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意识到和平的重要性，至少在说英语的国家之间要维持和平。

1869年，当时最大的军舰英国“君主号”下水时，不记得出于某些什么原因，人们都传说，她能轻易地使美国的城市一座接一座地臣服，她是所向披靡的。

当时我就给在英国内阁的约翰·布赖特发了封电报（那条线路刚刚开通）：

“君主号的首要及最有意义的任务应该是将皮博迪的灵柩运回美国。”

我没有在电报上署名。奇怪的事，这件事真的应验了。“君主号”成为了英美之间的和平使者，而不是破坏者。许多年后，我在伯明翰的小型晚宴派对上，遇见了布赖特先生，告诉他，我就是当年那个匿名给他发电报的人。

他说他那时很惊讶，为什么电报上没有署名，并表示他当时心里也正是这么想的。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值得信任，他才是大功臣。

内战时期，当联邦需要朋友时，他是联邦的支持者。在世的公众人物中，我最喜爱的一直就是他，他也是我父亲的偶像。最初，他曾被人指责为狂热的激进分子。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直到整个国民都支持他的观点。主张和平的他，认为克里米亚半岛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后来承认的那样，英国押错了赌注。我有幸得到了布赖特家族的授权，以朋友的身份，将国会里的旧的曼彻斯特·布赖特塑像换成了新的复制品。

早年对英国的几次访问，让我对英国和平协会产生了兴趣，我参加了许多相关会议。后来，我又被克里默先生创立的议会联盟所吸引，他是议会中着名的工人代表，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克里默先生。当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得到8000英镑的奖金后，他立即把这笔钱都捐给了仲裁委员会，只留下1000镑以备不时之需。这是高尚的奉献精神，真正的英雄视钱财如粪土。克里默先生靠着做点小生意，每周赚几美元，来维持他在伦敦的生活，继续在国会担任议员。

而现在有一大笔钱从天而降时，为了和平事业，他大方地捐赠出去，这就是英雄主义最好的体现。

1887年在华盛顿，我有幸把仲裁委员会引见给了克里夫兰总统。他热情友好地接待了委员会的成员，并向他们保证会真诚地与他们合作。从那天起，我越来越重视怎样防止战争，以致忽略了所有其他事情。第一届海牙会议的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使我相当快乐。会上第一次提到了裁军问题（后来证明这只是白日梦），还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法庭来解决国际争端。我见证了人类为了和平跨出的最大一步。而且之前都没有太多讨论，就好似灵光一闪。显然，卓越的想法能使会议更精彩。

如果霍尔斯先生能活到现在（他的死曾让我深感悲痛），和他的上级安德鲁·d怀特一起，作为即将到来的第二届海牙会议的代表，我觉得他们俩可能会促成国际法庭的建立，以用于废止战争。正是这位霍尔斯先生，连夜从海牙出发去德国，带着上级的指示，会见德国皇帝和外交部长，最终说服他们接受了最高法庭的意旨，不会像之前他们威胁的那样，撤出他们的代表团。霍尔斯先生这次的举动值得被载入史册，他是人类最伟大的公仆之一。哎，可惜他在壮年时期就去世了。

国际法庭成立的日子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天，它敲响了丧钟：永远废止残杀同胞这一最深重最黑暗的恶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天到来时，世界各地都将为之庆祝。到那个时代，一些迄今为止被称为英雄的人会被人遗忘，因为他们没能推动和平与善行来代替战争。

当安德鲁·d怀特先生和霍尔斯先生从海牙回来后，他们提议我提供资金，在海牙建造一座和平教堂。我告诉他们我不会那么冒昧。如果荷兰政府向我提出那样的要求，那么我会乐于考虑此事。他们反驳说，政府不太可能会这么做，但我坚持说我不会冒昧地做这件事。

最终，荷兰政府真的通过在华盛顿的大使基弗尔男爵，向我提出了这个要求，我很欣喜。然而，在写给男爵的信中，我小心地提到给他们政府的汇票会在适当的时候送出。我没有寄出这笔钱，荷兰政府派人直接从我这里把钱带走了，这张150万的汇票被当成纪念品保存了下来。在我看来，能够行使如此神圣的职责，资助建造和平教堂——世界上最神圣的建筑，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我甚至认为它的价值超过圣彼得大教堂，或是用于信仰上帝的其他建筑。正如路德所说的：“我们无法伺候或帮助上帝，他不需要我们的帮助。”这座教堂带来了和平，这是人类所急需的，“对上帝最高的崇拜是为人类服务。”至少，路德、富兰克林和我的观点一致。

1907年，一些朋友请我出任他们即将成立的纽约和平协会的主席一职，我拒绝了。理由是我十分忙碌，这也是事实。但是后来，我却因为拒绝这件事而感到良心不安。如果我不愿意为和平事业而献身，那还有什么值得我牺牲呢？我还擅长什么呢？幸运的是，几天以后，莱曼·艾博特牧师、林奇牧师和其他一些着名人士都前来拜访我，希望能说服我重新考虑这个决定。我猜到了他们的意图，并坦白告诉他们无需多说什么，我的良心一直很不安，我接受担任主席一职，并将履行好我的职责。接着（第二年四月）就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和平协会会议，来自35个州的代表团参加了会议，此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外国人士。

此时，我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第一枚勋章。法国政府授予我法国国家骑士勋章。在我主持的纽约和平协会宴会上，埃斯图内勒·德康斯坦男爵出现在台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把勋章授予了我。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荣誉，我十分感激。因为这是对我为国际和平作出的努力的肯定。

这并不是过高的荣誉，所以我应该享受这个荣誉。这个荣誉也提醒我，必须比以往更加努力，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确保自己更符合他们的标准——他们在授予仪式的演讲中，认为我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

我所有的捐赠中，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丹弗姆林的皮坦克利夫峡谷。那里充满了孩子气的情感——最纯洁最甜蜜的气息。我必须讲一下这个故事：

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丹弗姆林曾参与争夺过部分大教堂的地产和宫殿遗址的所有权。我的外祖父莫里斯发动了这次争夺，或者应该这么说，他是发动者之一。之后，劳德姨父和莫里斯舅舅继续着这场争夺，莫里斯舅舅还被指控煽动一群人拆了一座墙。最高法庭最终判城市居民胜出，于是地主下令，“莫里斯家族禁止进入大峡谷地区。”作为莫里斯家族的一员，我和表哥多德一样，被禁止进入。好几代的皮坦克利夫峡谷的地主和居民们都冲突不断。

在我看来，皮坦克利夫的大峡谷是独一无二的。它毗邻修道院和宫殿遗址，西边和北边与镇上的两条主干道相接。它的面积在60到70英亩之间，整个地区都有树荫庇护，山上的树木枝叶茂盛。在丹弗姆林的孩子心中，这里就是天堂，我当然也是这么想的。当我听到“天堂”两个字时，我脑子浮现出的就是皮坦克利夫峡谷，这是我心中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当时，只要我们能从开着的门、围墙上面或是铁门下面，不时地偷看上一眼里面的景色，我们就会觉得很开心。

几乎每个星期天，劳德姨父会带着“多德”和“奈格”绕着大教堂散步，一直走到可以俯瞰大峡谷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树林间飞来飞去的乌鸦。在孩子们眼里，大峡谷的主人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我们知道皇后住在温莎城堡，但是拥有皮坦克利夫峡谷的不是她！皮坦克利夫的亨特家族，也不会用峡谷和她交换任何东西，或是和任何其他人交换。我们都确信这一点，因为换了我们，我们也不愿这么做。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见过的建筑物中，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皮坦克利夫的雄伟壮观。劳德姨父曾对我的未来作过很多预测，但他如果能想到，我会变得如此富有和幸运，成为皮坦克利夫的地主，他可能会对我另眼相看。我能够把我童年的天堂还给丹弗姆林，作为公共公园开放，这样的荣誉比加冕还重要。

当罗斯博士小声告诉我，亨特上校可能会被说服卖掉大峡谷时，我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博士认为他的要价相当高，之后我就没有听到进一步的消息了。1902年秋天，我身体不适，在伦敦养病时，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我发电报给罗斯博士，请他来见我。一天早晨，卡内基夫人走进我的房间，让我猜猜是谁来了，我猜是罗斯博士。当然是他，我们谈论了皮坦克利夫峡谷。我建议让我们共同的朋友和老乡，爱丁堡的肖先生（丹弗姆林的肖勋爵）去会见亨特上校的代理商。他会让代理商明白，如不考虑我这个热心的买家，不和我做这笔交易，他们总有一天会后悔。因为我可能随时改变主意或者突然过世。肖先生听完博士的话后说，他第二天早晨和亨特的律师有一个约会，谈论另一桩生意，他一定会替我们转告的。

之后不久，我就坐船回到纽约。一天，我收到肖先生的电报，说地主给出的价格是45000英镑，可以成交吗？我回电报说：“是的，只要罗斯同意就行。”在平安夜，我收到了肖先生的回复：“向皮坦克利夫的新地主致敬！”

因此，我开心地得到了我心目中世界上最伟大的头衔。国王？他只不过是国王而已，他没有马尔科姆国王的高塔，没有圣玛格利特的圣殿，也没有皮坦克利夫峡谷，可怜的男人。拥有这些的是我。如果国王来丹弗姆林游览的话，我很愿意屈尊带他游览这些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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