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赫伯特·斯宾塞及他的朋友洛特，和我一起乘坐塞尔维亚号，从利物浦前往纽约。我带着一封莫立先生的介绍信，但是我已经在伦敦见过这位哲学家，我是他的门徒之一。作为一个旅行老手，我负担起照顾他和洛特先生的职责。我们在航行中都待在一起。

一天，我们聊起了见到伟人们时的第一印象这个话题。他们是否和我们想象中一样呢？每个人都谈了自己的经历。我的经历是，我想象中的和实际上差距相当大。

“哦！”斯宾塞先生说，“比如我，也是这样吗？”

“是的，”我说，“你与我想象中差别很大。在我的想象中，我的老师是一位沉着冷静的哲学家，像佛祖一样，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我从没想到，你会为了奶酪的种类问题大呼小叫。”前一天，当服务员给他端来柴郡干酪时，他急躁地推开盘子，大喊道，“切达干酪，切达干酪，不是柴郡干酪，我说的是切达干酪。”这种呼喊不可能发生在圣人身上。他在自传中，也提到了航行中的这件小事。

斯宾塞喜欢听故事，而且很喜欢笑。美国故事看起来最能取悦他，我给他讲了不少故事，通常他听后都会爆笑不止。他十分渴望能了解美国西部地区，当时这片区域吸引了整个欧洲的注意，我给他讲了一个关于得克萨斯州的故事，他被逗乐了。当一个移民失望地从得克萨斯州回来后，有人问起那片当时还十分贫瘠的土地，他说：“陌生人，我能说的只有这些，如果我拥有得克萨斯州，我会卖掉它。”

如今真是大变样了！得克萨斯州现在有400万人口，据说1882年的棉花产量比全世界其他地方产量的总和还要多。

一次，我和斯宾塞在匹兹堡散步。走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另一个美国小故事：一个访客走到花园，刚打开门，屋子里冲出了一只大狗扑向他，他立刻后退开迅速关上门。主人大喊道：

“他不会伤害你，你知道的，会叫的狗不会咬人。”

“是啊，”那个访客颤抖着大喊道，“我知道，你也知道，可是这只狗知道吗？”

一天，我最大的侄子悄悄地打开房门，偷看我们聊天。事后，他的母亲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11岁的男孩回答说：

“妈妈，我想看一眼在书里写没有必要学习语法的那个人。”

斯宾塞听到这个故事后十分开心，之后他常常提起这个故事。他对我那个侄子的未来很有信心。

一天，我们聊到，他已在反对在加来和多弗建设隧道的抗议书上签字了，这让我十分惊讶。他解释说，他自己也和其他人一样，希望能建造隧道，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但是，他签字是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国人们都很愚蠢，英国的陆军和海军会引起骚乱，公众会被吓到，并刺激军国主义。这样就需要更多的陆军和海军。他提到，曾经发生过一次恐慌，导致了国家花费几百万修建防御工事，最终被证明是没用的。

一天，我们坐在大酒店的房间里，看着窗外的特拉法尔加广场。皇家近卫骑兵团经过了广场，于是我们有了如下对话：

“斯宾塞先生，在十九世纪最文明的民族中，我从没见过有人穿得像小丑一样，而不感到悲伤或者愤愤不平。但正如我们所想，还是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工作——直到最近这还一直是只有绅士才能从事的职业——研究杀死他人的有效办法。”

斯宾塞先生说：“我和你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我会告诉你，我怎么抑制我的愤怒。当我感到自己要发怒时，我会用爱默生的故事来使自己冷静下来。他曾经在法尼尔大厅在嘘声中被人推赶下台，因为他居然敢于反对奴隶制。他描述自己在极其愤怒中走回家，直到他拉开花园的门，透过花园里高高的榆树枝，他看到了天上闪烁的繁星。他们好像在对他说：‘怎么了？这么大的火？

我的孩子？’”我和他都笑了，我很感谢他给我讲了这个故事。我常常会默默对自己说，“怎么了？这么大的火？我的孩子？”然后就平静下来了。

斯宾塞先生美国之行的高潮，发生在戴尔蒙尼餐厅，这是专门为他准备的宴会。我把他送到那里，看着这位伟人在那里提心吊胆。他什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他要发表的演讲。我相信他之前几乎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的经历。他最大的恐惧是，他不能说出任何对美国人民有益的东西，而最先欣赏他作品的就是美国人。他可能参加过很多宴会，但是没有哪一次，有这么多的尊贵客人出席。这是一次盛大的聚会，这些杰出人物对斯宾塞的评价十分独特。

晚会的高潮发生在亨利·韦德·比彻转过身，对着斯宾塞先生说出了他致辞的最后一句话：

“我的父母给予我生命，而先生你给予我智慧。在关键时刻，你为我在沼泽中指出一条安全的道路，你是我的导师。”

他是以缓慢、庄重的语调说出这些话的。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曾有如此深刻的感受。显然，这些话是来自一位感恩者。斯宾塞先生被感动了，这些话也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评论。不久，比彻先生在一系列布道中，给出了他对进化论的观点。这些布道引起了一些争议和担心，因为他承认斯宾塞是他的导师，这引起了宗教界的警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比彻先生在结尾的布道中说：“即便他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进化论，当人类进化到最高境界时，造物主会为他注入圣灵——生物中只有人类有这样的机会，把他带入神的世界。”这就是他对批评家们的回应。

斯宾塞先生对于机械装置特别感兴趣。当他和我一起参观我们的工厂时，新的设备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几年，他不时地提起这些，并说，他对美国的发明和其推动力的预言完全实现了。当然，他为在美国得到的注重和关注而感到高兴。

我去英格兰时基本上都会去拜访他，即使后来他搬到布莱顿后也是如此。他搬去那里后，从房子里就能望见大海，这深深地吸引着他。我从没遇见这样一个人，对每个行为、每个字，即使是最琐碎的小事，都要仔细斟酌，完全在良知的指导下作出决定。他从不嘲笑宗教事宜。

然而，在神学的领域，他很少在意举止。在他看来，宗教是一个存在缺陷的系统，阻碍了真理的发展。他觉得所谓的奖惩理论，只会吸引较低阶层的人民。但是他和坦尼森不一样，坦尼森在某个场合讨论某些旧观念时，曾经作出了非常深入的评论。诺尔斯告诉我，坦尼森失控了。诺尔斯说，他对他儿子的诗人身份十分失望，因为他没有准确描述他父亲对严厉的神学的反抗。

斯宾塞是一个冷静的哲学家。我相信，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任何不道德的行为，或者对任何人做出过不公正的行为。他是一个对待任何事都一丝不苟的人。我强烈地想了解赫伯特·斯宾塞，很少有人会如此想要了解另一个人，因为很少有人像我一样，对他和达尔文如此地感激。

有些人对神学持反对态度。他们年轻时，周围都是教徒，这些人相信严苛的加尔文教派的真理和信仰，是未来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保障。思维丰富的年轻人自然会被这种说法吸引，渐渐接受这样的观点。当他成长到一定阶段时，他会关注自己身边那些最优秀，学历最高的人的信仰，因为那些人是他的榜样，他们的指示肯定是正确的。他拒绝怀疑。怀疑，都是邪恶在对灵魂进行侵袭，除非信仰给予他解救之道，灵魂就会屈服于邪恶。不幸的是，不久他发现信仰并没有发挥作用拯救他。他认为原罪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使他无法看见自己希望看见的，无法相信他希望相信的。他很清楚，比起那些已经迷失的人来说，自己也好不到哪去。他注定无法成为被上帝选中的值得拯救的人，那些人必须是牧师、长者和虔诚的信徒。

很快，他成为长期的反叛者，他们试着假装自己和其他人一样虔诚，表面上认可所有的教义和信条，然而他们内心充满了疑惑，完全无法接受他表面上认可的那些教义。如果他是个有智慧有道德的人，结果只有一种：正如卡莱尔在经过数周的挣扎和折磨后得出的结论：“如果这令人难以置信，那么，就以上帝的名义，让这不可信吧。”有了这种想法后，他从此远离了怀疑和恐惧的重负。

我和我的三四个小伙伴也经历过这种阶段，当时我们怀疑神学，包括其中的超自然现象，通过各种赎罪获得拯救的整个体系，及其中的一些细节。

幸运的是，我接触到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作品：《规范资料》《第一项原则》

《社会静力学》《人类的起源》。这些书解释了人类应如何吸收对自己有益的精神食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看了之后，我有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我不但摆脱了神学和超自然现象，我还发现了进化的真谛。“事物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成为了我的座右铭和安慰自己的源泉。人生来不是为了堕落，而是为了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这个迈向完美的进程没有尽头。人类总是面朝光明，站在阳光下抬头看。

人类是生物的一种，天生会拒绝一切有害的事物，在试验后，吸收有益的事物。换句话说，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我们可以设想，宇宙的建筑师可能建造出完美的世界和完美的人类，使我们免受邪恶和痛楚，像天堂的天使一样生活。尽管这个设想无法实现，人类被给予了进化而不是退化的力量。

《旧约》和《新约》就像其他地区的圣典一样，也有自己的价值，不但记录了过去，还包含了许多寓言故事。正如古代《圣经》的作者一样，我们应该思索此时此地的生活和职责。伟大的圣人、教育家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下一世的职责，留到进入下一世时去考虑吧。

在这个庄严、神秘、未知的宇宙，我可能还不及太阳上的一粒尘埃。我往后退，看见了真理。富兰克林是正确的，“对上帝最高的崇拜就是为人类服务。”能够活在今生已经是个奇迹了，能活在来世也是奇迹。既然已经有了今生，为什么没有来世呢？因此有理由期待永生。让我们满怀希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