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乡满四岁那一年，锦秀的在职研究生终于毕业了，现在的锦秀已经有了副研究员的职称。待遇和职称虽然来得有些晚，但终归还是来了。锦秀的心情比以前好了许多，她在给别人当助手时，甚至都不愿意再走进研究所的大门，终于，经过她的努力，眼前的危机暂时得到了摆脱。

人要是顺了，许多好事都会找上门来。这天，锦秀刚上班不久，就被人叫到了所长办公室。这么多年，锦秀之所以还在研究所里坚持工作，完全是因为碰到了一位好所长。所长是她的校友，“文革”前的大学生，即便在没有科研项目的“文革”期间，也一直坚守在研究所。如今，改革开放也使研究所与市场挂起了钩，而此时，也正是锦秀最为失意的阶段，正是老所长的鼓励，帮她走过了人生的黑暗。

见她进来，所长微笑着拿出一份文件，把它推到了锦秀的面前。这是一份红头文件，内容是中德两国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首要项目就是在德国建立一个研究所，共同研发。

锦秀一目十行地把文件看了，心便咚咚地狂跳不止，她意示到，自己又将有新的机会了。

果然，所长慢条斯理地说：所里研究决定，准备派你去德国，和德国同行共同研发新的项目。

锦秀“腾”地站了起来，一时不知如何感谢所长。

所长温和地说：咱们所里符合条件的差不多都出去过了，能在国外学习新的技术和理念，回来工作肯定是不一样的。几年前你就该出去了，是家里拖了你的后腿。这是个新的项目，你做好在德国长期工作的心理准备。

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出所长办公室的，只觉得一阵头重脚轻。出国一直是她的梦想，以前所里也经常有出国的名额，要么是进修，是么是合作项目，三两年后，项目完成了，出去的人再回来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项目负责人，挑起所里的大梁。她在事业上最灰暗的时候，曾经是如此羡慕、嫉妒过那些风光无限的同事。这一次，终于轮到她了。

那天晚上，下班后她特意去了一趟幼儿园。现在，念乡仍然上着全托班，只有周末的时候，他才会被妈妈接回来。不是周末，却能够回家，这让念乡喜出望外。黎京生还没有回来，她特意给黎京生打了电话，嘱咐他早点回来。

没过多久，黎京生骑着自行车，一路铃声地回来了。黎京生比以前黑了，也瘦了，他火烧火燎地走进屋，一眼就看见了念乡，他意示到家里有事情要发生。抱过儿子，就去用目光望着锦秀。锦秀这才慢悠悠地说：你先坐下，我要通知你一件事情。

黎京生的预感得到了证实，他忐忑着坐了下来，不错眼珠地盯着锦秀。

我要去德国参加一个合作项目，是所里派的。

黎京生听了，脑子里“轰”地一响。这段时间，他最怕的就是锦秀出国了。自从下岗以来，他和几个战友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老兵餐厅上。他们把餐厅当成了拯救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餐厅开得并不顺利，时好时坏，让人提心吊胆。现在，他们又增加了外卖业务，每到中午或晚上，几个人推着餐车上街卖起了盒饭。三五块钱的盒饭，没有多少利润，只是增加一些流水罢了。

锦秀读在职研究生时，黎京生就盼着她能早些毕业。现在，她是毕业了，也享受副研究员待遇了，他本以为自己能轻松一下了。他没有更高的奢求，只求锦秀多照顾一下这个家，他可以一门心思地扑在老兵餐厅上。餐厅不仅是他的事业，也凝聚了战友们的心血，他没有理由不带领战友们把它做好。没想到，怕什么就来什么。

他慢慢地点上一支烟，眯着眼睛看着神采飞扬的锦秀，终于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个机会，以前你为这个家已经牺牲了很多。说实话，尽管这个家需要你，但我想好了，为了你的理想，你还是去吧。

听他这样说，锦秀的神色也略有些隐忧：我知道我这一走，你会很难，孩子还小，让你一个男人照料这个家，也为难你了。可你知道，这对我来说是最后的机会了，所里和我同样情况的人几乎都出去过了。所长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才把机会给了我。

黎京生把手里的烟头灭了，站起身说：你放心走吧，我不拖你的后腿。多难的事都扛过来了，别忘了，我是当过兵的人。

说完，还冲锦秀轻松地笑了笑。

在锦秀的眼里，黎京生已经不是以前的黎京生，以前的黎京生在她的眼里是高大的象征，是一棵树，而自己只是一株小草。自己能够和黎京生生活在一起，她始终都觉得有些奇怪，是为了姐姐锦春，还是为了自己？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此时的黎京生是现实的，现实的黎京生已经不是一棵树了，她也不是草了。她觉得自己正在慢慢地长成一棵树，而黎京生呢？她却有些看不清了。

接下来，她就没日没夜地准备出国的事情，拿批件，办护照，交接手里的工作。忙完这一切时，她突然想到了大姐锦春，这一段时间忙得她几乎没有给锦春写过信，自己就要出国了，她该给锦春写封信了。信写得很简单，主要还是放心不下姐姐的婚事。姐姐的婚事一直以来，就像压在她心头的一块石头，让她喘不上气。尽管她也知道，即便自己不嫁给黎京生，姐姐和黎京生的故事也不会再继续了。但人往往就是这样，明知道和自己没有关系，却仍往死胡同里钻。

锦春前段时间来信说，她已经打算和林建设结婚了。直到这时，她才松了一口气。

锦秀终于出国了。告别的场面永远是通俗的，临走的前一天，她特意去了幼儿园，告诉念乡妈妈要出差，会去很长一段时间。

念乡明显比其他的孩子懂事许多，看着前来告别的妈妈，做出一副小男子汉的表情说：放心吧，妈妈，不用想我，回来别忘给我带礼物。

锦秀拼命地点着头：念乡啊，以后要听爸爸的话啊！

转过身时，她已经是泪流满面了。这么多年，她觉得最对不住的就是儿子念乡，她在心里安慰着自己：念乡，原谅妈妈吧。妈妈这样做都是为了你有一个好的将来。

难过之后，还是得硬下心肠往前走去。当她擦去脸上的眼睛，她就又是锦秀了。

锦秀走后，黎京生肩上的担子陡然重了，也从此多了一件心事，每天回来都要绕道去幼儿园里看一看。他去时，孩子们有时已经睡下了，他只能看一眼念乡，跟老师交待上几句。有时去得早一些，赶上孩子们在院里玩时，他喊一声“念乡”，儿子就兴冲冲地跑了过来。

每一次，念乡都会问：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呀？我想她了。

他每次都会重复着：快了，再过几天。

直到老师喊孩子们回去睡觉了，他才冲念乡挥挥手，念乡也恋恋不舍地说：爸爸，你明天再来。

然而，明天的事情就说不准了。当他再一次出现在幼儿园的时候，园里漆黑一片，他在暗影中站一会儿，抽上一支烟，当烟快燃尽时，他说一声：再见，儿子！骑上车，匆匆地走了。

周末的时候，不论他多忙都会准时来接孩子，然后带着念乡直奔老兵餐厅。正是卖盒饭的高峰时段，他推着餐车，领着念乡，走街串巷地吆喝着。百无聊赖地跟着爸爸跑了一天的念乡，又一次问起了妈妈。

黎京生顺口说道：快了，妈妈快回来了。

念乡再了不肯走了，他认真地看着黎京生的脸说：我知道，妈妈不要咱们了。

儿子的一句话，说得黎京生心里“咯噔”一下，他呆定地望着念乡说：别胡说，你妈出差了。

不对，我妈没出差，是出国了。

黎京生的脸有些苍白了：谁告诉你的？

幼儿园的老师说的，老师不会骗人的。

念乡坚定的神情让黎京生有些不知所措，他清楚，现在这个家太需要锦秀了。有时候，静心下来想时，他又会站在锦秀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想想她也不容易，作为男人，他应该站在老婆、孩子的身后，为他们撑起一片天空，可他没有做到，让他们跟着受苦了。想起这些，他的心里就不是个滋味。他一次次地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让锦秀和念乡过上好一些的生活。

老兵餐厅在艰难中生存着，黎京生和战友们想尽一切办法维持着餐厅的运转。有时候，一天也上了几桌客人，厨师和服务员看着清冷的场面也有了想法，他们小心翼翼地以各种理由请了假，结果却是一去不回头。

黎京生、王大雷和李纪朝非常清楚，老兵餐厅是他们最后的阵地，坚持就是希望，放弃将全军覆没。他们只能凭着信念坚守着，没有人走进餐厅，他们就推着餐车，悲壮地走出去，以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老兵餐厅。

几个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餐厅，看着面前零碎的钞票，黎京生强打精神地苦笑着：收入是少了点，可毕竟是收获。

王大雷和李纪朝也笑一笑，打着哈哈说：回去吧，明天还要战斗呢？

三个人起身走进了黑暗中，月影下，疲惫的身子被拖得很长，很长。

黎京生在这种艰涩的日子里，身体就出现了异常，先是消瘦，后来就觉得疲劳，有时候推餐车都感到吃力，走上几步，就靠着车子喘上一阵。他不知道自己哪里出了问题，也没有太当回事，一门心思扑在老兵餐厅上。

又一个周末，黎京生依旧从幼儿园接回了念乡。父子俩沿街叫卖着盒饭，实在走不动了，黎京生就坐了下来，念乡稚声稚气地吆喝起来，他知道只有卖完了盒饭，爸爸才会带他回家。

就在这个时候，锦香出现了，手里拎了一大堆念乡爱吃的水果和零食。锦秀走后，锦香时不时地会来看看念乡，这也是大姐锦春的意思。

念乡一看见锦香，嘴里喊着小姨就扑了上去。锦香把他抱在怀里，看着眼前的情形，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黎京生看见锦香，硬撑着站了起来，有气无力地说：锦香来了。

锦香看了眼黎京生，惊讶地问：你病了？

没什么，过一阵就好了，可能是太累了。

出于职业的习惯，锦香毫不心疑地说：姐夫，你应该去医院做个检查，不能这么不当回事。

黎京生随意地说：去医院太麻烦了，不碍事的。

锦香急了：姐夫，你一定得去。明天我值班，你去我们医院，我提前给你挂个号。

黎京生虚弱着声音说：别麻烦了，我没事。

锦香看着怀里的念乡说：姐夫，我姐不在，你要是倒下了，这个家谁来撑着？你要知道，你的身体不是你一个人的。

也许是这句话击中了黎京生，他望一眼念乡，终于点点头：好，明天我去。

第二天，黎京生果然去了锦香的医院。他从这个科到那个科，抽了血，也留了尿样。接下来，就等待着结果的出来。他和锦香说好了，他不用再往医院跑了，有了结果，锦香会通知他的。

他一连等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等来锦香的通知，他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他没有等到锦香的结果，却等来了徐锦春。

在一天早晨，锦春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当时，他正准备去老兵餐厅上班，抬头时，就看见了迎面走来的锦春。在那一瞬间，他怀疑自己是在做梦，揉了揉眼睛，定睛去看，锦春正真实地站在他的面前。

是你，锦春？你怎么来了？

徐锦春望着眼前的黎京生，表情有些复杂，她是接到锦香的电话，才下决心来的。

黎京生检查的结果早就出来了，情况比想象得要严重。黎京生患上了尿毒症，他早就应该住院治疗了。当锦香拿到结果时，她大吃一惊，锦秀远在国外，远水解不了近渴，黎京生毕竟是她的姐夫，这么大的事，她不能不和大姐锦春商量了。锦春在得知这一情况时，人一下子就蒙了，作为医生，她知道尿毒症的结果。她放下电话，心里再也无法平静了。连续两天，她什么也干不下去，做事也是丢三落四的，脑子里想的只有黎京生的病情。

她再一次找出了黎京生的照片，照片已经变得有些破碎，但往事仍一幕幕清晰地映在眼前。黎京生真是太不幸了，父母撇下他走了不说，就是自己也没有逃出人生的噩运。想到这儿，内心一阵巨痛，她真想大哭一场，为了黎京生、也为了自己。

后来，她终于下了决心，去北京看望黎京生。这个念头一出现，便不可遏止，自从锦秀和黎京生结婚后，她就想，自己该和黎京生划上句号了。她试图说服自己，不再去想黎京生，可事实上，有关黎京生的任何消息仍牵动着她的心，激起她内心的涟漪。直到锦秀和她有了那样一次谈话，她才决心试着去爱林建设。即使在和林建设交待的过程中，仍有意无意地把两个男人做着比较。此时，黎京生已经完全占据了她的内心，短暂的犹豫和彷徨之后，她又一次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两个人重逢之后，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半晌，黎京生才把锦春让进了屋。

锦春表情凝重地看着他：你该去住院了。

不祥的预感又一次在他的心里得到了证实，他嗫嚅着：我、我得了什么病？

锦春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出“尿毒症”三个字。

他听了，顿觉浑身上下没有一丝的力气了，他慢慢地坐在椅子上，喃喃自语：我怎么会得上这个病呢？

他似乎在问自己，又似乎在问锦春。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无助和忧戚。

锦春以一种不容置疑地口气说：你要住院，决不能再拖了。

他虚脱般地问：你这次是专门为我的病来的？

锦春将目光从他的身上移开，望向远处：锦秀不在，你身边应该有一个人。

他听了，内心涌上一阵深深的感动，眼睛也有些模糊了。半晌，他才轻轻地说：锦春，我欠你们的太多了。

经过锦春和锦香的安排，黎京生住进了锦香所在的部队医院。远在德国的锦秀自然也知道了黎京生的情况，在黎京生住院半个月之后，锦秀回到了国内，长途飞行令锦秀看起来很憔悴。在这之前，她经常打越洋电话过来，问一问家里的情况，黎京生总是这好那好地宽慰着她，让她安心工作。她怎么也想不到，突然就接到了锦香打来的电话，说黎京生患了尿毒症。

锦香和武飞一同去了机场。锦香一见到锦秀就扑了过去，含着眼泪叫了一声：姐——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锦秀看见锦香的样子，积攒起的那点力气“倏”地就没了，她几乎瘫倒在机场出口，还是武飞把她扶住了。上了出租车，她才回过神来，问锦香：你姐夫的病很严重吧？

锦香含着泪，隐忍着说：姐夫已经是尿毒症晚期了。

锦秀猛地抓住锦香的手，神情激动地说：小香，你是医生，你姐夫的病就真的没有救了？

锦香没有说话，把头扭向了车窗外，她无法面对姐姐那双求救似的眼睛。

锦秀拼命地晃动着锦香的身子，一迭声地追问：小香，你说呀？

锦香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看着锦秀说：目前国内外的医疗技术也都没有办法拯救晚期尿毒症患者，除非……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锦秀攥着锦香胳膊的手突然就松开了，目光痴呆地望着前方。

车里很静，只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和车轮辗过地面的沙沙声。锦香为了安慰锦秀，又说下去：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锦秀盯着锦香的脸，仿佛要用目光把她望穿。

锦香小声地说：除非换肾，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锦秀似乎又看到了希望，她再一次抓住锦香急切地问：换肾？换谁的肾？有肾吗？

锦香知道这句话说出来几乎就等于没说，此时的她就是肾脏内科的医生，她到医院工作这么长时间了，只成功做过一例肾移值手术。那还是半年前，一个死刑犯人捐出的肾脏。目前，国内外的医学移植技术已经不是问题了，关键的是移植器官的匮乏。她这样说，只不过是安慰锦秀罢了。现在，面对锦秀一连串的逼问，她只能实话实说了：技术没问题，只是还找不到肾源。

锦秀眼里燃起的一线希望，“倏”地灭了。

车子直接开到了医院。下车的瞬间，锦秀仿佛做了一场梦，十几个小时之前，自己还置身国外；现在，却回到了国内的医院，巨大的反差，让她迷糊起来。

锦香带着锦秀，跌跌撞撞地进了病房。锦春正在伺候着黎京生，忽然就看见了站在门口的锦秀。

锦秀——

听到锦春喊锦秀的名字，黎京生的目光也慢慢地移了过去，四目相视，锦秀的嘴唇就抖动着，却说不出一句话。

黎京生虚弱地说：秀，你回来了？

锦秀“哇”的一下哭出了声。锦春的眼睛也蒙胧了，她悄悄地躲了出去。

黎京生的样子很是从容，从住进医院的那天，他就学会了坚强。作为一个已经看见了死亡的人，还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呢？相反，他开始变得镇定，也坚强了。

他用手爱抚地拍拍锦秀，轻声说：秀，别哭，一点小病，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自欺欺人地安慰，更是让锦秀伤心不已，她哽咽着：你不用骗我了，锦香都已经告诉我了。

黎京生马上转移了话题，关心地问：国外的工作开展得顺利吗？

锦秀没有回答，望着他默默地流泪。

你真不应该回来，来来回回的多耽误工作。我没事，有锦春和锦香呢。

锦秀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想想他们已经分别了半年，却没想到在这样的情形见面了。

黎京生伸出手，摸着锦秀的脸，仔细地端详着：秀，你嫁给我，就没让你过上一天省心的日子。先是妈拖累着你，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出国了，我又躺到了这里。

锦秀低泣了起来：快别说了，这都是命。

黎京生慢慢地抹去锦秀脸上的泪水，自己的眼泪也湿了枕边。

锦秀走出病房，看到门外的锦春时，她猛地扑到锦春的怀里，失声道：姐，我咋就这么苦呀——

锦春用力地抱紧锦秀，此时她的心境比任何人都要复杂，看着怀里的锦秀，她又能说什么呢？如果自己当初没有和黎京生恋爱，也许就没有现在这样的结果。

锦秀匆匆地回来，又匆匆地走了。她是这次合作项目的中方负责人，她不可能一走了之，她也向研究所请求换人，可项目进行中，中途换人不太可能。她只能是揪着一颗心回到德国。

研究所的领导自然也很同情锦秀的遭遇，为了减轻她的牵挂，也是为了让黎京生安心治病，所里特批锦秀把念乡一同带了出去。

锦秀明白所里领导的良苦用心，在这样的决定面前，她已经是千恩万谢了。作为中方项目的负责人，她不能半途而废。否则，不只是国家蒙受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也涉及到与国外合作的信誉问题。

临告别的那天晚上，锦秀留在了黎京生的病房。他试图劝她回去休息，毕竟第二天还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她没有听他的话，执拗地坐在那里，默默地守在他的床前。

她知道，也许这一次的告别会成为永别。想到儿，心里就说不出的难过。这两天来，她的眼泪似乎已经流干了，她也想了很多。现在，她已经变得很平静了，她说：京生，你娶了我后悔吗？

黎京生看她一眼，很快地说：看你说哪儿去了，如果不是嫁给我，你早就是博士，可以干更多的事业了。

她低下头，把脸贴在他的手上：你现在病成这个样子，我却不能在你身边，而让姐姐来照顾，我这样的老婆太不称职了。

秀，你千万别这么想，你有你自己的事业。我得了这个病，谁也没有办法，生老病死，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一天。这么多年，我和这个家已经把你拖累得够呛了。

她伸手捂住了他的嘴。

黎京生慢慢欠起身，从枕头底下抽出一只信封：这是我写给你的。

她伸手欲接，他却又把信放回到了枕头下：现在不给你，等明天走时再给你。但你得答应我，这封信上了飞机再看。

她望着他，点了点头。

不知过了多久，黎京生似乎睡着了。她托着腮，不错眼珠地望着他，很久，很久。

第二天一早，锦秀带着念乡赶到了医院，她打算看一眼黎京生后，直接从医院赶到机场。

念乡把脸紧紧地贴在爸爸的脸上，表情里既有兴奋，又带着不舍，他知道自己就要像妈妈一样离开爸爸了。

黎京生握着念乡的手，眼睛就湿润了：念乡，到了国外要听妈妈的话啊。

念乡认真地点点头。

爸爸答应过带你去天安门广场放风筝，可爸爸一直没能实现。等爸爸的病好了，一定带你去。

爸，我会想你的。

黎京生点点头，说：爸也想你。

这情景就有些生离死别的意味了，在场的人都哭了起来。锦秀拉着念乡走了出去，她强迫着自己、也强迫着念乡离开了病房，否则，她害怕自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直到走出医院的大门，她才冲送出来的锦春和锦香说：姐、小香，京生就托给你们了，这份情算我欠你们的。

说到这儿，又从包里取出一张存折，递给了锦春：这些钱是我在国外省吃俭用省下来的，姐，这钱就放在你这儿，留着给京生看病，一定用最好的药。

锦春想把存折塞回去，被锦秀制止了：姐，你别忘了，京生是我丈夫，我有这个义务。

说完，她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带着念乡坐了进去。一直到出租车开走，她都再也没有回过头，她怕自己会哭出来，念乡不停地冲着大姨和小姨挥着手。

上飞机后，一切都安顿下来，她才想起黎京生交给她的那封信，她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信。

秀：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写给你最后的一封信，认识你到和你结婚，我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生活就是生活，说不清、也理不透，我躺在医院的床上把什么都想了一遍，我欠你的情这辈子也许没法补上了，那就等来世吧。

秀，我现在向你提出最后一个请求，咱们离婚吧，让我踏踏实实地离开这个世界，也让你自由地追求一份属于自己的生活。

信的最后，又附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锦秀看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她用信纸捂住了自己的脸，眼泪汹涌着流了出来。

念乡在一旁喊着：妈，你怎么了？

她紧紧地抱住了念乡。在这架飘摇的国际航班上，因为念乡，她得到了温暖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