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内战爆发了。斯科特先生被任命为陆军部部长助理，主管交通部。他立刻把我召到了华盛顿。我成为他的助理，掌管政府的军用铁路和电报线路，还要组织铁路工人武装。在战争初期，这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第一批经过巴尔的摩的联邦军受到了袭击，巴尔的摩和安纳波利斯之间的铁路被切断了，破坏了联邦军与华盛顿的联系。这时就需要我和我的部队帮忙，费城有一条铁路通向安纳波利斯，那里有一条支线与通向华盛顿的主线相交。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修复这条支线，并确保它能供重型火车通行。我们为此工作了好几天。随后巴特勒将军和几个军团到了，我们成功地将他的整个部队都运输到华盛顿。

我坐上了去首都的第一趟列车，一路都提心吊胆。快到华盛顿时，我注意到电报线被木桩子压在了地上。我停下了列车，跑过去拉开木桩，但是我没注意到电报线已经被木桩拉到了一边。当我松开木桩时，因为弹力，电报线打在了我脸上。我被打翻在地，脸上还划出一道口子，流了不少血。我就是以这种状态和第一批部队一起到了华盛顿，除了一两个几天前在巴尔的摩大街上受伤的士兵，我完全有理由宣称，我是第一批“为美国流血”的保卫者中的一员。能为这片土地贡献力量，我觉得很光荣，因为这片土地同样帮了我很多。

毫不夸张地说，我以整日整夜的工作来确保与南方的联系。我很快把指挥部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并驻军在那里。此时那场不幸的布尔朗战役（bullrun）正在进行中。我们无法相信收到的报告，但很快就得到证实，我们必须派出所有机车和车厢去前线接回战败的士兵。最近的站点是伯克车站，我赶去那里，可怜的志愿兵伤员装满了一辆又一辆火车。有报告说叛军正在接近我们，最终我们被迫关闭了伯克车站。电报员和我坐上了最后一班去亚历山大的火车。显然，那里到处都是恐慌的情绪。有些铁路工人失踪了，但是从第二天发布的失踪人员数字来看，比起其他部门，我们已经有理由庆幸了。

有几个列车员和火车司机坐着小船穿过了波多马克河，但是大部分人都留下来了，尽管每个晚上我们都能清晰地听到追兵的枪炮声，我们的电报操作员一个都没有溜走。

不久，我回到了华盛顿，我的指挥部设在陆军部大楼，和斯科特上校一起。由于我掌管电报部门和铁路部门，我有机会见到了林肯总统，西沃德先生、卡梅伦部长，以及其他大人物。偶尔我还会和他们有私人接触，这带给我很多乐趣。林肯先生有时会来办公室，坐在桌子边等别人给他回电报，或者只是焦急地等待最新消息。

这位伟人所有的肖像都画得很像。他的外型特征如此明显，任何画家都不会画得走形。他安静的时候，是我见过的最普通的人之一。但是他激动时或是在讲故事时，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火花，照亮了他的脸。我几乎从没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过这种情况。他的举止自然完美，他和每一个人说话都很友好，即使是办公室里最年轻的小伙子。他的眼中没有等级观念，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不管是对小信差还是西沃德国务卿。他的魅力就在于他的平易近人。

也许有时候，关键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是他说话的方式帮他赢得了人心。我常常后悔没有仔细记录下一些他的特别的言论，因为即使他说的是一些很普通的事，也会用些具有创造性的方式。我从没遇到过一个像林肯先生一样的伟人，能彻底和群众打成一片。海秘书也说：“很难想象林肯身边有仆人，所有人都是他的伙伴。”他是最完美的民主党人，一言一行都体现出平等的观念。

1861年，当梅森和斯利德尔被从英国邮轮特伦特号上抓回时，那些像我一样，知道英轮上的庇护权含义的人都十分焦虑。要么立刻归还俘虏，要么开战。当召开内阁会议时，卡梅伦部长缺席，斯科特先生以陆军部部长助理的身份被邀请参加这一会议。我尽力让他明白，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毫无疑问会开战，并恳请他坚定地支持我们让步，尤其是美国的条文规定，轮船应该免于检查。斯科特先生对于外交事务一无所知，倾向于扣押俘虏，但是他参加完会议后告诉我，西沃德警告内阁这意味着战争，和我说的一样。林肯最初也倾向于扣押俘虏，但最后还是听从了西沃德的建议。然而内阁决定将决议推迟到明天，到时卡梅伦和其他缺席的人员都会出席。西沃德要斯科特先生在卡梅伦一回来就去见他，使他在参加会议前了解利害关系，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不是会主张让步的人。斯科特先生这么做了，第二天一切都很顺利。

那段时期，华盛顿混乱的状况只有亲眼目睹才能体会。我无法描述我的最初印象。我第一次看见总司令史考特将军时，他正被两个人扶着从办公室穿过人行道上马车。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不仅身体瘫痪了，思想也瘫痪了，但共和国军事力量还得靠这个高贵的老人来组织。他的后勤部长泰勒将军在一定程度上是史考特的翻版。为了开通电报通讯，也为了运输人员和物资，我们必须与这些身体不算健康的人打交道。他们看上去已经过了有用的年纪，一个个都循规蹈矩。许多需要立刻决定的事情，他们都要花好几天作决定。任何重要的部门都没有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官员，至少我一个都想不起来，常年的和平已让整个系统僵化。

我知道海军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和他们有过私人接触。海军在最初不是很重要，陆军才是关键。除非各个部门的领导都撤换，否则我们只会被打败。而这种改变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完成。政府很明显地拖延了一种有效武器的生产，自然这使得整个国家都失去了耐心。但让我惊奇的是，军队各个部门中盛行的混乱情况居然很快就变得秩序井然了。

我们部门的运行则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卡梅伦部长授予斯科特先生（他那时已经是上校了）权力，他可以做任何他觉得必要的事，无需等待陆军部的官员作出的缓慢的决策。这个授权作用很大，而战争初期铁路部和电报部发挥的重要作用，要归功于我们从卡梅伦部长那得到的热切支持。他那时头脑清晰，分析起问题来，远比他的将军们和各部门的头目们要有条理得多。公众的舆论迫使林肯最终撤换了他，但是在幕后的人都很清楚，如果其他部门能像卡梅伦管理的陆军部一样的话，许多灾难就可以避免发生了。

洛奇尔（卡梅伦喜欢别人这么叫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在他90岁时，他到苏格兰来拜访我们，他坐在四架马车的前排，当经过我们那的一个峡谷时，他被壮观的景色感动，脱下帽子，光着头经过了峡谷。他有次谈到了官员竞选方面的事，认为必须自我推荐，反对政府去寻找官员的谬论，除非是非常罕见的紧急状况。洛奇尔刚好说起了林肯第二任期的一个故事：

一天，正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乡下家里的卡梅伦收到了一封电报，说林肯总统想要见他。于是他去了华盛顿。林肯说：

“卡梅伦，我身边的人告诉我去竞选第二任总统，说这是爱国的职责所在，说我是唯一可以拯救我们国家的人。而你知道吗，我开始犯傻，竟然有点开始相信他们说的这些话。你怎么看，这事该怎么做？”

“总统先生，二十八年前杰克逊总统也找我，问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我收到他的信时在新奥尔良，我花了十天才到达华盛顿。我告诉他，我认为最好的计划是，让一个州的立法机关通过一项决议，提议在现在这个危机时刻，不该换领导人。如果有一个州这么做了，我觉得其他州都会效仿的。杰克逊总统同意了，我去哈里斯堡，起草并通过了一份这样的决议。和我预期的一样，其他州都照办了。你知道的，他赢得了这次竞选。”

“好的，”林肯说，“你现在可以也这么做吗？”

“不行，”卡梅伦说，“我和你关系太密切了，总统先生，但是如果你想这么做，我想我能推荐一个朋友。”

“好，”林肯总统说，“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了。”

“我找来了福斯特（就是和卡梅伦坐同一辆马车的同伴，也是我们的客人），并让他查找杰克逊总统那时的议案。我们稍作改变，适应了当时的形势，然后获得了通过。结果和杰克逊总统的情况一样。再次去华盛顿时，我在晚上去了总统先生举办的公众招待会。当我走近挤满人的宽敞的东厅时，因为我像总统一样很高，他从人群中认出了我，举起戴着白手套的双手，像是山羊的两条腿，大声喊道：‘今天又有两个，卡梅伦，又两个。’他的意思是，又有两个州通过了这项决议。”

这件事除了让人们对政治生活有所了解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相隔二十八年，两位美国总统在极其类似的情况下，询问同一个人的意见，采取了同样的方法，两个候选人最终都当选了。正如一个纪念场合提到的：“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在华盛顿时，我没有遇见格兰特将军，因为直到我离开那里，他一直都待在西线。但是在一次来往华盛顿的途中，他在匹兹堡作了停留，为他调到东线做一些必要的安排。我两次都在火车上遇见了他，并带他去匹兹堡一起吃晚饭。那时火车上还没有餐车。他是我见过的所有大人物中，外表最普通的一个。让人凭第一印象挑选大人物的话，他一定是最后一个被选出来的。我记得陆军部长斯坦顿说过，当他去西线视察时，格兰特将军和他的下属走进车厢。

他看着他们一个个走进来，当看见格兰特将军时，他对自己说，“好吧，我不知道哪个是格兰特将军，但这个肯定不是。”但是他指的正是格兰特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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