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里，弱者的生存与独立需要大智慧，梁漱溟在《蒋百里轶事数则》记蒋百里的话说，“中国对日本，打不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你不相信，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见的，除非你是个‘短命鬼’。”

忍，拖，拖到一片片中国的土地在血的灌溉下萌出新的坚韧，虽然我们要等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八年。中国是在如此暗弱的境地里迎战了大和民族的征战。1940年的法国也算是一个大国，可它却在六周之内就被德国征服了，贝当政府的巴黎投降了，中国人还在战斗；昔日被称为“法兰西救星”的贝当元帅在为自己的祖国法国掘墓撒土时，中国的精神堡垒依然挺立。

此时在世界面前重塑的中国，是一个英勇顽强的国度。珍珠港事件前，中国毫无外援，单独作战，且东南膏腴之地尽失，国际通道悉数被切断，最后一条滇缅公路因英国被迫实行封锁，我方物资更感枯竭。

军中往往一套士兵装备，分配给三人使用，分得棉大衣者，无棉上衣与棉裤，穿得棉上衣者，无棉大衣与棉裤，其艰苦情形，殊非今人所能想象……就在如此看来胜利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苦撑不倒，浴血苦战8年。在这8年里，虽有日本军阀政客不断的诱降，虽有国际数次的调停，中国打掉牙往肚里吞，中国人在武器抗战之外，还有气节，中国人没有做过投降的打算。汪精卫等人的丑剧一上场，即为大多数国民所不耻。中国可以倒下却不能屈膝，中国可以战败却不会言降。

从1931年到1945年，坚持了整整15年，与仅仅抵抗德国6个星期便崩溃的法国和一直从美国得到大量援助的英国相比，中国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

战争是一个张开血口的绞肉机器，虽是两方对决，我在《李宗仁回忆录》里读出了作为一个指挥者的锥心之痛，在军队素质上，抗战伊始，日军将官的年龄一般在45岁以上，国民党军队的将官年龄则多在45岁以下，有的只有30－40岁。“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战争的胜利是无数的尸骨堆出的，我想到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前的踌躇不安。

他记得年轻时第一次到欧洲，能亲手触摸到自己心爱国家的根，他是那样的激动和喜悦，他希望以后所有的美国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如今数十万美军有机会了，还有英军、加拿大军，以及为返回家乡而奋力战斗的欧洲盟军，可这种造访方式——诺曼底登陆却不是他所想要的。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说：“把这么多年轻的士兵送去对抗希特勒的大西洋长城，让我感到心疼……”但他又十分清楚，若非此刻由他们洒下热血，盟军日后要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

一次，艾森豪威尔对自己的参谋长说：“讲到权力，压力大的不是重大决策。在晚餐桌上喝一杯开胃酒的时间，就可以决定打还是不打。细枝末节才困难。赌上百万人的性命很容易，难的是看到它对一个人的伤害有多大。你要是无法弄清这点，那么，你将失去人性。”

为此，诺曼底登陆作战方案——从时间、地点、海浪、风速、月色、沙滩能否承重坦克，一直到误导德军、后勤保障、情报管制以及当地游击队配合……研究了又研究，核实了又核实，并几经修改、推迟，最终定于1944年6月6日凌晨实施。

命令一下，艾森豪威尔深感自己只是看客了，前线的将士们才是决定胜负的人。

在登机前十分钟，他赶来为伞兵送行。他心里明白，伞兵将是这次战役中伤亡最惨重的，有可能达到七成。这位平时不苟言笑、在军中不怒自威的四星上将，在伞兵面前一下慈祥得像个邻家老人，“你们有烟的都可以拿出来抽。”他掏出打火机，一一为他们点火。又问他们的老家是哪里？有来自芝加哥、奥尔良的，还有来自他的家乡堪萨斯。

他或是握住这些年轻人的手，或是摸摸他们的头发。直到他们全部登机了，他才离开。

然后，艾森豪威尔一直在指挥部里低着头等结果，没有人敢大声讲话，甚至连咳嗽都是轻轻的。当初步战况终于出来，参谋长告诉他牺牲者只有二成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着美国和欧洲说：

“即使是二成，但对每一个牺牲者而言，就是百分之百。将士们都明白这一点，却仍义无返顾。我们或许无法再见到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人了，他们将和上帝同在……”

浴血苦战的8年，中日间先后进行大会战22次，小战斗近5万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者达320万人之多，空军消耗飞机2468架，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平民的伤亡更是高达2000万以上，这不是普通的数字。多少老母的白发、家乡寡妇的遥望、路旁的牵衣问询，将军最后在土地上干涸的血痂，还有破败的军旗和铠甲，都在这数字里了。

蒋百里是军人，也是前清的秀才，诗词歌赋，棋琴书画不当，他有真性情，抗战开始后他到广西，门生故旧们欢呼劝酒，有人以先生有枪伤不宜多饮相劝，将军拍案而起，道：“军人死都不怕，还怕喝酒么？”遂纵情豪饮，四座皆惊。

“七七事变”刚起，蒋百里人在上海，正与友人闲谈，得到消息，他把茶杯一掷老远，老泪纵横：“中国给日本欺辱了半世纪，我自幼便想有这么一天，现在可以拼我的老命了。战，战，战至最后一人吧。”

蒋百里遂赴南京，把自己仅有的一辆汽车捐献给政府。蒋百里在《日本人》序言里说：“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这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这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说是性格的反映。”

孔子讲《易》终于“未济”，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中国文化，日本人根本不懂，他却要自称东方主人翁！

他说这话时，人们并没有太多的深思，但后来“珍珠港事件”发生，证明蒋百里所预言不虚。1938年，他代理此前一直由蒋介石亲自兼任的陆军大学校长这一重要职位，本想贡献于抗战，数月后却病逝于广西宜山。在他1937年出版的《国防论》的扉页上题有一句话：“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有书生情怀的蒋百里将军，在《日本人》一书末尾，忽然用散文笔法，以一个德国老人的话告诫苦难中的中华民族，给这个多难的民族指一条生路：

在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那天下午，我在柏林近郊“绿林”中散步，心里胡思乱想。又是习惯不适于新环境，看手表不过五点，但忘记了柏林冬天的早黑──结果迷失了道路，走了两点多，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点心慌。但是远远的望见了一个灯，好好想着那灯光，走找人家问路，那知道灯光却在一小湖对面，又沿湖绕了一大圈，才到目的地，黑夜敲门（实在不过八点半）居然出来了一位老者，他的头发如银之白，他的两颊如婴之红，简直像仙人一般。他告诉我怎样走，那样转弯，我那时仍旧弄不清楚。忽然心机一转，问他有电话没有，他说：

“有。”我说那费心打电话叫一部车子来罢，他说那么请客厅坐一坐等车，一进客厅就看见他许多中国日本的陈设，我同他就谈起东方事情来。那知道这位红颜白发的仙人他的东方知识比我更来得高明，凡我所知道的，他没有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我却不能像他那样深刻。比方说“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等类，他还有《日本古事记研究》一稿，我摘出来而稍加以整理得。现在不敢自私，把他公表，不久德文原本也快将出来。我临走的时候送我行，而且郑重地告诉我，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抗战结束了，人们为蒋百里将军迁葬，起棺时竟然尸身不朽，宛如刚刚逝世。他的好友竺可桢扶棺痛哭说：“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众人泣不成声。将军遗骸火化后迁葬西湖。

蒋百里年表中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蒋百里14岁时，他的母亲病重，“数延医投药罔效”，蒋百里效法古人“割骨疗亲”的故事，割左臂肉煎汤药让母亲服用，但因“裹创不慎，日就溃腐”，他的母亲病好之后，看到蒋百里的状况，感到怀疑，逼着他挽起袖子，见“脓血渍败絮几透”，又惊又痛，母子抱头痛哭。

蒋百里从日本学成回国后，准备到老家看望母亲，在上海羁留期间，在一家旅馆，碰到一个善观骨格的相士，百里逢场作戏，遂向他讨教一番。

那相士观看半天，批道：“神清音雅，雪彩春融，文名千载，而疆场无功。”

百里哈哈大笑，他怎会相信江湖术士的话头，但不幸而言中，一生遭际，的确疆场无功，一生襟抱，只限于幕僚预言。他时常深宵夜起，北斗历历，巡檐拍栏，风露中庭，霜雪满衣有时空对青山，与老僧禅语悟道，扶松醉倒，内心苦楚，空对酒瓶。时也，命也夫。我只有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