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果然如袁世凯所料。不久，就是这个日本公使日置益，再一次面见袁世凯。这次他给袁世凯带来了一份礼物一一他和他的政府所拟定的《中日友好条约》。

袁世凯将条约草本翻看了一下，条约共分五号。第一号四条，规定日本享受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其他国家不能再插手山东的事。第二号七条，规定旅顺、大连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交还期均延九十九年。第三号二条，要求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第四号一条，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口、海岸、岛屿租让给他国。第五号七条，要求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全部条约共二十一条。

袁世凯看完这二十一条后，脸色大变。他清楚地知道，同意这个二十一条，就意味着同意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他自己就变成一个日本卵翼下的儿皇帝。

日置益从袁世凯的脸上已看出他内心的为难，微笑着说：“大总统先生，日中两国亲善友好，这是贵我两国的共同愿望，但友好是要用实际行动来体现的。敝国政府将全力支持大总统先生在贵国恢复帝制，大总统也应该为敝国提供一些方便。倘若大总统不能签订这个条约，那只能说明大总统先生不要日中友好。如果这样，我们大日本皇军将奉命用武力来获取我们应该享有的权利。”

日置益的话再露骨不过了。假若不同意这个条约，不但不能取得日本对帝制的支持，而且还会导致日本向中国宣战。日本的军事实力，强大得连德国、俄国都不是对手，更何况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前车之辙，袁世凯记忆犹新，李鸿章正是因此而弄得晚景萧条。若是一旦再与日本开战，他苦心经营了二十年的北洋军队就将被日本彻底打败。没有了这支军队，他袁世凯将凭什么统治中国？他的仇敌国民党一个早晨就可以将他驱逐出中南海，把他五花大绑推上断头台。不能得罪日本！

袁世凯正想表示接受这个二十一条时，转而又想，如此自己不就变成出卖主权的卖国贼吗？千秋万代让后人骂自己是秦桧式的人物，也是极不光彩的。他将条约再看了一下，细细地想：一、二号的十一条都是前清签订在先，不过是转换国家和延长期限，罪过不大。第三号中日合办公司，不能算卖国。只是第四号、第五号中的八条有点太过分了，简直是将整个江山都交给了日本，这件事不能做。对，跟他们讨价还价，有限制地签订。

想到这里，他对日置益说：“这是一件需要磋商的大事，请贵公使先和我国外交部商谈吧！”

正当日置益与中国外交部秘密商讨此项条约的时候，一家美国报纸获知这个消息，率先公之于报端。中国人民得知后无不义愤填膺，纷纷向政府提出严厉责问，并很快在全国发起空前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连北洋军内部也对此事表示不满，冯国璋联合十九省军事长官发表通电，请缨为国御侮。

袁世凯一面公开辟谣，一面绞尽脑汁，设想万全之策。他最后指示外交部将第五号七条与本项条约脱离，日后再议。第四号一条改为中国政府在“巩固国防建议案”中宣布。经过反复商讨，日本政府接受了这个修正案。五月九日这一天，算是中日双方都认定了这个“友好条约”。

先一天，袁世凯召集了政府高级官员们，把条约讨论的过程告诉他们。他在会上声泪俱下，一副万般无奈为国委曲求全的模样，表示决不做亡国之民，要求全体官员都把这次条约的签订视为中国的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会后，他又将这次讲话写成两道密谕发给各省文武长官，叫他们不要忘记五月九日这个惨痛的日子。又授意丁佛言撰写题为《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五万册秘密存放于山东。袁世凯对身边的人说，这次我们吃了大亏，将来翻了身，再公开发行这部书。

袁世凯的这番精彩表演迷惑了一部分政府高级官员，却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大家都把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把袁世凯定为卖国贼。在日本的中华民国的真正缔造者孙中山，通过此事更加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组建中华革命党来代替已经分裂的国民党，决心彻底推翻这个卖国的袁世凯政权。

在国内外中国人的一片指责反对声中，袁世凯反倒更认识到独裁专制的重要，他和一心要做太原公子的儿子心贴得更紧了，决定尽快推行帝制。

这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德诺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了《共和与君主》的论文，提出世界国体实以君主为优的论点，又着重论述了中国非行君主制不可的原因。一个实行民主宪政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美国政治学家，公然认为民主不如君主，这对刚刚离开君主尚只有三四年的中国遗老遗少们来说，无疑是一帖强有力的兴奋剂。一时便有不少人，或公开发表文章，或公开演讲，鼓吹还政于清室，掀起一股复辟清朝之风。

国史馆编修、王闿运在四川尊经书院的得意门生宋育仁在这股复辟风中最活跃。肃政厅的官员们弄不清这股风究竟源于何处，他们只得公事公办，上个建议，要求弹压复辟谬说。还政清室本不是袁世凯的意图，于是他把这个建议批给内务部查明办理。内务部便依令查办宋育仁，作出“议论荒谬，精神瞀乱，应遣回原籍，发交地方官察看”的决定。就这样，宋育仁被递解出京。

内务部调查处分国史馆的编修，居然连国史馆长也不打个招呼，令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的心里极不愉快。送宋育仁离京的时候，王闿运握着门生的手，老泪纵横，令所有送行的人怆然。王闿运由此而对袁世凯更增一分反感。

驱逐了宋育仁后，复辟风一时沉寂，报上又大谈起拥护民主共和来。袁克定见此情景不对头，给杨度出个“君宪救国”的题目，要他就此作一篇大文章。为便于更好筹办帝制，袁克定又送杨度一所房子。这所房子位于宣武门边的石驸马大街上，是上下两层的西式洋楼，很是宽敞阔绰。此时恰好黄氏刚生一个女儿，亦竹又挺着大肚子，即将临盆，家里又是请奶娘招呼，又是请裁缝给婴儿做衣服。静竹老病复发，医生也常来号脉送药。槐安胡同一片人马喧腾。杨度正思觅一个安静之处，遂欣然接受。

房间里的一切都布置得好好的，袁克定又将自己以前用过的一个漂亮小厮安排在这里，照顾杨度的生活起居。杨度觉得住在这里很惬意。他早就想写一篇大文章了。过去钻研多年的君宪，本就有许多话要对国人说，再加上这几年实行共和以来混乱的政治秩序，更为中国的君宪制提供了许多有力的反面佐证。无论是为国还是为己，作为一个研究有素的宪政专家，杨度觉得面对着中国国体这个大问题，自己应该有比洋人更为深刻透彻的分析。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选择何种体制都没有一份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得仰仗洋人的鼻息，岂不可笑！

不过，杨度在酝酿这篇文章的同时也颇为脸红。自己虽然多年主张君宪，但在辛亥年那样一个关键时刻，又并没有挺身而出勇敢地捍卫这个真理，反而发表共和倡议书，又积极为袁世凯谋取民国大总统而奔走斡旋，从而招致别人的讥讽咒骂。时隔三四年，又改变共和的立场，重弹君宪老调，外间如何看待此事呢？不会说自己反复无常投机钻营吗？更有知内情的会说自己卖身投靠袁氏父子，甘为袁氏王朝的婢妾。想到这里，杨度不免又心虚起来。

他点燃一支洋式卷烟，又叫小厮给他倒一杯英国威士忌。他喝了一大口，将发虚的心强压住。心绪慢慢安定之际，他的脑子里再次浮现出碧云寺夜数罗汉的情景，浮现出明杏斋里师生对坐研究帝王之学的岁月，浮现出马王庙胡三爹的三次测字，他认为自己无论从才具，从命数，还是从机遇来看，都应有宰相之分。从唐内阁到孙内阁，之所以没有掌阁，乃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必为宰相无疑。现在，应该说时候已到了。古往今来一切大事都是人做出来的，而人要做出大事，必须先要有其位，谋取宰相之位正是谋取为国家办大事的必备条件。有了这个位子之后，才可以从容施展自己的平生抱负和学问，将导致中国富强的宪政实行出来，将能执行这套宪政的人才起用出来，这不就是为国家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吗？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衡量他的价值，最终应当以他对历史作出的贡献为标准，至于这中间所使用的手段以及所夹杂的个人目的，是不应该作为主要的因素的。何况变更主张，其手段并不恶劣，至于想做宰相，这个目的也决不卑鄙。从秦汉到前清，哪个办大事的人不想做宰相？诸葛亮、曾国藩那样的圣贤都还想做宰相哩！

这样一想，杨度又想通了。他拿起笔来，郑重地将题目写好：君宪救国论。

“晳子，大作写得如何了？”袁克定满面春风地从外面进来。

“还没有动笔哩！”杨度指了指摊开在桌面上的稿子。“刚刚才把心里的结解开。”

“心里有什么结？”袁克定觉得奇怪。见小厮正给他端茶上来，猛然想起，心里说，“是的，真正是我粗心了，世间的男儿都爱美女，像我这种爱俊男的毕竟不太多。我应该给他安置一个妙曼美女才是。”

他接过茶杯，笑嘻嘻地说：“不要有什么结，安下心来写好这篇大文章，我再给你寻一个开心吧！”

杨度没有明白袁大公子的话中话，说：“我已解开了，不必再寻开心了，我们来谈谈这篇文章该如何写吧。”

“我正是为这个而来的。”袁克定得意地说，“我昨天突然想到了一个好方式，这篇文章采用枚乘体如何？”

“你是说用答客问的形式来写。”

“正是的。”袁克定放下杯子说，“近来报上登的那些谈论国是的文章都是死死板板的，从开篇到结尾议论发到底，一副铁着脸皮硬着喉咙教训人的姿态，让人见了生厌，读来乏味。昨天偶读枚乘《七发》，顿觉兴味大增。我想，晳子就是今日的枚乘，也来做一篇《七发》吧。我做客，提问；你做主，回答。一问一答，把个君宪救国的大道理通俗地说透彻，如何？”

“太好了！”杨度兴奋得神采飞扬，刚才谢安式的宰相庄重弃之脑后，露出枚乘式文人的本性来，“就开始，就开始，提哪几个问题，你想好了吗？”

杨度忙提起笔来，正要写，又放下：“芸台，你干脆坐到我对面来。”

“行！”袁克定高兴得一时忘记了大公子的尊严，自个儿端起椅子坐到杨度的对面。“我想好了几个问题，都是大家所关心的。没有提到的，你再补充。”

“好，你说吧！”杨度重新提起笔。

袁克定将思路略为梳理下，摇头晃脑地说：“我先这样问：晳子先生，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削平内乱，捍御外侮，国已安定，民已苏息，自兹以往整理内政，十年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强，与列强并立于世界吗？你就说：不然。若国家不思改弦更张，则富强无望。我再问：何以故？你再答：此乃共和之弊也。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国自此无救亡之策矣。我便惊问：何以如此？然后，你就将自己胸中的学问抖出来，大谈共和为何会使中国富强无望的道理。怎么样，枚乘老先生？”

“真有你的！”杨度大喜道，“我就这样回答你：共和以平等自由为基础，自由平等影响一切政治，尤以对军事影响最大。军事只能讲绝对服从，没有自由可言，一共和，则无强大军队，故强国无望。又共和将引起争夺大总统的动乱，数年一选总统，则数年一乱。国家一乱，富从何来？故共和富强无望。”

袁克定拍掌道：“答得好。我又问：那么共和立宪有望吗？”

“也无望。”杨度断然答，“中国人民智识低下，十成之中九成九的人不知共和为何物。中国百姓如同散沙，只有靠强有力的君主才能将散沙凝结起来。现在行共和制，中央无威望，官吏们皆存五日京兆之念。老实者但求无过，贪狡者乘机狗盗鼠窃以裕私囊。元首一职因常换人，故在位者亦无长久之心。这样一种泄泄沓沓的局面，何望能立宪？故立宪无望。”

“好啦，话说到这里就可以转弯了。”袁克定俨然一个老八股塾师似的。“共和否定得差不多了，下面再把君宪推出来。我来问：这也无望，那也无望，中国不就亡国了？你就答：不然，一行君宪则都有指望。”

杨度笑道：“正是这话，行君宪则国家有救了。中国数千年来政体皆为专制，但因为无好宪政，故积弱至此。此时若有英主出现，确立宪政，以与世界各国争霸，实空前绝后之大事业。那么此人即中国之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也。”

袁克定端起茶杯，一边饮，一边想。他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我再提一个问题：刚才说因为争夺大总统一位，国内将起战乱，现在约法规定大总统候选人已从三人之中挑一。如此则不应有内战。你如何回答？”

“这个也好答。”杨度不假思索说，“之所以定三人，就说明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若有，一人就行，何须三人？而我们现在放眼看中国，倘若大总统龙驭上宾，举世滔滔，还能再找出一个像大总统这样的人吗？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必然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三人之间必起争斗。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多得很。而君宪则无此种现象出来。因为君王死了，只有太子即位。哪怕这个太子再不济事，但他身分所在，别人不敢觊觎。故皇位接替之时，国家大致安定。其原因就在此。所以中国一定要行君宪制，不能再行共和制。”

这几句话说到袁克定的心窝里去了，他霍然站起说：“晳子，这篇文章就这样写，我也不再提问了，下面由你自个儿提自个儿答吧！五天以后我来取。我相信你这篇文章必定会是一支百万雄师，将一切反对者镇压住，确保帝制顺畅通过。我一定为你在大总统面前请功。”

说完兴高采烈地离开了石驸马大街洋楼。

袁克定走后，杨度开始正式写作。他精神亢奋，思路泉涌，一肚子君宪学问，如同决堤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地宣泄在纸笔之间。他把与袁克定的对答的几个问题加以拓宽掘深，以奔放而又严谨的文字将它们固定下来。然后再来几个一问一答，指出清室的立宪是假立宪，结果是悬立宪之虚名，召革命之实祸。民国初创的立宪完全操在民党之手，而民党之立宪也是假立宪，他们是借立宪为手段来达到革命之目的。又说，他与不少革命党首领交谈过，他们也认为今日中国人的智识程度不宜多行民权。既然如此，革命党是明知故犯，是欲借宪政来削弱政府的权力，使之不能统一全国，好为他们的第二次革命做准备。从南京政府取消到湖口起事，民党的一切行为皆是为达此目的。故前清之立宪弊在不诚实，民国之立宪弊在不正当。今后行君主立宪制，其立宪必要诚实正当。中国当今人民智识程度既然不高，则民权必然不可太大，要跟人民讲清这个道理。我们所奉行的应该是宁可少与，不可欺民。

杨度对自己所创造的“宁可少与，不可欺民”八个字十分满意。他认为自古误国者有两类。一类是腐败昏庸。这类误国显而易见，众皆愤恨。另一类是高调清谈。这类误国不大容易看出，有时还被认为是爱国。其实，将一种看似美好而根本不能实现的虚幻强加于国人的头上，只能使国人或坠入迷惘，或变为虚伪，其误国害民甚是不浅。作为一个政治家，诚实最为重要，欺骗最为不道德。望着这个杰出的“八字”创作，杨度仿佛觉得自己是古往今来最诚实的政治家。他十分得意地挥笔完成了全文，然后痛饮半瓶威士忌，陶醉在自我设计的“君宪救国”的梦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