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了世间一切享乐，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帮助同胞的事业中的人是十分危险的。美国总统弗朗西斯·埃克萨威尔·肯尼迪，就是这样一个人。

进入政坛之前，肯尼迪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财富，当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后来他开始着手去追寻生命中有意义的事情。他信教，他坚守道德准则，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经历了失去两位叔叔的创痛，这一切让他觉得最有价值的事莫过于改良这个世界，这实质上也是改善命运本身。

当选总统后，他宣布本届政府的使命就是向所有人类的苦痛宣战，他要站在百万雇不起说客和其他压力集团的人民大众一边，成为他们的代表。

要不是肯尼迪在电视屏幕上的魅力亮相，总统的这些想法在正常的情况下会被选民认为是过于偏激的念头。但他比自己那两位著名的“叔叔”更加英俊，在镜头面前更加自如；同时，他也比叔叔们更聪明，教育程度更高，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演讲时，可以言之凿凿地报上一连串的数据，他还能滔滔不绝地概述不同领域的专家制定的计划构想，而他挖苦起人来也毫不逊色。

“如果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弗朗西斯·肯尼迪说，“所有的夜贼、强盗、走私犯就都能学会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实施偷窃。他们应该学会像华尔街那帮人一样公然合理地偷窃别人的财富，像社会上那些有威望的大人物一样逃避税收。这也许会导致更多的白领型犯罪，但至少不会有人受伤。”

但是肯尼迪还有另外一面。“左派认为我太保守，而右派又把我当恐怖分子。”肯尼迪曾经对克里这样说过，当时克里正给他送来一份新的联邦调查局许可证，容许他们有更广泛的自主决定权，“如果有人犯了法，我觉得他就成了一个罪人。法制就是我的信仰。实施犯罪的人就是把上帝的力量强加给别人，应当由受害者决定是否要接受生命中的另一个上帝。一旦受害者和社会以某种形式接受了这种犯罪行为，我们就破坏了社会的生存意志。社会，甚至个人，都无权宽恕罪犯或者减轻刑罚。为什么要把罪犯的独裁意志强加给遵纪守法、服从社会契约的公民呢？在谋杀、持械抢劫和强奸这一类的可怕案件中，犯罪分子就等于在宣布自己是神。”

克里斯蒂安微笑道：“把他们都关进监狱吗？”

肯尼迪板着脸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监狱。”

克里斯蒂安把计算机统计出来的有关美国犯罪的最新数据给他，肯尼迪研究了几分钟，火冒三丈。

“要是人们知道这些犯罪数据，”他说，“要是人们知道了那些还没有列入统计的罪行，会怎么想呢？比如说，夜贼，甚至包括已经有前科的那些贼，大部分其实都没有坐牢。连我们的政府都不得擅闯民宅，我们的自由无价，社会契约和家园土地都神圣不可侵犯，却被那些持械罪犯再三践踏。他们肆意偷盗、谋杀和强奸。”

肯尼迪念诵了一段最受喜爱的英国不成文法：“雨可进，风可进，但是国王不许进。”然后他说，“真是一句废话。”他又接着说道，“仅仅加利福尼亚一个州，一年的谋杀案就是整个英格兰的六倍。美国的谋杀犯连五年的牢都不用坐，当然你得先能判他们的刑，那简直就是奇迹。

“美国民众的安全正受到上百万个疯子的威胁，”肯尼迪说，“他们夜里不敢上街。他们请私人保镖来看家护院，每年的费用高达三百亿美元。”

肯尼迪特别痛恨其中一点：“你知道有百分之九十八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吗？尼采很久以前就说过，‘如果一个社会变得心慈手软，那么这个社会就站到了加害者一边。’宗教机构讲究慈悲那套屁话，他们宽恕罪犯。但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那些人渣。我见过最糟糕的一件事，有个母亲，她的女儿被人残忍地先奸后杀，结果她却在电视上说，‘我原谅了他们。’谁给她的狗屁权利去原谅他们？”

肯尼迪接着开始向文学开炮，这让克里斯蒂安惊奇不已。“奥威尔写的《一九八四》从头到尾都是个错误。”肯尼迪说，“个人就是野兽，郝胥黎在他的《美丽新世界》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不是什么好事。不过我倒不在乎生活在《美丽新世界》中，总比现在这个世界好。个人才是独裁者，而不是什么政府。”

“这份报告中的数据确实让我十分吃惊，”克里斯蒂安真诚而坦率地道，“这个国家的人民正遭受恐怖威胁。”

“国会必须通过我们需要的法案。哪怕报纸和其他媒体大呼小叫地说这是对神圣《宪法》和《权利法案》的血腥谋杀。”肯尼迪顿了顿，想试探一下他朋友的反应。克里看上去似乎被震住了，肯尼迪笑了笑，接着又道：“说说我的看法吧，信不信随你。最有趣的地方是，我已经跟国内那些手握大权、家财万贯的人讨论过当前的形势，他们手里掌握着所有的钱。我在苏格拉底俱乐部做过演讲，我觉得他们应该很关心这件事情。不过令我不解的是，他们明明可以影响国会的行动，却不肯这样做。个中原因到底是什么，你恐怕永远也猜不出，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停住不说了，好像期待克里斯蒂安能猜出答案来。

他又做了个鬼脸，可以看作是微笑，或者蔑视：“这个国家有钱有势的人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必依靠警察或政府部门。他们用昂贵的安保系统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还有私人保镖保护他们在这个犯罪猖獗的社会中不受侵害。这些精明谨慎的人绝不会跟毒品什么的扯上关系，他们的家有高墙电网，所以晚上可以安心睡觉。”

克里斯蒂安心神不定地挪了挪身体，然后啜了一口白兰地。

“其实呢，”肯尼迪接着说道，“关键问题是这么回事。假定我们通过了严打犯罪的法案，那么我们惩治的黑人罪犯会比其他任何人群都要多，那这些资质平平、缺少教养、无权无势的人会到哪里去呢？他们还有什么资源来反抗我们这个社会呢？如果他们不能通过犯罪来发泄，就会诉诸政治运动。他们会成为活跃的极端分子，影响国家的政治平衡，那么我们就不再拥有资本主义民主了。”

克里斯蒂安问道：“你真的相信这些吗？”

肯尼迪叹了口气：“上帝，谁知道呢？但是这个国家的掌权者相信这一点。他们的观点是，就让这些豺狗尽情分食那些无依无靠的弱势人群吧。他们能偷到什么呢，几十亿美元吗？不过是些小代价而已。上千人被强奸、偷窃、谋杀和抢劫，无所谓，反正受害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人。这样微小的损失好过政治上的混乱。”

克里斯蒂安说：“您想得也太夸张了。”

“这是有可能的。”肯尼迪说。

“如果情况失控的话，”克里斯蒂安说，“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自卫队——美式的法西斯。”

“不过这种政治运动还是可以控制的，”肯尼迪说，“实际上这样还会对当权者有所帮助。”

然后他对克里斯蒂安笑了笑，拿起那份报告。“我想要留着这个，”他说，“我要找人给它裱个框，然后挂在我房间的墙上，纪念克里斯蒂安担任总检察长和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的日子。”

复活节之后，周一早上七点。肯尼迪总统班底成员、内阁成员和副总统海伦·杜·普雷纷纷来到白宫内阁会议室。这个周一的早晨，大家心中都有些惴惴不安，不知道总统会采取什么行动。

会议室里，中情局局长西奥多·泰佩等着肯尼迪示意，便率先发言。“我首先要说明，特丽莎现在没事，”他说，“也没有人受伤，不过他们还没提出具体的条件。但是最迟今天傍晚他们就会宣布要求，而且还警告我们必须立即满足，不得讨价还价。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劫机犯的头领亚布里尔在恐怖分子圈里名头很响，而且在我们的档案中也留有记录。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总是独自策划行动，再找一些恐怖组织作帮手，比如神秘的‘百人先驱团’。”

“为什么是‘神秘的’，西奥？”克里插了一句。

泰佩说：“他们不是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那样的组织，而是不同国家恐怖分子的联合团体。”

“接着说。”肯尼迪简单地道。

泰佩翻了翻笔记：“毫无疑问，舍哈本的苏丹这次在与亚布里尔合作。他的军队把守着机场，不允许实施任何救援行动。同时，苏丹还假装是我们的朋友，主动要求担当双方的调停人。我们还不了解他这么做的目的，但是肯定对我们有好处。苏丹行事理智，容易在压力之下妥协，而亚布里尔则不按常理出牌。”

中情局这位主管欲言又止，看到肯尼迪点了点头，他有些不情愿地接着说道：“亚布里尔想要给您女儿洗脑呢，总统先生。他们已经进行过几次长谈，他似乎认为她有成为革命者的潜力，如果她能说两句对革命表示同情的话，那简直就是他的大获全胜。她似乎也不害怕他。”

房间里其他人都没说话，他们都知道最好不要问泰佩从哪里获得的这些信息。

会议室外的大厅里人声嘈杂，他们都能听到等候在白宫草坪上的电视摄制组激动的叫喊声。尤金·戴兹的一个助手被带到会议室，交给戴兹一张手写的便条，这位幕僚长迅速地扫了一眼。

“这消息已经证实了吗？”他问那位助手。

“是的，先生。”助手答道。

戴兹直视着弗朗西斯·肯尼迪。“总统先生，”他说，“我有个最最不同寻常的消息。刺杀教皇的人我们已经抓到了，就在美国。犯人对他的刺杀行为供认不讳，并且说他的代号是罗密欧，但是拒绝说出他的真实姓名。我们已经和意大利安全部的人进行过确认，犯人供述的细节都和他的罪行吻合。”

阿瑟·威克斯突然愤怒了，就好像某个温馨聚会中突然闯入一个不速之客：“他到底想干什么？我不相信他供述的是真的。”

戴兹耐心地对那些证词进行解释：意大利安全部已经抓住了罗密欧的几名手下，而且他们也都招了，并指认罗密欧就是头领。意大利安全部部长弗朗哥·塞巴蒂斯奥一直因善于刑讯逼供而在业界闻名，但是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罗密欧要逃到美国，而且这么轻易就被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