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斯科特先生，我已经尽力阻止他在筹集到必要的资金前开始建设这么庞大的铁路。我坚持认为，要建造几千英里的铁路，绝不能只靠临时的贷款。此外，我已经投资了25万美元的现金，这是在我从欧洲回来之后，他特意为我留的股份，尽管我从来没有赞成过这一计划。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引诱我犯错误，签下这个建筑公司或其他任何公司的文件，而不考虑我自己的公司。

我知道，我不可能在六十天之内偿还摩根银行的贷款，即使是只偿还我的部分。另外，除了这笔贷款，之后还有其他六笔贷款。这是标志着我和斯科特先生在生意场上彻底地分道扬镳的又一大步。这比我至今为止承受的所有金融考验的总和更加痛苦。

这次会面后不久，灾难降临了，那些曾经的商业巨子失败了，整个国家都为此惊讶不已。我想斯科特先生的早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不得不承受耻辱。他很敏感，而不是高傲。看起来正在迫近的失败，对他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麦克马内斯先生和贝尔德先生，他的两个合伙人，同样也在不久后逝世了。这两个人和我一样，都是钢铁制造商，本不应该涉足铁路工业。

在商人的职业生涯中，没有比签署商业合同更危险的礁石了。如果一个商人能问自己这两个问题的话，这还是很容易避免的：第一，我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应付各种问题？第二，我是否愿意为了朋友损失这笔钱？如果这两个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他可以去帮助他的朋友。反之，则不要这么做，如果他是一个聪明人的话。如果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他就该考虑一下，如果不是立刻按朋友的请求投入所有数额，是不是会更好？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只要还有负债和责任，那他就该为债权人的信赖而慎重地支配他的财富。

虽然我拒绝了在摩根银行的续借合约上签字，但他们还是邀请我第二天早上坐他们的车回纽约，以便继续商讨，我欣然接受。安东尼·德克希尔也被邀请与我们随行。在旅途中，麦克鲁夫先生感叹到，他环顾四周，发现车厢里只有一个理智的人，其他人都是傻瓜。只有“安迪”付现金购买了他的股份，不欠一分钱，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而其他人都应该这么做。

德克希尔先生说，他希望我能解释一下，我如何做到避开这些不幸的麻烦。我回答道：我严格遵守我信奉的原则，对于我知道自己无法支付的任何文件，我不会签字。或者，用我一位西部的朋友的话说，不要踏进你过不了的河。这次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很深的河。

遵守这条法则，使我和我的搭档都远离了麻烦。事实上，在我们的合作协议中规定，除非为了公司的利益，否则，不得以任何方式动用数额较大的款项，这也是我这次坚决拒绝借钱的原因之一。

在这段时期内，我去了好几次欧洲，商议各种债券，我一共售出了价值约三千万美元的债券。当时，纽约还没有因为大西洋电缆的开通，成为像伦敦那样的金融中心，而伦敦的银行家们宁愿把钱借到巴黎、维也纳或是柏林，赚取不多的利息，也不愿借给利率较高的美国。欧洲大陆被认为是比美国更加安全的投资场所。我的弟弟和菲普斯先生把钢铁厂打理得井井有条，我可以一下子离开几周，也不会担心。他们担心我会离开制造业，从事金融银行业。我在国外的成功给我带来很多颇具诱惑的机会，但是我一直偏爱制造业。我希望能制造出一些实物，出售之后，继续将利润投入我在匹兹堡的工厂。

最初为了拱顶石桥梁公司而搭建的小厂房，已经另作他用，我们在劳伦斯威尔买下了10英亩的土地，新建了规模庞大的工厂。联邦钢铁厂不断地增资，已经成为美国该行业的领头羊。我的事业前途大好，我把其他领域所有的利润，都用于扩张钢铁生意。我还和一些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朋友，在西部的几个州投资修建了一些铁路，但渐渐地，我把资金全部撤出，决定彻底与“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句谚语对着干。我决定采用的策略是：把所有好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小心地看着它。

我相信在任何行业，只有让自己成为这一行业的大行家，才能大获成功。我不赞成到处撒网的策略，以我的经验看来，很少有人涉足多个行业而赚到大钱，尤其是在制造业，这是从来没有的事。那些成功人士都是选择一个行业，并坚持到底。奇怪的是，很多人并不看重投资于自己的企业而获得丰厚收益。世界上几乎每一家企业的工厂，都有一些早该淘汰或者更换的机器。但这些商人宁愿把钱投资在其他地方，也不愿意购买新设备或是采取新方法。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的商人，都投资银行债券以及一些不相干的行业，而不去发掘自己工厂中的金矿。

我一直试图紧紧把握这一事实。我最基本的信条就是，我自己能比别人更好地管理我的资金。一个商人一生遭遇的最大挫折，往往并不是发生在他对自己生意的投资，而是因为他投资了自己不在行的领域。我对年轻人的建议是，不但要把你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你们的事业中，而且还要把你们的每一分钱都投进去。如果有些企业已经扩张到了极限，而又找不到其他具有成长性的企业，那正确的做法是，用多余的资金投资一流的证券，这样就能获得稳定可靠的收入。对于我来说，我很早就拿定了主意，我要全力投入到钢铁制造业，并要成为巨头。

我的英国之行提供了不少机会，我认识了不少钢铁行业的名人——贝塞麦是其中的佼佼者，还有罗西安·贝尔爵士、伯纳德·萨穆尔森爵士、温莎·理查兹爵士、爱德华·马丁，以及宾格力、埃文斯等，他们都是这个行业中的领袖。我被选入理事会，最终被选为英国钢铁行业协会的主席，我是第一个非英国公民主席。我十分珍惜这份荣誉，尽管在一开始我拒绝过，因为当时我住在美国，我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履行职责。

当年，我们因为建造桥梁和其他设施，而不得不自己生产熟铁，而现在，我们想要自己生产生铁。这个想法促使我们在1870年时建造了露西高炉（我以弟媳的名字为它命名）——如果我们当初充分了解它的规模，我们一定会推迟这个项目。我们不时地听到钢铁业的老前辈，对我们这个快速扩展的新企业，做出不吉利的预言，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止步。我们以为自己有足够的资金和信心建起一座高炉。

然而预计的成本还不够支付实际开支的一半，这对我们是个考验。克洛曼先生对高炉的运作一无所知。但即便如此，倒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露西高炉的产量远远超过了我们最乐观的估计，相当于之前一座高炉一星期的产量，每天的产量都达到100吨，可谓空前。我们创造了纪录，许多参观者赞叹不已。

然而，我们的钢铁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几年中时有危机出现。战后，铁的价格由每磅9美分降到了每磅3美分，不过我们还是安然地度过了这一次危机。许多工厂破产了，我们的财务经理忙得团团转，不断地为应付紧急情况提供资金。在多次危机中，我们公司的信用都未受到损害。不过在公司的各个部门中，生铁制造还是让我们操了不少心。英国着名的惠特威尔兄弟公司生产的高炉被广泛使用，而惠特威尔先生在参观我们的露西高炉时，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惠特威尔先生是参观露西高炉的人中最着名的人物之一，在参观时，我把我们的难题告诉了他。他立刻说：“那是因为料钟的角度不对。”

他解释了应该怎样进行调整。克洛曼先生还不太相信这一点，但我大力主张制造一个玻璃的高炉模型，另外再做两个料钟，一个还是按露西高炉上的式样，一个按惠特威尔先生建议的那样。我们很快做好了模型，进行了试验，结果正如惠特威尔先生所预料的那样。我们的料钟使大块原料散布在高炉周围，中心则是一层密集的小块原料，导致只能部分熔炼成功。而惠特威尔的料钟使大块材料都留在中心位置，其余的留在周围。两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露西高炉的麻烦解决了。

惠特威尔先生是一个多么善良、大度的人啊，他没有狭隘的嫉妒之心，对他拥有的知识毫不藏私！作为回报，我们在有些部门学到了一些新东西，也跟他互通有无，以便能对他的公司有所帮助。之后我们对惠特威尔公司总是知无不言。（今天，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为这兄弟俩中的一人依然健在感到无比欣慰。我们的友谊历久弥坚。他是我的前辈，曾在我之前出任大不列颠钢铁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