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就背诵唐诗人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的绝句，童稚时只觉得它好，但好在哪里却说不出来了。中年以后，才悟出这诗的妙处全在“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一句上。

扬州古称广陵，人们又叫它维扬。清代之前，扬州因靠着大运河，一向被誉为南北枢纽，淮左名邦。以今天的地理概念，扬州在苏北，不属江南。但古人自北方舟船而来，一入扬州，心理上便感觉到了江南。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其第一站盘桓之地，都定在扬州。江南是以长江为界的，从这层意义上，扬州不算江南，但它处在淮河以南，属不南不北之地，且扬州的人文风气，山水风光，都是近南而远北。杜牧在扬州留下的诗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便绝不是凛冽的北地所能产生的情境了。

历史上的扬州，自隋至清一千多年间，虽屡遭兵燹，却不掩其繁华锦绣的气象，大凡一个城市，就象一个人那样，命运各异，有好有坏。有人终生困顿潦倒，喝凉水都塞牙；有人少年得志，到老也无灾咎。扬州属于那种“贵人多难”一类。比其这杭州、苏州，它受到蹂躏最多。但每遭蹂躏之后，它总能顽强的恢复生气。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八字用在扬州身上，也是合适的。

记载扬州古时的繁华，典籍甚多。但最好的要数清代乾隆年间李斗先生撰著的《扬州画舫录》了。杭州、苏州乃人间天堂，值得记述的盛事比扬州还要多。但无论是张岱的《西湖梦寻》还是顾禄的《桐桥倚棹录》，都不及李斗的这本书。尽管张岱才情很高，是一代大家，但作为城市的记录，他之考证与阐释，均没有下到李斗那样的功夫。李斗之后，另一位扬州人焦循写的一本《扬州图经》，也是一本好书。但史的味道太浓，非专门的稽古钩沉之士，恐怕很难读它。

古扬州最令人向往的地方，当在小秦淮与瘦西湖两处。其繁华、其绮丽、其风流、其温婉，《扬州画舫录》皆记述甚详。西湖之名借于杭州，秦淮之名借于南京，但前头各加一“瘦”与“小”字，便成了扬州的特色了。我一直揣摩扬州人的心理，天底下那么多响亮的词汇，他们为何偏爱“瘦”与“小”呢？这两个字用之于人与事，都不是好意思。我们说“这个人长得又瘦又小”，便有点损他不堪重用；说“他专门做小事儿”，便暗含了鼠目寸光。时下有种风气，无论是给公司取名，还是为项目招商，均把名头拔得高高的。三个人支张桌子，弄台电脑，派出的名片却是“亚洲咨询公司”一类；两三张食桌的厅堂，美其名曰“食街”。总之，能吹到多大就吹到多大。照这个理儿，瘦西湖完全可叫“大西湖”或“金西湖”，小秦淮也可叫“中国秦淮”或“银秦淮”了。古扬州城中，虽然住了不少点石成金的商人，但铜臭不掩书香，负责给山水楼台命名的，肯定还是李斗、焦循这样的秀才。这两处名字最令人寻味：西湖一瘦，便有了尺水玲珑的味道；秦淮一小，也有了小家碧玉的感觉。如此一来，山水就成了佳丽一族，而扬州城也就格外地诗化了。

如是，话题就回到“烟花三月下扬州”上头，知道扬州的地理与历史，就知道什么季节到扬州最好。因为没有红枫，更没有与红枫相配的壮阔逶迤的峰峦沟壑。秋老时分到扬州的意义就不大。杜牧说“秋尽江南草未凋”，未凋并不等于藏蕤，失了草木欣欣的气象。莺飞燕语的三月却不一样：那杨柳岸畔的水国人家，那碧波深处的江花江草；园林台榭、寺观舫舟，一色儿都罩在迷离的烟雨之中。此时的扬州，那些硬硬的房屋轮廓都被朦胧的雨雾软化了下来，曲折的小巷浮漾着兰草花的幽香。湖上的画舫，禅院的钟声，每一个细节上，都把江南的文章做到了极致。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句子把我们东方人的审美意趣，写得如同梦境。在三月的扬州，我们是可以寻到这种梦境的。

为了这梦境，我曾动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念头。去年，我打听何处可以雇一条船，邀二三友好于黄鹤楼下出发，一路吟诗作画，听琴吹箫到扬州去。结果人家告诉我，现在从武汉到扬州，根本无水路可通。后来打听到，从杭州或苏州出发，可从运河到达扬州。我又来了兴趣，让朋友去觅一只画舫。事情也未做成，其因是这一段运河虽然畅通，但除了运送货物的商船，渡客的帆舟早就绝了踪迹。

由此我想到，坐一条船于烟雨濛濛的江上，去拜访唐代的扬州，已是完全不可能了。扬州的繁华还在，但唐代的风流不再。若有意去欣赏今日的生机勃勃的扬州，只能自驾车从高速路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