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翁老那天上午跟着出版社的一批人给总理送花圈时看到的壮丽情景。人民英雄纪念碑几乎被各机关、学校、工厂送来的大大小小的花圈埋起来了。周围的松篱上挂满小白纸花，像是覆着一层白雪。悼念者都是主动地、情不自禁地来的。

这当儿亚回来了。原来张家三姐妹各做了几样拿手好菜，连晚饭都留他吃了。亚被划为右派前，我们还带着荔子到张家去过。一九五七年以后就断绝了来往。

老大回京后，坐在家里等候分配。插队期间他写了首民歌题材的长诗，江西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写信请他去南昌改稿，所以四月间他不在北京。荔子有空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去抄诗词。后来有人告诉我，倘非“四人帮”倒台，她的处境已很危险了。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上刊载了“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并以本报工农兵通讯员、本报记者的名义，发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说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还说什么“首都工人民兵一百多人被打伤，重伤十余人。警卫战士被抓走六人，多人受伤”。

几天后，一个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年轻姑娘来看亚，详细地讲了她目睹的现场。这分明是当局利用手中之权镇压群众。她说，棍棒打过去，血流遍地，广场是盖上沙子后清理的。

我们又一次从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谁是谁非，他们看得一清二楚。

六月间，朱老总去世。对老百姓的震动虽不及总理那次大，但广泛流传着关于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时，“四人帮”的爪牙故意把冷气放低，致使他患了肺炎的说法。又一位好人离去，而那帮野心家却个个活得欢势。

七月下旬，我出差到长春，住在东北师范大学的招待所里。半夜里，整座房子猛烈地摇撼起来，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地震！一看表，是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连窗玻璃也咯嗒嗒地响个不停。我披上衣服，趿拉着鞋，跑下楼梯，一个箭步窜出门厅。街上已拥满了人，但谁也不知道震中在哪里。

吃早饭时才传来消息说，大地震是在唐山发生的。下午，大批伤员一批批地运到了，将所有的病床都占满了。缺胳膊的，断腿的，伤势都不轻。医院开始动员家在本市的病人出院，以便为灾区伤员腾床位。

傍晚，接到亚的电报：“安然无恙，勿念。”事后才知道，北京也有不少危房倒塌，造成伤亡事故。我们那个“门洞”却巍然未动。

火车不通了。我生怕困在这里，好在组稿任务已完成，便请东北师大的同志代购机票，于三十一日飞回北京。民航机不够用了，空军派出军用机，大力协助。来时曾飞过唐山上空，只见偌大一座城市，浓烟把天空都遮暗了。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一年到农场去探望亚时，我曾四度在这座煤都搭火车。此刻，颇想从空中遥遥凭吊一下。但飞机却偏偏有意绕行，据说为的是不让人们看见震后惨状。

翻开七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为了不接受国际援助，故意将地震的级数报低了。明明是八点三二级，国外也老早就测出来了，党报在头版上却是这么报的：“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七点五级。”又写道：“受灾地区人民群众已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

飞机是在南苑机场着陆的。在这非常时刻，空军的服务还真周到。特派出大轿车，把旅客们一一送到离自己家最近的地方。我是在十四条下车的。只见满街都是地震棚。回到“门洞”一看，窗户上贴着一张纸，是亚的笔迹，写着：“住户暂移居宽街光电研究所避震，有事情到那里去找。”

“门洞”里，亚在桌上给我留了个字条，说街道上要求大家都住地震棚，不许在屋顶下过夜。研究所的地震棚已经没有空位置了，要我去找出版社商量。

厨房的炭饼炉也熄了，我到街上去买了些桃子，对付了一夜。次晨亚骑车回来了，他估摸我已经抵京。他不让我一个人睡在“门洞”里，非要陪我到出版社的宿舍去想想办法。他到社里去打听过，说是各宿舍都搭了地震棚。

于是，他用自行车替我驮着行李，陪我去东中街。路上他告诉我，地震的第二天又下起瓢泼大雨。院子里副教授一家，回了故乡广东。里院的房主则携家眷到上海去投亲靠友。好友丁化贤打发她的大儿子丁援冒雨将亚和我姐姐接到光电研究所的地震棚。

来到东中街宿舍，果然在附近的空地上搭起很大的地震棚。两排长长的统铺，还有值班的，秩序井然。但是这些共事多年的同志们对我非常冷淡，说这里只能容纳本宿舍的人，叫我自己另想办法。

我想起亚在英伦三岛避难的往事。他和英国人一道在地铁站台上躲纳粹的飞机。英国老百姓并未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排斥他。而我，不但是这些人的同胞，还是同一个单位的人呢。

我蓦地想起，在这座宿舍里，我还有个小友孩子毕竟比大人单纯一些。她是荔子在向阳中学的同学，自学日语，我曾辅导过她一两次。我和亚便登门拜访。她对我很亲热，并悄悄地告诉我，地震棚里有一家三口人，已买好火车票，当天下午就动身回沪。我找到地震棚的负责人，把我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她，并且说：“空出三个人的位子，总能容纳我一个人了吧？在最边上给我腾出一点地方就成。”

她的第一个反应竟然是质问我：“是谁透露给你这个消息的？”

我说：“这我不能告诉你。”

看来，这位负责人也很为难。大家都想趁那三个人走掉的机会睡得宽敞点。当晚会不会有地震，我会不会由于未能住进地震棚而给砸死，与大家风马牛不相及。负责人当然不肯为了我而得罪一大片，就又跑去商量了半天，最后才勉强同意在边沿上给我腾个床位，并一定要我答应绝不挤着人家。

亚看见我终于有了归宿，才放心地骑车而去。

我利用这段时间，为全家人拆洗了被子，晾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每晚才回到那个床位睡上几个小时。

到了八月下旬，街道上忽然下通知，命令拆除地震棚。只两天工夫，大街小巷和空地上五颜六色的塑料棚，像魔术一般消失了。听到小道消息，说是主席病重，拆地震棚是怕举行追悼仪式时有碍观瞻。可是九月初，我又被动员到新华厂去校对“大字本”：《李白诗选》。那几年，出版宣纸线装的“大字本”几乎成了文学出版社唯一的任务，说是毛主席指定要看的。可是敲锣打鼓刚把书送到中南海，九月九日下午四点，突然奏起哀乐。

记得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我曾陪亚到天桥剧场去看苏联“小白桦树”舞蹈团的告别演出。预定七点开演，但到八点了，也不见动静。我便四下里打量着，只见约第十排那儿空着不少座位，我们后面也整整空着一排。我正思忖：这么难得的票，怎么居然有这么多座位白白空着。忽然观众起立，掌声雷动，毛主席进来了。许多人都往前拥，我也随着人流，不由自主地冲到前排，几乎伸手就能摸到毛主席的衣服了。我那时刚刚二十八岁，这一次的经历使我意识到，自己在一定场合下，完全可以沉浸在个人崇拜的激情里。当时，他在我心目中确实是位慈父。待我回到自己的座位，发现我们后面那一排，已坐满了一批穿制服的人。这才恍然大悟：他们是保卫人员。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毛主席在给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中曾写道：“三月一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播，发各地登载。”（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5劫难终了

十月七日刚一上班，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就边说“搞阴谋的人没有好下场”，边走进办公室。他和他的一两个心腹一直在交头接耳。我当然不愿凑过去听，怕自讨没趣。下班后奔回“门洞”去告诉亚，他说翻译组一如往日，没见动静。我本来是个任何时候都能工作的人，唯独这一天，可沉不住气了，神不守舍地坐在“门洞”里等啊，等啊。晚饭后，亚的一位好友专程跑来告诉他“四人帮”被捕的大好消息。

八日，到处都在传抄各种内幕消息，其中最多、最热闹的，莫如有关江青的一些传闻。我天天回家去，把当天复写的材料交给亚一份，又把他从翻译组抄到的材料带到出版社去和别人交换。直到这时亚才告诉我，三十年代他和唐纳曾在《大公报》共过事，在一个办公室，两个人的桌子还挨得挺近。四十年代末，他在香港还见过唐纳一面。

十月十八日，这件大事才正式公诸于世。

“四人帮”垮了。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用红字通栏大标题醒目地标出：“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我们二人都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庆祝游行，并且预感到命运在改变。

转年秋天，翻译组解散，人员回到各个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为亚预备了办公桌。外文部领导居然也来“门洞”拜访，请他自九月一日起正式上班。七一年亚在双抢时因冠心病猝发而倒在田里。我当时被安排在另一组，不在场。包括这位领导在内的学员们竟无一人理睬，还是从新疆来的一位学员家属把他搀扶回来的。

一九七三年一月以来，亚所梦寐以求的是到外文部来当个编辑。然而临到节骨眼儿上，他却决定不来了。

就在亚预定上班的头天下午，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说了句对亚很不友好的话。其实“文革”以来，比这难听十倍的话，我都忍受过来了。那位仁兄正因为说惯了，就又脱口而出，甚至根本未考虑到这会伤害我的感情。

我思忖：过去虽然也在同一个出版社，但亚是在另一座楼里办公，根本见不着面。今后在同一个部门，成天听人们对亚品头论足，那叫我怎么受得了。我当即说：“单凭你这句话，萧乾就不能回来。如果他非回来不可，我就要求调走！”

我回家后一说，亚接受了我的意见。刚好他在翻译组为商务印书馆校订着一部稿子，就提出借调到该馆去，继续完成这项工作。商务当然是求之不得。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的创刊人黄沫同志约他写《斯诺与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此，他重新拿起笔来，一写就是十年。

一九七七年夏天恢复高考，大学的门向一切人开放了。在平谷县插队的桐儿，在没有时间复习，一天也没误工的情况下，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笔试。但是一起插队的一个“红五类”出身的小伙子，幸灾乐祸地对他说，他肯定通不过政审这一关。公社委托这个小伙子管理档案，他看见桐儿的体检表上写着父亲是摘帽右派啦，祖父是县官啦，竟把我的祖父的事也安到桐儿头上去了。桐儿还沮丧地专门为此事跑了回来。亚当即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桐儿的祖父是东直门的守门人，祖母当过女佣，出身城市贫民。看来查三代，祖父母比外祖父母来得重要。此信由我连夜复写出来，一式两份。一份由桐儿送到三里河有关单位，另一份我天明就动身，乘长途汽车送到平谷县的招生处。居然奏了效，桐儿被北师大英语系录取了。当时，胡风等人尚未平反。诗人绿原告诉我，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在体检这一关被淘汰的。看来所谓体检，其实就是变相的政审。

一九八六年在美国，桐儿读了爸爸的《搬家史》手稿后表示异议，说：“爸爸，你可能是为了和知识分子做对比，故意把农民写得那么宽厚吧？我插队的最后一段日子，真不好过，不少老乡把我当成‘地主狗崽子’。”

三个儿女当中，数桐儿最开朗。我还一直以为他很顺当哩，原来他晓得我们背的十字架已经够重，所以有苦始终瞒着我们。

分配到中学去教书的老大，这时也凭着自学跳过大学这个阶段，考上了人民大学研究院中国古典文学专业。老二荔子却在这时病得无法参加考试。她辗转到上海和成都求医，治了四年的病，又花了两年时间拿到了大专院校自学成材的文凭，终于取得了赴美留学的资格。

时来运转，一九七八年我们告别了“门洞”，全家迁到天坛旁边一套三居室的楼房。一九八三年，我们把豆嘴胡同房屋上交给房管所，又换得了目前这坐落在玉渊潭附近的大楼里的套房。亚说，人生几何，不能将时间精力都花在为住房而奔走上。千千万万知识分子还住得那么狼狈，他再也不进一步改善了。

(尾声)

写完我们共同生活过的这段日子，共同分享过的喜与忧，如果就此搁笔，好像有点“秃”。同时，也觉得好像言犹未尽。我感到读者也未必愿意我就这么搁了笔：亚在把回忆录交出去之后，曾说：“我不再写自己了。”我呢，这部书稿完成之后，也不再谈他了。这回索性就来个淋漓尽致吧。

前边十四章有时序管着，不会紊乱，这一章写起来，就难免拉杂些了。相信能得到读者们的谅解。

1他希望有个家

亚自幼孤单，直到中年，没有过稳定的家。婚后，他始终把我的家人当做他的亲人。我家里的几个人，性情、兴趣各不相同。可能是由于长年当过新闻记者的关系，亚和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共同话题。

我妈妈的性子急躁，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有不顺老人家心意的时候，然而她同这位女婿从未红过一次脸。

我的三姐常韦自一九六二年起就与我们共同生活。她人很聪明，不幸在辅仁大学念三年级时，因骑车摔伤足部。一九五六年动手术前，一直架着拐。多年来，无论住得宽还是窄，他们相处得都十分和谐。亚曾说，他把三姐当成他的亲姐姐。姐姐最喜欢种花和看书。亚也爱花。以前他每晨散步，必路过一个农贸市场。他常带盆花给她。来了书报，他总让她先看。每逢有新客人，他从不忘记介绍她是“家里的台柱子”。有时请她去邮局寄什么东西，就风趣地称她作“邮政部长”。亚把他那部一九八六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负笈剑桥》献给了“常韦三姐”。他说，没有她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我们二人都不可能有这么理想的写作环境。

亚和我那个在新华社工作的大弟弟学朴一见面就谈时事。他关心学朴的两个女儿，教她们英文，并带她们去参加一些外事活动，为她们提供练习口语的机会。住在“门洞”的期间我因心情不舒畅，有一次和学朴闹别扭，写了一封吵架的信投到邮筒里。亚竟顶着朔风，抢在邮递员头里从东北城骑车赶到西南城我弟弟家去，对他说：“五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在气头上怎么不中听怎么说，其实一会儿就过去了。收到那封信，你千万不要介意。”

我很懊悔因自己任性而害得亚跑了这么一趟，从此就收敛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