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楔子)

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运动只在有限的阶层、局部的领域进行，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还只是远方的一阵闷雷、一片乌云，人们尚不能像吉普赛人那样，能从咖啡杯中的积淀物里读出某种预言似的运动含义。

那么从1957年开始，运动便像巨大的冰山一样，一块块隆隆地浮出了水面，从而使我们的民族和几代知识分子的现实与前景，在受到深刻的战栗之后，愈来愈感到彻骨的寒意。

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老少有礼，进退有仪，世风典雅，民情醇厚，人们以诚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去开创自己美好的未来。共和国列车靠着炉膛边挥洒的理想与创造的光芒，汽笛里鸣响的铁锤与镰刀的交响，在世界的瞳仁里前进得并不缓慢。

那么从1957年开始，运动便频繁地像原子弹那盘踞高空的厚重、灼热的蘑菇云，以越来越大的面积，蒸发掉人们品格中那些传统的宝贵养分，道德不久沦为孤城，城头上虽也有永不撤退的战士，可的确凤毛麟角，即使是学贯孔孟又沐欧风美雨的某些文化巨擘也在仓皇出逃……

运动以贪婪的血舌，篡改着我们社会生活的辞典，并以一种不可理喻、颇似邪教的强大力量，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将我们的国家推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中期多次指出

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

从1957年开始有一些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1957，是历史，像一个去哪里贪杯的狱卒而不小心放出来的魔鬼；还是在历史的禅机里，早已确定的一道不管你怎样虔诚也无法绕过的苦难的门槛？

1957，所反映的仅仅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史、一部中国民主党派史的重要章节；亦或是一部我们民族的文明进程史中，一个重大得今天我们还必须去鼎力完成的课题？

为此，接下来，后人们的目光必然要投向1958年。

如同我们愧对1957年一样，我们也愧对1958年。

关于它们，直到今天，在出版事业花团锦簇空前繁荣的国内，也依然未见一部正史。

我只能在岁月的河床里挖掘出一些残简，它们显然色块斑驳，线条粗犷，少了理性一气呵成的明澈、意象如镂似刻的细腻；有的还像电影里的蒙太奇镜头，似乎与1958年若即若离，离1958年忽近忽远。但它们铺陈一体，却能在历史迤逦而又风烟弥漫的长廊里，凸现出我眼里的1958，一个大约能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1958，一个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的1958……

纷纷抖去身上的虱子

1958年，在中央统战部，开年的头一件事，大概就是会同中组部、中宣部等有关部门，在知名的民主人士中，选择了96名右派分子作为典型，拟出对他们的处理意见，并报中央转发各地参考。

加上十几天前结束的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定的归中央处理的着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已经达到了200多人，其中除三位政府部长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外，还有民革中央副主席龙云、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黄琪翔、民进中央副主席林汉达、九三学社中央主任委员许德珩、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等人。在这200多人里，绝大多数被撤职、降职、开除公职，直至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只有个别人免于处分。

这年的1月13日至26日，中国各民主党派连着召开会议，像抖去身上的虱子一样，纷纷撤去了被定为右派分子的领导者的职务。以民盟为例，5个副主席里，被撤职的有2名，中央常委里被撤职的几乎达到了一半，在中央委员里，这个数字则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全国，只有2万多人的民盟，却有5000余人因被划为右派而遭致各种处分。

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国务院关于撤销章伯钧的交通部部长、罗隆基的森林工业部部长、章乃器的粮食部部长职务的决定上，盖上了自己神圣的大印。

作为政治家，即便在旧中国的政治风浪里也表现得游刃有余的章伯钧、罗隆基，从此消失在新中国的政治漩涡里。除去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这一空职外，两人所有的职务均被免去，开始了漫长而又郁闷的家居生活。章伯钧由行政三级降为七级，按这级别，仍有小汽车配备，仍住原来的住房。罗隆基因为态度不好，工资由四级降为九级，小汽车没有了，但仍住乃兹府胡同。

像一封受了潮的爆竹，两人再也不争吵了，彼此脸上挂出的都是无奈、怆然的苦笑。因为难以排泄的孤独感，还有无稽之谈的“章罗联盟”，双方都有了某种惺惺惜惺惺之意，当罗隆基多年的老友赵君迈作为全国政协的联络人，登门邀请他们和其他几位老友，轮流做东聚餐时，两人都答应了下来。

此后在和平宾馆，或是四川饭店，两人常常见面。餐桌上，话题似秋菊般恬淡、舒展，从天气变化到诗画古玩，从旧时野史到朋辈逸闻……一顿饭两三个钟头吃下来，时光便如流水一样在五指间汩汩地逝去。话题又有着工兵般的警惕，政治恍若一道倒了他们胃口的菜，即便执拗脾气难改、仍自比受冤的屈原的罗隆基，也不会将话题的筷子伸向这盘菜。

在撤职前夕的1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召来章乃器，在西花厅谈了一次话。对于后者，周恩来不可谓相知不深，作为当年深受共产党人称道的“七君子”之一，抗战时期章乃器去安徽主持该省财政，正是接受了周恩来关于协助在此活动的新四军的嘱托；建国以后，他在担任粮食部部长期间，工作勇于负责，多有建树，除毛泽东多次称赞粮食部是“后来居上”，周恩来也组织了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听取他介绍粮食部的管理经验。

章乃器在他的《七十自述》里，记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马上就要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两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是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材料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

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意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多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我现在开始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撤职后的章乃器，决意要履行他对周恩来许下的诺言，将家居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天手不释卷，读了大量的马列毛经典着作和各方面的专着，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此外的时间便花在了强健体魄上：气功，腰腿八段锦，每天还坚持做25个俯卧撑，又在浴室里摩擦全身二千多下，他的气功达到了很深的造诣，一呼一吸的时间可长达数分钟，一般的运动员也难以企及。他曾把自己对气功的领会写成了稿子，打算日后有条件时再整理出书……

一群迷途知返的“羔羊”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右派分子有30万。不久，又说有40多万。

次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改悔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认定，全国的右派有45万人。

这说明，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切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从指导思想上讲，虽然也说过“不可过分”、“决不要扩大化”，但更多的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过程中，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强调“深入挖掘”。机械地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这种明显的主观随意现象普遍发生，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了反右派扩大化的错误。（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二十年后，官方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2877人，又据说将一个省、一个省的统计数字加起来，全国被划右派的实在人数，已近百万。

与中央统计数字相距如此之远，其主要原因是，1958年春夏两季，不少地方面酣耳热，兴致未尽，又搞了一次“反右”斗争“补课”，强调“深挖细找”，给补划了一批。再就是当时作为右派给批了，处理了，却没有正式上报，乃至在档案里根本不见右派的材料，二十年水深火热，九死一生，当的却是一个冤冤枉枉的右派……

真是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上至省部级干部，全国共有4名省长、9名副省长被划为右派并解除职务，其中被开除党籍的，有浙江省省长沙文汉、青海省省长孙作宾、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等。连历来被誉为钢铁长城的人民解放军也未能幸免，全军共有7000多名军官被打成右派分子；下至大专院校、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中小学教师，为此有文件下达，要把已划右的小学教师的70％，调离学校，大约是想着不能让他们污染了孩子们的心灵。

北京大学现今的一位教授，“反右”运动时还是学生党员。他所在的党小组将班上该划右派的学生的材料报到系党总支后，对其中几个学生是否划右，党总支感到难以把握，于是总支书记要他和另一位学生党员，去参加了学校“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的一次会议。他的感觉是一大排人往那里一坐，俨然像当今学术委员会在开会评定职称，颇有民主讨论的氛围；其实却像阎王殿，众“判官”多为虚设，一锤定音的常是“阎罗”。该小组组长是校党委书记陆平，常务副组长是一位副书记，往往是谁的材料还未念到一半，陆平便发话了：“这还用讨论吗？”

那位副书记也立马跟着说：“行了，够划右派了……”

随后两人在某人定性为右派的表格上签上大名，轻快得好似洛克菲勒在以花哨的字体签出一张张支票，一个个年轻人的政治性命顷刻间便给“支出”了。

报上来的材料里，有的学生年纪太小，如中文系有个从浙江农村来的学生，只有17岁，一向沉默寡言，“鸣放”时经不住党员的一再动员，说了这么一件亲身经历的事：家里生活清苦，本指望靠院子里的几棵核桃树换点油盐钱，可核桃刚下树，便被村干部收走……对此类学生，在会上可能会引起几句讨论，表现出某种踌躇外，一般都是越划脑子越热。

能不热吗？上面认为北大是右派精英的麇集之地，倘若右派划得少了，只能证明领导者们右倾，何况罗隆基教授已作前车之鉴，因划右不力而被撤去校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从国家中央机关调来的陆平取而代之。犹如受命于危难之时的一员战将，陆平又怎会丝毫懈怠于这份高度信任呢？

这位教授记得，1958年春天，在北大搞的“反右”斗争的“补课”里，他所在的党小组，又把剩下的材料给抖落了一遍，从中又挑了几个出来。在第一批划了6个右派之后，这次又划了2个，已占到班级总人数的10％。不过是1956年秋季才入校的学生，神往已久的北大却成了他们青春的祭坛，他们小学和中学时代所有的奋勉、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憧憬，全做了这座祭坛的供品。

陆平终于发现再不断报上来的材料已经十分勉强，一次会上，他终于发话了：

“好了，全校已经划了800多名右派了，得关闸了，从今天起刀下留人！”

对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学生的处理，一般是三种情况：最严重的，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严重的，送去农村、工矿监督劳动，一到三年后根据表现回校恢复学习，北大的许多右派学生便被送去了京郊的门头沟煤矿，下到煤井里挖煤；少数问题被视为轻微的，在学校一边监督劳动，一边仍跟班学习。

我曾听说了这样一件故事

在安徽一个山区县的一所小学里，30多位教工里已打了4个右派。本来恍若桃花源中人，半个月看一回报纸，吃菜去墙边的地里摘，春天屋里也能爆出春笋，夜里在油灯下批改作业，只有难得地开上一次会，校长才会拎来一个擦得锃亮的汽灯……日子过得古老而又简单，“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对于他们，犹如外太空一样遥远。

与文明有遗忘的角落相反，在中国一旦涉及到整人的运动，便难有遗忘的角落，而且越是文明水准低的地方，常常整起人来越是激烈。

4个人里，有2个是在一次会上给县教育局提了几点意见，概括起来是县里领导对山区小学不关心。一个人是因为上课时忘带了一篇范文，偶然地回到家，看见乡长坐在椅子上正搂着他新婚的妻子亲嘴，犹如乡长搂着的是一根木头，他不动声色地退出去了，不料脚后跟不争气，碰响了门边放着的杂物……再一个教师，屡次三番地在班上批评一个吊儿郎当、已经留了两回级的学生，这学生在作业本上画了一把手枪，写明要开枪打死他，他愤而撕掉了这页。可他还是被打中了，开“枪”的是这孩子在县公安局当副局长的舅舅。

明白这一切的校长，对“温情主义”的后果也十分明白。

他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打了右派，可一进入1958年，他又满脸皱纹深得几近可以给萨达姆总统做战壕了，按县里下达的“补课”指标，学校又摊上一个。

大约正在这时，一个年轻的教师上门来向他汇报思想，这年轻人一年半前由地区师范分来这里，刚来的第三天便向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里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要以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的主人公为榜样，以自己的青春和全部知识，化为春日满山嫩黄、粉白的迎春花，去照亮山区孩子们无邪的心灵……

望着这个真这样做了的年轻人，校长晦暗的胸间，陡然也开了一束粉白的迎春花，他叫年轻人来跟前坐，这份少有的亲热，让对方一时间手足无措。他说：

“来，你来帮我出出主意，看这一个‘补课’指标给谁合适？”

校长扳着指头，一一点过：不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硬得似铜墙铁壁，就是人老实得像榆木疙瘩，山区里各方面条件艰苦，要撑持住这小学，还得靠这些“榆木疙瘩”；再不，上有老，下有小，真有个什么意外，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年轻人像是明白了什么，眼睛里一下泪光莹莹、热糊糊的，鼻子里却有些酸楚：

“校长，要不，这指标……给我？”

校长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如同他紧紧地握住了这年轻人的手：

“那就委屈你了。不过你还只有二十几岁，吃点苦也好，就算是党组织在考验你。等事情过去了，最多两三年吧，你再回到学校，我一定要让你入党！”

次日，年轻教师被乡公安特派员押送去县里，从此他再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