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在江西赣州邂逅蒋经国先生的始末

公刘

(引子)

粗略数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先后居停过的城市，大大小小，总不下数百座之多，这其中，还不包括水路旱路上的一宿之缘。

我，简直像个云游僧了。

而在这数百座城市当中，对我的一生，始终发挥着关键性影响的，唯一的就是江西赣州。

当一切的劫难渐次隐入生活的幕后，我便不禁屡屡兴起怀旧之思：再去赣州转上一趟！想念之情是如此强烈执着，随着岁月的推移，简直成了令人彻夜反侧的最大企盼。

1938年，赣州对我没有这等重要。1945年，赣州对我没有这等重要。如今已是1993年了，距离1938年有半个多世纪了，显然，我绝对不可能再活半个世纪，于是，在我昏花的眼前，赣州的图像反倒愈来愈清晰而生动了。我乃陷入了类似垂暮之年的老者，渴望一亲青梅竹马芳泽的可笑心境。

1993年6月2日傍晚，我和赣州终于重逢。只有我自己，才能品味出这份忧乐糅杂的酸甜苦辣，并且测定它的重量，检析它的质量。

说来话长。

然而，事无不可对人言

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蓄谋灭亡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政权，终于打响了罪恶的第一枪。一个月后，8月13日，上海又燃起了熊熊战火，江南震动。

作为一个颇具规模的空军基地城市，8月14日，南昌便遭到了敌机的狂轰滥炸。我当时就读的百花洲小学立刻沦为一片瓦砾。市民们由于从无空袭的体验，氛围格外的紧张、骇人。母亲带我暂避农村，借栖一枝。等到父亲在中山路（府学前）生顺祥瓷庄的后进，也就是我们家当时向福建会馆租赁的住所厅堂正中，撬开地板，挖了一个小小的防空洞，生命安全似乎有了某种程度的保障以后，我才重新回城，插班进入第二临时小学，即原棉花市小学，念了一个学期，便高小毕业了。

上海于苦战三个月后弃守。但上海的沦陷，丝毫并未削弱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到处响起了歌颂以谢晋元团长为首的中国军队，誓死扼守闸北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之歌》。人人涕泗滂沱，我很快就学会了这支歌。我开始懂得了什么是国仇家恨，什么叫成仁取义。

由于汉奸的出卖，日军从背后包抄，攻占了江阴要塞；紧接着是南京陷落，发生了死亡三十万人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太阳旗卷着血光，一路沿着长江向西扑来。

马当要塞失守。九江失守。南昌危在旦夕。

父亲供职的江西省立戒烟（鸦片烟）医院，决定南迁赣州；我们举家也就随之告别故乡。

这时，正值1938年的盛夏。

母亲和我搭乘一条不大的木船，溯赣江而上，途中曾在吉安小住半月；待到打前站的父亲寻妥了住处，才又回头采接我们，继续买舟前行，攀缘过状极惊险、悬如天梯的万安十八滩后，碇泊赣州。此时秋季已届，新学年的招生考试也过期了，我只得失学在家，成天无所事事，嬉耍度日。

我家在赣州先后住过两个地方。起初是落脚于介乎赣州公园与大成殿之间的一条非常短非常安静的至圣路，租了一爿倒闭歇业的门面；听说原先是家油漆铺，还保留着一块“范吉顺”的招牌，我想，这店主人应该是姓范罢。每当月底交房租的日子，就总有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汉子，出现在我们家。这人镶着两颗亮灿灿的金牙，操一口音调悦耳、并不费猜的本地话。过了许多年，我才发觉，赣州话和贵阳话、桂林话，发音极其近似。民间传说，这都是王阳明为官讲学时大力推广的，号称“西南官话”，难怪这么好懂了。

在至圣路大约住了半年光景，范老板又打算自己另做别的买卖了，而我父亲也觉得住处离戒烟医院太远，上下班不方便，两厢情愿，解除了租约。我家迁往南市街33号临街一座带阁楼的小屋住下。这是后话，不忙提叙，还是回到引发故事的至圣路去。

深秋。一天，我照例上大街闲逛，偶然发现了公园围墙上贴着一张告示，正文不多，长长的一溜头衔倒挺复杂；它写道：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抗敌宣传队开办抗战歌咏班，欢迎各界男女同胞踊跃参加，年龄不限，职业不拘，集合地点暂设xx路（老路名我忘记了，现名北京路）xx茶社，练歌时间为每日下午6时至7时。我当下大感兴趣，没有征得大人的同意，便飞也似的跑去报了名。我自幼热爱音乐，嗓子又好，视唱（即不用先哼会曲谱，张嘴便能直接按谱唱词）能力强更是我的过人之处。小学时代，年年断不了登台表演，从《葡萄仙子》到《渔光曲》到《大刀进行曲》。抗战爆发后，学会的新歌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而且无时无刻不挂在嘴边，如今有了个大唱特唱的正经去处，何况还可以学到更新的歌曲，何乐而不为呢？

通过报名，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叫做新兵督练处的机关，就在赣州公园里边的励志社内，离至圣路我家才不过200米。为什么我竟压根儿没听说过这个新兵督练处呢，一来恐怕是它才从抚州搬来不久，二来是本地人叫励志社叫惯了，也没有人去分辨当中起了什么变化。提起励志社，方向我还是模模糊糊知道的。报过名以后，就愈发明白了：公园中间，偏左地界，那两幢紧挨着的西式小洋楼便是。

两幢洋楼，各派各的用场。靠南的一幢是抗敌宣传队队部，内设排演厅、饭堂，楼上是男女宿舍；北面毗邻的另一幢，才是蒋经国先生领导的新兵督练处。蒋先生的正式官衔是副处长。有的资料载称，新兵督练处于1939年才从抚州迁来，不确。

这时，我还不认识蒋经国先生。他的留苏同窗好友、主任秘书徐君虎先生，也未进入我的视野；而根据上帝的安排，我必得通过徐君虎先生这座桥梁，才有可能走近蒋经国先生。

事后回想，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命运对我作微笑状，于是我懵懵懂懂迎上前去，甚至于不无洋洋自得之意。我太小，我还不明白，命运之神的两排漂亮的牙齿，完全是吉凶难卜的怪物。一旦它不高兴了，它是可以咬人的。从我报名之日开始，一大群男女队员，便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她）们将我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向我提问，考我。当他（她）们发觉，这个小鬼不但不怯场，而且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普通话，又居然随便拿起任何一份歌单（那时流行一种活页的铅印歌谱，当然是简谱，不是五线谱），都张嘴就唱，大致也能哼个八九不离十。尤其令他（她）们大为惊讶的是，我能准确地分辨出高音、低音、渐强、渐弱、休止、顿音、装饰音、滑音等等符号，乃至能掌握18的切分音符。这一场“表演”，简直令所有的围观者骇然变色，有的女队员还发出了夸张的尖叫声。

一个身材颀长、五官端正的青年男子，对我自报姓名，仿佛对待他的同龄朋友那样庄重严肃：“我叫张明，往后，你就管我叫张哥哥或者张明哥哥，都成。”接下去，他率先离开了他的业务范围，表示了要求进一步了解我的其他情况的愿望，比如，家庭身世，父亲的职业，工作单位，我本人的文化程度，是否在校，以及“从哪里学到这么多音乐知识”等等。我一一照实回答。另外一个比较老成的男青年，矮矮胖胖的，似乎还长着一对“斗鸡眼”，也拍着我的肩膀，极带感情地询问（他的嗓音原来这么好听！这使我不去注意他的“斗鸡眼”了）：你会打拍子指挥唱歌吗？我老老实实承认不会。他立刻说，“没关系，我来教你，你很聪明，保险一教就会的。到那时候，你也可以成立一个歌咏队，教别人唱抗战歌曲了。”他的这番打趣，把大家都逗乐了。不过，我当时并不曾认真，反而有点害臊，以为不过是拿我开玩笑，随便说说而已；谁料想他说到做到，我还真从他那儿学会了打拍子，等到日后进学校读书，果然派上了大用场。他的名字叫苏群。每天傍晚练歌，正是他担任指挥。

就这么一阵子工夫，我认识了这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我简直说不出有多么高兴。至今仍旧记得牢名字的有：罗琳、朱琪星、程懋炽、葛彼得、费善初、张北宗等，以及不久便接替苏群，前来主持歌咏队日常事务的另一个小伙子，皖南籍的崔xx；这个崔某，为了争夺漂亮的朱琪星，同葛彼得成了情敌。也许他们都认为我太小，不满十二岁，人事不知，这种公开化的三角关系，竟然谁也不忌讳我的在场，尽情宣泄；甚而至于要我去替他们传递信件，并进而向我了解朱琪星的反应、表情之类。回忆起这些，虽属琐屑，倒也颇为有趣。

二

我和抗敌宣传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之间，来往日益频繁，感情也日益深厚了，其中尤以队长张明和女队员罗琳二人为最。张明的确切籍贯，我没有细问，现在根据口音回忆，该当是保定一带的人。他不但音域宽广，音色浑厚，是一名出色的歌手；还常见他活跃在篮球场上，往往和同样身着背心、裤衩，大汗淋漓的处长蒋经国先生一道打球，又是一名命中率很高的投篮手。他专诚登门看望过我的双亲。我父亲对他的评语只有八个字：憨厚，地道的北方人。我父亲在北方待过，他这样说是有理由的。罗琳则生就一副男性的大骨架，也像男人一般性格豪爽，可又有一张秀气的脸盘，红扑扑的，配上一双会说话的黑葡萄似的眼睛，还有那迷人的微笑，热情而又体贴；路过我们家，她总要进去看看我母亲，我母亲也必定是她前脚走后脚就跟着感叹：你这个罗琳姐姐，谁要娶上她做老婆才真有福气哩！罗琳还特意带我去照相馆合影，我依稀记得，她脱去了灰军服，穿着一件紧身黑毛线衫，愈发衬托出青春的饱满曲线，搂着我，笑着，笑得很甜。后来，她在送给我的相片背后，写上了“小弟弟”这类的字句。这张相片我一直珍藏着，同我和万水生跟徐君虎先生的三人合影一道，在解放后的1955年肃反审查中，被人搜去，再也没有归还。

张明十分不幸，那么结实的身体，居然猝死于来势凶猛的“痨病”（肺结核）。我十三岁时，在报上发表的第一首“诗”，就是怀念他的悼亡之作。我很希望找到这首“诗”，费了很大的劲，却始终查不出来。否则，无论对死者，对生者，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纪念物。

罗琳，估计是地下共产党员。多年以后，听人谈起，她在某一个黑夜，跟自己的爱人、青年文化服务社的一位经理，躲过了搜捕，双双潜逃成功。往后，就再也不知道她的下落了。罗琳姐姐如果还健在，该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真希望她能读到这篇文字，也祝愿她享有一个平安的晚年。

还有一个数年后忽又重逢旋即被战乱冲散的人，他就是程懋炽。其时，他已改行吃粉笔灰了，而且恰恰进了吉安青原山国立第十三中学，任初中一年级国文老师。不过，我已经是高中生了，他没有教过我的课。我从侧面了解到，十三中的总务主任熊正屿先生，是他的老泰山，也正是出于熊的保荐，他才得以进入教育界。而按照十三中的第一流师资水平，他的学历怕是远远不够的。教书期间，他给我的印象是心地善良，性情懦弱，从不过问政治；不知何故，五十年代初，竟被遣返新建县的老家“修地球”去了，迄今死生不详。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怎么也会变成“反革命”和“清洗对象”？实在无法想象。

另外，费善初也曾见过一面。蒋经国先生改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之后，他进了专署，当了什么科的科员。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费善初，以及旁的宣传队队员们，都被冲刷到哪里，已是无从打听了。

再回头谈自己，当年一度充当纯属义务性质的编外“递补队员”的往事。

怎么会有“递补队员”一说呢？

原来，抗战歌咏班开办之初，我除了每天准时赶到那爿由一个南昌难民经营的茶馆，跟着大家一起练歌外，还往往被宣传队的大哥哥、大姐姐拉去他们队部玩耍。请读者原谅，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得将茶馆里的音乐活动，扼要地加以介绍。这爿茶馆卖的是“寡茶”，所谓寡茶，就是用茶碗托托住一只带盖的瓷盅，里面泡着带梗子的粗茶，如此而已，什么点心也没有。因为这爿茶社属于小本买卖，并不兼营麻团、白糖糕、脚板薯米果和豆巴子的；每日来此喝茶的茶客，几乎全属引车卖浆者流，他们以卖苦力为生，身居社会下层，也吃不起什么糕点。茶客们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虽则不一定每天都光临。因此，每当教唱抗战歌曲的时刻，那光景还是十分动人的。不管是不是像我这样，正式报过名，即或偶然碰上一回，都会自动应声而起，跟着众人齐唱；也许五音不全，也许荒腔走板，都没有关系，不会有人笑话的。谁不恼恨日本鬼子啊？有的被害得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有的被害得生活不安，衣食难保，这是不存在已经沦陷和尚未沦陷的界线的。那气氛，那情绪，真正是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啊！人和人，一谈就拢，彼此都非常体贴对方，似乎贫富高下愚贤的区别都消失了。谁都认定只有一个敌人：日本侵略者；谁都认定，只有打跑东洋佬，中国才有救。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那些日子，多么单纯！多么明朗！多么充满生机！充满希望！

无奈，这样的好时光，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烟消云散，而且，永远也休想它再回来了。

下面，再拉住缰绳，让感情的野马回到我要说的事情上来罢。

忽而一日，队长张明跑来我家找我：“小弟弟，帮个忙行不行？”不等我问清是什么事，他又只顾说下去，看来果真是迫在眉睫，必须马上答应的样子。他告诉我，宣传队组织了一场义卖公演，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和化妆表演唱《流亡三部曲》等；问题出在《流亡三部曲》，需要儿童演员。上台的时候，不但要脸上抹黑油彩，还得故意换上特别破烂的衣裳，再背着个小包袱，拎着个小竹篮什么的，“大家都说，你演这个角色最合适不过了。就算是客串罢，就当一回抗敌宣传队的‘递补队员’罢，小弟弟，答应我，好吗？”

我母亲在一旁，听了这段“求”我的话，觉得很长脸，便抢先替我应承下来：“宣传队看得起他，他有什么为难的！别个想上台，怕你们还不要哩。”

第二天，“递补队员”正式参加排练。

兴许是我们的全身心投入，虽说不过是平常的排演，连彩排都不是，却唱得十分动情，吸引了隔壁正在办公的不少干部（幸勿误会，“干部”一词，并非自1949年后才流行，其原始出处，不是苏联，而是日本，蒋经国先生就经常使用这个词）前来围观。待我下场，迎面走来一位个子高大、腰杆挺直，身穿黑色皮夹克、黄军裤的男子。此人年约三十出头，但头发已趋稀薄，牛山初现，一管窄窄的鼻梁，配上炯炯的目光，笑眯眯的，很可亲的样子，显然他同这班宣传队员不是一类人。这个人弯下腰来，亲切地拉住我的手，问道：“小鬼，你是哪里人？多大岁数啦？姓什么叫什么？”幸亏我不怯生，更不知何谓大官，大大方方接应对答了。不料，他的下一个问题，却引起了周围全体演员的大笑。他问的是：“那么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进抗敌宣传队的？我怎么不知道呀！”大哥哥和大姐姐们七嘴八舌，介绍了我的情况，有的干脆把我叫做“递补队员”，并且说：“‘递补队员’是不上花名册的，徐秘书你当然不会知道！”我被笑得有点不自在，不免心中暗想，这个“递补队员”的雅号，到底是张明哥哥创造的还是别人发明的？

同时参加排练的，还有另外一个男孩子，他叫万水生，年龄与我相仿。这个被称作徐秘书的高个子，对他也同样了解了一遍。看来，徐秘书非常喜爱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