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谈战国五子，按照活动年代的顺序排列是：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正如许多西方学者所说，中华帝国是孔夫子和秦始皇缔造的。而上述五位活动的年代，恰好是孔子去世之后，始皇帝统一之前。他们是大变革时代的革命党与保守派，是那个社会背景下的先锋与公知。

而所谓“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在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爆并充满贬义之前，它和“知识分子”几乎是同义词。摘抄余英时先生的解释：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余先生又说：“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

确实，以专业知识而论，谁要是夸说诸子今天还如何了得，只能推断为别有用心。但不可否认，那时的许多问题，还是今天的问题。

以韩非子为例。

先秦，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在最有名的七子里面，按年代排，韩非是殿军。韩非看前面六位都不太顺眼；相应的，在怎么跟领导人谈心的问题上，韩非一副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小媳妇相，在那六位那里，大概也很难引起共鸣。

而这六位亦是各有各的个性。

《老子》这书，自说自话。一个老爷子面无表情地在念叨，语音语调从头到尾没有抑扬顿挫，爱听不听，不听拉倒。

孔子是低调的，主张跟领导说话要客气，但原则问题不让步。他认为国家领导人听不进不同意见就该亡国，跟你说不通我就自己辞职走人。并且，看《论语》的记录，孔子评价起国君或官员们来，态度常常也并不像他主张的那样谦恭。

墨子很自恋，觉得就他最牛。即使全世界都在反驳他，在他看来也不过是集中天下的鸡蛋砸石头。《墨子》书里记录他和别人的辩论，都透着这股子气势，和国君说话，也不例外。

孟子也嚣张。“道高于君”是他的基本立场，“说大人，则藐之，毋视其巍巍然也”是他的基本态度，“帝王师”是他的基本定位。所以人家问他，咱们大王对您很客气，您对他就不能尊敬点吗？他的回答竟是：“我经常把尧舜之道讲给他听，不就是对他最大的尊敬吗？”

庄子更不必说。庄子稀罕跟国家领导人说话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那领导不爱听，他当回事吗？

韩非的老师荀子，讲究“尊王”，倒也是特别强调要突出领导权威的。但他一张嘴仍然会说，你们这些国君拿齐桓公、晋文公当奋斗目标，但我们孔门弟子，就算只是个小孩子，都觉得谈这个丢人。

总之，“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这个韩非看来最大的难题，在这六位心目当中，根本就不存在。

道理也很简单。这老六位就算各有各的毛病，起码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怀揣理想，拿自己当人，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张来塑造国君。自居奴才，为讨主子欢心而变着花样说话，他们不但做不出，甚至根本想不到。

有意思的是，那些一心干禄，比韩非还要以国君的是非为是非的纵横家和法家实践派，也没把游说看得这么难。

苏秦、张仪不必说了，各国国君一路忽悠过来，一点都不怯。

韩非的同门李斯，胆色也一样可观。《谏逐客书》开门见山，“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批评新国策不对，一点没绕弯子。这篇的行文，也正是韩非说的“顺比滑泽，洋洋洒洒”，尤其是后半篇，“华而不实”的嫌疑着实不小。但人家也成功了。

韩非和这帮子人的巨大差异，也许可以从出身上来解释。

韩非是“韩之诸公子”。韩国是一个不强大，但还算是大国的国家；“诸公子”的意思，是一个不算高贵，但还说得过去的贵族。

章太炎骂老子，有句名言叫“怯懦者多阴谋”，拿到韩非身上更合适。没行动力，各种阴谋诡计只能一遍遍过脑子，所以韩非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有水平。真的耍流氓，韩非在秦始皇面前一和李斯、姚贾交锋，三招两式就败了，皇帝也不再把他当回事。

太史公为韩非立传，没写几句话，倒全文引录《说难》。因为他亦有同感。

那是汉武帝的时代。

天下一统，别黑白定于一尊。再像诸子那样在皇帝面前高谈阔论，皇帝受不了，别人也拿你当神经病；一心想升官发财的，也知道靠豁出去发惊人之论引起人主的注意，但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而是越来越少。更好的选择，还是顺着领导人的既定方针，拿点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出来。

这种差别，先看看《战国策》，再看看贾谊、晁错、主父偃们的政论文，立刻就可以感受得到。

揣摩人主的心意，是一项必须要做的艰巨工作。在战国，韩非这样细腻深刻的软骨头才会对此感受强烈；在皇皇大汉，却连司马迁这样嵚崟磊落的奇男子也觉得不可回避。时代的沉降，真是使人低徊不已。

先秦诸子的思想，和现代流行的一些价值，当然是有很多可以呼应的地方。简单说，孔子与宪政，老子与哲学，墨子与平等，孟子与民主，庄子与自由，韩非与法治，均在似与不似之间。

由于这种微妙的关联，你要想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或其中任意一人）捧之上天，或者贬之入地，大概都很容易。事实上，很多人也正是这样做的。

作为一个在媒体待过的老师，我不得不承认，不管在报纸还是课堂上，很多时候，极端的褒贬最容易产生话题，促成争辩，从而大受欢迎。

但我还是想和这种方式保持一点距离。在我看来，极“左”或极“右”，大概都有脑子短路的嫌疑；然而不“左”不“右”的乡愿派，倒是诚然不短路，只是大脑里已经停电了。

而我希望这是一本不短路，且供电量还算过得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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