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法西斯青年团体，加入过美国共产党，给苏联当过不短时间的间谍，而且因缘巧合中，她还身居苏联在美间谍网重要位置，最终却由于种种原因，放弃多年信仰，背叛苏联和美共，向美国情报部门提供苏联在美间谍名单，造成间谍史最著名的叛逃事件……伊莉莎白·本特利用这种极其戏剧化的方式，以穿越几种意识形态的超大跨度，在间谍史上留下了不算光彩，但绝对浓墨重彩的一笔。本特利的暴露，像草原上的一点猩红之火，迅速以燎原之势，引发了美国国内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慌，直接触发了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风行。

心是孤独的猎手

去意大利之前，本特利家的伊莉莎白，是个标准的美国姑娘。1908年出身圣公会新英格兰家庭，父母都很保守（父亲是干货商，母亲是教师）。7岁，伊莉莎白住在纽约的伊萨卡岛，12岁，她搬到宾夕法尼亚，不久，又跟着父母搬回纽约。迁徙，似乎在伊莉莎白童年时就是个关键词。

像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一样，长大后的伊莉莎白竭力在学业上寻找出路。她在瓦萨学院读大学，主修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本科毕业后，她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并于1933年赢得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当研究员的席位。从纽约到意大利，对涉世不深的伊莉莎白来说，不仅意味着时空的转变，新的人，新的思想，像是戏剧舞台上的木偶一般，冷不丁地在她的人生里出现，并且往往能够产生重大影响。

事实上，在各种“主义”强力碰撞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姑娘伊莉莎白，对于外在世界提供的人、事的接受，却大都是从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的。作为一个自由惯了的美国女孩，伊莉莎白随意、真性情，并且容易爱屋及乌—爱上一个人，她往往会顺带爱上爱人所信奉的“主义”。

1933年的意大利是烦热而躁动的，一个来自美国的女孩，抱着做研究的态度，来到佛罗伦萨。可是，佛罗伦萨城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宝库显然没能让伊莉莎白的心沉下来。在人生第一次具有颠覆意义的迁徙中，这个来自完整而古板家庭的女孩似乎总是缺少一种安全感，与同龄人比，她似乎更需要归属感，更需要爱。强烈的情感需求不知不觉中搅乱了伊莉莎白的判断力。所以，当地法西斯青年学生小团体向她伸出“友谊”之手时，她没想太多便接受了。25岁的伊莉莎白可能都还不知道“法西斯”意味着什么，她并不信仰法西斯主义，正如她后来未必全身心信仰共产主义一样，她信仰的只是温情和爱。异国他乡，本特利独自求学，强烈的孤独感和青春期无名的痛苦促使她酗酒、堕落，适当地接触人群，对她来说，也不失为医治心病的好方法。

不过，对伊莉莎白来说，小群体的温暖毕竟比不上男女情爱带来的热度，心是孤独的猎手，很快，她恋爱了，对方是学校的指导教师，一个叫马里奥的男人。毫无疑问，异国他乡的师生恋情根本不具备修成正果的基本条件，可统观本特利的人生，这段很可能是无疾而终的感情，却像是一段序曲，以一种袅袅的、悠长的音调，吹响了伊莉莎白以“爱人为中心”的起程号角—马里奥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和马里奥相识相恋后，伊莉莎白受其影响，迅速站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反面。女人是感情动物，本特利政治立场方面的迁徙，往往是由“情感”背负“主义”进行的。

等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并拿到硕士学位后，伊莉莎白的反法西斯之路则越走越远，并逐渐走到共产主义的园地里了（她出席美国反战反法西斯联盟的会议，并且结识了一大批朋友）。本特利对于美国共产党的亲近同样是从感情出发的。虽然通晓几国语言、精通文学艺术的本特利不喜欢共产主义文学，她说那些东西“像灰尘一样枯燥无味”，但她喜欢反战团体带来的集体的温暖，喜欢她的朋友们的社会良心，当她知道这个团体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美国共产党员时，她也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了。1935年3月，伊莉莎白·本特利加入美国共产党。本特利完成了人生的二度迁徙。

遇见最好的时光

1938年，伊莉莎白遇见了影响她一生的男人雅各布·格罗斯。他是俄裔，1915年入的美国籍，经过二十年的融合，雅各布看上去已经是个地道的美国佬。当时，伊莉莎白·本特利在纽约的一家相当于法西斯在美宣传站点的意大利信息图书馆工作。思想上已然远离法西斯并进而倒向共产主义的本特利，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她主动和美共联系，表示自己愿意帮助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从图书馆里弄有用的信息出来。美共求之不得。他们派雅各布·格罗斯与她联系，初出茅庐，她顺理成章地成了上头派来的俄裔男人的副手。

美丽，受过良好教育，年至而立的本特利，有一种恰到好处的魅力。跟头脑简单空有一副富含胶原蛋白脸庞的小姑娘比，本特利家的姑娘多了一份历练，而与行将皮松肉软的中年妇女比，她又是年轻的。本特利在这个时候遇到比她大十几岁，在间谍江湖沉浮多年的成熟男人雅各布，可谓恰逢其时，她像一碗温度、咸度刚刚好的俄式红菜汤，很合中年俄裔男人的胃口。他们都处于人生最好的时光，并且，事业方向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伊莉莎白间谍生涯的启动，从一开始就带点自发性质，与雅各布相遇之后，后者也并没有主动要将她“发展”成间谍。最开始，其实是雅各布的同事“多事”将其发展成下线。本特利在图书馆做了一年的“信息搬运工”，然后转而开始帮雅各布·格罗斯做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间谍工作。伊莉莎白的间谍生涯起点不高，实际上，以她的学养，她似乎更适合去做一名学者，但历史似乎刻意选择了她，把她安插在苏联在美间谍网重要人物雅各布的身边，并且让他们发生恋爱关系。套用牛顿的话说就是，她不是因为自身有多强悍，而是因为她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在格罗斯的“训练”和怂恿下，她开始做一些“监控”工作。她去给具有商业情报价值的某老板做秘书，记录他的社交，他的文件，他的谈话，然后，向雅各布报告。在“高人”指点下，本特利迅速成长起来。而老天，似乎也非常配合地给了本特利施展的机会和舞台。1940年，美国司法部要求雅各布以苏联政府代理人的身份在案注册，这般“留下底根”，给雅各布的情报活动带来很大的难度，一旦有半点差池，他手上的全美情报网的名单，就可能暴露。他急需找人接替他的部分工作，而作为爱侣和同事，已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的本特利，自然而然地接过格罗斯手中的枪，成为苏联在美间谍网中的枢纽人物。

伊莉莎白·本特利也的确不负众望。她游刃有余地接替了雅各布的间谍网工作，还代替他在美国一家航运服务公司做副总裁（该公司是第三国际的情报站点）。公司副总裁的职位每月能给她八百美元的收入进账，再加上间谍工作的收入，很有点双丰收的意思。任职期间，在本特利的掌控下，各类情报像台球进袋一样源源不断地汇入苏联。苏联方面亲切地叫她“尤穆尼特莎”（umnisa），取“聪明的姑娘”之意。

不如，放弃一切

好景不长。伊莉莎白得心应手的日子仿佛注定只有和爱人雅各布共同战斗的那几年。1943年底，53岁雅各布·格罗斯心脏病突发，于11月27日去世。悲伤来袭，像整片大军汹涌而至。本特利痛苦万分。几年来培养起来的亲密感情和工作默契，都因为突如其来的打击毁于一旦。她重新回到孤身一人的境地。更大的危机是，雅各布的去世，对伊莉莎白的工作来说，就仿佛一台机器失去了关键部位的轴承，她必须与新的“接头人”磨合，才能重新将情报工作带入正轨。伊莉莎白面见了美共的领导人布罗德，表示愿意接着干。上头告诉她，她的新接头人叫阿克莫洛夫。

新同事带来的新的工作方式，仿佛鱼鲠在喉，令本特利非常不适应。而且，可以想见，本特利对阿克莫洛夫，也未尝没有隐隐的敌意。他们之间当然没有重大矛盾，他们只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但是阿克莫洛夫钦差大臣式的清冷态度，无形中激发了本特利心中的反抗因子。两种无法协调的气场并置到一起，很快摩擦出矛盾的火花。阿克莫洛夫提出让本特利直接向她递送后者所掌握的情报。而这种做法，恰恰一直是本特利团队（包括死去的格罗斯和美共总书记布罗德）非常反对的，他们要求在递送情报时启用美国的中间人，以保护他们自己的人。

于是，在布罗德的支持下，本特利选择了冷战，她不去理睬阿克莫洛夫强制执行的工作方式，继续以自己的方式行动。不过，要知道，作为阿克莫洛夫的下线，本特利的这种“兵谏”的最终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和”，内心深处，她或许希望找回雅各布·格罗斯在世时保持的那种亲密的战斗方式，但那一切，已然一去不复返。

组织内部的矛盾像一口重石压在本特利胸口，对待苏联方面派来的人，她不能像对待敌方那样“引刀成一快”。她只能压抑自己。郁闷是暗涌的乌云，迅速覆盖伊莉莎白的生活。无边的孤独，让这个曾经纵横捭阖的美国女人感到恐慌。她又开始酗酒，没日没夜。她甚至因此丢掉了从爱人雅各布那里接手的航运服务公司的工作。那时，大概谁也不会怀疑她是一名间谍，因为，哪个间谍会把自己灌得烂醉？伊莉莎白踉跄着滑向人生的低谷。

焦灼的状态持续了不到一年，1944年6月，原本和本特利同一战线的布罗德妥协了，他答应阿克莫洛夫，会指示本特利直接向她汇报。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可布罗德的这种转变，却令本特利感到了一种侮辱。她觉得布罗德是个傀儡，并且她不能容忍别人对她强加命令，好像她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小角色。接下来，伊莉莎白·本特利又挣扎了一年，在这一年里，怀疑、恐惧、孤独、愤怒等一系列负面情绪充斥在她的生活中，冲击着她的承受底线。终于，她决定撒手，放弃一切。她的人生将三度迁徙。

依旧“失乐园”

1945年8月某天，一个三十七岁的白人女性走进了位于康乃迪克纽黑文市的fbi办公室。她说，她是间谍，她掌握着苏联在美国政府内部布置的庞大间谍网的名单。本特利的这次“跨越”，对于她个人来说，或许是负气，或许是心灰意冷，或许是超脱，但她的“放弃”，却引发了类似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以至开启了美国大地上“红色恐慌”的十年。本特利提供的150人的苏联间谍名单（其中有37人是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像是颗重磅炸弹，引爆美国联邦政府歇斯底里的情绪，霎时，草木皆兵。

美国方面一方面进行清查，一方面赶紧掩盖本特利叛变的蛛丝马迹，他们给予她一个新的代号，“格雷戈里”。正在美国政府准备连锅端的时候，苏联方面的双面间谍得到了本特利叛变的消息。他及时地把这个惊天消息向莫斯科方面汇报。莫斯科当即斩断了在美间谍与本特利的联系。一场反间谍大战戛然而止。不过，本特利的生活却并没能恢复平静，fbi派了250名探员负责她的案子。她的电话被监听，她本人被监视，她的信件被拆封。

1948年的出庭作证，让本特利的故事走到了大众面前。举国为之哗然。有人说，伊莉莎白·本特利是美国历史上的某种“异常”，她的叛变，则是冷战时代，共产主义在美国的一个最好注脚。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伊莉莎白·本特利并不能算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从法西斯主义到共产主义再到***的跨越，更多的体现的不是这个美国女孩意识形态的转变，而是出于一种美国式的个性主义和全人类共通的对爱的追求，同样，她最终与美共以及苏联的分裂，更多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是个人恩怨上的。

她的那种美国式的不羁的生活方式，喜怒无常，以及对于自由和平等的向往，直接影响了她与同事的相处，并最终因为沟通上的不当，导致苏联在美国间谍网的大破坏。在那个众多“主义”交相博弈的年代，这位情感容易失控的美国女人，似乎越来越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她追求“主义”，多少有点太“跟着感觉走”。感觉不对，她就要撤退。伊莉莎白·本特利可谓史上最迷惘的间谍。

叛变之后，本特利并没有过上清静日子。接受各种机构的传唤（出庭作证）和接待时不时到访的fbi是本特利中晚年的“保留节目”。本特利以为放下一切就能得到解脱，可在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前，谁又能真正置身事外？中年的本特利过着灰溜溜的生活。她想要解脱和自由，可这种生活又何尝没有“强迫”她？为了生活，她去做秘书工作，去教书，她皈依了天主教，并且不时地为300美元的出场费去做关于“共产主义的威胁”的演讲。她恨共产主义吗？未必。如果不恨，这种演讲不正是另一种强迫？从法西斯到反法西斯，从共产主义到***，本特利的人生几度迁徙，却依旧没有找到她想要的乐园。人生原本就肇始于“失乐园”。1963年，伊莉莎白·本特利因腹部肿瘤在康乃迪克州纽黑文市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五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