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时分，郭正清仍然倚在自己的铺盖卷上，一边用拳头砸着自己的脑门，一边蒙着眼睛，继续在脑海里搜寻查找着一直悬在心头的疑问，但仍然一无所获。对于自己的突然遭遇的原因还是想不明白。这时他听见一阵的声响，睁眼一看，只见那个年轻人蹑手蹑脚地来到自己的床头前，轻声地叫道：“叔，叔，你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吧？”

“睡什么觉？这些混蛋都快把人气死了，怎么能睡得着？”郭正清气愤地说。

“叔，你可不敢这样想，你一定要想开一些，可千万不敢有其他想法！

昨天你还没有进来之前，警察就给我谈过话了，他让我从隔壁搬过来和你住在一起，要我看住你，如果你寻了短见或者出了什么事，就要严厉地追究我的责任，所以，这一夜听你一直在这边翻来覆去的，我也吓得不敢睡着！”

“小伙子，你放心吧，我不会寻短见，我还有许多大事没办完，怎么肯不明不白地去死呢？我要死了，不正中了想加害于我的那些人的奸计吗？”郭正清听了年轻人的话，便不假思索地笑着说。不过，那年轻人的话倒叫他有几分感动。想不到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还能这么忠于职守，一夜不睡觉地守着他。看来这是看守所的特意安排，也是张维直的意思了。嗨！张维直那个狗官，他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他心虚的表现，还是他出于对老朋友的那点恻隐之心？他不自觉地了头，咧开嘴，苦笑了一下。

但不管他们出于一种什么目的，他还是带着几分感激的心情，主动问道：“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因为犯了什么事被关了进来？”

“我叫张卫红，是因为前天与几个小地痞打了一架，我不小心把一个家伙打伤了，被派出所送了进来。我也是被逼无奈。最近，我和我媳妇在市场里摆了个布摊，但有几个地痞无赖经常来找麻烦，说什么若要想安然地在这里做生意，就要给他们上交什么保护费。开始时，为了急于摆摊，也为了息事宁人，我就给他们交了100元。可是到了第二个月头上，就是前天，他们又来要收，我没钱给他们，便与他们争吵起来，但这些人欺侮人欺侮惯了，根本就不讲道理，还没等我解释清理由，就抡起一根棍子向我头上打来，我一着急就急忙避开他的棍子，慌忙中就顺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朝那个抡起棍子的家伙砸了过去，正巧就砸到他的太阳穴上，当场就把他砸倒在地上，鲜血直流，我立即就害怕了。派出所的人来了，说我犯了伤害罪，不说二话，就把我关到这里来了。我临走时，听说把那家伙送到医院去了，还不知道现在是死是活，要是能救活还好说，要救不活，我就麻烦了。”年轻人说完这话，显然有些后悔。他后悔自己砸得太准了，砸的不是地方，才闯下了大祸。

郭正清听了年轻人的叙述，竟立即对这个年轻人增添了几分敬佩，他虽然不赞成与人打架斗殴来解决纠纷，但他却觉得对这些欺侮老实人的地痞无赖就必须予以反击才对，绝不能心慈手软！想到这里，他忽然联想到了自己的事，他觉得，对于目前机关单位里这些危害人民和国家利益的腐败分子，也要像对待社会上那些地痞无赖一样，只能下决心与他们坚决斗争！决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对他们心慈手软、姑息迁就。他觉得前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和魏宝贵在一起所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即将天亮时，他觉得有点迷糊，可是这时候魏宝贵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他的眼前。星期五晚上与老魏分别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按他们俩原定的计划，魏宝贵应该在星期六就去省行找有关领导汇报，但省行里的领导那么忙，他能见到纪检书记韩正同志吗？他什么时候能返回来呢？想着想着就迷糊过去了，他实在是太困了。

魏宝贵去省城是专门去告状的。上一个礼拜五他们俩在郭正清的办公室为去省行的事商量到凌晨1点钟他才回到家。简单准备了一下，他就去了车站。他要赶上早上5点钟开往省城平川市的那趟快车，临走时他告诉老伴说，有人问起来，就说我去省城看望儿子去了。

魏宝贵前脚刚走，还不知道在省行见没见到韩正书记的影子，事情办得如何？郭正清却被人家以受贿罪给抓了起来，送进了看守所。你说，这算怎么一回事嘛！

他们俩，一个是支行的副行长，一个是支行党委的纪检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有多大的事情，在支行里解决不了？在黄龙市分行也没法解决？为什么非要冒着风险到省里去告状呢？说实话，这是他们被逼上了梁山，他们也实在忍无可忍了。

魏宝贵是行里的老人手老领导了，论年龄要比郭正清整整大10岁，他是60年代就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了。多年来，他不是主管行里的人事、政工就是负责后勤和办公室这些杂事。郭正清从省师专毕业，被分配到行里时，他就是人事科长，是他看着郭正清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当了副行长，连自己也成了他的下级。但魏宝贵仍然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后生、当做一个朋友看，他觉得郭正清是个正派人，是个群众拥护的好领导，所以大事小事爱与他商量，对这个比他年轻10岁的副行长显得十分尊重。郭正清也一直把魏宝贵当做一个长辈，事事处处与他配合得非常默契。

论年龄，郭正清才40岁出头；论学历，他虽然不是大学本科毕业，但也是本省师专的正式毕业生；论资历，他在商业银行干了近20年。早在5年以前，支行的吉有亮行长就特别器重他，加上市分行的张骏行长一连几次在全市行的大会上表扬他，并说：今后就是要提拔重用这些“有本事又老实”、“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年轻干部。所以在他35岁那年，就被提拔为金岗区商业银行的副行长，汪心意行长调来金刚区支行以后不久，也发现郭正清是个好苗苗，曾几次在市行领导跟前建议，市行党委班子也曾计划让他担任一个支行的行长，按说，现在让他独当一面，当个支行的行长，或者市行的处长，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他也是完全能够胜任的。但郭正清的屁股硬是往后墩，他说，自己的能力有限，干不好工作会给领导丢人，还是再锻炼锻炼，等成熟一些再说。

记得汪心意行长刚调来金岗区支行时，郭正清的工作可忙碌了。为了行里的工作，一天到黑，哪里还知道疲乏、劳累？从来也不怕什么困难和艰险！什么事情难处理，什么事情得罪人，他便首当其冲，奋勇在先，感动得汪心意行长直呼他“老弟”。尽管后来汪心意行长在个人感情方面出了轨，郭正清为他这个知心朋友的行为感到难堪、痛心，在他给汪行长直言进谏无效之后，为了行里的工作不受损失，他依然那样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直到汪心意行长出事以后，姚玉玺当上了支行行长，郭正清仍然像支持汪心意那样协助姚玉玺做好工作。但姚玉玺的工作方法、生活作风及在业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却与以前历届的行长们都相差甚远，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使行里的大部分同志包括郭正清在内都大吃一惊。从此，郭正清感到与姚玉玺在一起工作真有些别别扭扭，他觉得太不顺心了。渐渐地他感到原来姚玉玺与他就不是一路人，不是一股道上的车，真不想与他在一起待了。后来，行里许多同志到他跟前反映了姚玉玺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已经触犯了刑律。直到此时，郭正清才真正明白，自己现在绝不能协助姚玉玺了，而是要处处提防着他，要与他这种贪污腐败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才对。

此刻，在看守所里，他回想起行里最近的许多情况，又听了狱友张卫红诉说了自己的遭遇，才觉得世界上的不平事处处都有，受到不白之冤、不公正待遇的原来并不是自己一人呀！他不由得又有几分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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