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初夏，我即将从军校毕业的前夕，学校来了一位神秘的领导。

因为临近毕业，几乎每晚我们都会偷偷聊到很晚。我还记得那晚卧谈会的主题是卫生队里新来的几个女护士，我们聊到夜里一点才陆续睡去。

刚睡着没多久，一阵尖厉的哨声骤然响起，我的意识还停在美梦里，身体却像触了电似的从床上弹起来。整个宿舍开锅一样嘈杂，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手忙脚乱扣武装带的声音、蹲在床上找东西的声音掺杂在一起。有人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嘟囔着：“这都快毕业了，怎么还来这套？”

这些年在军校里，这哨声简直成了我们的噩梦。甭管你是在刷牙还是洗澡，就算上厕所尿到一半，只要哨声响起，就必须在三分钟内武装完毕，打好背包站在楼下。以至于就算是放假回家，窗外有小孩吹哨，浑身都会立刻紧绷起来。

作为还有三个月就毕业的我们，已经很少有紧急集合的情况了，我们也都在夜里慢慢地放松了神经，没想到今天又来了这么一出。拜这些年所赐，我练出一个绝技：从听到哨声开始，起床，套上裤子一直到打背包，再到检查着装，最后飞速跑到楼下，全程不用睁眼一气呵成。

我和其他104名同学飞快地站到操场上，标准间距三步列队站好后，极不情愿地睁开眼，才注意到教官身边站着一位校领导，还有一位从来没见过的首长，凭借微弱的光线只能看到他肩上的大校军衔。

我隐约感觉到，这一天的紧急集合非比寻常。

党委书记和那位面生的首长低声交谈了几句后，首长微低着头背着手走进队列里，像是在小树林里散步似的，偶尔停下来好像在思考什么事，停不了几秒又继续在队列里穿行。

他从我面前一共路过了四次，每次我都加倍绷直背脊抬着下巴。

他中等身材，我斜眼偷偷瞥过去，只能看到他帽檐下露出的鼻梁。

出什么事了？难道有谁闯了祸，上面派人来彻查？那这得多大的过错啊。我心里七七八八地想着，天色一点点亮起来。

升旗的旗手护着国旗正步从我们队前经过，朝升旗台走去，起床的号声这才响了起来。

那首长走出了队列，打开手里的本子唰唰写了一通，撕下来递给校领导，他们相互行了个军礼就低着头离开了。书记看看手里的纸，抬眼看了看我们，大声说道：“我点到的同学出列！一排第一、第四，二排第三、第六……”

我被点到了！

我顿时明白，首长是来挑人的。

站了一个多小时，腿已经有点儿发木，我正步出列走到队伍前面，跟其他19名同学站成一列。我扫了一眼与我一同被挑出来的同学，希望能找出我们的共同点，但很快就死心了。就成绩而言，我们这20人可谓遍布上中下三个级别：既有全能型的优等生，也有年年垫底的老末；既有成绩不高不低的中游“砥柱”，也有成绩毫无逻辑上蹿下跳让教官心脏不适的跳跃生。

大家一定都揣着很多疑问，有人已经忍不住互相交换疑惑的眼色。但条例明确规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我只能静等答案，也有可能，永远都不能得到答案。

接下来，我们被那位首长不知以什么标准又筛了四次。在这个过程中，文没有理论考试，武没有体能测试，只是挨个儿找我们聊天。后来我和其他同学聊起，发现他和每个人每次谈话的主题都各不相同，天南海北，甚至上一个问题跟下一个问题完全不挨着。

聊天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表情，就是没有表情。因此根本无从判断什么是正确答案，所以在回答问题时，只能凭着自己的本能迅速地做出回答。以前比武练兵也好，理论考试也好，谁不服谁想较劲儿也有个明确的指标。这次想创先争优，却根本连分数线都不设。

一周后，我再次来到他在学院的临时办公室，屋里多了两个我的同学：一排的宁志和三排的郑勇。

这位神秘莫测的首长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拿着几个文件夹，言简意赅地对我们说：“我奉命组建特案组，你们三人的各项条件均最符合或最接近我的选拔标准。你们每人有机会问我一个问题，没问题就准备就位。”他说话声音很低，但是很有力。

我心中一阵狂喜，几乎要笑了出来。我终于留到了最后！这几年，我们每个人最担心的就是毕业后会被分配到城市执勤，或是派到边疆派出所去。如今我显然将要提前告别这种担心，心情真是大好。

什么是特案组？有多少人？执行什么任务？……我脑中瞬间涌出无数个问题，可首长说得很明白，每人只能提一个问题。如果想知道这个特案组到底有多重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它属谁管。我组织了一下语言，问道：“特案组向谁负责？”

首长说：“向我负责。”

一时间，我无法判断这个答案的分量。可惜每人只能问一个问题，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宁志和郑勇的问题上了。

宁志的问题是：“什么是特案？”

我用余光瞥了他一眼，我们不同班，没怎么打过交道。他的问题很棒，也是我最想知道的问题之一：我们不担心特案太特别，而是担心特案不够特。四年军校上到如今，每天按时出操以及教程上枯燥的训练模式早已满足不了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教官讲稀奇古怪的真实案例。

首长回答说：“公安部门处理不了，军方又不便出面，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安全的案件。”

宁志的表情显然对这个答案也不够满意，继续追问又是不被允许的，他瞄了一眼郑勇，意思是让郑勇接着问。郑勇问的是：“装备是什么级别？”

首长说：“特级。”

郑勇一个立正：“没问题了。”

我和宁志赶紧也跟着立正挺胸说：“没问题了。”

首长递给我们一人一个文件夹，说：“这是你们进入特案组前宣誓的誓言，你们仔细看清楚每一个字。如果做不到现在就放弃，绝对不能有一点儿勉强。”

我默念着纸上的一字一句，心里翻江倒海血脉偾张，我知道他俩跟我一样，恨不得立刻就能得到一个任务来证实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兑现这纸上的誓言——其实从进入这所院校穿上这身军装起，我们就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

我们不约而同地立正敬礼，表示已经准备好了。

就这样，1996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们站在学校小礼堂的主席台上，在校党委书记的见证下，面对着国旗、党旗宣誓：“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特案组警员。我宣誓，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忠于职守；坚决完成任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祖国，绝不叛离武警部队。”

首长静静地站在一旁，等我们宣誓完成，走过来站在我们面前，足足盯着我们看了有五分钟，看得我们浑身发毛后才缓缓说：“从现在起，你们和我，既是同事，也是战友。我叫徐卫东，是你们的直接上级，你们可以叫我老徐，也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

说完，他上前和我们挨个儿握手。我习惯性地想敬军礼，他狠狠地在我抬起的胳膊上打了一下：“从这里出去以后，你们将脱下军装，我不允许你们身上再有明显的军姿出现。”

从礼堂出来后，徐卫东给我们下了第一个命令：不能和任何人打招呼，十五分钟内收拾好行装。

二十分钟后，我们坐上一辆挂着地方牌照很不起眼的轿车，离开了学院。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头朝越来越远的学校大门眺望，直到车子转了一个弯，再也看不到了，我们才扭过头。

2

我们被直接拉到位于密云深山里的一个训练基地，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幻灯片、录像和卷宗。内容大多是境外毒品、枪支走私和制售的情况资料，还有案件多发地，尤其是西北、西南几省的人文和地理。

开始一段时间还觉得新鲜，尤其是那些重大案件的图像资料，看得我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刻奔赴第一现场跟犯罪分子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然后领功、受奖、鲜花、掌声……可日子一久，慢慢就觉得腻了。面对着四周巍巍的大山，一天天地数着日子，我们甚至开始怀疑领导是否已经忘了我们这档子事了。

郑勇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得空就对着我和宁志直呼上当。他是南方人，却长了个五大三粗的骨架，酷爱北方的一切吃食，尤其是羊肉和煎饼。午饭时候他又在一旁望着窗外唉声叹气，我只好安慰他说：“这里伙食比学校好多了，有很正点的内蒙羊腿肉吃。哦，这里没煎饼馃子，回头咱去天津，吃最正宗的。”

郑勇把筷子一蹾，冲我翻白眼：“合着我就是为吃干这个的？”

宁志哈哈一笑，正要说什么，突然撂下碗筷笔挺地站了起来。

徐卫东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和郑勇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徐卫东照着宁志的腿上就踹了一脚，指着我们说：“来之前我怎么跟你们说的？动不动就立正的毛病怎么还没改？再让我看到一次，就都给我滚回学校去。”他冷冷地瞪了我们一眼说，“跟我走。”

我们赶紧跟在他身后出门，上了他的车。徐卫东把车开得飞快，一路无话狂飙了三个小时，半夜时分到了内蒙古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市的旧称），住进了当地支队的招待所待命。

郑勇兴奋异常，整晚喋喋不休，临睡前在被窝里枕着自己胳膊看着天花板，嘿嘿地乐着说：“看到没？活儿来了！你们猜是什么类型的任务？”

宁志淡淡地说：“我估计是演习。”

尽管我对这次任务也一无所知，但直觉告诉我，我等的这一天终于来了。肯定是很重要的任务等我们去完成。我也兴奋，更多的却是不安。

这是一种对于未知事物的惶恐，徐卫东两个月前从105个学员里选出我们三个来的时候，我就有过这样惶恐的感觉。我太知道自己的分量了，论体能、论谋略我排不到前三十，宁志和郑勇跟我是半斤对八两。我们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徐卫东把我们挑出来？我总想从徐卫东的一言一行里找出点儿逻辑来，但他除了走路带风、老皱着眉、说话声音特别低之外，本身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郑勇和宁志还在漫无边际且毫无根据地猜测着任务，我不想参与，闭着眼又睡不着，不由得想起了两个月前的那个深夜。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徐卫东。

也是在凌晨的这个点儿，他用紧急集合哨把我们集合在操场上，我、宁志和郑勇三人从此就走上了一条注定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道路。

徐卫东敲门叫醒我们时，窗外还是黑漆漆的，我看了眼手表，凌晨四点。

三分钟内收拾利索后，徐卫东开车拉着我们出市区往西，奔了五十公里左右后车子下了公路，感觉是进了一片荒无人烟的沙地。

车停在一个三面都有沙坡的隘口上，徐卫东熄了灯，扔给我们一人一副大墨镜和一个防爆头盔，示意我们戴上。周遭本来就雾蒙蒙的，戴上墨镜和头盔后就更是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我们摸索着下了车。徐卫东掀开后备厢，说：“来，一人一支。”

后备厢里有一个枪架，上面赫然挺立着三支八一式自动步枪，在微弱的天光下泛着幽幽的蓝光。徐卫东说：“上车检查枪支弹药，今天的任务是枪毙死刑犯。”

拿了枪正要抬脚上车的我一个趔趄差点儿绊倒。人形的靶子我打过，人形的人是真没打过。尽管我们都清楚这是早晚的事，训练时教官也一再提醒要把靶子当罪犯，每次我也会把准星后的靶子想象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真的听到要荷枪实弹击毙罪犯了，还是大吃一惊——在区区两个月前，我们还只是某指挥学院里的普通学员。现在，因为眼前这个叫徐卫东的人，我们就成了死刑执行人，要用手中的枪去结束别人的生命。

尽管那些都是罪大恶极的死刑犯。

但这毕竟是杀人。

一阵汽车引擎的轰鸣声把我拽回现实。我定了定神，见三辆依维柯囚车在八辆越野车的护送下已经到了现场。一个中尉军官跑步到徐卫东面前立正敬礼，递给他一个文件夹。徐卫东唰唰签完字，军官接过，转身朝囚车跑步过去。

徐卫东对我们说：“必须一枪一个，而且要保证一枪毙命，否则开除。”

我们齐声应道：“是！”

徐卫东一脚踹到我腿上：“是什么是？”我忙改口说：“收到。”徐卫东点点头，“嗯”了一声。

郑勇的肩膀微微地抖了几下，隔着头盔和墨镜，我看不到他的脸，但我知道他是在笑。我压低声音说：“好笑吗！”跟了徐卫东之后，我们都不由得跟着他养成一个说话刻意压低声音的习惯，这样说话老让人有种错觉，总觉得附近有人在偷听你讲话。

郑勇的肩膀抖得更厉害了，还频频点头。

囚车和护卫车的号牌被迷彩布遮挡着，每辆依维柯上押下来三个犯人，一共九人，双手被反绑得结结实实。押运战士将头一批三个按着头快步拖到最大的那个沙坡前，之所以说“拖”，是因为每个犯人的腿都是软的，根本站不住，整个身体不停地朝下出溜，若不是押送的武警左右架着他们，他们一定会瘫在地上。

徐卫东用下巴指了指那个方向：“利索点儿，一人一个，打完跑步回车里待命。”

郑勇第一个冲下车，边跑边拉枪栓，枪口朝下向犯人快步走去。看得出他的步伐有些凌乱，好几次鞋底都蹭到了地面上凸起的石块。我和宁志忙下车跟在郑勇身后跑步前进。

厚重的头盔将我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只听得见自己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和怦怦的心跳声，渐渐地，觉得连气也喘不上来了。

三辆车雪亮的大灯正正地照在每一个死刑犯身上，几个武警战士手持着枪，面朝外呈半圆形处于警戒状态半包围着现场。

这方圆几百米像是被这世界暂时遗忘了似的，天地间只剩下黑白两种颜色。

郑勇第一个就位，在距离犯人一米的地方抬起枪对准犯人的后脑，没有丝毫迟疑就开了枪。“嗒”的一声枪响，犯人应声一头朝前栽去，抽搐了几下彻底没了动静。郑勇凑近一步低头确认犯人已死，转身返回。

我只觉得嗓子发干，想咽口口水，却发觉嘴里更干，硬着头皮走到犯人身后抬起枪对着那犯人的后脑，耳朵里开始轰鸣起来。我长舒一口气，死盯着准星，很快我的眼里除了准星和准星对准的目标外，什么也看不到了。我心一横，牙一咬扣动了扳机，身体在后坐力的作用下快速有力地晃了一下，恍惚中仿佛听到了子弹冲出枪膛、穿过犯人头颅打入沙石里的声音。

听着回荡在晨曦空旷野外的枪声，我勉强低头看了一眼栽倒的死刑犯，转过身咬着牙拼命甩了甩头，想晃醒阵阵发昏的大脑。往回走时两条腿像是踩在棉花堆里一样使不上劲，我大口地喘着气，连拖带挪地朝车的方向移动着双腿。没走出两步又听见“嗒”的一声，那是宁志开了枪。我的双脚在那声枪响之后更加发软，无论怎么用力都不听我使唤，好几次若不是在用枪撑着地，我几乎就要瘫倒在地上。

挣扎中一抬头，只见车门内伸出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正指着我。我知道那是徐卫东的手，他的身体隐没在车厢内的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知道他是在示意我，如果我真的瘫倒，那么就会立刻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