着：“老徐，你也太不给面子了，给个台阶下，真的，这你让我以后还怎么混？”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见老徐抄起桌上的烟缸，一副要砸到他脸上的样子。程建邦一手挡着脸：“我滚，我这就滚，靠。”赶忙站起来退出徐卫东的办公室。

我和程建邦“滚”出了徐卫东的办公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待在国内西部的几个城市，执行了涉及毒品和枪支的几个小任务。之所以说那些任务小，是因为经历了金三角的洗礼后，那几趟差事与其说是外勤任务，不如说是休假。

至于金三角和刘亚男，徐卫东再没有对我们提过。

经常在午夜梦回间，躺在舒适干净的大床上，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城市里灯火阑珊的不眠之夜。我开始怀疑曾经的经历只是刚刚做过的一个梦而已，清晰得痛彻心肺，遥远得不可触及。

1999年2月，我刚执行完一个任务，还在回京路上就接到了徐卫东的命令，让我火速前往总部报到。电话里他的口气有点儿急，认识他这么久以来还没有见过他这样。

我赶到徐卫东办公室的时候，程建邦已经到了，我们还顾不上打招呼，徐卫东便抄起外套带着我们来到地下的一间小会议室。一进门，徐卫东就丢给我们每人一份资料，说：“抓紧时间看。”

我翻开一看，是刘亚男的案子！我心里一阵狂喜，为避免再一次被徐卫东察觉自己的真实心情，我赶紧埋头翻看资料。看完后我一抬头，见徐卫东正看着我，我对他勉强地笑了笑。

“时间比较紧，把人全部给我带回来。”徐卫东说“全部”两个字的时候，说得很重。

我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分量，见徐卫东一直盯着我，我扭头看了看程建邦，用胳膊肘捣了捣他说：“跟你说话呢，让你把人全部带回来。”

徐卫东低声对我喝道：“你给我严肃点儿。”

他这一个“严肃点儿”让我的肩头顿时沉重起来，我点点头。

“根据情报，刘亚男明天下午到天津，你们回去准备下，明天出发吧。”徐卫东顿了一下，我们等着他说下一句，他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一直跟着我们走到停车场，看着我们上了车才说，“刘亚男非常聪明，做事比较极端，你们不要轻敌，还要谨防她自杀，一定要完好无损地带回来。这次是秘密抓捕，除了咱们，连公安部门都不知道，所以一点儿动静都不能有，一旦刘亚男被捕的风声走漏了，在场的几位谁也担不起。”

我点了点头。徐卫东沉默了一会儿，抬头看着我和程建邦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从他火急火燎地把我和程建邦叫来，交给我们这个貌似一般情况的任务，到现在他一再提醒保密的情势来看，这次恐怕不仅是抓一个刘亚男那么简单了。换句话说，这可能只是个序幕，很难想象之后会怎样。我想了想，试探着说：“能让我回家看看吗？”

徐卫东嘴里啧了一下，不耐烦地左右看了看，居然破天荒地同意了。他点头说：“去吧，不过情况你知道，自己做好心理准备。”说完转身走了。我对着他的背影咬着牙，无声地做了个攻击的动作。徐卫东突然说：“别背后做小动作，我后脑勺有眼睛。”说这话时，他一直都没有回过头，径直走进楼梯间。

程建邦在一旁哧哧地笑。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自己家里的关系搞得很僵，但每个和家里关系很僵的人都有个共同点，都会觉得自己很委屈。我也不例外，也很委屈。

当我消失了两年多以后，第一次出现在家人面前时，站在门内的母亲看到我，愣了好一会儿，才一把抓住我的手把我往屋里拉，张了张嘴还没说话眼泪就落了下来。这时，父亲拿着电视遥控器伸着脖子走了过来，认清门外站着的是我后，微笑的脸瞬间变得铁青。他一把将母亲拽到身后，指着我的鼻子，嘴唇哆嗦了半天，喝了一个“滚”字，就“咣”的一声将厚重的防盗门重重地摔上。

我站在家门外，隐约听到母亲的哭声和父亲的呵斥声。在他们眼里，我毁了他们寄托在我身上所有的梦想和希望——我是一个因为屡次严重违反校规和条例而被开除学籍的军校生，并且在被开除后失去了踪迹，不知道去哪里鬼混了，这会儿才想起来回家。

不多时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四下里黑漆漆的，偶尔会有一股早春的小风掠过，很冷。我想，这两年多，他们一定为此伤透了心，对我也从最初的失望渐渐变得绝望。徐卫东曾很正式地告知过，为了安全和保密，对我们的家人都将有另一套说辞。我曾经觉得，那对我年迈的父母而言有些残忍。但一想起宁志的父母，在伤心和绝望后，到现在连自己儿子的一捧骨灰都不曾见到。相比之下，我应该知足。

在黑暗中，我给紧闭的防盗门内伤心的父母敬了一个礼，然后点了一根烟，慢慢地走下楼去。走出楼门口时，不知从谁家的厨房里传出一阵刺啦声，一股葱花炝锅的香气弥漫在楼道里，接着是铲子在锅里翻炒的声音。看了看表，到晚饭的时间了。看着暮色中的万家灯火，闻着空气中飘散的油烟味，我心里涌起一种凄凉的温馨。

路灯下停着一辆车，大灯冲我闪了闪，随即启动了引擎。我默默地走到跟前，坐在车里的程建邦看看手表说：“行，比我强，我是被我们家老爷子用菜刀一直撵到小区门口的，你还优哉游哉地走出来。”

我懒得理他，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又朝自家的阳台看了一眼，窗帘还是我熟悉的那款花色。程建邦接着唠叨：“我靠，我得问问老徐他们到底跟我家里说我什么坏话了，这差距怎么这么大？”

程建邦将车驶出小区，我呆呆地看着车窗外的街景，又点了第二支烟。程建邦说：“老徐不让你回家是对的。”

我说：“你又回过家吗？”

程建邦笑了笑，没说话。我们彼此都有个默契，所有与任务无关的话题，一旦谁沉默了，另一个绝对不会追问。

程建邦说：“你也不用太沮丧，当年我被我们老爷子用菜刀追出来后，我当时的搭档就带我去喝酒了，管用。”

“你的哪个搭档？现在在哪儿？”问出这句我就有点儿后悔了，赶紧转过脸去看着窗外。

程建邦收起笑容，朝另一边转过脸去，揉了揉鼻子。

2

第二天下午，我们的车驶上京津塘高速公路时，我满脑子还是母亲那令人心碎的眼神，耳边还是父亲那一声“滚”。我努力想使自己回到任务中来，刘亚男的名字闪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又想起了宁志，胸中憋着的一股闷气压迫着五脏六腑，让我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程建邦扭头看了我一眼说：“这个刘亚男，你跟她打过交道？”

我回了回神，点点头说：“没见过，上次任务她跑了，其余的和你知道的一样多。”接着，我把上次在宁志的任务里跑龙套的经过大概说了一遍。

程建邦想了想，说：“这我倒知道，宁志一直都在跟她的案子，一直跟到金三角。”他见我脸色不太好，忙说：“你知道，我们都是小角色，知道的也都是些片段，一个案子关联着多少案子，我估计老徐也未必知道全部。”

我说：“我没想知道那么多，给我什么任务，我就做什么，只是刚才想起了宁志。”

其实我们都明白，每次执行的任务都只是一条线而已，这些线彼此交叉却又独立，最终会织出一张什么样的网，根本无从想象。我们只知道，如果剪断其中一条线，这个网就少一分力量。所以做的事越多，就越觉得自己渺小与虚弱。

总想找个地方去证实自己，想来想去似乎只有自己的家了，偏偏那个全天下最温暖的地方，反倒成了我们最遥不可及的地方。

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位于天津河西区的目标酒店，将车子在停车场停好后，我看了看表说：“你说，咱们什么时候抓人能带着一大队人马，大摇大摆地抓？”

程建邦伸了个懒腰：“那样的话，你能有问话的机会吗？”他朝我诡异地一瞥，我心领神会地一笑，点了支烟，一边等一边开始盘算起一会儿逮到刘亚男后要问哪些问题。

我们估摸时间差不多了，便走进酒店大堂吧，点了两杯咖啡。不多时，一个身着棕色过膝皮风衣、蹬着高跟皮靴、脸上扣着一副大墨镜的漂亮女人只身走进大堂。一时间，我不敢确认她是否就是目标人物刘亚男，只好对程建邦使了个眼色。程建邦大大咧咧地歪过头直勾勾地盯着她看，全然没有半点儿掩饰。

我悄声说：“你悠着点儿，别被注意到。”

程建邦不屑地“哼”了一声，眼光还是没有离开那个女人，轻声说：“放心吧，这种女人早就习惯了男人的眼神，你不看她，她才会怀疑你。”

果然，那女人在门口站定，摘了墨镜，轻蔑地斜了程建邦一眼。墨镜一摘，我顿时分辨出她就是目标人物刘亚男。程建邦不失时机地对刘亚男笑了笑，随手还敬了一个美式军礼，他这一番大胆的举动着实让我开了眼。

刘亚男对程建邦优雅地一笑，将肩上的皮包取下提在手中，不紧不慢地走到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程建邦的眼光还在刘亚男身上，头也不回地说：“看见没，这就是见过世面的女人。”

我只当他是无聊瞎逗，扫了一眼略显冷清的酒店大堂，说：“咱什么时候动手？”

程建邦说：“这女人出门连个随从也没有？而且就拿这么一个小包？”

我扭头看了一眼门口，的确没有人跟来，也没有行李员跟着。我说：“而且酒店房间也是用她自己的名字订的。”

程建邦说：“抓她简单，难的是谁也不惊动。”

我说：“我们时间不多了，再在这儿待下去，该被人怀疑了，一会儿等她回了房间，我们进去控制住，直接带回北京。”

事实上，我有点儿厌倦这种畏首畏尾的任务，相对而言我有点儿期盼将她带回北京后的事。我有种预感，这个女人一定会将我再次牵回金三角。

曾经在金三角那炼狱似的经历，几乎将我从肉体到精神彻底毁灭。当时我曾无数次幻想，只要能待在国内，只要不去为自己的生死和战友的离别担忧和痛苦就好。这两年来，生活在相对安逸的环境中后却发现，金三角的任务只是一个开始。

当我在城市的繁华背后看到十几岁的少年沉溺于毒品，为之疯狂而不能自拔时；当各种花色品类的毒品源源不断地吞噬掉那些曾经美满的家庭，让瘾君子们不管不顾地走上杀人越货的不归路时，我觉得，金三角只是我的使命的开始。当我在梦中与宁志重逢，黑红色的血不断地从他额头的弹孔里涌出时；当梦里的郑勇那双蒙着一层薄雾的眼睛突然开始转动时；当那个死于我手下的少年杀手歪着脖子向我索命时……我明白，金三角对我而言是一个梦魇的开始。

既然有开始，就必须有结束，平淡安逸的生活并没有缓解心中的伤痛，反而让我越发觉得愧对宁志和郑勇，还有所有为此牺牲的战友的英灵。

宁志的尸骨还掩埋在异国他乡的荒山野岭中，我又有什么资格每天穿干净的衣服，每顿吃香热的饭菜，每晚睡宽大舒适的床呢？

这些纠缠第一次混在一起在黑夜里向我袭来时，我的胃里抽搐翻滚起来，我从午夜的被窝里爬出，三两步冲进卫生间痛苦地呕吐着，最后无力地坐在冰凉的地面上，泪流满面。这种煎熬渐渐变成一种疯狂的冲动，一种恨不得即刻起身杀回金三角、踏平那里每一寸土地的冲动。

所以，当初徐卫东没有把刘亚男的案子交给我时，我冲他拍了桌子。

所以，当我知道此次任务的目标人物居然是刘亚男时，内心时刻跳跃着莫名的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