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得很认真，虽然我还想冲淡一下这种忧伤的气氛，但是硬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我之所以把葆琛的话，记得如此清楚，实因后来他对他自己的命运分析，大体贴近事实当然，他没有死在劳改队，而是活到了平反之后。说来也巧，他在平反之后的80年代，就与我在北京的团结湖为邻，他的工作单位在轻工业部设计院，我工作在北京和全国作协；由于昔日患难的友情极为深厚，往来颇多。在1993年的夏天，他终因心脏病两次开膛破腹，病故于协和医院，年仅58岁。十分巧合的是，他与我的母亲葬于同一公墓之内，因而每年清明，我去为母亲扫墓时，必去葆琛的墓前献花这是他在劳改队时就说过了的事，我牢牢记于心扉。

此外，另一件被他预卜到了的事情，就是在他那天倾吐忧伤之情不久，山西作协的杏绵大姐，便又有书信飞来。她说，作协评论家李国涛，与劳改局的头面人物有些往来，近几天内将去询及有关这方面的政策问题。信中叫我不要怀有希望，但他们是会为此事尽力的因为各地文联，都需要有创作实力的人才云云。当时，全场全力以赴地筹办化工生产的机器设备，我每天加班加点地干着“除锈”工作（因其设备大都是从其他化工厂运来的陈旧机器），化工车间的未来人员，每人手持一把铁锤，击落着管道上的斑斑锈迹，因而丁丁当当震耳欲聋的声响，从早上响到天黑。那是一件十分招人心烦的活儿，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由于从绝望中看到一点渺茫的希望，常常置耳旁的“杂音交响乐”于乌有。

我沉浸在反刍生活的快乐之中十几年内多少生活场景，像画面一样从我眼前流过。当然其中多是悲怆的乐章，但是回忆悲怆既是一种精神折磨，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因为它可以化眼前的喧嚣世界，于一片肃穆之中。我想的问题很多很多，从自身的囚徒生涯联想到中国历朝历代，对于文人的流放历史总是进步了不少，当今的劳役犯脸上不再刺字，虽然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株连，但没有昔日的满门抄斩（《折梦“桃花源”》中北京郊区公实社，一夜之间一百多口五类分子的血光之灾，发生在“文革”乍起之时，它虽然极其野蛮残酷，但毕竟在全国范围内，属于个别事件），如果像古代帝王那般，这个大辛庄农场的生灵，则不会存在至今那么，谁去大轮窑烧砖？谁去张家口学习化工？谁去生产机器零件？谁去设计化工车间的厂房？在丁丁当当的击打声中，我的思绪又从中国飞出了国界，想那沙俄时期的大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被拉到刑场上之后，才被沙皇赦免一死的吗……我自知这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平衡，因为只有找到这个法宝，才能有一点点自我安慰。

但是，阿q平衡法也有失灵的时候。那就是当我的思想坐标，移位到当今世界。比如，突然想起了美国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已经飞上了月球（偶然在报纸上见到），便立刻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颜色始自建国后的1957年人斗人的开始，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文革”后停产闹革命，全国都进人斗人的黑网之中。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开始了探索宇宙，我们却津津有味、没完没了地斗来斗去，不知何时何日方能休止。我们中华民族，将来在地球上如何生存？

不管想东想西，都是逃避震耳欲聋的“除锈”锤声之故。但是那种喧嚣的音乐，没有能听多久，不知从哪儿又吹来一股风，我们这些“双料货”，奉命迁移新的巢穴。昔日我去张家口学习化工，烧焦了头发和眉毛，等于是玩闹一场我们带家属的全部调往晋南的伍姓湖劳改农场。这是一次十分蹊跷的调动，可能农场出于甩包袱之故（带家属的有的生了第二代，生活上难于管理）。我们于1975年早春，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途经陕西跨过黄河，拐到晋南。记得那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跋涉，所以说其有趣，实因没有任何一个劳改干部押送。我们身着厚厚的冬装，背着沉沉的行囊，像是一群盲流，自由自在地在中途倒车，与乘车的公民第一次享受同等的待遇。

由于对我们的调动十分突然，我们又都住在场外的小村里，因而无法与众多友好话别。但是临上火车的前夕，姜葆琛还是跑到我和张沪住的小屋中来。他说，人挪窝活，树挪窝死。我们离开这青烟缭绕的化工厂是个喜事，他恨不得跟着我们一块走呢但是人的命，天注定，他想走没有路条，人家不放他走，奈何？

我们与他惜别。来大辛庄后，他是与我们来往最多的朋友。

“这回，你们也可以见到黄河了。”他说，“我往南逃的时候，过的是郑州黄河桥，你们要过的是山西与陕西交界的风陵渡黄河桥。好好看上两眼中国的祖母河吧，她会赐给你们好运气的。”

我心里挺难过的。姜葆琛之所以不忘黄河，还是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时的幽灵没死。逃跑时他见黄河落泪，此时此刻我们即将分手的前夜，他心中没有死的幽灵，又出来显圣了因而我对他的生命独白，无言以答。张沪忙着收拾杂什，顾不上跟他多说什么“黄河”之类的话；她只有祝愿他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当这个历史的黑夜破晓时，他的身体也像东升的太阳她在曲沃的那场生死之劫，使她的身体大不如前，所以这可以算是病号对病号的祝福。

我没有美好的语言与他话别，便把在煤矿翻黑了的一本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赠给了他。我说：“中的那只狗，在生活中磨炼成了狼群的首领；你没那两下子，但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你这个病号，比我更为重要。”

他并没有翻动我赠他的那本书，却石破天惊地说道：“维熙，我没有什么可赠你留念的；有一句话，就算是代替礼物的圣经吧：你有责任和义务，写下这一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底层生活记录。在我接触的同类中，你是最有条件留下这一宝贵档案的人。你们忙着收拾行装，我就不打搅了。”

他很感伤地匆匆离开小屋，我想他是流出了眼泪。

我送他出了村口。在村口他再次停下脚步，一字一板地对我说：

“还有两句必须说的话，如果你一旦调离劳改单位，记住，不要讲条件，在哪儿工作，都比当劳役犯强。”他说，“当然能去文联工作最好，到了那儿你有可能实现你的最大愿望。”

我说：“就目前的气氛看，要表现我们这一段生活历程，怕是还有八千里路云和月，‘八个样板’一浩然，不知要延续到哪个时辰呢！”

“你可以先写一些应时小卖的东西，这只是一个过程但是你不要忘记最终的极致，是表现真实的历史。鲁迅先生怎么说：‘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我们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下握别。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维熙，我坚信天快亮了！”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墨染的夜晚，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斗第二天我们就登上了火车。

伍姓湖我的最后一个劳改驿站

在一路的行程中，我仿佛是个流民的头儿，带着一群男男女女以及一两个娃儿，穿越河南西部，陕西北部；并跨越过陕西与山西分界的风陵渡黄河大桥拐了个大大的弯子，到了晋南。

对于风陵渡，我虽然与它初次见面，但是对这个名字却并不陌生。昔读唐宋诗词，曾有不少的文人墨客，在华章中提及到文津渡、浦津渡和风陵渡，在几百年前这些名字都还是黄河古渡。盛唐时期，曾经有过一座万吨重的四只铁牛当做基石的浦津渡浮桥但是随着黄河水患的频繁，那浮桥早已不在；改道后的黄河，连浦津渡的名字也消失了。在其周围及黄色的波涛里，埋藏着无数的人文历史故事。

我很喜欢到这儿来。我的生命如同一个黄河纤夫，在十分古老的河谷中，已然背纤而行近二十个年头了。作为一个黄河子孙，我渴望着看一看“老祖母”的身影，反刍一下它的历史，并用它的过去，想一想今天和明天，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是我第一个愿意来这儿的原因。其二，我的一个姑姑在浦州教中学已经数载，地图上告诉我，伍姓湖与浦州都属永济县界之内，有时间我可以寻觅一下亲人，以解忧愁，以悦身心。其三，化工生产总是与有毒的物体气体相伴，不仅伤人身心，还远离开自然地图上的人文景观，还告诉我，它西有《西厢记》中的莺莺塔，北挨着《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的关帝庙；因而，我把这次调动，看成是“忽如一夜春风来”的喜庆之事。

当列车穿越黄河的时候，已是落日西沉的时刻，我把全部的视力，都投向中华民族这条祖母河；但是让我感伤的是，不仅没有看到古诗中“长河落日圆”的雄浑风景，连黄河的滚滚波涛，也没有看见。两岸的黄沙延伸得很宽，中间那几条被黄沙分割开的水流，有的上面还覆盖着一层薄冰；即使是没有被冰层覆盖着的河面，水流小得也像是条条溪流，这真是让寻觅黄河的后代子孙为之心颤。

我对坐在身旁的张沪耳语道：“真想不到……竟是这副模样！”

她说：“山有老，水有老，流了五千年她累了，像个活着的木乃伊了。”

“可能正是枯水季节的缘故吧？”

“反正它已过了青春期。记得唐太宗游黄河时，曾留下这样的诗句：‘碧原开雾湿绮岭峻霞城烟峰高下翠日朗浅深明……’你就从最后一句，来推断当时的黄河，水是清的，现在可倒好，一片浊流，要是把全国大武斗的精力，放在治理黄河上，该有多好！”

她的记忆力极好，思维又十分敏捷，一下把黄河浊流与“文革”的浑浊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火车通过繁衍了五千年文化的黄河时，留给我的记忆。当时，我还联想起毛泽东曾经考察过黄河，并留下“河清有日”的孟浪之词多少年过去了，黄河一年比一年浑浊；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已然年迈体衰，忙于收拾“文革”的残局，还收拾不过来呢；怕是早已把当年的豪言壮语，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当时我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曾久久为毛泽东站在黄河岸边，深情地凝视黄河的目光所感动。此时，我真有了姜葆琛君路过黄河时的满腹悲怆之感我的祖国我的黄河在内心独自呼喊之际，我潸然泪下……

车过黄河后的第一站，就是永济县城。一辆卡车等候在车站上，没有武警，只有一名司机和一名劳改干部。

“死门”与“生门”

伍姓湖顾名思义，至少可以有两个意思：一、这儿姓伍的人家特别多；二、旁边还有一片不小的水泊。第一个含义很快得到了验证，因为我们的卡车经过的一个村子，村名就叫伍姓村至于那片应该有的水，我们却没看见。拉我们的卡车，一路向北，直到快出了农场的边缘，才停在一处只有几排房的空场。过了很久很久，我们熟悉了那块土地之后，才知道从我们的监舍向北走，原是一片芦草茂密的水泊；那儿曾栖息着大雁和许多候鸟。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大寨不知什么人来这儿看了一回，那块原属于自然的浅浅水泊，便在年把的时间内变成了旱田。候鸟不见了，大雁飞走了我们到那儿不久，还吃过一回雁肉。一只重二十斤的死雁，只卖两块钱那是来寻觅旧巢的孤雁，被农民捕获卖给我们这些“二劳改”的。这个劳改中队，一共百十口人，但大多数来自北京；原本是个男儿国，加上我们这些双料货，就成了一个“鸡叫狗吠娃儿哭”的世界。

劳改队的陈大琪指导员和袁中队长，大概是出于人道主义，很体谅我们这些拉家带口的新户，让我们搬进新窑洞去住（这儿的窑洞也和曲沃一样，外表看上去是平房，进门才知道是拱形的窑洞）；而那些男号包括正牌的工人和拖拉机手，都住在破旧的窑洞和平房里，这使刚刚到了新址的我们，感到“人挪窝活”的愉悦。

这儿被称为劳改三中队。进窑不久，就认知了一个定律：凡是有劳役人员的地方，都有右派。我能记下来名字的有：来自公安系统的周月明，在某大学教《西洋史》的吴土俄，地质部的老右魏石山（只记住了其号为石山，因他印章上刻有石山二字）；还有昔日在铁路系统的劳模李绵章，曾在京剧名伶尚小云剧团反串青衣的演员朱效梅剩下的一个，则是在1957年“反右”刚刚开始时，大名就上了《人民日报》的王臻他原是民政部的干部，“大鸣大放”时期在四川考察民政；出于帮助党整风之心，匆匆从四川回到北京。他坦诚地向党提出整改意见，几天之后就成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在劳改队中，尽管五毒俱全，又在一起生活劳动；但是知识分子与其他“四毒”，仍然如同泾水渭水，色泽完全不同所以很快，我和张沪就与“同类”中的几个，熟悉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最初与我和张沪接触的是魏石山，他不仅长于字画，还会中医。他见张沪体态虚弱，知其在曲沃的遭遇后，出于同情之心，建议她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

我和张沪对此都感到突然。当然能够离开劳改地盘，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但是我们各种办法都想过，唯独没有想到过走这一步棋。他说，这里的队干部及其家属，都常常找他看病他与总场医院也很熟悉，根据张沪的情况，被批准的可能性极大。特别是这里的管教干部，对知识分子都挺富有同情心；他在几个劳改单位改造过，这里的指导员陈大琪，是个很有见地的人。

经过我和张沪的观察，老魏所谈皆非虚言。因为从我们到这儿的第一天，陈大琪已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在对我们这些刚刚到达的新号，例行完了点名和分配窑洞之后，他突然对我招了招手，让我跟他走进他的办公室。当时我的猜想是，这支“双劳改”的队伍是我带队来的，他找我不过是询及一下每个成员的情况。意想不到的是，他让我在椅子上坐定后，却扯开了闲篇：

“你这个姓氏真少见，我生平只见过一回。”

我沉默地听着，不便随意答话。

“那还是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读到语文课本上的辅导材料，有一篇写一个农村女娃卖苇席的故事。作者的姓氏是从，名字叫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你这个‘从’是不是……跟他一个姓？”陈大琪两只眼睛审视着我，“你们还没有来，副档已经先到了这儿，知道你过去是搞文学的，那篇东西是不是你写的？”

真是恍如隔世，在十多年的劳改生活中，我早就把我青年时代写的一篇千字文忘光了。经他一提，我倒是当真回忆起来了它发表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后被纳入高小语文教学的辅助教材之中。想不到事隔多年，在这个黄河之畔的劳改队，被主管我的劳改队长提起。我只好点点头，回答他说：“是，那是我当年写的；您如果不提起它，我都忘了。”

“那文章我一直记得。”他说，“我是农村里长大的娃，爱读写农村的书。”

我点点头，心里也挺高兴因为让指导员知道我的过去，并不是什么坏事。

“从明天起，你出任中队的统计员工作。魏石山是搞宣传的，你不明白的地方问问他就行了。”他说，“你可以走了，有大事可以直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