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我正在热恋，热恋中的人都是木头。

我们护训队是由我们部队中心医院主办的，在山沟里。一天下午自习，护训队的“焦淑红”找我陪她去门诊看病。叫她焦淑红是因为她姓焦，还因为她好看。焦淑红是当时文学作品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最美丽的女性形象，浩然《艳阳天》的女主人公。我二话没说，放下书就陪她去了，我是她的团小组长。我们往门诊走，时值秋日，路旁枝叶阔大的法国梧桐下铺着一层金黄的落叶，踏着落叶，沙沙沙沙。门诊楼里很安静，下午不门诊，只看急诊，本院的人可以例外。穿过洁净的长廊，我们来到了外科门诊室。轻轻推开门，室内同室外一样安静，午后的阳光从窗外进来，铺洒在两张并列靠窗的桌子上，一个人坐在桌后阳光里看书。听到声音，那人转过脸来。

——是他！

他就是我的热恋对象我们护训队全体五十二名女学员崇拜的偶像。

他给我们上过课，不过我们认识他可不是因为他给我们上过课，我们一到护训队就知道了他。在这方面，女孩子们的嗅觉无与伦比。我们像干部干事一样熟知他的履历：年龄，二十八岁；籍贯，江苏无锡；学历，大学本科；职务，医生；婚否，已婚。……“婚否”这一栏的内容叫人难过，但并没有影响我们对他的热情，相反倒给这热情蒙上了一层崇高、悲壮的色彩。他极有才，业务极棒，还会拉小提琴，会唱歌，身材修长性格深沉，那时候就会唱苏联歌曲《山楂树》，在一次晚会上唱过。他唱歌时我们一个女同学当场就哭了。事后大家问她哭什么，她说她哥也会唱这支歌，一听这支歌她就想起了她哥哥。骗人都不会骗，谁不知道谁呀？他说一口南方普通话，来上过第一次课后，我们便一致同意这种口音最好听。没过几天，护训队的好几个女孩子说话时zhchshzcs便分不清了，“注射”念成“阻涩”，很优雅地。我们见过他的妻子，他妻子也是这个医院的军医，我们全体一致认为她不配他。身材还可以，可那张脸就像贫血病人似的，不用说，血色素准低，六克以下。其实身材好有什么用呀，一生孩子，全统一了。而且据说她已经怀孕了。他们俩结婚不怪他，是她追的他，他没有办法。每一个他给我们上课的日子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日子，那天早晨同学们的洗漱时间必定要比平时长出许多。服装是制式的，军装，唯一显示个人风格的地方是军装领口的三角区。我曾注意到一个同学怎样把她认为效果最好的一件红方格衬衣从晾衣绳上拽下，半湿着套到了军装里面，那情景真叫人热血沸腾！我也默默地做着准备，穿上部队发的白粗布衬衣，用手掌揉搓一下梳好的小辫儿，使之不那么光滑。我不是想以这种外在的与众不同引起他的注意，而是想让他从这有意夸张的与众不同的外表看到我与众不同的内心。我总觉着他与我在精神上有着某种一致，我渴望得到证实。当然，我枉费了心机。要不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自作多情和单相思？我们五十二个爱他一个，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观察他并显示自己的角度。我不过是这五十二个中的一个，五十二分之一，一节课四十五分钟，平均一个人还摊不上一分钟哪！虽然课余在院子里也可以碰到他，但每到这时我便会早早地、远远地避开，为了怕给他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我宁可不给他留下印象。在一起的女孩子崇拜的人容易相同，但表现崇拜的方式却永远不会相同。比如我，自尊，胆怯。由于自尊而胆怯，由于胆怯而自尊；再比如“焦淑红”，大胆，自信。刚好与我反了个个儿。

我敢百分之二百地保证，这次的门诊相遇绝不是邂逅，“焦淑红”肯定事先进行过一番福尔摩斯式的工作。一进门我便靠着门后的诊床站住了，“焦淑红”走过去，在就诊病人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心情很复杂，说不清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但激动。

“哪里不舒服？”医生的职业用语。语气神态也是职业的，温和，平静，淡然。

复杂的心境一下子趋向单纯：我想走。

“我这边的锁骨疼……”

天哪，锁骨！她还不如干脆说胸骨！她开始解领扣，尽管背对着我，我也知道那领扣下是一片怎样光滑、雪白、细嫩的肌肤。我深深地低下了头，面孔发烧，心里一个劲地希望——这是唯一的希望——希望我的那位同学的锁骨真能查出点什么毛病来才好。当然，没有，怎么可能有？！她以为叫一个人陪着来就会使她的行为在他眼中纯洁，可他不是傻瓜，他会瞧不起我们的，讨厌！讨厌！讨厌！我总算没有发作，总算强忍到了一切结束。在我如获大赦夺门逃跑时，却忽然听到有人叫韩琳。谁在叫？不是“焦淑红”，是男声。是他吗？不会。可屋里再没有别人。是他了。但他怎么可能知道我是韩琳韩琳是我呢？我迟迟疑疑地转过身去，他正在对我微笑，那微笑似七月的阳光使我头晕目眩。他说话了，南方普通话，跟我一个人说，而不是五十二个。他说的大意是这次考卷批出来了，想不到你会有如此独到的见解，年龄这么小，一定要珍惜自己……七月的阳光照耀！怔怔地，怔怔地，忽然，我掉头就跑。泪水在脸上奔腾，洇湿了我用来揩拭的衣袖……我感觉到的欢乐和悲哀太巨大了，巨大得超出了我所能承受的限度。回到宿舍，我拿起了镜子。镜子里是一张圆圆的、红红的、泪汪汪的娃娃脸。像电影中的叠印镜头，这张脸前缓缓出现了另一张轮廓鲜明的脸庞：苍白，清丽，深刻，高贵——他的妻子。我把镜子扣在了桌子上。

他叫我韩琳。我忽然发现这名字是好听的，以前我曾那么不喜欢它。琳，多么的俗气平常。他叫“韩琳”。他显然注意到了她渴望他注意到的那一切。她以那一切来显示着她的存在，她的价值。她是多么天真固执啊，可是，她成功了，在他那里。那一年，她十八岁。

魏申申却不认为这是成功。“那算什么！”她说，“你为什么不给他来一个第三者插脚？”我立刻痛心地发觉我选错了谈话对象，或者说选错了谈话题目。懒懒地，我说：“插不上。”“你插了？”“那时还不兴这个。”魏申申看着我笑笑，轻轻地摇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神气。我把脸扭向了一边。

后来护训队毕业，我被分进了岛里的医院，永远地离开了他，再没有过任何联系，没写过信，甚至想不起打个电话。打电话原是极容易的事，两个医院有直接的业务联系，可是我没打。这跟道德呀理智呀什么的没有关系，因为我压根儿就不曾有过不道德不理智的念头，只是没想起来就是了。可是我忘不了他，他的存在和他的认可在我心中变成了精神一类的东西，我很骄傲。仿佛自己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百万富翁，了解的人自然会看重，有眼无珠的忽视我丝毫不以为意。我生活在我的内心世界里，那世界被知识被书本被未来被自信充实着。唯一令我遗憾的是工作，护士工作，它过于简单、被动，与我渴望的钻研、创造、绞尽脑汁儿的境界差距太大。有一天我们内科护士班得到了一个择优保送的医科大学名额，大家都认为这名额非我莫属，我也这样认为。可最后这名额却归了小姚，一个脸蛋像水蜜桃一样饱满的县城姑娘，见人爱笑，笑得甜汁流溢。得知是她时我简直傻了，一个劲地跟雁南说：“这是怎么回事？她连汉语拼音都不认识。她去不如我去，真的，不骗你！”雁南满脸的怜悯，迟疑了一会儿才告诉我，她已打听清楚了，那是我们主任的意思。其实不用打听也应该想到。内科大事小事主任当家，教导员不过是个摆设。可是我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主任！为什么？他是五十年代的老大学生，一口俄语说得唱歌一样，医术漂亮，人也漂亮，威武魁伟，气宇轩昂，因有海外关系才被从军区总院下放了来。他来后不久就对我的才智表示了公开的欣赏，我视他为知音，小心翼翼保持着与他的距离——在崇拜敬重的人面前我的首要反应永远是拘谨，好比爱极了一样东西反而不敢轻易触碰，生怕不当心损害了它，唯有以十倍出色的工作学习响应着对方的欣赏，深信对方的心智完全能够体会，理解。但显然他更欣赏小姚。小姚哪好？“小姚使主任感到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魅力。”雁南说。并举例说明。有一次雁南来我们护士办公室找我，遇上了主任和小姚。主任问小姚为什么不服从护士长分配去做一件什么事，小姚身子一扭，背对主任小嘴微噘道：“人家不愿意嘛！”主任凝视着小姚甩给他的后脑勺，脸上露出了年轻、温柔、若有所思的微笑。

“你懂吗，对于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来说，在年轻异性眼里的男性魅力，比领导的威严更宝贵。”雁南在冲着我放马后炮。

呵，我凭什么就认为主任会认为我比小姚们更懂得他的魅力？小姚不懂汉语拼音，却比我聪明。雁南说这不是聪明是本能。没有了本能还不如没有聪明。我感到悲哀。雁南安慰我：“别灰心！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怎么越？”

雁南双手捧起我耷拉着的头，双唇微噘道：“‘人家不愿意嘛！’——怎么样？”

“太不怎么样了！”我终于笑了，“会把我们主任吓晕过去的！”看到我笑，雁南也笑了。雁南真好。

从此后在主任面前我再也没有了拘谨，再也不关心他眼中我的形象，他从根本上不懂得我。我是女人，但首先是人，我首先要向这个世界证明的是我作为人的存在和价值。就为这件事我把我的主任摒弃了，同时摒弃的，还有我的理想。击碎一个理想原来是这样的容易，一件小事足矣。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好的医生，像我心中的“他”，像雁南。

雁南军医大学毕业后就回到了岛里，是我们医院唯一的妇产医生。雁南的身上永远有一股消毒液的味儿，即使脱下白大褂，脱下军装，脱下衬衣，在淋浴喷头下冲三个钟头，再换上刚从商店里买来的衣服，也没用。那味儿已经渗透到她的血液里去了。由于是医院里的“唯一”，她经常要做手术，每做手术就要把手连胳膊浸到消毒液桶里泡，这个桶里泡半小时，那个桶里泡十分钟，手上的脂油都泡没了。本来那双手是无可挑剔的美：白，手掌纤小，十指细长，手背上并排四个浅浅的坑。可惜的是略嫌干燥了，失去脂油滋润的表皮皴裂出一层细小如尘的鳞屑。我挺遗憾。我要有雁南那样好看的手，睡觉都戴手套，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雁南却不遗憾，只是自豪。她也该自豪，名副其实一方领地的女皇呢。她常常很忙。她喜欢忙。有时休探亲假院里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替她而不准假时，她也抱怨。但她的抱怨只是为了强调，显示。强调她的重要，显示她的幸福。我非常非常地羡慕她：一个护士，医院里多一个不显多，少一个没关系，人的悲哀莫过于自己的不被重视。在这个问题上，我跟身处另一极端的雁南观点一致。

理想没有了，学习却没有停止，方发现没有理想的学习才是最纯净的学习：学习就是学习的目的，是大脑饥渴时的食物，是生活方式，愉快，平和。好比吃饭，因为想吃了才吃，不是专为去补充营养利于排便，胃口才会更好。那一段日子，除了医学书，我无书不看，能有那么多的书看，得感谢雁南。军俱乐部主任的老婆来医院生孩子，正好在雁南的辖区，雁南趁机要他拿书来给我看。现在想那主任当时根本就是在敷衍我，逮着什么拿什么，不假思索，杂且乱，连当时的禁书都拿来了。我倒也无所谓，没有了目标也就不讲范围，照单全收。什么《

啼笑因缘》、《安娜·卡列尼娜》、什么《日心说和地心说的斗争》、《人类的起源》、《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乱七八糟，互不相干。

那天晚上我坐在被窝里看书，上身棉袄，脚底下蹬着个热水袋。外面天已经黑了，时间却还早，不到六点半。天太冷，宿舍里没暖气，每到晚饭后，科里的学习室便挤满了人，看报，聊天、下棋，磨蹭到熄灯回宿舍钻被窝睡觉。我轻易不去凑热闹，嫌吵。岛上风大，冬天更大，冬天的晚上尤其大，宿舍里面的风都有三级。我们医院单身汉的简易楼就坐落在海边，刮台风时的海水沫子都能飞溅到门外长廊的铁栏杆上，弄得铁栏杆上到处是被海水锈蚀的瘢痕，如同烧伤病人愈后的皮肤。

有人用钥匙开我的门。是雁南。她住在我的隔壁，每天晚上都得到我这里来遛一趟，每天每天，像医生查房。为了免受冷天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开门之苦，我给了她一把自己房门的钥匙。她也给了我一把她的。我倒没有查房的习惯，只是食欲较好，而雁南房间里总有可吃的，她正在谈恋爱，谈恋爱的女孩子一般都有一个零食的无偿供应者。雁南对零食的兴趣不如我大，雁南不馋。她那从海外（我们是海内）乘火车乘轮船定期进来的包裹里的东西，大部分就由我享用了，我不爱吃的雁南才会分给别人。她的那位是军区政治部的干事，她对此满意，那时我们女兵都喜欢干事而不喜欢参谋。战时出将平时出相——和平时期，干事比参谋有前途，男干事女医生是当时部队婚姻的最佳配方。那人出身贫寒，这也使雁南满意。她从小在军区大院里长大，看不起她熟悉的那些男孩子，认为他们没有分量。一个毫无背景的穷孩子能奋斗到军区一级的大机关，本身就证明了他的才华和能力。我没有见过那人，连雁南和他见面都很少，他们的感情联系主要靠通信。雁南是在探家时由家人介绍与他认识的，回来后不久接到了他的信，那封信我看过，雁南需要跟人商量怎么回信，她被他的文采吓住了。信上这样写道：“时序流易，日月如梭，晚风吻面，繁星满天，军营已经进入了宁静深沉的夜，我坐在窗前，思绪陷入了对往事的深深回忆之中，情感与理智驱动了我的手，不觉欣然命笔……”信结尾是，“愿我们的友谊，能够穿过平原，越过高山，跨过黄河，飞过海峡，将我们紧紧地联在一起！”

字是没的说，非常的漂亮，柳体。我表示了佩服，我的字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学生体。然而说到雁南所谓的“文才”，我不敢苟同。雁南为此跟我争得红了脸，我还是不敢苟同。气得雁南说：“就算不怎么样，总比你我强！”

我寸步不让：“可能比你强，比我，不一定！”并当即“欣然命笔”，以雁南的身份给那人写了封回信，没他信中的词儿多，但用就在点上，雁南看完后就不吭声了。雁南的基本鉴别能力还是有的，服从真理的基本觉悟也是有的。门开了，又关上了，熟悉的消毒液味儿渐近，我没有回头，被窝塞得严丝合缝，不愿意动。雁南走到对面我的脚边坐下，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她一向随和。

“看什么呢？”她问。我正在看丰子恺的《音乐知识十八讲》，一本很老的书，繁体字，纸页磨得都毛了。我把书合上让她看封面。“丰子恺是谁？”她又问，我也不知道。她笑了起来，“不知道就看！”

“不看，干什么？”

她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会儿，小声道：“我说，你写东西挺好的，干吗不试一试？”

后来，当我的处女作在部队最高文艺期刊《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时，雁南说：“你是我发现的。”

我的处女作不到六千字，手法陈旧思想幼稚。要搁今天这个文学花样翻新，出手就是长篇，十二岁小女孩儿都能写出诸如找男朋友要找“富贵如比哥（比尔·盖茨），潇洒如马哥（周润发），浪漫如李哥（李奥纳多），健壮如伟哥（这个词我就不解释了）”这样文字的年代里，我那东西只能是汪洋大海里的一个泡沫。但在当时不同，当时那的确是一件挺了不得的事。来自医院的夸奖羡慕嫉妒自不必说，我甚至还收到了读者来信。姜士安给我打来过一个电话，其时他已调到深海一个更小的岛上。电话中他说：“祝贺你！”那几天我正美得晕头转向，不假思索或者说是有点习惯了的，就把那祝贺收下了，都没想起问问他的情况怎么样，我是在后来才知道他当时已经结婚了，那一刻我的反应之强烈出乎我的意料。就好比一件你喜欢的东西，虽说放在那里并没有什么用处，甚至你可能都把它忘了，但一旦有一天发现它没有了，属于了别人，你会若有所失蓦然一怔。

在连队时姜士安一直是我的施爱对象，怜爱、友爱的爱。这是我从小的毛病了，看到弱小的或不幸的，怜悯之心便油然而起。那时就常有大人说我将来适合做医生了，我想我那个当医生的理想，可能就是这样给怂恿出来的。

那个时候，我觉着姜士安是我接触过的人里最可怜的人了。刚下连有一段时间里我并不认识他，分不清他和排里的其他几个男新兵谁是谁。一律的瘦，矮，黑，一律的家乡土话。连队里农村兵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这种形象；一个连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村兵，加上穿着同一样的服装，短时间内他们在你的眼里会完全一样，如同一片树叶和另一片树叶。后来，是一个星期天，星期天两顿饭，下午，连队改善生活吃发面包子，他让我认识并记住了他。那天的包子是白面的，馅儿是剁碎了的萝卜、油条和粉丝，炊事班为图省事把包子包得巨大无比，一个足有三两，我对面一个小黑瘦子一气儿吃了十二个：两只手一手掐俩，几口一个，吃完了转身再拿，拿了三次，直到摆在两排餐桌中间那几个巨大笼屉里各剩下一团湿漉漉的土黄色笼布，才住了腿、手和嘴，满脸的意犹未尽和幸福，那时我一个包子还没有吃完，顾不上吃了，只顾看了，看得都傻了，三两一个十二个大包子啊，堆起来也是一座山啊，都吃到哪里去啦？老兵们含笑看着新兵们的吃相，时时对个眼神儿，带着过来人的优越、宽容和刻薄。新兵能吃这是常规，都是些农村来的穷孩子，多少年吃不饱饿过来的，而我对面这个小黑瘦子，似乎又是他们中间饿得最狠的一个。那天吃完饭洗碗时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回答是：“姜士安啊。”颇使我不好意思，毕竟一个排的战友相处这么些天了。才发现他其实挺与众不同的，比一般的男兵都黑，都瘦，更突出的是矮，跟我差不多高，小孩儿似的。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是山东农村人，初中毕业，今年十九岁。除了头一条，后两条都有点出乎意外，初中毕业在那时得算是高学历了，他这样的农村兵大多高小都没有毕业。

回宿舍发现雁南正躲在上铺吃桃酥，连队三令五申不准乱花钱吃零食，这规定似乎格外针对着我们女兵，雁南不怕。雁南的父亲是军区副司令员，即使她本人品格端良，也架不住来自各级领导的密不透风的另眼相待，毕竟她才十五六岁，是个地道的孩子。除了敢花钱买，为了吃，她还敢去偷。也是我们连的伙食太糟糕了，不知别的连队是不是也这样，还是我们连的司务长有问题，一天三顿两顿咸菜，尽管有时给炒一炒蒸一蒸，再炒再蒸，咸菜还是咸菜。主食一顿大米两顿玉米面饼子，一周两次白面。姜士安们也许无所谓，比起他们过去的吃不饱来说，生活是向前进了；对于我们，则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倒退。雁南最常偷的，是猪油。趁炊事员不在，溜进伙房内部，从黑棕陶瓷罐里撅出一大筷子猪油，再舀点儿酱油，一块儿拌进热热的大米饭里，味道好极了！很快，猪油拌米饭在女兵里风靡。男兵没人敢干，女兵干这事若被发现，恶作剧而已，男兵被抓住被报告连部，那就是偷。话虽这样说，我每次干也是提心吊胆，也是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才偶尔为之，但是，每一次，成功之后，吃的时候，我定要分出一份来给姜士安，不管多少。他太瘦太矮了，纯属营养不良。看他大口大口吃着我调制的猪油拌饭，我很满足。那满足有点像小时候为给一只没人要的小狗多一会儿温暖抱着它一块儿在外面挨饿受冻，为满足一个乞丐的索求奉送了自己的早点因此饿一个上午——是一种牺牲了肉体需要换取来的精神上的满足，雁南曾说我这样的人比较适合去做修女。我尽其所能对姜士安好，不拘是猪油拌饭，谁家来人带来好吃的我也会把分给我的那份分他一些。我对他比对所有其他男兵都好，因为不在意他，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对他好。我所谓的“不在意”是这样的：如果对方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人，比如，一个个子高而挺拔，从城市入伍或者是干部子弟的人，一个当时我所认为的我的同类，我就会在意，会矜持地保持距离。

雁南在连里待了一年就走了，上大学去了，我却去不了。当时我父亲已由军区司令部二级部长调任某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正师到副师，降职使用，那个年代这类事很多。母亲来信只简单陈述了这个事实，别的没说，但我本能地知道，他们已经无力再为我们做什么了。雁南是上午走的，走的时候我正在值班。中午下班回来，雁南床上只剩下了一个光板，我心里难受极了，为了没能送她，更为了我自己。下午是我们值勤分队补觉的时间，排长让女兵班出一个人查线，副军长家的电话不通了，我就积极主动地要求去了，这种时候睡也睡不着的，与其睁着眼干熬，不如出去走走。男兵班也出了一个人，是姜士安。

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据老兵说海岛的冬天还没有这样冷过。近海的海水都结冰了，白花花一片，夜晚看时，假面具一样阴森可怖。海上好长一段时间不能通航，听深海几个小岛上的电话守机员说，他们早就不洗脸了，那些岛上的淡水全得靠船运去。后来还是海军派来了几艘破冰船，犁地也似的在冰海里轰轰地跑了好几天，才算开辟出了几条航路。那天的路面上，薄雪与冰冻在一起，又硬又滑，电线杆子朝北的一面一律半雪半冰。我们一路走着一路查，电缆没有问题，电话没有问题，是明线出了问题。明线出问题最麻烦，要一个电线杆子一个电线杆子地爬上去，一截一截线地试，我们从下午开始，一直查到天都黑透了，一直查到副军长家前最后一个电线杆子了，还没有发现故障在哪里。由于心情不好中午没怎么吃饭，这时候就感觉到饿了。走前灌了壶热水的，要喝时才发现水已结成了冰，军用水壶被冰撑成了一个球形。姜士安以为我渴了欲去给我要水，机关干部住宅区家家都亮起了标志有人的灯，我说我不渴就是饿令他颇为为难。是啊，要水可以，要饭——要饭怎么可以？

“韩琳，你坚持坚持。我抓点儿紧！”他说。说完，迅速套上铁鞋，咣咣咣，几下子爬上了最后那根电线杆子，手套都忘了戴。这一路，所有的电线杆子都是由他爬上爬下，我要做的事情只是在下面看着东西。海风嗖嗖地刮，小刀子似的，我将两手笼在棉袄袖子里，仰脖看他。他笔直地立在天上，身体微向后仰，身后就是那屏深宝石蓝的夜空。那天的月亮很亮，冷冰冰的，他紧闭双唇两手不停，开单机，夹线夹，振铃，测试……一板一眼，如一尊无知无觉的铁人。

“你冷不冷？”看了一会儿，我喊。

“还行。”

“快好了吧？”再看一会儿，我又喊。

“从这到总机也没问题。……你现在去窗户下找电线接头，咱们测一测到那里的这段线。”

我背着磁石单机和沉甸甸的工具包来到副军长家窗下。这是这家人餐厅的窗户，副军长一家正聚在明亮的灯光下用餐，窗子开了一道小缝，一股由各种气息混合成的家庭气味儿从窗缝里泻出。屋里一大桌子饭菜冒着腾腾热气，热气中是数不清的碗和盘子。屋里人都只穿毛衣，副军长毛衣都不穿，穿毛背心，脸上仍兀自亮光光一片像在冒汗……

“韩琳。”我回过头去，是姜士安，站在我的身后。

“好了？”我一阵高兴。

他抱歉地摇头，在窗下找到了电线接头，却撕不开裹着接头的黑胶布，手指头不灵活了；再看他的脸，皮下已冻出了一大块一大块的青，我赶紧把接头从他手中拿了过去，他叮嘱我弄好后把单机接上，他再上电线杆子，试一试这一段线路。

“你何必下来呢？叫我一声嘛。”我埋怨。

“叫了。”停停他又说，“你没听见。”

我再不好意思装腔作势，集中精力低头干活。

故障出在接头处，将锈蚀的线头用钳子剪掉，捋出一段新的，两下里接好，用绝缘胶布缠紧，通知总机试线。铃，电话响起来了，从窗外看到屋里的副军长向电话走去，我们收拾工具返部。

月亮已高高地升上了中天，这天的月亮是满月，水银般倾泻进大海，使冰冷阴郁的大海漂亮了，生动了。我们踏着月光下闪闪的薄冰走，放眼望去，前前后后的路上，只有我们两个。冬天，没有风的海岛真静啊，静得像一汪水，一坨冰，静得仿佛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两双大头鞋一重一轻，咔咔咔咔，薄冰在鞋下时而发出细脆的破裂声。姜士安胸前交叉背着磁石单机和工具袋，两手拎两只大铁鞋，我只背一部单机和自己的水壶，却仍是感到疲乏。饿倒是不饿了，也不再冷，木了，只有心头的忧郁挥之不去……

“你想家了是吧？”走了一会儿，姜士安打破静寂。

“你呢？”我扭过脸去。他摇头。我问：“为什么？”

“……部队就是我的家。”

我不说话了。并不是反感他这样说——那时大家常这样说，带着相当的真诚——只是谈话的欲望没有了。

静静的海岛，静静的冬夜，只有大头鞋踏冰的声音，咔咔咔咔……

“什么是家？”姜士安又开口了，像是问我，又像自问。

这倒是我小时常思考的问题，还在幼儿园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家，就是你住的那个房子加上爸爸妈妈。但是此刻，我没有跟这个人说这种话的心情。见我没开口的意思，姜士安只好自己回答：“家，不就是亲人吗？来到部队，我觉着很温暖，特别是——”他猝然打住，停了停，才又说，“我说的是真的。……我没爹没妈，我没有家。”

我大吃一惊。“没爹没妈也得有家啊。……当兵前你住哪？”

“爷爷家，姑姑家，叔叔家，轮着住。他们对我都很好，特别是爷爷，家里穷成那样，也得让我上学，学费也是由他出面，从各家敛。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别人的负担，要少吃饭。每到吃饭，有剩的不吃新的，有孬的不吃好的，而且，从不吃饱，只吃到觉着不那么饿了，就放筷子。”

“你爸妈呢？”

“听爷爷说我刚生下来不长时间妈就死了，后来爹又死了。”

“怎么死的？”

“病死的吧。”

这是一件超乎我经验之外的事情——我父母双全家庭温暖——不知该对此发表些什么样的意见才好，泛泛说几句没有意思，什么都不说也不大像话，想了想，就说了。“其实呀，谁也不可能指望父母陪自己一辈子，是不是？……等你以后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就好啦。”这番话之于我纯粹是鹦鹉学舌，是一种我认为与己无关的理论。那个时候的我根本不能想象父母离我而去，至于结婚，也觉着只是别人的事情。却不料姜士安竟会被这种有口无心的话打动，闻此后那样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看得我心里咯噔一下，幸而他什么都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