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数字化生存使人们在瞬间即能获得来自全球甚至太空的信息，而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末期长达20多年里，中国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一种数字化生存，是将人全面地封闭在一个极为狭小的范围内，信息来源只有官方规定的一条渠道。

上面开列的那张单子，根据的是我生活的银川市地区在20多年数字化生存中的平均数。偌大的中国，生产状况肯定是不平衡的，因各地生产状况不同，各地的供应数量也不尽相同，但大体在那个平均线上沉浮。与此同时，奉行的又是“高就业低工资”政策，所有的干部工人，即我们现在称作“工薪阶层”的工资，一直保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在这很弱的支付能力之内，再将人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必需品的供应数量限制在最低限度，就形成对人的行为与思想最严厉的钳制，根本不另需别的什么法律条文来约束了。这种数字化生存，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的“将对人的支配和对物的分配结合于一手”的社会体制，是“亚细亚家长式统治”最好的温床。

试想，每家每户每人，天天月月年年，都必须仔仔细细地将自己的支付能力在一大堆标明各种数字的票、券、证中作出最合理的支配，将货币形式的工资在各种票、券、证之间作出最经济最符合数学的搭配，力求使自己在维持生命的基础上尽可能活得好一些，在这样的数字化生存中，他们哪还有精力和心思关注各种票证数字之外的事？怎么能再去“关心国家大事”？这种数字化生存很自然地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过自己小日子的专家，而不可能对世界和中国政治有理智的分辨能力。“国家大事”只能由领导者去操办，领导者指向哪里人们也只能走向哪里。人的全部脑力花在肉体需要上的时候，精神的需要只能由领导者来饲养了：“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但那时我认为领导者也未必了解中国。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显然已经失控。不论是从打倒政治对手出发，还是从真正为了将中国改造成一个崭新的国家的良好愿望出发，都毫无必要在亿万人民群众中挑起这场空前激烈的相互残杀，造成如此混乱的局面。到1969年，距发动“文革”已经过了3年，稍有理智的人都可看出这场政治运动逸出了发动者的初衷，除非发动者本人失去理智。而发动者当然是位伟大人物，绝顶聪明的天才，可是绝顶聪明的天才也不了解中国！以致政治绝对权力完全在握的时候也不能操纵自如。

这么庞大悠久复杂的中国，谁能奈何得了！

（四）统治者的宝典

我恰恰被排除在那种数字化生存之外，被排除在学习开会、讨论发言、听传达文件和“最高指示”等等的幸福之外。我不需要为各种票证的数字操心，我等于是一匹完全靠管理者喂养的牲口，给我吃多少我就吃多少，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衣服是管理者发放的，冬棉夏单，衣服式样连衣服的大小都不由我选择，维持我做为一个生物得以生存的衣食条件，都仅仅限制在使我能继续劳动的最低水平线上；“工业品券”“自行车票”根本就没有我的份；自1958年被投入劳改不久，我很快就把用肥皂洗脸洗澡和刷牙的习惯改造了，从此不用肥皂和牙膏；我抽的是土旱烟叶（类似新疆的“莫合烟”），那种老乡在田边地角种的烟草也不在数字化控制之内。生活上我没有资格分配到什么，无须过问分配的数字和数字的变动，内心反而比革命群众平静。既然不能学习开会，就受不到宣传教育的影响，与当时的“毛泽东思想”无缘，因而没有被煽动起来批判自己和斗争他人。内心的平静又加上了内心的冷静。在那场政治运动中无情地自我批判（“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和向他人作无情斗争的人们，很大程度的确出于一片狂热的真诚，就因为他们有那种学习开会受教育的幸福。诸如学习开会听传达文件和彻夜敲锣打鼓地欢庆发表“最高指示”等等形式的群众性社会活动，起着极大的煽情作用。燃遍中国的燎原大火不是从森林草原上而是从会场上点燃的。

社会把我逼进一片真空。但在我这个小小的缺氧的真空角落，“文革”的一丝火苗都舔不进来。当时，我处的这种位置被称作“文革的死角”，革命造反派正四处寻找这种大炮机枪射不到的“死角”，进行革命的“横扫”。但由于我并没被当作“人”，不过是件生产工具，所以侥幸地逃脱了。“死角”有“死角”的好处，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享受其实也是一种束缚，什么都享受不到的人也就摆脱了一切束缚；什么都享受不到也是一种自由。自由的我，才能够以平静和冷静的心态冷眼旁观。

在这窒息的真空中，如同茨威格《象棋的故事》里描述的人物，出于一种本能的读书爱好，我找到了一个最好的也是管理者所允许的透气的缝隙，那就是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我炕头的草席旁边摆满了请别人替我从农场图书馆借来的马恩列斯的大部头著作（那是红卫兵清除图书馆的“封资修”后唯一允许保存和出借的图书），一本一本和砖头似的。农场干部有时也到我们单身汉居住的寒舍来分派农活，看了竟以为我是拿它们当作枕头用的，也不过问。然而对于我，回到那间四面透风的土坯房，不管别的农工怎样吵闹，我一翻开书卷，就有一股强劲而清新的气流扑面而来。每一个读者当然对书中有关自己境遇和命运的话语最感兴趣。我发现有一段直到今天也未被任何学者引用过的马克思的话，简直可以作为垂至万世的统治者的宝典，仅仅那一段话就比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heprince）全篇还有价值，极其精辟地总结了历史的统治术和给后代统治者指示了教训。那时我读的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在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1975年6月第1版中，这段话在67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1974年11月第1版中也在679页）。现在我将它抄录如下：

“……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指贷款，因其篇目为“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引者注）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原著括号），这是经济辩护士们所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

今天的一般读者读了以上那段话也许觉得平淡无奇，除非是有志于成为大企业家的人还能动心，从中品出滋味，得到教益（顺便说一句，现在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挑选我企业中的管理人的）。但当时我在读到这段话的那一刹那，才真正体验到“醍醐灌顶”这句成语形容的是什么感觉。，头脑中陡然“铮”地一响，竟震得我捧着书本的手发抖，字符在昏黄的灯光下旋转起来，像是猛地受到一下电击。

我恍然大悟，我并不是生活在一个“险恶”的统治之下，而是生活在一个极其愚蠢、更不英明的统治之下！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的封建统治为什么会延续得那么长，连最后一代“异族”统治的清王朝也长达近300年之久。就在于封建统治者实施的科举制度能“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地“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统治的上层能“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儒家教导人“学而优则仕”，戏曲诱导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扬”，仿佛不论什么样的人，只要下苦功读书，就能挣扎到金殿传胪，成为“优秀人物”，进入上层统治圈。清王朝以汉族人自古以来最不能接受的“异族”入主中原大地，惟恐汉人不服，又是“扬州十日”，又是“嘉定三屠”，又是“留发不留头”，被杀的汉人无数，而清王朝马上开了“博学鸿词科”，被杀的汉人墓木未拱，亲友子弟亦应考的应考，做官的做官，当大清的顺民去了。这正证实了马基雅弗利说的，“你可以杀父亲，但不要阻塞儿子晋升和致富的道路，这样你的统治才会巩固”。满族统治的清王朝甚至做到了不分民族地任用汉族人来“补充自己”，王朝末期还靠汉人来挽救自己的危亡。曾国藩两江大营打下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立即将沦于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团结在清王朝周围。

可见民族矛盾也好，阶级矛盾也好，都是能用政治和经济的开放政策来化解的。在封建王朝统治历史上，所谓的“盛世”，全是严格地把握着科举制度这一关的。只要科举制度出了弊病，也就是在“挑选优秀人物”进入上层统治圈上有了漏洞，这个王朝便马上岌岌可危，面临崩溃。

领导我们中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熟读了马克思著作的，毛泽东同志本人又非常重视历史的反面教训反面人物，还有意地树立些反面人物出来不时敲敲打打。既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那就应重视马克思这一精辟的总结，反面经验正面用，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实行阶级之间的开放和流动政策，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统治。可是，当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奉为圭臬的阶级政策，不但排斥被统治阶级中优秀的、并愿归顺“无产阶级”政权的人为其服务，还用各种方式一波一波、一批一批地迫害他们，同时在教育上、社会待遇和生活待遇上堵塞他们的后代进入上层（至少是成为“无产阶级”）的任何机会，不论被统治阶级和他们的后代们多么“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直到被统治阶级后代的后代，都始终将其视为一个敌对阶级加以防范，令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是没有“基础”的，是绝对不会“巩固”的（“文革”后期有了点觉悟，出台了“可教育好的子女”政策）。

如果说我在那种被当做牲口驱使、喂养和看管的生活中还能对自己的将来产生一线转变为正常人的希望，那就是受了马克思这句从未被人注意的话的启发。

从此我豁然开朗！

（五）存在决定意识

不用再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中的话一一和当时的政策对照了。总之，其中任何一句话都和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现实，即这种“数字化生存”环境不符。当然，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不必要也不可能和理论的社会主义相符，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如何看待世界与社会方面，即被称为“世界观”上，总须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吧。那时，还有一部被列为“干部必读”的恩格斯著作《反杜林论》，这是一部最好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读物，喂猪放羊时我捧着它几乎手不释卷。毛泽东曾引用过里面“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那句名言，而这句话的前两页就明确地阐明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展的自然产物。将这部书散发给全党学习，以指导党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可是又要求每个党员在社会的生产和流通领域里“狠割资本主义尾巴”，简直是个悖论！

现在再作理论上的清算已毫无必要。历史最终顽强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待历史，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当时的领导者是真诚相信自己所信仰、理解和自我形成的思想体系才能使全中国人民幸福，其它一切理论全是“封资修”的谬论。不管奉行那种阶级斗争理论造成什么恶劣的社会效果，其出发点应该是出于一片“解放全人类”的真诚愿望的。“阶级斗争”在横向和纵向上的扩大化，也有其历史的、现实的和国际影响的种种复杂因素。过去，我们把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统治者崇奉的理念包括宗教在内，都斥之为一种“欺骗”，认为是那些统治者们制造出来有意欺骗愚弄人民群众的，他们的理论包括宗教都是他们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设的圈套，似乎他们自己并不信奉，聪明狡诈地置身于这个圈套之外。这不符合史实。实际上，封建统治者完全相信他们所崇奉的“王权神授”和儒家的思想体系，而资产阶级统治者也完全相信他们所崇奉的“自由平等”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