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道：“铁老！先发表发表您的高见。”

吴铁城道：“说来说去，这个办法太不吉利，使人泄气。在紧要关头，这批先生哇啦哇啦反对我们，还不能抓，连碰都碰不得，实在急死人！”

“再说，人家所以要我们这样做，为的是将来。这个将来是一个怎么样的局面呢？”吴铁城痛苦地说：“是我们维持不下去了，共产党上台，我们不是同他们隔江而治，就是鼎足三分；在这种情况之下，共匪巩固内部，势在必行。而我们这些搞党务的人明白，共匪如果巩固内部，老实说一定比我们有效。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因为人家的党性比我们强，这是铁的事实，我们也不必争。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一点呢？因为在这个可怕的‘将来’，混进共产党内部的我们的人，或者华盛倾的人，他们又将如何发生作用呢？”

“有人说：”何应钦道：“美国将使用最后一计，答应给中共援助，与我们分庭抗礼。如果中共答应接受美国援助，问题就简单了。”

吴铁城闻言冷笑，摇头道：“美国人这种想法，我看来未免太天真了吧？共产党恨美国政府帮助我们剿共，说美国与中国人民为敌，说美国指挥我党***，这种情形，共产党又怎能放心接受美援全又怎能谈到美援，我看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更好，”王云五道：“这样可以使美国人更加援助我们，不作非分之想。”

吴铁城击桌道：“就是美国人今后还援助我们，但派遣小党小派之人混进共匪组织，这绝对不是妙计。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剿共，尚且如此，这些一无军队、二无群众的人，他们能解决共产党么？未免太神话了。”吴铁城道：“尤其是此时此地，要允许这批人先反对我们，这个代价太大！别忘记我们所处的环境，不能再有什么风险了。我怀疑抱有这种主张的人，到底是何居心！”

“不必想得太多，”蒋介石道：“我同铁老一样，反对小党小派在今天还反对我们，那绝不允许！至于派遣少数得力之人，混进匪党内部，对这个我倒很有兴趣。从他们里面***，比我们在外面围剿容易得多。”

吴铁城叹息道：“我应该报告总统，局势危急，这是事实，美国人的计策能不能做？有没有效？渺茫得很哩！我主张我们上下同心，振作起来，要美国正面帮助国民党渡过危机，安分局面；反对美国三心两意走曲线打倒共产党的办法，这办法对我们太不利！”

对吴铁城的建议，蒋介石心头一动，忙问：“铁老说得对！不过华盛顿也罢，我们也罢，为什么派遣专人混进共匪组织这条路走不通呢？”

吴铁城想了想，侃侃而谈道：“对于这个办法，我过去不是不赞成，老实说，我们进行好久了。有一次康泽那还是江西剿匪的时候，我就亲自听到总统向他解释对于这个战术的运用。可是今天，这个办法的收获多不多？大不大呢？”

众人默然。

“我说是不理想。”吴铁城道：“甚至从共产党那里跑过来的人，对我们的贡献也极微小，对于这个办法，我以为应该重新估计它的价值了。假定有一天真的出现了隔江而治，或者三分天下的局面，试问我们怎样运用这批混入匪党机构的人呢？”

蒋介石紧张地听着。

“拿工人运动来说，”吴铁城道：“大家知道，我们都是搞党务、搞工团、搞这个那个好多年了。拿抗战时期来说，湖南省党部主委陈大齐同志告诉我，我们真的不是匪党对手。每逢什么运动，他们的旗帜下站满了人，我们旗帜下只是掮旗的那个工友，孤零零一个！最后用不开饭来迫走百多个左派穷光蛋，结果民众团体自动送饭送豆豉辣椒，救亡工作还是继续，没他们办法，后来省党部干脆把湖南文抗会解散了。事实是事实，我们今天如果还要骗人骗己，眼看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不能不指出这个危机。”

“匪党以工人阶级为标榜，在这个可怕的‘将来’日子里，他们的工人怎能为我所用？工人运动是强有力的，但我们得不到便宜，派人混进去有什么用？”

“其次，我们来看农民。农民是中国人口中最多的一群，他们能不能够供我所用呢？”吴铁城一顿道：“据我看还是不行！”

蒋介石震了一下。

“为什么呢？请大家想一想江西剿匪，以及领袖西安蒙难之后的陕甘宁青一带边区，那边的农民怎么样呢？地主给斗倒了，有的地主也参加了匪党工作，农民都有了土地，他们不要我们了！”吴铁城到这里泫然欲泣道：“所以，凡是共匪所到之处，别提工人，农民也非我所有了。再说学生，学生是最年轻，最易冲动，我们吃学生的亏吃得太多，共匪会不会象我们一样呢？我认为布置得好，可能有一部分年轻人跟我们走，但年轻人到底是年轻人，共产党对年轻人最热络，了不起起起哄，大作用谈不上，反而暴露了我们的人，我认为这太危险，太犯不着了。”

“且慢，”蒋介石要问他几个问题。

可是吴铁城无法煞车，口沫横飞，说下去道：“至于小党小派之人，更没有什么用了。胡适博士讲得妙，他批评这几个党派说：无一兵一卒，你凭什么乱嚷嚷……”正在这当儿蒋介石接到一个大红卷宗，迅速翻阅，脸色大变。众人一见冷了半截，心想一定是沈阳完了，吴铁城不再开口，厅中沉默久之，悄悄散会。

沈阳确已解放了。

但使蒋介石痛心疾首的，岂仅一城一地得失？他明白这个大城危在旦夕，无法得救的了；但如此庞大的一支部队竟片甲不归，这才使他悲伤！而美国竟未能及时帮忙，也叫他愤懑不已，但不敢有所表示。

在这些天翻地覆的大事之前，蒋介石个人又面临他自己的“祝寿”之日。他的生日是十月三十一日，而共军攻入沈阳却提早了一天，蒋介石把所有的部下都恨之入骨！他感到一切都完了，最黑暗的日子已经开始。作为敌人，他对中共连使用毒骂的勇气都消失了，他只想双手捏住卫立煌的脖子，扼死他，一泄心头之恨。

蒋介石独个儿在房中打转，再一想东北之战，他自己四度飞沈，临空指挥，海面视察，布置出路；美机美舰，协同撤退，卫立煌名为总司令，却无一点职权，沈阳之失与他何干？蒋介石想到这里，认为非重办卫立煌不可，否则如此惨败，责任都搁在自己肩上，岂非贻笑万邦？当下提笔疾书，交付电台，拍发北平剿总道：“卫立煌对于指挥部署，迟疑不决；贻误战机，失陷重镇，着即扣留。中正手谕。”

可是正在逃亡途中的卫立煌，做梦也没想到南京有此一着。蒋介石当时获得空军报告，知道驻沈阳部队正与地方团队同谋投共，沈阳情况恶劣，他怕十几万人马片甲不归，乃电令卫立煌火速突围。卫立煌接到撒退命令，知道援军无望，也就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可是各负责军官并未出席。卫立煌知道局势严重得无以复加，忙不迭跳上吉普车直扑机场，这才赶上飞机向葫芦岛逃亡。说来好险，当他座机起飞不久，机场和沈阳城都在对方掌握之中了。

而傅作义接到扣留卫立煌的“手谕”之后，也感到莫名其妙，毛发直竖。“华北剿匪总司令”今日奉命扣留“东北剿匪总司令”，明天又有谁知道，是哪一个“剿匪总司令”扣留傅作义？当即复电南京，报告卫立煌未见飞平，不旋踵蒋电又到，要傅作义即刻秘密飞京，要事待商，这可使傅作义为难透了。但不去不行，也只得束装就道；正待上机，又闻报卫氏飞到！真不知如何处理才好。

却说卫立煌自沈阳逃亡到葫芦岛，复由该岛转赴北平，心想这下子可安全到达了，于是下得机来，先到“剿总”，一见傅作义，低声道：“好险，差点见不了你！”

傅作义不便马上把扣留事通知对方，进餐之时，慰问几句后问：“除了你，还有谁也来了？”

卫立煌叹道：“没有来得及回来的各级干部，也数不清有多少。同我一起来的几架飞机中，人当然还有一些，另外有几个听说已经到了。”

“哪几位？”傅作义道：“你全部说给我参考参考。”

“有辽宁主席王铁汉、安东主席董彦平、沈阳市长董文琦、东北政委会副主席高惜冰，”卫立煌想了想：“应该还有王家祯委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马占山、万福麟、董英斌、黑龙江主席韩俊杰、兴安主席吴瀚章、哈尔滨市长毕泽宇等人。”

傅作义叹道：“完了！”

卫立煌也叹道：“是完了！”

“你别见怪，”傅作义为他设宴压惊，干杯道：“我有一些事情告诉你。”

“是什么？”

“南京连续给我两道手渝。”

“是啊，东北完了，现在要看华北了。”

“不不，”傅作义道：“他要我去开会，而且是秘密离平，这是一件；另外一件，”傅作义叹道：“你自己过目吧。”边说边把那道手谕掏了出来，递了过去。

卫立煌读完电报，十分冷静地说：“如此说来，我应该是阶下之囚，而非老兄座上之客了。”

傅作义皱眉道：“我不知他怎么会出此下策，东北之战，分明他在指挥，与你何干！”

卫立煌苦笑道：“就因为是他指挥，我才挨了这下闷棍，如果是我指挥，可能反而没事，你说是么？”说罢一个劲儿喝酒。

“我非常抱歉，”傅作义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此番我去南京，说不定也有人拿着他的手令在等着我呢！”

“不会的，不会的，”卫立煌道：“他不敢碰你，象我，已经是个光棍了。”卫立煌悲痛地道：“傅总司令，对别人表示愤慨和痛苦，人家或许会说我贪生怕死，在你面前说几句，我想你不会有什么吧？”

“卫总司令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尽管说。”

“我难过极了。”卫立煌道：“难道说什么是非与公理，在他的脑子里一点儿也找不到么？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拿共产党的话来说，我是靠‘剿共起家’的。蒋主席还拿金家寨改名为立煌县，证明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将领，目前他来这一手你说他还把我当人？”

傅作义劝道：“卫总司令，我看他是急昏了，才下的这个手令，过几天情形就会好转，你不必难过。”

卫立煌叹道：“我不难过，只是愤懑！想我一介武夫，民国十九年打从陆大特别班毕业以来，一直没有翻过这么严重的觔斗。……”正说着收音机里传出一个为他俩熟悉的声音：“我是前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现在我同前山东保安副司令聂松溪、前兖州城防司令霍守义等高级将领二十二人，联名发表致国民党军官公开信。”

傅、卫二人闻言搁箸，吸烟倾听。

“我应该报告各位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王耀武的声音说：“我们被俘后，并没有被侮辱、受抢劫，象我们被俘之前，诬蔑解放军所说的那样。”接着王耀武报告他们受到优待的情形，接着又分析内战情势，最后呼吁国民党军人应以大局为重，不该效忠个人，应该及时起义，放下武器等等。

傅、卫二人听后默然久之。傅作义道：“我们禁止老百姓收听对方广播，但我们自己，幸亏有对方广播，才能补足消息上的漏洞。刚才广播的分明是他，咬字吐音，一点也不含糊。否则还真以为王耀武牺牲了，……”

卫立煌道：“老实说，他分析局势那一段，说得很有分寸。”

正说着电话铃响，南京有长途电话来，询问傅作义何时动身？卫立煌是否抵平？傅作义照实说了，安排妥当，第二天立即专机飞宁。

极端秘密的一连串会议在等着他。

傅作义知道蒋对他不大信任，说话处处小心。而南京空气阴沉。蒋经国的辞职已经批准，翁文灏三次求去却未成行；大江南北的人民解放军开始威胁南京，陈赓所部已向徐州疾进；美国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在上海声言要派兵护侨，而司徒雷登又说将撤退侨民；物价飞涨，印钞机来不及印刷；到处抢粮，军宪警都疲于奔命……

蒋介石在高级官员和顾问之前，设法镇静下来却又时失常态。中外顾问、文武官员到齐了，冷场良久，蒋介石这才开口道：

“局势，是这个样子了。”

“我要《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纵使政府失去了长江以北的土地，也用不着悲观，而且找不到悲观的理由。”

“今天主要的问题，”蒋介石瞅一眼傅作义：“就是我们还要不要华北！现在，我请华北剿总傅总司令向大家先作报告。”

所有的目光集中在傅作义身上。

傅作义发言道：“今天的局势已经十分明显，兄弟对华北的看法非常简单，兄弟认为，光是守住个华北，是没有用的。”

“我们先来看看事实：共军东北野战军的秋季攻势从九月十二日开始，共军一部首以远距离突然奔袭北宁路锦州唐山段，包围、切断沿线我军，连下绥中、兴城后于十月一日攻下锦北屏障义县，使我锦州完全陷入孤立状态。九日至十三日扫清锦城外围。十四日十时至翌晨六时，以三十一小时激战，使我东北战略重点锦州丢失，损失一个指挥所，一个兵团司令部、两个军部、八个整师以及各种直属部队和其他部队达十二万之众！在这期间，我军以二十个师和三个骑兵旅由南北增援，策应锦州守军，给共军阻击兵团杀伤我一万二千之众，使我南面援军九个师，始终被阻于锦城以南三四十里之塔山地区；北面援军十一个师及三个骑兵旅，也停滞于彰武及新立屯之北以东地区，他们保持了锦州战役的主动，历时半月的锦州战役就告结束。”傅作义咳声嗽：“这是锦州，”蒋介石插嘴道：“过去的过去了，你多谈谈华北的情况吧。”

傅作义一怔，说下去道：“至于华北的问题，以东北战局的情形来看，我们处境不利。”

会议一天后，蒋介石决定撤退华北，防守江南。并由傅作义负担华北军事的全权，华北那些城市应该撤退，也由傅作义自己决定；另方面南京空军即日起搬运北平设备及物资，陆路已经来不及了。

“局势如此，这个措施是正确的，”美国顾问也发言暗责老蒋道：“通讯社说共方负责各方战局的一、二、三、四野战军将领都是天才战略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更加不得了，是他把国民党赶出了东北；希望在华北和江南的防御中，我们的天才战略家也能发挥他卓越的才华。”美国顾问颓丧地说：“中美悉心经营东北，先后投入兵力、收编伪军和地方武装共达一百一十万人之多，但在三年战争中，我们失去了东北！”

“我们先丢了东北，共军得到了东北，这个情势的互易，提示我们很多问题，兄弟希望中美政府同心协力，有一天能收回东北。”

美国顾问空虚无力的发言，使黯淡的会场更加颓丧。备受刺激的蒋介石忽地开口道：“东北之战，我不能负责，我不能负责！全部责任应该由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负责！现在因为他指挥不力，我已经下令扣留，要军法查办！”

卫立煌在北平“剿总司令部”进退不得，有冤难诉；他被扣留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在国民党官员间更引起了人人自危，普遍不安的情绪。翁文灏刚送出第四次辞职签呈，杜门谢客，却闻司徒雷登拜访，见与不见，两感不便，最后还是见了。司徒道：“今日之下，院长责任重大，不可消极。”翁文灏道：“老古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中国内部的问题非常微妙，大使一番好意，我谢谢了。”

司徒见他弦外有音，也只得搭讪道：“也真是的，赖普汉先生前天对我说，这一次他到北方走了一趟，对中国的事情似乎懂得多了一些，他发现中国距离美国远得很，而他自己为了中国的事情奔走，却很快瘦掉了几磅肉，哈哈哈。”接着笑问：“院长这次辞职，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美国朋友对院长的期望，是很大很大的。”

翁文灏不悦道：“大使，美国朋友对我期望大，但以我这个职务来说，中国人对我的期望更大，可是我”

“不要痛苦，”司徒道：“勉为其难吧，我听说他己经在考虑你的继任人选了，不过，那些张三李四、阿猫阿狗，一定会使中国更糟。”

翁文灏再也忍不住了，他压制自己，反问司徒道：“大使，你以为我还能干得下去么？”

“我以为可以！”

“我以为不可以。”翁文灏道：“收支平衡完全失败，国库开支太大，许多重大开支无法减少，我没办法！抑制高利贷，增加银行存款，吸收外币外汇，制止资金逃避，稳定市场价格，提高输出贸易，吸收侨胞外汇等等，都失败了，而打击我们的倒不光是共产党，还有我们自己我说是我们自己！他们贪污舞弊！目无党纪国法！我有什么办法！”

司徒无言。

“再说，”翁文灏道：“币制改革已经完全失败了，只有中央银行收回美钞一亿九千万元这一点还算成功，但市面上的通货也因此大增，购买力大增，于是更加糟不可言了；限价政策给工商业造成了巨大损失，现在连蒋经国都干不下去了。他都这样下场，我算什么！”

“不过，”司徒再劝道：“他有他的父亲作后盾，而你，有我们的支持，我们愿意支持到底，行不行？”

“谢谢你们的好意，”翁文灏苦笑道：“大使是有学问的朋友，应该体会到我的心情。一个官员，当他的人民对他都失望了，外国朋友的支持还发生什么作用呢？”

“院长对大局是失望了？”

“是失望了，”翁文灏道：“而且非常难过。我这个内阁当然谈不上有什么成就，但如此下台，也真够瞧的了。”

司徒忽地微笑道：“你错了，院长！”

翁文灏苦笑道：“愿闻其详。”

司徒雷登低声道：“今后，我们希望你能为中美合作贡献更多的力量；同时也不必对蒋个人寄予多大的希望，因为他的政治生命，眼看就快结束了。他个人的问题已不再是我们的话题，怎样使中国仍然作为美国的好朋友，乃是我们今后重要的课题。”

翁文灏想了想，摇头微叹道：“你们想得太远了。一方面，他迄今还想有所作为，虽然他的努力结果可能等于零，但他现在还没有完，这是事实。至于今后，我对共产党能否同你们合作一点感到怀疑，甚至以为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你们在中国的政策，一直不为他们所喜欢。”

“假如我们象对国民党一样对待他们呢？”司徒连忙笑道：“当然，我们无话不谈，你绝对不能同他们说。”

翁文灏皱眉道：“这根本不可能实现。”

“别忘记他们穷！同时，中美之间，关系也太密切。”

翁文灏只是苦笑，摇头；摇头，苦笑。突地他问道：“大使，你根据什么，认为他已经完了呢？”

司徒叹道：“眼看他象一个病人似的严重到不可救药，我们的心情实在无法形容。他的病已到弥留之际，严重极了。”

“他第一种病是外科绝症，东北给锯掉了。部队起义、投降、被歼的总数达十一个整军，包括我们给他训练的新一军、新六军、六十军、新七军、四十九军等等，人数在三十万以上，这是他血本中的血本，主力中的主力，连这一点本钱都保不住，我们是没有办法了！”

“他第二种是内科绝症：币制改革失败了！七十天功夫全部崩溃，共产党说他的金圆券是大骗局、大掠夺，大膨胀！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坏得如此迅速。这个失败还有一些严重的事实：他得罪了二十年来一直拥护他的银行家、工商业家和广泛的中产阶级，而且又使全国人民深恶痛绝，实在是他的致命伤！”

“第三种病是精神分裂症，”司徒苦笑：“他发神经了。他在外交关系上的冒险已到了如疯如狂的境界。他把挽救他政权的希望全搁在杜威当选和美苏爆发战争上了。”

“他为这件事经常通宵不眠，”翁文灏道：“他的秘书曹圣芬，深更半夜还为他整理美国大选的新闻、不管几点钟，他还在等！”

“你说这还成话？”司徒道：“不过话也得说回来，杜威落选并不等于放弃姓蒋的，但挽救他的命运，已非借款和军事援助所能济事的了，是么？院长！”

正是：人家大选他下注，赌徒本性最难移。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