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重庆正是暑热难耐的季节。在距市区10公里的嘉陵江南岸的一片向阳山坡，有一处西式风格的二层小楼。这座被命名为“黄山别墅”的建筑是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如果不是遇有会议或其他必须在军委会机关办的事，蒋便在这里办公理事。

一天黄昏，保密局送来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的报告。王是一位学识渊博、阅历丰富、头脑机敏的知识分子，日本问题专家，蒋的得力幕僚。王芃生在报告中汇总日本方面的最新动态。汪精卫投敌后，日本看到了征服中国的另外一种可能，即加大政治诱降力度，军事进攻有时也作为政治诱降的辅助手段。6月20日，日军大本营给在华各部队下达“谋略”任务：策反地方军即“杂牌军”，孤立和打击中央军部队。王芃生认为这种从中国兵家老祖宗孙子那里学的“攻心”、“伐谋”，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日军兵力紧张、供给入不敷出的窘境。

蒋介石用红色铅笔在报告中的一段文字下面画了一道线，表示重要或急办：为配合汪伪建立政权机构，给重庆政府以军事压力，在大本营授意下，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拟定了以第九战区中央军主力为打击目标的“湘赣作战计划”并正在加紧准备实施中。

看完报告，蒋介石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坐得发木的腰身和双腿，打开与向阳大窗连为一体的一扇木门，走上阳台。

阳台上视野开阔，往下看，“雾都”重庆此时很清晰、很安静地重叠在夕照之中。奔流不息的嘉陵江隐隐的水声令人心情舒畅。

日军继占领武汉又乘势攻占岳阳后没有继续南进，延安的和重庆的蒋介石将这个停顿点作为中国抗日战争阶段的划分线。认为抗日战争由此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则宣布“二期抗战”以此为起点。

但纵观全国战场，1939年上半年仍是硝烟弥漫。从年初开始，日军以5个师团和8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在华北进行巩固其占领地的“治安肃正”作战，受到挺进敌后的共产党八路军和一、二战区部队的打击。3月下旬，日11军部队进攻南昌，第九战区所辖的4个集团军在前敌总司令罗卓英指挥下与日军激战一个半月，日军以较大伤亡的代价攻占南昌。蒋介石力促九战区反攻，结果损2万余兵，折29军军长陈安宝中将，却仍未收复南昌，令蒋介石十分气恼。

5月，日本关东军与苏联、蒙古联军在诺门坎大战一场。令蒋介石高兴的不仅是日军以伤亡近2万惨遭败北，更在于日苏矛盾将增大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压力。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更加注意保存军事实力，静待其变。他认为，抗日战争的关键在一个“抗”字。可以损兵，可以失地，打不过就往后退，但无论如何一定要“抗”住，不投降。只要抗得住，就有国家在世界的地位和个人在国家的地位，总有抗到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帝国主义大国出来干预的一天。蒋清楚，他们有自身利益，不会将中国让给日本。

蒋介石回到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拨通军令部长徐永昌的电话，让他告诉正在九战区总结南昌会战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迅速协助陈诚拟定针对日军“湘赣作战”的军事部署并呈报上来。

最后一缕阳光沉入地平线，重庆城区方向漆黑一片。

政府南迁后，重庆成为日军轰炸机百炸不厌的靶子，曾因轰炸造成多起惨案。一到夜晚，全城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老百姓只能生活在厚厚的窗帘之内。蒋介石想起战前那万家灯火倒映江波的山城夜景，不由一声叹息。

1湘北上空战云密布

武昌，日军第11军司令部。1939年8月。

这座看上去极笨重的楼式建筑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办公机关。

1938年11月24日深夜，在各路攻打武汉的日军部队中，波田支队率先突入市区，直取这座以深灰色大楼为主建筑的军委会所在地。当数十辆日军汽车的车灯一起配合随军记者拍摄一个名叫山口平一郎的17岁一等兵在楼顶原有的旗杆上升起太阳旗的新闻照片时，这座建筑的主人蒋介石与他的夫人宋美龄及何应钦、陈诚、徐永昌等人从这里离去还不到5个小时。

大楼四周，过去站立着荷枪实弹、表情威严的卫兵的位置仍站立着同样年轻，只是国籍不同的卫兵。正值这个有“火炉”之称的城市的盛夏，卫兵们的军装被汗水湿透，只有钢盔和枪刺放着灼灼的冷光。

此时，司令官冈村宁次正将自己独自关在设置于地下室的作战指挥室。参谋人员都知道这是这位长官在作完重大战事的组织计划之后的一个习惯。在已标好的湖南、江西、湖北地图前，在各种预案、各类统计数字、各种情报之中，他要安安静静地将一切再仔细地想一遍。

湘赣作战指导大纲（昭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

作战目的

我军的作战目的为击败第九战区的粤汉沿线中央直系军主力，乘蒋军衰败之形势进一步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加强确保我军作战地区内的安定。

指导方针

一、军主力（以两个师团为基干）在隐蔽中做好准备。大概在9月下旬开始行动，将粤汉方面之敌军主力消灭在汨水河畔。

在此期间，约以1个师团策应军主力，事先将高安附近之敌消灭后，转向修水河上游捕捉该方面敌军。

二、实施本作战以奇袭为主旨，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大概恢复原来态势。

一个人一生活出特色本属不易，在这位身材中等、不胖不瘦、戴一副近视眼镜的日本将军的一生中，却有两件事堪称奇迹。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中国。

第一件是参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冈村宁次1925年便来到中国，直接参与组织战争行动，从次数到规模都是其他侵华日军指挥官所不及的。赫赫战功使他不断升任高职。1944年即日本战败前一年，他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侵华日军中，官当到不能再大。日本战败投降后，他又是最后一批离开中国回日本，在华时间可谓长矣。若论手上中国人的血，将他列为第一号战犯是堪为确当的。

第二件更能称为奇迹的，是他在战后被与他血战多年的对头国民党军政当局宣布无罪释放。这个结果连他自己都大感意外。

在对冈村宁次的处理上，蒋介石棋错一着。无论他当时和事后的想法如何，都无法改变他为此付出的无可挽回的代价，这是后话。

在这次湘赣作战中，冈村宁次谨慎用兵，将军所属的第3、6、33、106四个师团共10万兵力分为湘北、赣北和鄂南3个集团。以湘北为主攻方向，在赣北进行迷惑与牵制、配合主攻方向作战，在鄂南出一支奇兵，避开中国军队沿新墙河、汨罗江设置的防线，出现在对手侧背，与进攻湘北方向的日军夹击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于岳阳与长沙中间的平江地区。

打出3只拳头，但兵力只有当面中国军队的13。冈村宁次相信他定能打赢这一仗，以少胜多地使用兵力，在他已不是第一次了。

1928年，冈村宁次任步兵第6联队联队长。他带领4千余兵力，4月25日从青岛秘密登陆，第二天乘火车到达济南，执行阻止北伐军北上的任务。5月3日，他指挥这4千余日军向北伐军胜利之师第40军的4万部队发起袭击，随之与对手在这座古老的泉水之城的清泉与垂柳间展开巷战。一场血战下来，北伐军官兵和无辜平民亡3600多人，伤1400多人，日军连同助战的日侨亦伤亡千余人。战事以北伐军主动撤出战场继续北伐告终。

这场被后人称为“济南惨案”的流血事件是冈村宁次于1913年从帝国陆军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实战。他相信凭日本军人良好的精神素质和军事技术，对付中国军队完全可以以一当十。

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蔡廷锴19路军面对日军蓄谋的挑衅忍无可忍，奋起抗日。冈村宁次作为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组织了对19路军的进攻。两军苦战34天，日本五次增兵、四次易将，总兵力超过中国军队两倍，而19路军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顽强抗敌，却只得到张治中率第5军的一次增援。中国军队伤亡惨重、粮弹不济，最终以失败告终。冈村宁次在这次作战中得出的结论是：一部分中国军队虽有英勇精神，但在中国政治腐败和经济落后的大背景下，最终仍不是皇军的对手。

作战指挥室的一面墙上有一张图表，表中分别标着三个进攻方向当面中国军队的番号、兵力、位置和将领姓名。冈村宁次久久盯着这张图表，仿佛是在窥视着那一支支军队。

湘北主攻方向，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冈村宁次熟悉这个名字，不亚于熟悉自己的师团长。

关麟征字雨东，陕西户县人，黄埔1期毕业，现年34岁，中将军衔。

卢沟桥事变时，他任第52军军长。这是一支掌握在蒋介石手中的嫡系王牌部队，总是摆在与日军作战关键时刻的关键位置。自武汉会战开始，这支部队就与11军成了对头，冈村宁次在中国征战多年，对手多得让他记不清楚，但关麟征却让他刻骨铭心。

吃掉这样一支部队，其意义、影响和难度同样巨大！冈村宁次在这个念头中结束了自己的独自默想，走出作战指挥室，邀上参谋长青木重诚，来到院内专为他开辟的网球场。二人挥拍击球，谈谈笑笑，直打得汗如雨下。

打完网球，青木重诚回到办公室，布置组成军作战指挥部，进驻位于武汉至岳阳之间的咸宁。

广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1939年8月20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第3个年头时，桂林依然和风细雨。不看报纸的农民赤着脚，赶着双角后弯、性格温顺的大水牛在田间劳作，丘陵起伏处茶林葱茏，微风传来丝丝缕缕酸酸甜甜的山歌。前线的人乍到这里，惊叹仿佛置身世外。

桂林行营在市西北郊，作战指挥所设在一个巨大的溶洞内。从千姿百态的石笋、石钟乳间伸出一条条电线、电缆和无线电台的触须。这些战争的神经紧连着硝烟漫卷、血肉横飞的抗日前线。

桂系名将、军委会副参谋总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展开机要参谋递上来的电报夹：

桂林白主任：删电悉，按甲案部署作战。

中正

离开长沙前，第二厅已将日军向南进攻的意图通报过来，恰又接到徐永昌催促制定迎敌方案的电话，白崇禧看完敌情通报时，心中已有腹案。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主张按老办法，逐次抵抗，但退却限度为长沙以北。正面部队在消耗一部分日军后让到东西两侧，待敌继续南进时，攻其侧背，与长沙守军聚歼日军于城下。这样安排，部队运动不至过大，作战时间也不至拖得太久。因陈诚分心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事务，第九战区长官由薛岳暂代，讨论方案时，薛岳倾向于陈诚的意见。

白崇禧则认为，武汉地区的日军分驻江南与江北，与我军重兵对峙，目前虽然没有日军进攻规模的详细情报，但能够抽出来的兵力不会多于实有兵力的半数，且持续作战时间不可能太久。为吃掉进攻之敌，应将战场放开，我军可且战且退到衡阳一带，使日军深入与分散在纵深约200公里的广大地区。那时，敌不战已自被动，粮食弹药供应必会紧张，我军则以九岭山、幕阜山的部队西进，湘江以西部队东进，断其陆上与水上退路，可全歼该敌。

两个理由同样充分并无懈可击的方案形诸文字后，同时上呈蒋介石。

按职务，白为甲案、陈为乙案。白崇禧将自己的意见讲出来，也就不再去想它，任由蒋去裁定。

白崇禧深通谋略，有“小诸葛”美誉，但陈诚是蒋浙江同乡、黄埔班底，嫡系之中更近三分。在许多事情上，白崇禧宁可听之任之，而不去力争。

方案上报至今5天，终于收到蒋确定采用甲案的电报。白崇禧心中欣慰，在电报上签上名字，走到作战地图前。

这是一匹通体墨一般漆黑乌亮的战马。它形体健硕，细腰长腿，四蹄“得得”地原地踏着碎步，脖子高昂着向后挣，炯炯有神的眼睛，斜视着面前这位身穿崭新的将校呢军服，脚蹬黑色马靴的年轻将领。

“就是它！”关麟征对这匹马有一见如故之感，他对军需处长伍春阳一声大喝，接过缰绳，认镫扶鞍，飞身上马。那马仿佛懂得这位新主人的心思，一声长嘶，声如裂帛，转身沿一条通向山冈的小路飞奔而去。关麟征骑在马上，身体轻盈，穿树林、越河沟、登山头，得心应手，伍春阳和几个看热闹的军官一起喝起彩来。

关麟征自1930年任第2教导师第1团团长时开始配备坐骑，那时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他率团掩护张治中任师长的第2教导师主力撤退，在数倍于己的冯阎军追击下且战且退，处境十分危险。从深夜战到黎明时，天降大雾，几十步外看不见人。关麟征所骑那匹枣红马突然一声长啸，反身朝追敌方向跑去。关麟征勒了几下没有勒住，干脆顺势命令部队乘大雾向追兵反冲过去。只听杀声遍野，枪声激烈，冯阎军于大雾之中情况不明，以为蒋军援兵赶到，不敢再战，急忙传令撤退，雾散时已不见踪影。关麟征勇中有谋，出色完成掩护任务，战后即升任该师第2旅旅长。

1932年7月，蒋介石第四次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关麟征任第4军独立旅旅长。战斗中被红军将领陈赓、蔡申颐所率红25军团部队包围于安徽小镇砖佛寺。是役关部伤亡惨重，一匹爱马也被击毙，他心中懊丧了好久。

抗战爆发，关麟征的戎马生涯进入黄金时代。他认为这才是扬正义之师，真正为民众、为民族而战。职务上升后，他虽配有汽车，却一直保留着战马，他常常骑马去看地形、检查工作及指挥作战。军务间隙，每每亲自遛马、刷马。

这天，他带领司令部数名随从，骑马来到新墙河前线，在河南岸勒马下鞍。52军军长张耀明和195师师长覃异之已在等候。

根据第九战区下达的部署，第15集团军以张耀明52军和夏楚中79军共6个师并列于新墙河南岸新墙至出了省界的麦市，在百余公里正面沿河设防，为第一道防线；在他们南面50公里，陈沛37军以60、95两个师沿汨罗江摆在汨罗至平江一线，为第二道防线；李觉第70军辖19、107两个师，沿湘江东岸，展开于湘阴南北，扼控营田等登陆点。

195师师长覃异之向关麟征汇报，部队士气旺盛，工事已加固完毕，军对此战提出的口号是：打出台儿庄的威风！师的动员口号是：一战成名！

关麟征满意地朝张耀明点点头。关是52军老军长，曾率领这支部队在抗日战场打过许多漂亮仗。日军跨新墙河南犯，这里是第一道关。他将自己最亲信的部队摆在这个受冲击最大的位置，张耀明和那些跟随他多年的军师长们心里清楚，关总司令这是做给别人看的，他要以此号令全军，任何人不得有丝毫马虎，否则军法难容！

“谁在北岸？”关麟征等人席地而坐，他指着摊开的地图上越河设置的前进阵地的标志问。

“守比家山阵地的是覃异之195师131团加强第3营。”张耀明不假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