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对日本人和对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东南亚人、俄罗斯人、犹太人……黑人、白人等等人一样都很喜欢。在各国旅游时，常见日本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排着整齐的队形，在一面小旗和哨音的指挥下统一参观的情景。尽管在香舍里榭大街上或卢浮宫里这样拘谨地游行未免有点可笑，可是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团队精神。我曾暗暗想过，这样的民族是很难战胜的，在某些方面可作为其他民族学习的好榜样。然而和德国人一比，立刻会对他们失望，虽然队列很整齐，旅游的队列也几乎走遍全世界，但他们在世界各地却没有学到什么看到什么，依然心胸狭窄。

我有幸到过以色列，参观了“大屠杀纪念馆”。暂且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给我的震撼。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却不由得对德国人产生了好感，当然是除法西斯之外的德国人。陪同我们的以色列外交部官员介绍，建造“纪念馆”时，德国人出的钱最多，而现在来旅游参观的也是德国人最多。我亲眼看见不少德国游客在纪念牌前脱帽致哀，我也立在碑前，我觉得我是既向死难的犹太人致哀，也是在向德国人致敬。那位以色列外交官已六十高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幸存者，今天他对德国人已毫无芥蒂，跟德国游客谈笑风生，常常把我们撂在一边。如果说日本人是很难战胜的，那么德国人不“战”，就“胜”了！

柏林、德累斯顿在二战中挨的炸弹炮弹燃烧弹所造成的损失、死亡的人数不比长崎广岛少多少，不过长崎广岛人的死亡方式毕竟有所不同，今天纪念他们有另一层政治意义。然而假如德国人要纪念柏林和德累斯顿挨炸，凭他们的聪明劲儿，也不是想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的。我们应该理解和同情日本人对核武器的特殊憎恨，但过分喊冤叫屈也令人反感。核武器是全世界人都厌弃的，现在好像成了日本人特有的“情结”。日本著名女作家、《华丽家族》的作者山崎丰子八十年代中期特地到宁夏来访问我，山崎女士学识渊博，修养很深，谈吐高雅，特别是对人谦恭有礼，弄得不拘小节的我常常手足无措。但一谈到原子弹，我就按捺不住地要反驳她几句。说到中国的“文革”，山崎女士也极痛心，她说，中国的“文革”就像日本挨的原子弹，对人民都是一场大灾难。我说，中国的“文革”可和日本挨原子弹不太一样，“文革”是中国人自己整自己，其实中国人既没有反党也没有反任何别的国家，老百姓完全是无辜的，“文革”对中国人是一场无妄之灾，而日本人挨了原子弹，却要思考思考自己在别国的领土上先干了些什么，人家为什么要在你头上扔原子弹。这个问题搞不清楚，日本人永远不会进步！

我本不愿接触核武器这样敏感的话题。然而也是据报载，就在日本执政的首相对二战中日本的所作所为“反省和道歉”的同时，就在全世界人民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同时，日本执政党会议却借口中国进行核试验要冻结对华援助。先声明，我和一切正常人一样讨厌核武器，除了恐怖分子，大概没人会钟爱那玩意儿，说句大胆的话，我也不赞同把我国有限的一点钱用在核武器试验上。但一个羸弱的人面对周围一群强者，在局势还不太明朗的时刻（比如面前就站着个死不认错的人），手里拿根棍子总比赤手空拳有点儿安全感吧。我一向不愿妄谈政治，只会写来过瘾，可是今天我忍不住要议论议论：本来，决定援助谁不援助谁完全是援助国的权力，谁也不能强逼谁，今天援助了明天停止援助也是援助国的自由，别人也奈何不得，但日本决定对华援助时，已知道中国是个核国家，中国已经进行过多次核试验，如果真正是针对核试验而来，你老先生早干什么去了？今天在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兴高采烈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你不早不晚偏偏赶在这个时候来这么一下，难怪中国人会认为日本人“醉翁之意不在核试验”了。

我真诚地希望日本人能像德国人一样令我尊敬。我爱日本，也爱日本人。我的文章里不乏引用日本作家的警句，日本文学艺术的精致细腻常让我神往。我人微言轻，无法帮助我所爱的日本人觉醒，堂堂正正地跟德国人并驾齐驱。想来想去，只好由我力所能及的开始，所以我决定：在日本政府没有用实际行动表示真正的“反省和道歉”之前，一、我个人和家庭决不购买日本商品，如果怕国货有“假冒伪劣”，情愿去买西洋货，幸好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时代，没有非买日本商品不行的情况；二、对我还能管得着的宁夏文联、宁夏作协及下属十个文艺团体，我已告知办公室，凡购买日本商品的一律不得报销；三、我所经营的宁夏商业快讯社的电子广告屏幕，拒绝接受日本商品的广告客户；四、我所经营的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镇北堡电影拍摄基地每年参观游客达三十万人次，是到宁夏的中外人士必游之处，对日本游客，每位免费发放一份这篇文章的复印件。

我已咨询了法律顾问，我这样做无可指责，因按“消费者权益法”，任何消费者都有选择商品的自由。

第十二章后记

我是个写的，从未想在文学之外引人注意。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作为中国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因自幼就被日本军队追赶，弃家离舍，扒在母亲背上流亡千里，到五十多岁还受到不讲理的日本书商侵权，对过去现在都死不认错的日本人，很自然地必须有所表示。但人微言轻，想帮助他们有点觉悟从而悔改又力不从心，才写了《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我去英国的前一晚一气呵成的，当时没有一点点想引起他人注意的意思，仅仅是个人表态而已。

为什么我要以不买日本货这种形式来帮助死不认错的日本人呢？因我想到释迦牟尼说法四十九年，普度众生时，以众生的根器不同而方便立说，佛法竟有八万四千法门之多，一种法门针对众生的一种烦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一个国民经济主要建立在出口贸易基础上的国家，再没有什么比不买他们的商品更有力地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曾“得罪”过其他民族，这个民族竟然不为商品的精美价廉所动；在和平时期，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行动能让他们认识到这个民族是有记忆的、有志气的、有骨气的，从而再不敢来“进出”（1995年村山首相在日本国会语）了。

我没想到我个人小小的表态在9月14日的《北京青年报》发表后，竟被中国十几家有影响的地方报纸转载或摘转，同时还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表示支持。一篇短文竟比同期在《中国作家》上发表的我的中篇《无法苏醒》影响还大，这表现了中国人对死不认错的日本政界人物的普遍不满。在这里我不说感谢的话，我毋须感谢，因为这些都是每个人的个人行动。我只想再摘抄一段我和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的谈话。当时她曾问到中国为什么以“龙”为自己民族的象征，我说：龙之为神，是因其变化多端，天时利则腾云驾雾，铺天盖地，不利则潜于深渊，缩为蚯蚓；此物天门能跳，狗洞能钻，常常见其首不见其尾，见其尾不见其首，而外形却是牛鼻鹿角蛇身鱼鳞鸡爪……整个一个动物的“大拼盘”，表现了极善于吸收其他动物的特点。所以历史上没有一个外民族能征服中国人，而凡进入中国这块领土的其他民族却都被中国所同化。

神哉其为龙也！”

最后，我想以一则犹太寓言结束这篇短文：“斧头发明出来以后，森林害怕得发抖，神对树木说，‘只要你不给它柄，它便不能伤害你。’”

是的，不能给日本——斧头以“柄”！

跋：心灵在广阔的空间遨游

跋：心灵在广阔的空间遨游——关于《中国及其他》的答问

张贤亮陈骏涛

我是一个中国公民。一个中国公民对中国社会改革有“强烈的参与意识”，这不奇怪。

陈骏涛：你的《中国》一书我去年就买了。大概是出于一种好奇心吧，我想知道一个写的作家怎么会对写政论感兴趣的，而且居然写了这样厚厚的一本书，尽管这并非没有先例。书买来以后粗粗翻了一下就因事搁下了，后来又被一位加拿大朋友带走，因而真正拜读你这本书还是这几天的事。读过以后我觉得很有兴趣。你在书中所谈论的问题，既是中国社会改革实践中所碰到的实实在在的问题，也是你切身经历过、感受过、思考过的问题，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一个深怀着“中国情结”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这里我想问你一下，你，作为一个主要从事写作的中国作家，怎么会对中国的社会改革有这么强烈的参与意识？在文学越来越远离中心处于边缘的当今时代，你认为中国作家对社会改革都应当有这样的参与意识吗？

张贤亮：“主要从事写作的中国作家”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这是毫无疑义的。我的职业是作家，但我又是一个中国公民。一个中国公民对中国社会改革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这并不奇怪，如果公民对社会改革漠不关心倒是不正常的。可是，不同职业、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人，对社会改革的“参与意识”会有程度的不同。专门搞政治的人（所谓“政工干部”）应该比一般人强一些，其次大概算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的领导者和从业人员；实际上，每个中国人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关心着中国的社会改革，譬如物价、房改、医疗制度的改革等等，无不牵动着每个城市市民的心，而土地承包制、乡村基层组织的建设等等，又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即使一个乡村老太太，也会打听打听下届谁来当村长。作家好像是一门比较特殊的职业，因为作家的心灵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遨游，他们如果愿意的话，会毫不在乎个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可心游离于社会之外，只带一片干面包一瓶水就一头钻进象牙之塔。他们心灵的饱满（不是囊中饱满）和想象、幻想、意识活动的丰富性，完全能够抵消物质的匮乏。这使得作家超凡脱俗成为可能。他们甚至连什么盗版、什么知识产权都可以不管不顾，遑论其它。有人在物质生活中求得满足，有人在心灵生活中求得满足，作家可以是后者。各人的价值观念、人生追求不一样，即使是同一阶层同一群体的人也不会整齐划一，所以，同为作家也不会都一样的。有的作家对社会改革关心较多，有的作家关心程度较弱，这都很正常。我注意到，你提的是“参与意识”。关心，并不等于有参与意识。我认为，中国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类，是普遍关心社会改革的。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一个毫不关心社会改革会对个人物质生活可能产生什么样影响的作家，这既是中国作家的悲剧也是中国作家的喜剧。但是，中国作家们对社会改革的“参与意识”，却深浅不一。

至于我，正如你说的，我的参与意识比较“强烈”。我想，任何一位作家如果经历过我的遭遇，都会和我有同样强烈的参与意识。请你设想一下，一个亲眼见过锅里煮着婴儿尸体，旁边呆呆地躺着个垂死的老太婆等着吃婴儿肉的人，一个白天还和同伴共抬一只土筐“精神会餐”，聊得悠然神往，垂涎三尺，第二天早晨却发觉同伴直挺挺地饿死在身旁的人，在他获得再一次文学创作的机会以后，是会远离现实、单纯追求艺术去呢，还是要把不允许经历过的悲剧重演放在第一位？今天你在报刊资料上读到由“七分人祸”造成的“低标准瓜菜代”时期中国非自然死亡了几千万人，和你当时曾亲眼看见几个饿死的尸体，完全是两种感受。而眼睛一边瞪着饿殍，耳朵却一边听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是如何如何优越的宣传，你怎能不愤然地下定改变这种虚伪体制的决心？坦率地说，我并没有什么雄心大志，以为我参与了社会改革就会对社会有多少促进，我只不过是从人道精神出发而已。连人道主义也说不上，仅仅是人道精神罢了。如果我还算是个作家，这点精神总要有吧。我要请你相信，我并不是一个缺乏浪漫情怀的人，我年轻时是写诗的，今天我已过花甲，但仍然自信我情感的细腻、联想的丰富、对女性的神往和灵魂的张力，不逊于任何一位当代青年诗人。但当我一闻到花香同时便嗅到尸臭，一在纷纷细雨中散步便想起泥泞的崎岖，我怎能有“雨打梨花深闭门”、“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雅兴？忘记死者，我以为是我的罪孽。我已经《习惯死亡》了！

我亲眼目睹的悲剧，无不和体制联系在一起。我决不相信中华民族是智力低下、道德堕落、野蛮强暴的民族；我反对任何从民族性国民性中来寻找那场悲剧的根源的企图。我到过不少国家，我没有看见一个民族是完美无瑕的，相反，却看见不少“炎黄子孙”在另一种体制中创造出优秀业绩。我含着泪坚信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高度智慧的民族；想起我是这个民族的一员，我的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但在上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却把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几乎是全体中国人都天真地听信那些美好的主流话语，精神亢奋地一同大干坏事。那段历史中我们听到的美好话语和美好的允诺，我们及我们的子孙再也无法“创新”了。上代人已绝对地垄断了美好话语的发明权。谢天谢地，我们也真听够了！可是我们应该警惕，再不能重复干那种坏事。我写的其实大都围绕这个主题，我曾偏激地说过我所有的都是“政治”，也不过是这个意思。

《中国》一书是我对社会体制改革有“强烈参与意识”的直接表现。然而我并不认为、更无权要求别的作家对社会体制改革都应当有强烈的参与意识。相反，在我参与意识很“强烈”，以致辗转难眠的时候，喜欢读的却是远离现实的散文，譬如金庸的武侠甚至“小女人散文”之类。你说今天“文学越来越远离中心处于边缘”，说得很对。而这种现实确“来之不易”。文学本来就不应该像过去那样处于社会的中心，文学处于社会中心的时候就是文学或是国家处于危险状态的时候。如果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全部是对现实社会改革有强烈参与意识的作家，那么，对中国、至少对中国文学，将是莫大的灾难。

在我的所有作品中，这本书最“敏感”，却又最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