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爷爷就起床了。他做好早饭后，又烧了一大盆热水，然后把我从床上叫起来，要我洗头。我说：“爷爷，我洗了头还没几天呀！”

爷爷说：“没几天也得洗！洗了还得把衣服换了，不然你身上的汗臭把那些爷爷、叔叔和阿姨熏着了，骂你没出息！”

我听了爷爷这话，果然把头伸进盆子，用香皂认真洗了起来。洗好了后，爷爷用一条毛巾给我把头发擦干了，我们才去吃饭。饭后，爷爷果然又给我找出一套新衣服让我穿了。我穿上这套过春节才买的新衣服后，感觉自己一下清爽和利落多了。我挺了挺胸脯，显得十分自豪。爷爷也换了一身四个兜的中山服，像出席什么隆重的仪式一样。而且爷爷这天破天荒没把那双解放鞋别在裤腰里，而是一开始就穿在了脚上。但爷爷没穿袜子，脚背上青筋毕露，有的地方还皴开了一道道小口子，像是苍老的树根呈现出的样子。出门的时候，爷爷返身把口袋里那支从没离开过身子的宝贝烟杆和烟袋取了出来，放到了桌子上。我觉得奇怪，问：“爷爷，你今天怎么不带烟袋了？”

爷爷看着我说：“要是爷爷的旱烟味呛着了那些大人物，不丢了扬扬的面子？”我说：“可要是你的烟瘾来了怎么办？”爷爷笑了一下，回答我说：“爷爷忍住嘛！你不相信爷爷忍得住？”我说：“我相信，我怎么不相信爷爷呢！”

说着，我们就走了出去。天气特别的好，就和我们的心情一样。湛蓝的天上飘着几片像是手绢一样的薄云，有的白得像漂洗过的羊毛，有的在边上镶着一道山茶花一样鲜艳的红边。渠江的江面上浮漾着一层疏疏落落的江雾，太阳一照，江雾袅袅上升，升到齐江岸高的时候，就和大地上的雾气融在一起了。我们一面闻着露水和湿湿的泥土、庄稼味儿“踢踏踢踏”地往学校走，爷爷一面又不放心地问：“小崽儿，你说那些从北京和省里来的大人物，要问我们什么呢？”

我说：“我怎么知道，连老师也没告诉我们！”爷爷就停了一下，说：“你怕不怕？”我知道爷爷还是不放心我，就说：“不怕！他们问什么，我就答什么！”

爷爷迎着天上那轮硕大的朝阳，咧开嘴甜蜜地笑着，说：“不怕就好！不怕才是我刘家顺的孙子！”说完，爷爷眯缝着眼看了一会儿远处，才接着说：“就像爷爷年轻时参加县上的插秧比赛时，两边锣鼓喧天，喊声不断，一些人吓住了，越紧张越把行子插不好！可爷爷不怕，像平时插秧一样，结果爷爷就得了第一名！”

我明白爷爷是在鼓励我，就说：“是，爷爷，我也会像平时一样说话，你放心！”爷爷听了，就没再对我说什么嘱咐的话了。我们到了学校，以为自己是来得早的，可没想到北京和省里市里还有县上的爷爷、叔叔、阿姨比我们还早，他们已经来了。还有其他的同学和他们的监护人，也都到了学校。学校的操场里停着两辆小轿车，一群小同学远远地围着汽车看，因为车旁站着两个村里的干部，他们没有走过去。我们刚走到教室门口，老师看见了我们，急忙迎了出来，对我和爷爷说：“刘扬同学，家顺伯伯，你们来了！同学们都到齐了，正等着你们呢！你们快跟我来吧，在五年级的教室里！”说着，老师就带着我们往左边五年级教室走去。

我发觉老师今天也打扮得十分漂亮，她穿了一条粉红色的连衣裙，脸上还淡淡地化了一点妆，浑身洋溢着一股我在小梅姐和小姨身上闻惯了的香味道。

我和爷爷随着老师走进五年级的教室，发现教室里已经坐了很多人。我们正想往后面的位子上走去，可老师却叫我们在前面两个空位上坐下。在我往下坐的时候，老师又用鼓励的目光看了我一下。

我们坐下不久，就开会了。最先讲话的还是我们中心校的校长。校长说几了几句客气话后，就给我们介绍了坐在前面位子上的几位客人。这时，我才知道前面最中间位子上那个精神矍铄、和爷爷一样穿一件朴素的中山装、挺着身板、脸上挂着慈祥笑容的老头就是北京来的爷爷。紧挨着他两边坐着的，一个就是省里的叔叔，一个是市里的阿姨。省上的叔叔年纪也不小了，大约有五十岁的样子，鼻梁上架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穿着一身休闲装，身体虽然略显发胖，但看上去仍很斯文。从市里来的那个阿姨看起来要比省里的叔叔年轻得多，穿着一件花色很浅的衣服，一条蓝布裤子，要不是脸上皮肤很白和头上绾了一个很好看的盘花头，差不多就是一个庄稼人的样子。县上来的叔叔除了昨天我们已经见过面的张叔叔以外，还有一个叫伍部长的叔叔。一看见他们朴素的装束和挂在脸上那种像老师一样和蔼可亲的微笑，我先还绷得有点紧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了。

可是他们却没有提任何问题。校长简短地讲完以后，县上的股长叔叔就和他一道，拿了厚厚一叠调查表一前一后走过来。校长在前面给我们每个学生发，股长叔叔在后面给爷爷他们发。发到爷爷面前时，爷爷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地对股长叔叔笑了笑，说：“我、我……”

股长叔叔不知道爷爷不识字，就小声地问：“怎么了，老大爷？”爷爷的笑容僵在了脸上。我看见爷爷窘迫的样子，就急忙对股长叔叔说了一句：“我爷爷不识字！”

股长叔叔这才明白了，冲爷爷笑了笑，收回了爷爷面前那张表，走过去了。我打开了手里的调查表，哦，好大好大的一张，上面密密麻麻地印满了各种问题，少说也有一百多个，十分详细。比如“你家谁在外面打工？”“每年外出打工的时间？”“你在哪所学校上学？”“你怎么去学校？”“你现在和谁住在一起？”“你多大的时候父母出去打工的？”“你父母多久回来一次？”“他们回来一般住多长时间？”“你与父母怎样联系？”“你跟父母联系时主要说些什么？”“你经常和监护人聊天吗？”“原来和父母说的话，现在和谁说？”“你想念在外打工的父母吗？”“你是否想和外出打工的父母一起到城市生活，为什么？”“你希望父母回来和你一起生活吗，为什么？”“你生病时谁带你去医院？”“你在家干家务活吗？”“你每天的零花钱是多少？”“有人欺负过你吗？”“你怎么过生日的？”“谁经常辅导你做作业？”“你去过村子以外的哪些地方？”“你认为学习重要吗？”……问题虽然很多，可难不倒我。我拿起笔，认真把我的答案工工整整地写在了每个问题下面的方框里，就像考试时做那些选择题一样，然后我像交作业一样把调查表交到了前面的爷爷、叔叔和阿姨的桌子上。

其他同学和他们的监护人也填好了表，交给了来收表的校长和股长叔叔。我以为调查就这样结束了，心里有一种隐隐的失落感。可就在这时，校长叠好了表，把它们放到了从北京来的那个爷爷面前，突然转过身来对我们说：“同学们和各位监护人不要忙，大家坐好了，首长还有一些问题要问你们！”

听了这话，我一下挺起胸脯坐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