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报公司的操作室出来，我踏进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而这种改变我一开始还很难适应。我刚刚过了18岁生日，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孩子能免受干扰，在纯洁和美好的环境下成长到18岁。我相信到那时为止，我从未说过一句脏话，也很少听到这种话。我一点也不明白什么是卑鄙和下流。很幸运，我接触到的人都是好人。

而现在，我一下子掉进了粗俗的人群中。因为当时公司在商店的一角办事，那里还是货运列车长、刹车手和消防员的指挥部。所有人都和斯科特先生及我在同一房间。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不同于我习惯的世界，对此我不太满意。因此，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善良和邪恶的滋味。但是，我的家依然被甜蜜纯洁所笼罩，没有任何粗俗和邪恶入侵。此外，还有我和伙伴们的小天地，他们都是优雅的年轻人，努力提升自己，成为受人尊敬的市民。我憎恶那些与我的本性和早期教育不符的东西。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度过了我人生的这个阶段。

和粗俗的人接触的经历可能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对嚼烟草、抽烟和说粗话脏话产生了反感，并维持了一生。

我并不是说那些人真的是本性堕落或是品德低下。当时，骂人、说粗话、嚼烟草、抽烟和吸鼻烟比现在要普遍，而且影响也没有现在那么恶劣。铁路是个新事物，吸引了许多以前河道运输的粗人，但是其中许多人是不错的小伙子，后来成为受人尊敬的市民，并占据了重要的职位。他们大部分人都对我很友善。在写下这些时，我偶然听说，很多人还活着，于是我送上充满感情的问候。最后，情况终于有所改变，斯科特先生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只有我们俩。

不久后，我被斯科特先生派去阿尔图纳收每月的工资单和支票。那时铁路还不能完全翻过阿勒格尼山，我不得不自己翻过山坡，这次旅行使我记忆深刻。阿尔图纳有一些房子是公司建造的，这些商店还在建设中，丝毫看不出会发展成现在这样的大城市的迹象。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铁路界的一位大人物——总裁罗姆贝特先生。那时他的秘书是我的朋友罗伯特·皮特克恩，他也是我介绍进铁路公司的。这样“大卫”、“鲍勃”和“安迪”仍然在一起工作。我们都离开了电报公司，加入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

罗姆贝特先生和斯科特先生十分不同，他不善交际，相当严厉和固执。

因此，当和我说过几句话后，罗姆贝特先生补充说：“你今晚必须过来和我们一起喝茶。”罗伯特和我都非常惊讶。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表示同意的话，便忧心忡忡地等待约定时间的到来。直到现在，我都把这次邀请看成是我收到的最大的荣誉。罗姆贝特夫人相当友好，罗姆贝特先生把我介绍给她时，说的是：“这是斯科特先生的‘安迪’。”我对于能被认同是属于斯科特先生麾下，感到十分自豪。

这次旅程中发生了一件事，差一点断送了我的职业生涯。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工资单和支票出发回匹兹堡。因为包裹太大，无法塞进口袋，我就把它揣在怀里，藏在背心下，自认为很安全。当时我很热衷于坐火车，尤其是坐在火车头。我乘火车到了霍利迪斯堡，过山的国家铁路在那里交汇。一路上十分颠簸，到了一个地方，我感觉不到工资单的包裹了。我惊恐地发现，火车的颠簸把它震出去了，我把包裹弄丢了！

隐瞒事实根本没用，这样的失误肯定会毁了我。被派去收工资单和支票，接着又弄丢了包裹。我本该“抓住自己的荣誉”，如今却成为一场噩梦。

我告诉司机，包裹肯定是在最后几英里被晃出去的，他是否愿意帮我回头去找找看？这个好人答应了。我盯着路线看，在一处离溪水几英尺的岸边，我发现了包裹，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飞奔过去，紧紧抓住包裹。没事了，直到抵达匹兹堡，我一直紧紧地把它抓在手里。司机和消防员是唯一知道我粗心大意的人，他们向我保证不会告诉其他人。

我过了很久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假如那个丢失的包裹再滚得远一点，被溪水冲走的话，我需要多少年的认真工作，才能消除这次粗心大意的后果呢？要不是幸运眷顾我，我不会再有自信完成那些靠自信取得成功的事情。从此，我认为不能对年轻人太苛刻，即使他犯了一两个致命的错误。我总是会想，如果我的职业生涯里没有在霍利迪斯堡丢了包裹，最后又失而复得这件事，那么我的事业会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我还能径直找到那个地点。事后每次我经过这条路线时，我总能看见仿佛有个淡棕色的包裹躺在岸边。它似乎在说：“没事！孩子！神在照顾你，但是不要有下一次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奴隶制的支持者，尽管当时我还太小，不能投票，我还是满怀热情地为1856年2月22日在匹兹堡举行的第一届共和国全国会议欢呼呐喊。我注视着大人物走在街上，沉浸在对威尔逊、霍尔和其他议员的崇拜之情中。

之前，我曾组织铁路工人成立了一个百人的俱乐部支持《纽约论坛报》。偶尔也写点小短文，寄给那个着名的编辑贺瑞斯·格里利，他曾经做了很多事来号召人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行动起来。

我第一次看到我的作品变成铅字，发表在这份代表热情和自由的报纸上时，这无疑标志着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那份报纸我保存了很多年。现在回顾起来，我们情不自禁地感到遗憾。为了把我们的国家从咒骂中解救出来，我们不惜发动内战，这样的代价太高了。但需要废除的不仅仅是奴隶制，松散的联邦制度和各州如此高的权力会不可避免地阻碍，至少是延缓建立一个坚实的、集权的中央政府的进程。南方的思想有离心的趋势。如今，一切又回到向心的趋势。各州都在最高法院的支配下围绕中心发展。而最高法院的决定是正确合理的，一半来自律师的意见，一半来自政界要员的工作。我们必须确保各个领域的一致性，结婚、离婚、破产、铁路监督、公司管理和一些其他部门都该以某种方式统一领导。

（1907年7月，我重读这段很多年前写的东西，我发现，这似乎是很有预见性的。这些都是现在的焦点问题。）不久后，这个铁路公司就建好了自己的电报线路。我们也需要有操作员，大部分操作员都是在我们匹兹堡的办公室里培训的。电报行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当时我们的规模已跟不上了，需要建立新的电报办公室。1859年3月11日，我委派以前的信差戴维·麦卡戈出任电报部门的主管。有人告诉我，“戴维”和我，在美国铁路界开创了雇佣女孩来充当电报操作员的先河，或者也许是开创了所有公司的先河。我们把女孩们安排到不同的办公室当学徒，教她们工作，然后根据情况让她们负责不同的办公室。第一批人里就有我的表妹，玛丽亚·霍根小姐。她在匹兹堡货运站当操作员，而且她那里被安排了接连不断的学徒，她的办公室简直成了学校。经验告诉我们，女性操作员比男性操作员更可靠。在所有女性介入的新职业中，我觉得没有什么比电报操作员更适合她们了。

斯科特先生是一个能令人感到愉快的上司，我很快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他是一个伟人，我年轻时极其崇拜他。不久我开始想象他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的总裁，后来他真的得到了这个职位。在他的领导下，我行使的职责逐渐超出了我所属部门的范围。我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件事，使我得到了提升。

那时铁路是单线，尽管通过电报指挥火车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惯例，但是火车还是常常需要听电报的指挥。我记得，当时只有主管才有权利对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的火车发布指令。那时候整个铁路系统的管理还不成熟，相关人员也没有受过训练，因此用电报发指令也只是十分危险的权宜之计。斯科特先生必须夜复一夜地去故障或失事现场，指挥线路的清理工作。因此很多早晨，他都不一定来办公室。

一天早晨，我到达了办公室，发现东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故，耽误了向西行使的特快客运列车。客运列车在信号旗手的指挥下一段一段地前进，两个方向的货运列车都等在铁路旁轨上。当时我找不到斯科特先生，我实在无法抵抗诱惑，终于行使了主管的权力，发出了“行车指令”，让一切开始运行。

当时我脑子闪过的是“地狱或者天堂”，我知道如果我犯错了，会被解雇，不仅丢脸蒙羞，也许还会受到刑事处罚。另一方面，我可以将货运列车上熬夜等待的疲惫的人们解放出来，我可以让一切恢复运作。我知道我能做到，我以前常常帮斯科特先生发布指令。我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我开始行动了。我以他的名义发出了指令，让每辆列车开始运行，坐在仪器前关注着每一则信号，特别谨慎地指挥列车从一站运行到下一站。当斯科特先生最终来到办公室时，一切都运行得很顺利。他已经听说列车延误了。他的第一句话是：

“噢！事情怎么样了？”

他快速走到我的身边，抓起铅笔，开始写指令。我那时不得不胆怯地说：“斯科特先生，我到处都找不到你，所以上午我就以你的名义发出了指令。”

“一切都正常吗？东部特快列车在哪里？”

我把指令给他看，并告诉他每一辆在运行的火车的具体位置——货车、道碴列车和其他列车。同时向他报告了所有列车长的回复，和每辆火车经过的站点的最新情况，一切都正常。他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我几乎不敢看他的眼睛，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一言不发，但开始仔细查看所有发生的一切。他还是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他离开我的座位，回到了自己的座位，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他不想认可我的行为，但他也不想责备我。如果这件事没出岔子，那当然是没事；如果这件事出错的话，我就得承担所有责任。这件事就是这样了，但我发现，之后的几个早晨，他都来得很准时。

当然我从没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没有列车人员知道这不是斯科特先生亲自发布的指令。我几乎已经下定决心，如果类似情况再发生，我不会再重复那天早上的做法，除非我得到了授权可以这么做。我一直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沮丧。直到有一天，我听负责匹兹堡货运部的弗朗西斯卡斯先生说，那天晚上，斯科特先生问他：

“你知道我那个得宠的苏格兰小鬼做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

“他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以我的名义把所有列车发出去，如果不是这样，我肯定会受责备的。”

“那他做对了吗？”弗朗西斯卡斯问道。

“哦，是啊，做对了。”

这让我松了口气，当然这也暗示了下一次我也该这么做。从那时起，斯科特先生就很少亲自发布行车指令了。

那个时期，我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就是约翰·埃德加·汤姆森，宾夕法尼亚铁路的总裁，之后我们的钢轨公司就是以他命名的。我认识的人中，他是最沉默寡言的人，仅次于格兰特将军。但格兰特将军在家和朋友一起的时候，还是很健谈的。

汤姆森定期来匹兹堡视察，四处走动，但好像对任何人都熟视无睹。之后我才得知这种沉默完全是害羞的结果。当他走进斯科特先生的办公室，走到电报机器前，并问候我，叫我“斯科特的安迪”时，我十分惊讶。但后来我得知，他听说了我那次指挥火车的事迹。一个年轻人能接触到高层领导，那么他的人生已经成功了一半。每一个心存大志的年轻人都应该做一些超越自己职权范围的事——一些可以引起上级注意的事情。

之后，斯科特先生想要外出旅行一两个礼拜，就请罗姆贝特先生授权，让我留下负责这个部门。他真是十分大胆，因为当时我才二十出头。他的要求被批准了，这是我一生中梦寐以求的机会。他外出的日子里，一切都很顺利。

除了由于道碴列车的工作人员某个不可原谅的疏忽，造成了一起事故。这起事故让我感到很不快，我下定决心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召开了法庭，调查了相关人员，开除了主要责任人，并把与事故相关的两位职员停职了。斯科特先生回来后听说了这次事故，并建议要调查和处理此事。我觉得自己处理得可能过头了，但是既然已经迈出了这一步，我就告诉他，我已经全部处理完毕，我调查了事故，并惩罚了责任人。一些人恳求斯科特先生重新调查这起事故，但是我一直没有同意，这件事就被压下去了。我想，斯科特先生是从我的表情，而不是我的言语中理解了我对这件事的感受，并默许了我的做法。

可能他担心我太严厉了，而且他大概是正确的。几年之后，当我成为这个部门的主管时，我总是对当时被停职的两个人心怀歉意。对于我第一次的处罚，我曾感到良心不安。一个新的审判者只倾向于公正不阿，但只有经验才能教会他宽容的巨大力量。必要的时候，给予一定的处罚，但不能太重，才是最有效的。严厉的处罚未必是好的，至少对于初犯者，给以明智的谅解，往往是最好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