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毓筠游说刘师培的事进行得十分顺利，几乎是一拍即合。刘师培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也是个图实利不重节操的人。他在北京虽有许多头衔，却无一实职，著书立说又卖不了几个钱，经济上比较拮据。刘师培的老婆爱交际好打扮，花费很大，常抱怨丈夫没本事，使得她在人前人后无脸面。

刘师培这些年是够气沮的了。他十八九岁便投身政治，前前后后弄过不少名堂，先是醉心秘密暗杀，后来又参加革命排满，再后来又办社会主义讲习所，最后又鼓吹无政府主义，皆一无所成。他与别人共事也难以协调。他与章太炎因为既是革命者又是学问家，原本很好，后来因为章说了他老婆的闲话而两人闹翻了。他对孙中山起先很是尊敬，不久又参与倒孙活动，大肆对孙进行人身攻击。他很早就参加光复会，以后却又和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大闹别扭，甚至暗中对陶进行盯梢侦察。到了最后好不容易看准了端方，谁知端方死于非命，自己也冤里冤枉地被关了起来。

自认为负绝世之才，混迹政界十多年，却一无所得，眼见别人一个个高官厚禄趾高气扬，刘师培已够自惭了，经老婆这样一抱怨一奚落，他更加颓丧。孙毓筠一说起筹安会，刘师培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在为袁世凯做皇帝鸣锣开道了，而袁的皇帝是一定可以做得成的，到那时新朝建立，论功行赏，至少可以入阁做个实权在握的总长。刘师培满口答应。他只提一个要求：从筹安会开办费中预支五万银元，他要用这笔钱去讨好自己漂亮的老婆。孙毓筠说这好办。刘师培便这样进了筹安会。

比起刘师培来，李燮和的进入，则让胡瑛多费了些口舌。

李燮和曾是一个勇敢的革命家和激烈的反袁派。早在十一年前，三十刚出头的湖南安化人李燮和参加了黄兴的华兴会。华兴会失败后，李燮和流亡上海，结识了陶成章，参加了光复会。不久李去了日本，在黄兴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刘道一等人发动萍浏醴起义时，李燮和与胡瑛、孙毓筠一样也回到国内，准备参与这次起义。起义很快失败了，他辗转去了南洋。在南洋以教书为业，并在华侨中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在陶成章掀起的倒孙风潮中，光复会南洋支部负责人李燮和也积极配合倒孙。广州起义中，李燮和捐弃前嫌，热心为黄兴募款，并回国欲参加起义。但起义旋告失败，他逃回湖南老家。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受黎元洪之命，他前往江南策划湘籍军警起义。

李燮和与上海青帮大头目陈其美一起发动上海起义。上海光复后，他被推举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他原以为可当上沪军都督，却不料此职被陈其美夺去了。李愤而去吴淞，自称吴淞分府都督，不受陈其美的辖制。那时江苏一省同时出现五个都督。章太炎建议李去都督号，改称光复军总司令，李接受了。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李燮和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那时正是南北议和之时，革命党中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光复会的首领们，都倾向于拥立袁世凯为推翻清廷后的民国大总统，独李燮和坚决反对。他在《时报》上发表一封给孙中山的公开信，指出革命党不应与北方停战议和，议和已使革命党内部出现了争权夺利的不良现象。此风若漫延，将有可能使革命党重蹈洪秀全的覆辙。李燮和还明确指出，从甲午之战、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到目前的武昌起义，这一段历史已充分证明袁世凯是一个玩弄权术反复无常的小人，决不可信任。

然而后来时局的发展完全与他的愿望相反，孙中山退位，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他的北伐理想也成了一场春梦。总司令当不成了，他再次回湖南。宋教仁血案后，他从湖南来北京参与调停。袁世凯聘请他为总统府高级顾问。

袁之不记前嫌的举动，使他颇为感动，孙中山的退位使他失望，黄兴、李烈钧的二次革命也使他失望。李燮和比较来比较去，还是认为袁世凯才真正具备干大事的气概，能够稳定中国局势的目前还只有袁一人。

胡瑛对他说起筹安会，准备再推出一个皇帝来，李燮和感到突兀，不想参与。后来想到，若是拥戴袁做皇帝成了功，向袁求个湖南巡抚，整个中国管不了，把家乡湖南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也不错。有个十年的时间，湖南一定可以治好。

他把这个想法跟胡瑛说。胡瑛拍拍他的肩膀，笑道：“老兄的胃口不算大，当个湖南巡抚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包在我身上！”

但李燮和对袁世凯并不信任，要求袁给他一个十年湘抚的亲笔字据。胡瑛觉得为难，告诉杨度。杨度与袁克定商量。袁克定说我来替他写。于是袁克定给李燮和立了个字据，偷偷地将老子的印章盖上。李燮和得了这纸保证，放心了。他怀着做十年湘抚的美梦参加了筹安会。

现在是六个人了。孙、胡、李是民主革命的元戎转而支持帝制，这是有相当号召力的。严复是中国第一号西学大师，拥有千千万万的崇拜者，他也支持帝制，可见帝制应推行。刘师培的名声虽不太好，但他的学问大得很，如此大学问家支持帝制，可见帝制是有根据的，这些人袁克定都满意，但他还想再添一个人。此人便是袁大公子一向崇敬的梁启超。

梁启超的才气、学问、识见、资历自然是不用说了，除这些之外，他现在还是进步党的领袖，拥有一个实力很大的政党。若梁启超也支持帝制，那这个帝制是绝对无疑可以在中国恢复了。袁克定跟杨度商定后亲自给梁启超发出一封请柬：定于七月七日乞巧之夜在小汤山宴请文化界名流，恳请任公大驾光临，并有专车接送。

梁启超一向不大与袁克定往来。在他看来这位大公子并无真才实学，却又热衷政事，他心里有点瞧不起。但袁克定的特殊身分，又使得同样热衷于政事的梁启超不敢得罪。何况这次大公子出面是邀请名士饮酒谈风月，他怎好不去？

傍晚时分，德国小轿车载着梁启超来到小汤山，杨度出来迎接。自从袁世凯向杨度颁赐“旷代逸才”匾额后，梁启超更看出了杨度与袁家的关系。此时此地见到杨度，他并不觉得意外。刚进客厅，袁克定便出来热情地打招呼，大家坐下喝茶聊天。一会儿，一个服饰鲜美貌如倩女的男仆出来，请大家入席。梁启超有点纳闷：其他人呢？他们怎么不出来见个面打个招呼呢？来到后花园，只见花木丛中有一张圆桌，桌上已摆满了各种杯盘菜肴，桌边有三张高背红木靠椅。袁克定客气地请梁启超入座。

梁启超奇怪地问：“其他人呢？”

袁克定笑道：“没有其他人了，我只邀请你和晳子两人。”

梁启超想：晳子如今已成了袁家的人了，这么说来，他今夜就只邀请我一人了。这位芸台公子请我来做什么呢？

袁克定举起酒杯说：“今夜是七月七日，传统的乞巧日。月色明媚，风清气朗，二位都是当今的大才子，大忙人，平时难得有空，今夜我做个东请二位来小汤山休憩片刻，谈谈天，叙叙旧，也是一番人生美好的情趣。来，我们先干了这杯，再慢慢地边喝边聊。”

大家都一口喝了杯中的酒。

梁启超笑道：“大公子如此雅兴，真令人高兴。你的小汤山别墅我还是第一次来，楼阁如此精美，花园如此清幽，又配上这月色佳肴，今宵可谓良辰美景俱全。”

杨度说：“我与卓如有两次难忘的饮酒，一次是戊戌年在长沙，一次是癸卯年在横滨。”

梁启超说：“是呀，提起来仿佛如在昨天，却都是十多年前的旧事了。岁月过得真快呀！”

袁克定说：“二位是多年的至交好友了，但愿今夜是你们之间第三次难忘的饮酒。”

“只有在一起饮酒谈话，才最令人难忘。”梁启超说，“怪不得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三人都笑起来。

杨度说：“我们前两次饮酒，蔡松坡都在场。这次芸台兄不知道，不然今夜也请他一道来就好了。”

袁克定说：“是呀，我可是不知道蔡松坡与你们二位还有这么一段情谊。不然的话，今天非把他请来不可。”

“松坡不善饮。”梁启超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了什么，略停片刻后说，“何况这些日子他心情不好，说不定请他，他也可能不来。”

“他遇到什么事了？”袁、杨一齐问。

“他们夫妻吵架了。”

袁克定说：“据说蔡夫人最是贤惠，她怎么会跟松坡吵架？”

“不但夫妻吵架，连母子都闹翻了。老夫人站在媳妇一边，指责儿子的不对。”

“这是为什么？”杨度放下了筷子，好奇地问。

“哎，这是松坡自己不检点。”梁启超以师长的口气说，“松坡过去一向持身甚严，不料进京后被一班子阔少带坏了，最近常常去八大胡同，说是给云吉班一个名叫小凤仙的迷住了。”

小凤仙交上了蔡锷，怎么没听富金说起过？杨度在心里说。

“哦，这真是新鲜事，想不到松坡这小子外表正正经经的，骨子里也懂风流。”袁克定乐道。他对此等事最有兴趣，且按下正题不说，先听听这段艳事吧！“任公，你是他的先生，他与小凤仙的事，你一定清楚。这里没外人，说出来给我们听听！”

梁启超点起一支烟，一只手慢慢地理着稀疏的长发，脸上微微地笑着。原来，蔡锷混迹八大胡同结交小凤仙，完全是他们师生共同策划的一场大戏的前奏。

蔡锷来到北京后，并没有达到袁克定和杨度所预期的效果，他遭到了北洋系权要的排挤，袁世凯也对他不太信任，虽处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的高位，实际上并无一点权力。时间一久，他发现自己呆在北京，如同一只被锁在金丝笼里的鸟雀，心中十分苦闷。梁启超很能理解这位抱负不凡的学生的心情，劝他毋烦毋躁，安心供职，等待时机。不久前，他得到了一册《君宪救国论》。读了这篇文章，再联系到京师其它动向，他已经摸到了当前政治的最敏感处。就在这个时候，梁启超也读到了《君宪救国论》。梁启超以他特有的敏锐，早在此文出来之前，便已从各种迹象中看出袁世凯有帝制自为的企图。今年春天，他回广东为父亲祝寿，回京时绕道去了南京，与冯国璋谈起这事。冯对袁想做皇帝的心思甚是不满，并表示，倘若袁做了皇帝，他们之间二十多年的交谊就算断绝了。从冯的态度中梁启超看出，袁一旦称帝，北洋旧系就会分裂。袁早已结怨革命党，之所以仍能站稳脚跟，就凭着北洋系。到那时，革命党就会以一个最好的借口来报昔日之仇，北洋旧人也不会支持，外遇强敌，内遭分裂，袁世凯还不彻底垮台吗？

师生俩人在这件事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梁启超为学生谋划：必须尽快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回到云南去，但要袁放其出京，决不是一件易事，先宜以放浪形骸自甘堕落来消除袁的猜忌，然后趁放松戒备时伺机出京。于是便有了蔡锷逛八大胡同的事出来。

蔡锷结识了小凤仙后，发现小凤仙不仅色艺双全，且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很多方面超过了自己的妻子。蔡锷爱上这个风尘女子，假戏真做起来。这样便招致了蔡夫人的不满，老夫人也看不惯。蔡锷不能向她们泄露天机，又想到借这个机会把她们逼回湖南去更好。自己孤身一人在北京，遇到合适的时候抬脚就走了，也省得有后顾之忧。

当梁启超看到今夜只有他们三人时，他便猜到了宴饮的真正目的，他正要借此模糊蔡锷的形象，为下一步的行动铺下道路，便笑了笑说：“松坡本来对戏院妓寮从没兴趣。有一天几个朋友对他说，你住北京，不看京戏，不逛八大胡同，等于白住了。松坡到底年轻，血气正热，禁不起别人的诱惑，先是去园子里听戏，不料一听就上了瘾，赞不绝口，说京戏是最好听的音乐。那些朋友说，你去去八大胡同吧，去了你就知道，八大胡同的女人是最好玩的女人。”

袁克定禁不住插话：“松坡怎么看？”

梁启超答：“自从结识了小凤仙，他真的就完全赞同了这些朋友的说法。其实，这是他的见识不广。”

袁克定笑道：“正是的。咱们任公见的女人多了，自然不会像蔡松坡这样死心眼儿。”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袁克定无意中说一句实话。一代人杰梁启超在这方面也并不是很检点的。流亡日本时，有几个既艳丽又有才情的东瀛女子倾慕他，常与他往来。近来他又与一个名叫花云仙的名妓关系密切。夫人比他大好几岁，对此事采取宽容的态度，所以夫妻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

见引火烧身了，梁启超忙转移话题。他望着杨度说：“晳子，我好久没有去看壬老了，听说他对国史馆不满意。你这个副馆长要好好襄助恩师。”

杨度说：“湘绮师近来常发脾气，有两件事他最恼火了。”

“两件什么事？”梁启超问。

“一是许多人都要往国史馆里钻，或是托人关说，或是毛遂自荐，狗屁不通的人，一个个都自吹有马、郑之学，韩、欧之才，弄得湘绮师哭笑不得，说一个清华之地倒变成名利渊薮了。外面的人钻山打洞要进来，已延聘的一批编修却又不安心在馆里做事。因为财政部每个月都不按时拨款来，等到十天半月后来了，又总要短三成五成的。这便是湘绮师的第二个烦恼。他说编修们天天向他讨钱，好比县太爷向差役索求逃犯似的，八十多岁的人了，还受这个耻辱，何苦来着！”

湘绮老人这个自嘲的比喻打得新奇，把大家都逗乐了。

袁克定说：“我听人讲，国史馆的权都握在壬老的女仆周妈手里。晳子知道吗？”

杨度当然知道老师与周妈的关系，也知道周妈贪财好货的脾性，但他不能在外人面前说起这些有关老师的不光彩的事，便摇摇头答：“我这个副馆长只是挂挂名而已，从来不去，也不知究竟。不过，想必湘绮师不会让周妈插手馆里的事。”

梁启超笑道：“晳子不要为老师辩护了，壬老与周妈之间的关系，可是眼下京师文人们茶余饭后最为时髦的谈资啊！”

袁克定也听到了不少有关这位老名士与周妈的绯闻，但话题若转到这上面，只怕是说到天亮还说不完，煞费苦心地把梁启超请到小汤山，尽说些这种风流艳事，岂不是舍本逐末？必须就此打止。他举起酒杯，对梁启超说：“不要难为晳子了。他一个做学生的，岂能议论老师的房闱之事？喝酒吧！”

又对杨度说：“来，不要误了喝酒的大事。”

杨度明白，喝了一口后问梁启超：“卓如兄，你近来在忙些什么？”

“还不是忙着为《大中华》杂志撰稿的事。”今年正月，中华书局筹办的《大中华》杂志出版，聘梁启超为总撰述，与之签订了三年的契约。梁启超估计袁克定会有什么事要他办，他是不愿卷入袁氏帝制自为的漩涡中去的，便预先打下埋伏。“陆费逵这人精得很，尽想从我身上多榨油水，稿子安排得紧紧的，弄得我一天到晚脱不了身。”

陆费逵是中华书局的总经理，袁克定、杨度与此人也很熟。

袁克定说：“陆费逵前不久来约晳子写一篇关于国体的文章，眼下关于国体的事众说纷纭。”

“共和国体已实行四年了，不是很好吗，为何还要议论国体呢？”梁启超故作惊讶。

“共和国体虽已行四年了，但弊端丛生，有识之士皆认为中国不宜将共和制推行下去。”袁克定转脸望着杨度说，“晳子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跟任公说说。”

杨度说：“早在日本时我们一起研究中国的制度，大家都认为中国应向日本学习，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想必卓如兄一定还记得。”

梁启超说：“我一向是主张君宪制，不赞成革命的，这点与晳子的看法一致。但辛亥年革命成了功，共和制度既已建立，全国都接受了这个选择，我当然只能服从民意，故回国来襄助大总统。晳子，你对共和的拥护比我积极得多哩，又是发表宣言，又是南北奔走，你是共和的功臣。”

梁启超有意点出辛亥年杨度的表现，杨度听了脸上一阵发烧，幸而月光底下大家都看不清。他喝了一口酒，压住心头的羞惭，说：“我那年赞成共和，也是一时失了定见，随了大流。现在看来，共和实行了四年，正好反过来证明我们过去的主张是对的。”

梁启超做出一副诚恳的神态问杨度：“请问共和制有哪些弊端呢？”

杨度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君宪救国论》来递了过去：“我近日写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分析了共和之弊，君宪之优，还请卓如兄你巨眼纠谬。”

梁启超双手接过，装出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说：“晳子真行，什么时候写了这部大著，我得好好拜读。”

袁克定说：“还是晳子对国事研究得深，我从这本书里得到不少启发。”

杨度说：“共和弊病，简言之，一为不可能建立强大的军队，二为不可能建立有威权的政府，三为野心家开启了竞争最高首脑之门。总统选举之年，必将是国家大乱之年，数年一选举，数年一大乱，中国则永无宁日。第四，国家一乱则给外国列强干预中国提供了口实。”

“哦！有这样严重吗？我可没有想过哩？”梁启超像是自言自语。

袁克定望着梁启超说：“卓如先生，你是中国第一号政治学家，家父一向推崇你。今日请你来此晤面，也就是想当面问问你，你对当前的形势如何看，中国究竟宜行共和，还是宜行君宪？”

酒席吃到这个时候，主菜终于上来了。梁启超觉得这个态他很难表。他当然是反对推翻共和复辟帝制的，因为这是逆人心而动，必不会成功。但他又知道袁氏父子做皇帝心切，杨度也在一心谋取新朝宰相之位。此时给他们头上泼冷水，定遭他们的反感，万一像前向拘囚章太炎那样将自己秘密扣押，就会影响与蔡锷商定的大计。

想到这里，梁启超举起杯子放到嘴边，慢慢地说：“你们知道，我一向是研究政体而不甚致力于国体的。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关键在立宪，真正有一个好的宪政，不论是共和制也好，君主制也好，都可以导致国家强盛；反之，若不能立宪，则无论哪种国体都是空的。目前中国的症结不在哪种国体，而在于速行宪政。”

袁克定逼问：“任公，你说说，欲保证中国速行宪政，是行共和制好呢，还是行君主制好呢？”

面对着大公子咄咄逼人的气势，梁启超颇难招架。他放下酒杯，摸了摸宽阔光亮的前额，看着早已变凉的满桌山珍海味，迟疑良久后说：“这样吧，我回去好好读读晳子的这本大著，然后我再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

“也好。”杨度知梁启超心里为难。他不想追逼，因为这不是一句口头上的承诺就可以起作用的。他对梁启超说：“卓如兄，近来我和严又陵先生、孙少侯、胡经武、李柱中、刘申叔几个人发起了一个研讨国体的学术团体，亟盼我兄也能参与。”

“行，行。”梁启超忙说，“晳子是提倡君宪救国的，又陵先生也公开说过共和制不宜中国，想必其他几位也是和你们持相同主张。我回去后一定细细读你的大著，如果你说服了我，我当然会参加你们的学术团体。你还记得那年在时务学堂的举杯盟誓吗，只要有利于国家，我们都要互相支持。”

杨度笑道：“痛快！我一向知道卓如兄是一个痛快人，筹安会等着你来领导哩。”

袁克定知道再硬逼，梁启超也不会明确表示态度，他心里生出一个主意来：“春上任公回粤为令尊大人祝寿，据说寿典很隆重热闹，我事先不知道，也没有送礼，很是对不起。令尊高寿几何，身体想必很康健？”

梁启超说：“多谢大公子关心，家父今年六十六岁。托大总统洪福，身子骨尚好。”

袁克定说：“六六大寿，是人生一大喜事，我这个做晚辈的应当补礼。”

梁启超说：“不敢当，不敢当！”

袁克定起身走进内室，一会儿出来，手里拿着一张支票，对梁启超说：“这是一张二十万银元的支票，请任公不要嫌少，就算我的一点心意。明年把老先生接到北京来住，我为他老人家祝寿。”

梁启超不料袁克定有此举，背上冒出一层冷汗，他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只得说：“大公子盛意我祗领了，家父生日已过，就不必再破费了。若大公子执意要表示的话，待明年家父到了北京，我请大公子在小汤山别墅家园里办几桌酒如何？”

袁克定说：“明年的事明年再说。这张支票，任公务必请收下。”

杨度也劝梁启超收下，梁启超只得勉强接过。

这一夜，小汤山袁宅客房里，梁启超一夜没合眼。心里想：袁克定、杨度拉自己入伙的心迹已暴露无遗，贼伙不能入，贿赂不能收，而且还要在报上公开发表一篇堂堂皇皇义正辞严的声明，与他们划清界限，我要做顺应时代潮流的功臣，决不做倒退复辟的罪人。

第二天一早，梁启超将二十万支票扔在枕头上，然后坐上德国小轿车回到城里。他在天津有一座宽绰的洋楼，当天下午，便带着家小离京去了天津。

几天后，梁启超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文章之一《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在《京报》上赫然登出，力斥帝制之非，表示即使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他一人也断不能赞成的斩钉截铁的坚决态度。同时又发表一篇《上大总统书》，规劝袁世凯决不可行帝制做皇帝，否则背信弃义，必为友邦所讥，为国人所诟。但愿袁以一身为开中国将来新纪元之英雄，不愿袁以一身作中国旧奸雄之结局。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及《上大总统书》两文如同两颗重磅炮弹炸在中国政坛上，在全国各地引起惊天动地的轰鸣。冯国璋特地从南京赶来北京，当面问袁世凯到底有没有改国体自做皇帝的打算。

袁世凯断然否定，十分诚恳地说：“华甫，你我都是自己人，你还不了解我？我是绝对不会做皇帝的。你想想看，我如今和皇帝有什么区别？说穿了，做皇帝无非可以传子孙，而做总统只一代为止。我根本没有把位子传下去的想法。我的长子是个残废人，六根不全，还能登九五之尊吗？老二想做名士，只好吟诗作赋，给他个排长我都不放心，还能把国家交给他吗？老三是个土匪，老四是傻子，老五只够做个教书匠，其余那些儿子都年幼不懂事，哪一个都不是管理国家的料子。华甫，你是读书人出身，应该知道中国历代的帝王家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明崇祯临死时愿世世代代不投生帝王家，是所有末代王朝皇帝的心里话。我每读史至此都很恻然。我今年五十七岁了，我袁家从曾祖开始，连续三代没有人活过六十岁的，我还有几年在世上可活，我会将这份罪孽留给子孙吗？”

冯国璋说：“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只是将来您功德巍巍，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推也推不掉。”

袁世凯坚决地说：“我决不会做那种傻事。我有一个儿子在英国伦敦读书，我已叫他在那里置一点产业。如果到时有人硬逼我做皇帝，我就出国到伦敦去，从此不问国事。”

冯国璋见袁世凯说得如此恳切，就不再说这件事了。

袁世凯拍拍冯国璋的肩膀，亲热地说：“华甫，你现在中匮乏主，我家里的女教师周坻学问好，人品端正，正好做你的内主，只是已过了三十，年纪稍大点。你如不嫌弃的话，就娶过去吧！”

冯国璋早就听说袁府内眷有一个长相好文章也做得好的女教师，他去年死了太太，也是需要一个主妇，听了袁世凯这么一说喜不自胜，满口答应。冯国璋离开北京后，逢人便说袁项城一定不会做皇帝，现在有人提倡君宪救国，那不是他本人的意思。

袁世凯打发冯国璋后，随手批了一张八十万元取款单作为筹安会的开办经费。梁启超和进步党的反对并没有起什么实际作用，袁克定和杨度依然我行我素。

八月的京师秋高气爽，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这一天，“筹划国家治安会”的招牌，正式在石驸马大街洋楼大门上悬挂起来。有袁大公子的暗中支持，有八十万元巨款作为后盾，筹安会的成立仪式举办得隆重而气派，不仅杨度本人过去所发起的“国事共济会”“共和促进会”不能望其项背，就连这些年来京师商界的集会也远不可比拟。政事堂以下各部各院各局无一缺漏地送来了贺匾贺联，张作霖、倪嗣冲、段芝贵、阎锡山等一大批拥有实力的地方军阀都打来了贺电，前来祝贺的达官贵人、巨商富贾、各界名流、报刊记者络绎不绝，把个宽阔的石驸马大街堵得水泄不通。特为从长沙前来就职筹安会办事处主任的方表，指挥一个庞大的招待系统应付各方来客，忙得团团转。除严复外，筹安会发起人中的其他五位都出席了成立仪式，在一片热气腾腾中接受大家的恭贺。

下午，春华楼、京华楼，萃华楼三家酒楼全部被筹安会包了下来，各路佳宾在这里品尝汇萃了全国各地特色的珍馐美食，在觥筹交错醺醺欲醉之中高谈共和制的不适宜、改行君主制的必要和紧迫。入夜，大家又都涌向吉祥戏院，京师时下最跑红的花旦鲜灵芝主演的《玉堂春》吸引了满座酒醉饭饱的看客。诗癫易哭庵多次带头鼓掌喝彩，时不时地站起来高喊“亲娘”“亲娘”的，出尽了风头，招来众多的笑骂戏谑，也使筹安会成立之日的兴头达到了沸腾的顶点。

第二天，京师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发起筹安会宣言书》。宣言书一打头便说：“我国辛亥革命之时，中国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政府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

接着举了近来南美中美共和各国始于党争终成战祸的例子，又引用古德诺的话：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尤宜采用君主国体。

宣言书最后说：“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望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

过了几天，京师各报又在显著位置登载了一则筹安会启事。说本会成立以来，要求入会者繁多，形势迫不及待，故简化入会章程。又推举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

筹安会成立之始这一系列非同凡响的举动，在京师官场学界引起了许多人的疑惑：中国的学术团体向来都是冷冷寂寂的，除开圈子里的几个人自命清高自我陶醉外，社会照例是不大理睬的，无任何气势可言。这个筹安会既是个发挥学理的团体，何来如此气焰，怎么可以这等阔绰？

国史馆里的众编修们也如此悄悄地议论着。这批饱学而不失几分迂腐气的书生，常常有倡办学术团体切磋学问的想法，无奈银钱短缺人心不齐而又常常告吹。对于那位挂了副馆长的名而从不到馆视事的筹安会理事长，编修们个个是既艳羡又眼红。这个神秘莫测的旷代逸才，究竟凭着什么本事赢得袁大总统的如此垂青？

这背后的一切，只有年迈而精神依旧矍铄的馆长心里清楚。学生眼前所做的事业，正是他几十年心血凝成的学问的重大实践。只差一步，他本人一生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标，就要由弟子来达到了。本来，作为帝王之学的研究大师，作为平生以管、乐、诸葛自许的国士，湘绮老人应当为杨度今天的出息而由衷欣慰，并应全力支持。但是，他没有这样，他正在为学生的狂热的行动捏着一把汗。在他看来，学生面临的并不是成功的高峰，而是失败的深渊！他寻思着要对这个书痴作一番规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