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彭祖最早在景帝前元二年的时候被封为广川王。吴楚之乱中赵王刘遂谋反失败后，刘彭祖被改封为赵王。刘彭祖是标准的两张皮，在人前人模狗样的，巧言善变、谦卑谄媚，还教导刘胜不要***，他自己在背地里还不是形骸放浪，而且阴险狠毒。

刘彭祖构害别人的时候是要玩弄技巧的，喜欢在律令上做文章，钻法律的空子。只要朝廷派遣官员来赵国，他就亲自穿上下人们才穿的黑色衣服，忙前跑后招呼中央来使，还亲自为人家打扫屋子，借机观察来使的言行；他故意和他们聊一些禁忌话题，只要对方说话稍有不当之处就记录下来，当政府派来的官员要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刘彭祖就拿出这些记录来要挟对方，如果对方不就范，他就以此来举报对方。因而在刘彭祖担任赵王的五十多年里，基本上没有国相和两千石以上的高官在他那里任期超过两年的，他们动不动就因为获罪而被赶跑，官员重则被杀，轻则受刑，可见刘彭祖确实手段阴毒。

刘彭祖除了欺负官员外，还常常压榨百姓。他在手底下招收了一批黑社会分子，成天跑到各大市场向商人收保护费，他个人的收入比中央政府在赵国收到的赋税还多。因而刘彭祖算得上是富得流油，他把钱全都花在玩女人和奖赏儿子上了。

此外，当时的人都知道赵王有怪癖，不爱宫室不信鬼神，就是特别喜欢“执法”。他上书天子，自告奋勇接管赵国的治安工作，然后每天晚上带着士兵在邯郸城里巡逻抓贼，来往客商都知道刘彭祖收拾“盗贼”时的狠毒劲儿，因而从来不敢在邯郸城留宿过夜。

上梁不正下梁歪，刘彭祖可以娶来自己兄弟的老婆，他自己的太子刘丹便也学他胡闹，和自己的同胞姐姐乱伦。最终刘丹被其手下门客江充告发，赵王改立太子。

总览景十三王中这些性格迥异的诸侯王，不论是残暴的还是好学的，毫无疑问，他们都在享受着常人获得不了的特权。刘德能获得藏书，刘馀能随便拆孔子旧宅，刘瑞、刘彭祖能为非作歹、骄奢淫逸……这一切都因为他们处于专制社会的统治阶层。

伴随着国家和社会在文景时期的繁荣与发展，统治阶层的物质生活越发优越，因为在专制时代的社会生产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来供统治阶层消耗的。文景时期社会生产大幅提升，所以政府给予诸侯王们的特权和照顾也就越来越多，和民间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远。整个汉帝国从刘邦时期带来的那种“草根”气息不见了，文帝时代的淳朴与节俭也消失了，刘家人已经彻底蜕变成了娇惯蛮横的暴发户。

不过仔细想来，这是中原的汉人政权发展到中期必然出现的现象。社会的稳定与匀速发展让统治阶层看不到任何危机和需要改变的地方，这意味着帝国将要开始从上层溃烂，因为统治阶层的主要生活从解决问题变成了吃喝玩乐。当然，历史的幸运就在于，汉武帝后来按照主父偃的办法实行推恩令，王国问题被彻底解决，这种溃烂发出的黄脓没能动摇西汉帝国的根基，但建立于安逸社会环境之上的统治阶层的腐败如果没有在其发展初期被及时地遏制，那么这一切必然会造就政权的不稳固和安逸社会环境的崩盘。王朝兴亡，其实就是一个动荡—安逸—动荡的过程，动荡使得人们追逐安逸，安逸蓄养出未来社会的动荡。

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景帝之死

回顾汉景帝的一生，尽管其政绩并不像他父亲那样突出，但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公元前141年二月六日，刘启被葬于阳陵。景帝时代的大幕落下，唯有余辉映衬着咸阳原上阳陵的影子，见证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的远去，远处，骊歌凄凄。

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十月，天有异象，日月都变成了红色。

十二月的最后一天，雷声轰隆，太阳变成了紫色，金、木、水、火、土星全都违背了原来的运转方向，向太微垣靠近，月亮也从太微垣中穿过。太微垣在古人眼中是天堂的象征，这些异象往往预示着灾难。

正月十七日，十六岁的太子刘彻举行了加冠礼，这一方面标志着太子成年了，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刘启已经对自己的生命失去了信心。

十天后，刘启去世。

刘启的遗诏讲了三件事：

第一，诸侯王以下所有要继承父业的儿子每人要被赐予一级爵位；

第二，天下的百姓每人赏赐以百钱；

第三，宫中侍女一律放出宫门送回老家，同时免除她们终生的赋税。

刘启遗诏的内容比他父亲刘恒的遗诏简要许多，没有了刘恒的那些罗罗唆唆的话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同时，它也没有刘恒诏书那样口气诚恳，情感真挚，而更像是在走流程，做样子。帝王遗诏，多数要抒发情感并表达对百姓的关怀，而刘启的遗诏却只有三言两语，可见他对这件事根本就很不屑，至少是不重视。

一切都在说明，刘启并不具备他父亲那样相对开明的胸襟。

刘启一生出众的地方相较于他的父亲并不太多，但并不是没有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在处理王国问题上，刘启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并改变了王国制度，具体来说大的措施有三点：

第一，他加大了对关东国家的敌视政策，比如遵从御史大夫卫绾的建议，禁止高于五尺九寸的马匹和牙齿还没有长平的马匹出关。削减马匹就是削减骑兵数量，作为冷兵器时代的摩托化部队，骑兵往往成为战争决胜的关键。

第二，《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改变官名、削弱诸侯王国对官员的任免权、裁剪诸侯王国的官吏，这显然是为了抑制王国势力的发展。

第三，刘启颁布了左官律、附益法。这两条政令都是针对王国势力的，限制他们手下的人才和钱财，增加地方对中央的依赖性，从而削弱王国势力。

其次，在内政问题的解决上，刘启在任内废除了苛法酷刑。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刘启下了一道诏书，他否定了父亲刘恒将肉刑改为笞刑的做法。刘恒原来想的是“长痛不如短痛”，残疾了痛苦一生，挨几鞭子过几天就疼过去了；但是刘启认为，笞刑太重和肉刑没有差别，鞭子也是能打死人的，所以他决定减少笞刑的数量，将笞五百减为笞三百，笞三百减为笞二百，笞二百减为笞一百。

每个人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同的，文景二帝在对待刑罚问题上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二人都想方设法让刑罚有所减轻，而不像一般的专制君王那样，整天都在想着“杀伐立威”，这实在难得。

此外，按照《汉书·刑法志》的记载，刘启让丞相刘舍和御史大夫卫绾制定了《箠令》，规定对犯人实施笞刑的刑具“箠”长为五尺，材质为竹，粗的一端厚一寸，另一端厚为半寸。《箠令》中对于行刑的位置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将原来打后背的做法一律改为打屁股，而且实施笞刑的人不能中途更换，这样打着打着那位施刑者就没劲儿了，后面几鞭也就能打得轻些。

另外，刘启允许“狱疑”，也就是允许犯人上诉，而且即使是犯人上诉失败，证据不合适，也不会被增加罪名。所以景帝年间“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汉书·食货志上》）老百姓都很自律。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七篇《贾谊与晁错》中说“文帝守静”，景帝则“稍能改革”。实质上，文景时代作为汉帝国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文帝朝是“承上”的，而景帝朝更多的作用是“启下”，两个时代风格不同。汉文帝时的积淀为日后汉帝国的飞跃做了铺垫，而汉景帝时代的风尚则是蠢蠢欲动但还没有动，这种气质保持到武帝朝，最终在汉武帝手中爆发，西汉帝国进入全盛期。

汉景帝死后在当年的二月六日下葬于阳陵，就在今天陕西咸阳张家湾村，1990年西安修机场高速的时候对汉阳陵进行了发掘，现在在汉阳陵修建了地下博物馆，可以在其中一窥阳陵陪葬坑的全貌。特别有趣的是，人们在阳陵附近的盗洞口还发现了一个盗墓者的尸骨，这个还比较稀奇。

汉阳陵可能是现在开发得最好的汉朝帝王陵了，所以有关它的信息也相对较多，今人既然无缘一览文景之治的风貌，或许去阳陵抚古追昔一番倒也不错。

阳陵的封土是覆斗形，上小下大。底部东西长1675米，南北宽1685米，顶部东西长635米，南北宽56米，封土高3228米。傍晚时分，咸阳原上的汉阳陵有着灰暗而巨大的影子，显示着它的古老沧桑，封土上的青草在白天一片翠意，傍晚则闪烁着余晖。

站在封土前，看着这般景色，难免都会有些怅然若失，因为文景之治一去不返了。

这柔和的暮色从来不能舒缓地展现在汉武帝的茂陵之上，因为汉武帝具有和他的父亲、祖父完全不同的气质。他更像一位成熟的专制帝王，驾驭着一个在专制集权制度下更为庞大、强盛的帝国。然而没有人能忘记，这一切都是文景之治缔造的。

经济快速繁荣、思想相对开放、社会区域安定，相较于汉武帝穷兵黩武的时代，文景年间更适合人们去生活，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野心的年代，人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奔波，而不必被裹挟进政权之间的纷争。

汉景帝带走了文景之治，当大部分演员都已经离场的时候，还有些人依旧活跃在历史的前台上，他们的戏份还没有结束，文景之治在西汉帝国的殿堂中余音绕梁。

——直到窦太后去世，黄老之术在西汉政治指导思想领域的主体地位才被儒学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