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拙著《张居正》出版后，获得过一些好评。许多同道称赞这部的成功，得益于我的旧学功底。古典文学，无论散文，还是诗词歌赋，对于我来讲，都属于“童子功”，在这一点我还有些自信。但是，就其的结构，也就是说讲故事的方式而言，尽管我使用了章回体，我仍要说《张居正》受到外国的影响颇大。有一次，我与《张居正》的责任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先生论及此事，我说在写作《张居正》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法国的雨果，他笑着回答说：“你如今成功了，怎么说都可以。”言下之意，他不相信。我告诉他，雨果对我的影响是漫长的。

三十年前，我在县文化馆工作。那时，县文化馆与图书馆没有分家，全县藏书最为丰富的，就该是县文化馆的图书室了。但这些藏书，因为牵扯到封、资、修，十之八九都不向读者开放。束之高阁，积满尘垢。我因占了馆员之便宜，更因为馆长理解我的求知欲，便给了我一把书库的钥匙。每天一大早，我开门进库，带一瓶水，一个馒头（中间夹二分钱的咸菜）权充午餐，在书库里一泡一整天。

拿今天的眼光看，这小书库的藏书，可能还没有我个人的藏书多，但在当时，我像阿里巴巴找到了藏宝的山洞。大约有两年时间，我独占了这间光线昏暗、蛛网蒙窗的书库。

库内的十几架书，中国古典多，而外国文学，大约有两三架吧，虽然不多，但都是精典。在那两三年里，我读了如下作品：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果戈理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小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小仲马的《茶花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狄更斯的《双城记》、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乔万尼奥尼的《斯巴达克斯》、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等等。除以上所述，书屋里所藏的巴尔扎克与雨果这两位法国作家的作品最多，几乎他们作品中所有的中译本都庋列其中，而且，我也全部读完。

当然，除了外，还有戏剧与诗歌、散文，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雪莱、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济慈、裴多菲、波特莱尔与聂鲁达等等，我亦通读，这些耀眼的星座，亦曾照亮我文学的星空，但因我这篇文章以谈为主，所以，暂时不能顾及他们。

二

今年十月，我曾应中国海洋大学之邀，去青岛参加一次由科学家与作家组成的人文与科技的对话。在会上，有一位久负盛名的海洋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先生直言不讳的说，他非常喜欢金庸的作品，他已把金庸全集通读了三遍，现正在读第四遍。

一个作家的全集，而不是某一部作品能够被人通读四遍，这个作家没有理由不自豪。对金庸的作品，文学界同仁褒贬不一，但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社会中，金庸的武侠享有盛誉并经久不衰，这是不争的事实。

谈外国，忽然说起金庸来，似乎跑题了，其实并没有。我是由金庸想起了法国大仲马。我记得第一次读大仲马的代表作《基督山伯爵》，是在1975年的夏天。我不记得是怎样翻出这本书来的，加之我身处偏僻的山区县城，又非书香门弟，所以也完全不知道大仲马何许人也，但当我拿起四本一套的《基督山伯爵》的第一本，读完第一章后，我就完全放不下手了。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书库里是不准开电灯的。为了防范，甚至连电线也剪掉了。但我还只是看了第一本的大半。眼看天黑，我心急如猫抓，馆长早就与我约法三章，我可以躲进书库看书，但决不能把任何一本书携出门外。但书中曲折多变的情节深深抓住我的心，如果放下书本等到第二天再接着读，那天晚上我肯定会彻夜失眼。于是，我走出书屋硬着头皮找馆长，希望他允许我把《基督山伯爵》带回寝室里挑灯夜读，馆长一口回绝。我于是又提出折衷方案，能否让我夜里呆在书库里，他说书库内不准开电灯，我说想好了，我去借一把手电筒，买两节新电池。馆长终于答应，为了防盗，也为了掩人耳目，馆长把我送进书屋后，就在外面把门反锁了。

斯时正值盛夏，窗户紧闭的书屋闷热如蒸笼，我进去不到五分钟就全身湿透。更有数不清的蚊虫永无休止地向我偷袭叮咬，但因为我急于想知道基督山伯爵的复仇结果，我已经对闷热与叮咬没有感觉了，我揿亮手电筒，开始了愉悦与紧张的。

我原本打算读到某一处，也就是说某一个情节结束时，就放下书本眯一觉。但我的这一计划落空。大仲马的，情节复杂多变，悬念跌起，不一口气读完，你就会觉得非常难受。大约天快亮时，我读完第二本，手电筒电池耗尽，我再也无法读下去，也无法眯一觉，我靠着书架，满脑子都是书中的人物与事件，并猜想在以后的篇章里，情节将如何发展……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个闷热的夏夜。此前，我也有过彻夜的经历，那是我在农村当知识青年的时候。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夜，我在读线装本的《封神榜》。老实说，这本书是可以中途放下的，我之所以彻夜读它，乃是因为第二天我就要把这本书还给人家。这一夜的经历也很有趣，值得记述：那时乡村还没有电灯，农民照明用梓油灯、松明、煤油灯三种。用煤油灯者，是人们羡慕的“贵族”，我拥用一盏煤油灯，所有的长夜便都温馨而幸福。那天读到半夜，没有了煤油，真正地油尽灯枯。我寻找解决的办法，发现了小半瓶菜油。我试着把菜油加一点到灯壶里，居然也能点亮灯捻，于是又进行了下去。这一夜，《封神榜》是读完了，但其直接后果是，我半个月没有吃到一点油水。当时物资紧缺，农村中每人每月供应四两菜油，我拿来作为照明之用，就只能吃清水煮萝卜了。

两次彻底不眠的读书感受，就其本身的快感而言，后者强于前者。

一部作品给人的快感，因人而异。我想，《基督山伯爵》能让我手不释卷并产生如此之大的吸引力，一是因为在那万马齐喑的时代，整个民族都在文化沙漠上备受煎熬，我们无法读到纯粹的文学；二是因为大仲马不同于别的作家，他特别会讲故事。他的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在这一点上，金庸先生与大仲马庶几近之。

三

年轻时不但是生命的花季，亦是文学的花季。可以说，我读过的，五分之四都是在三十岁之前完成的。我从十二岁就开始读，二十岁之前，主要是苏联及新中国的，二十岁至三十岁这十年，了大量西方名著。

我的青年时代，内心充满渴望与向往，而世界则显得呆板而冷酷。在这种业界里生活是极不愉快的，它压制了你的许多骚动，也扭曲了你的许多人性。但也有一个好处，你无法在现实中找到诱惑，你的时间不会被咖啡屋、美国大片、网球场、qq与八卦新闻等等奇异的小资文化分割成无法拼拢的碎片。那时，你虽然不拥有完整的白天，但至少你拥有完整的夜晚。

大概从十五岁开始，我似乎将所有的夜晚都用在上。古人有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注脚。照此读书，便有极端的功利性。我当时读如此之多的外国，并没有任何功利性的想法，我只是觉得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我个人的嗜好，喜欢情节生动曲折的，冗长的心理描写和节奏缓慢的叙述，会令我昏昏欲睡。青少年时代，我都是在故乡读过，由于娱乐生活的缺乏，鼓书艺人成为受人欢迎的职业。夏夜的禾场、冬夜的火塘边，都是鼓书艺人献技的地方，我听过他们绘声绘色讲述的《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粉桩楼》、《大八义》等等，中国最早不叫，而称为话本。这话本，便是说书人的创作。而我故乡的人，管说书叫“讲传”。我不知道西方有没有“讲传”这个传统。但我知道，像《基督山伯爵》、《斯马达克斯》、《十字军骑士》这一类，与中国的话本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曾把这三部当作“传”讲给乡亲们听过。他们听得屏神静气，啧啧称奇。不止一次，乡亲们对我竖起大拇指赞道：“洋传也好听。”农民的表述总是很精确，外国被他们称之为“洋传”，雅而贴切。

至今，我写还保持了一个习惯，就是先把构思的情节讲给人听，如果听者被吸引，一再追问“下回如何分解”，则这情节是可行的，否则则要推倒重来。

电影与电视产生之后，给的传播增加了新的途径。这些年来，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名著，大部份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再次成为了“话本”，不过说书人的角色有了改变——导演和演员复活了“话本”的内容。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有的被影视公司一改再改，似乎永远保有兴趣。而另外一些则无法改变纸质的命运，影视投资商碰都不肯碰它们一下，这是因为它们的叙事性太差，不具备“话本”的性质。

当然，我并不认为被影视公司老板看中的就一定是好，反之，不适宜改编影视剧的就是差的。对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位家都有权利根据自身的美学追求来写自己的。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有的作家读者群很大，有的则很小。有人认为，通俗作家的读者群大而精典作家的读者群小孩子。我不大同意这个说法。精典与通俗，不在于受众的多寡，而在于自己中的叙事方式。把当作一本哲学书来读，则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但是通过的人物与情节让人悟到一点什么东西，则又另当别论了。

记得曾有人把金庸与鲁迅拿来作比较，并痛言如果金庸是文学大师，那鲁迅怎以办？此前，也有学者把大仲马与雨果拿来作比较，认为只要一读作品，两人的优劣便不言自明。这样的争论听多了，我便暗自庆幸，我年轻时幸亏不认识任何学问大师，否则，我恐怕终生都不会读到大仲马了。

我不排斥大仲马，同时，我也承认，雨果对我的影响更大。

四

读完一部，然后咀嚼它并理解它，是我二十八岁以后的事。

二十八岁那年，我从县文化馆调到省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就在这一年，我认识了徐迟。

自1979年发表《歌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老又为李四光、周培源、蔡希陶等著名科学家立传，从而在中国文坛掀起了“徐迟旋风”。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徐老对我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好感，我想，这大约是他并不欣赏我的成名作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的缘故，徐迟是一个抒情而浪漫的人，同时是一个惟美主义者，在他看来，诗、音乐与绘画天生丽质，最具美文的表现形式。而我的那首诗剑拔弩张，是愤怒的产物。他不大喜欢愤怒出诗人的说法。后来，他为我的诗集《瘠地上的樱桃》写序言，干脆挑明了说“我历来不同意把诗变化成匕首和大炮。”

徐迟与我产生谈话的兴趣，是从《楚辞》开始。第二次见他时，他在住院，床边放了一套线装的《楚辞》。他问我一个很怪的问题：“魂一夕而九逝”这句诗，这个九逝究竟是不是实指？也就是说，人有没有可能一个晚上灵魂九次出窍，我回答说，此处的九，是多的意思。同时，九亦是阳极，与之对称的六，是阴极，灵魂出窍应该是至阴的事，怎么反而用了一个阳极的数字呢？这个九，肯定不是实指。老实说，这个回答有狡辩的味道，因为我虽然很早就背诵过《楚辞》中的许多篇章，但对每句诗的细微之处，并没有像徐老这样探微索隐。但是，正是这次谈话，却确定了我与徐迟的师生关系，他开始主动约我谈话了，并对我说：“我要花五年的时间，把你改造一下。你现在虽然也在写作，写出的东西也能发表，但你不知道为何而写作，以及如何写作。”徐老的话很严厉，但年轻气盛的我，还是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一来是因为他的盛名，二来通过两次谈话，他的深厚的西方文学修养已深深地把我折服。他给我订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主要是外国文学。他开了一个书单，大约有近百部西方名著。打头的第一部，就是《荷马史诗》。我告诉他，这书单中的许多书，我都已读过。他听了很不高兴，责问“你都读懂了吗？”他说着从书架上抽出已经发黄的旧版《荷马史诗》，翻出一段来要我看，是描写盾牌的，占了几个页码。徐老说：“人家荷马可以把一个简单的盾牌写出两百多行诗来，而且一点也不枯燥，这种想象力你有吗？没有你就要学习，研究人家的想象力是怎样产生的，而且能够在作品中恰当地表现出来”，这种责备对于我无啻于一记棒喝，并开始汗颜。原来，我读过那么多作品，只是“看”，而并没有“读”，也就是说，我只是作为一个读者来消遣，而没有以作家的眼光来研究。

从此，在徐老面前再也不敢随便说话，而是严格按他的要求读书。从1982年至1986年，只要在武汉，我每星期必得两个半天到徐老家里，向他汇报读书心得，然后听取他的指教。比之第一次躲在英山文化馆的书库里读书的那两年，这第二次的五年，我倒真读懂了许多作家的作品。像雨果，徐迟让我非常认真地将他的《悲惨世界》、《笑面人》与《巴黎圣母院》各读两遍，从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情节的设置、人物命运的纠葛、场景的合理运用、对话与叙述、隐性的主题与显性的故事等等都作了细致的分析与探讨。

1988年，在经过数年的学习后，我产生了强烈地创作的冲动，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徐老，他说“你可以试试”。花了半年的时间，我写出了第一部十六万字的长篇《酒色财气》，这本书尽管也出版了，但亳无影响，甚至我在给出版社看三校时，已自气馁，觉得没有出版的必要了。书还是印了出来，徐老看过后说：“你这书没有写好，已不是文学的修养问题，而是你的生活不够丰富，你仿效雨果，但你没有经历雨果的坎坷与磨难，因此，你也不具备雨果式的忧患。”

怎样才能获得雨果式的忧患呢？徐老从要我读书发展到要我读人。这一点倒真是难为了我，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但是，在那以后的岁月中，上苍眷顾，让我得以有机会尝到过雨果式的曲折人生，并得以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读各式各样的人，分析研究这些人，并进而研究由这些人组成的社会。不知不觉地，雨果式的忧患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的《张居正》，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的。

最后这一番话，表面上看与读书无关，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没有从漫长的中，便我的思想具有历史的沧桑感，分析和判断现实中的人和事，我就有可能发生谬误。至少，现在面对生活中众多的人与事，我知道哪些可以变成文学，哪些则不能。

20041218匆草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