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农村回到学校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班级的同学，很少有家里不出事情的。作家、教授的后代自不待说，连“高干子弟”们也接二连三地大祸临头。郭沫若几经痛切检讨后还保留着位置，但他推荐来的曲信先却遇到了家庭出身问题。李婴宁同学父亲的党龄几乎和党史差不多长，但不幸他又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和文物鉴赏家，当造反派闯进他家打烂了那些文物，他也就不想活了。我父亲籍籍无名，居然也因是“阶级异己分子”而被关押，他可是我们一家八口人唯一的经济来源，我这个大儿子虽然不到二十岁却面对着一副家庭生计重担，盘算再三觉得能救我们全家的只有在安徽工作尚未成家的叔叔了，但刚刚想到，叔叔已在一场游街批斗之后自杀。他游街批斗的罪名是“蓄意美化大毒草《红楼梦》”。

这样大同小异的悲惨故事，在几天之内都压到了各位同学身上。不久前还嘻嘻哈哈的班级，一下子变得很沉默。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理解大家年纪轻轻为何那么懂事，不哭泣、不诉说、不求告，只是每天平静而怆然地走在处处飘拂着标语、大字报的校园里。背后的长者都不见了，热闹中的脚步迈得多么孤独。不知在何处阴暗的房间里，长者们正目光痴痴地悬想着这些脚步，而这些脚步却已走不到长者们身边。

学校中的造反派骂我们班级是顽冥不化的“三座大山”，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个班级压着多少个家庭悲剧，有什么心绪在学校里胡闹，又有什么资格胡闹？有一天，突然在校园里见到了张可老师，她历来不是那种常能见到的老师，从农村分别后就很少照面，不知在干什么。那天她显得很疲倦，走得很慢。猛地看到我她非常高兴，彼此问对方好吗，回答都含糊其词，艰难地找着话题。

“李惠民最近有联系吗？”她问。“谁?”“李惠民。”她又重复了一次，这下我想起来了，与我们一起住了很久的农村干部。倒不是我忘了他，是没有料到张可老师会在这样的时刻提起他。那些谈莎士比亚、练九成宫的夜晚又浮现在眼前，我把张可老师搀到路边草坪上谈了一会儿。她又告诉我，她家有一个邻居，是我中学的校友，每次见面都把我作为谈论对象。我想不起那位校友，但请张可老师代我向他问好。

“听说你们又要下农村?”她问。

“是的，已经动员了。”我说。“多久?”她问。

“说是一辈子。”“让带书吗？”她又问。“还不知道。总可以带几本吧。”但我心里明白，张可老师说的书，不是可让带的那几本。

“一辈子，与父母商量了？”我淡淡苦笑了一下。张可老师好像感觉到了这种问法有点不合时宜，便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说：“好好照顾自己。”这次下乡劳动的时间并没有预想的那么漫无边际，等我们在几度春耕秋收之后突然被通知回到上海，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工宣队、军宣队和造反派之间吵闹得很厉害，造反派的一些头头被关起来了，又出了林彪事件，一来二去，上级居然下令要复课了。复课又没有教材，于是一窝蜂地成立各种各样的教材编写组。原先被作为运动对象或运动阻力看待的那帮人，开始有点事干了。先听说有一批教师要去参加修订《辞海》，名单上有张可老师；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一些教师被抽调出去，一天在大食堂，有一个军宣队员找我谈话，要我参加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现代文学编写组。“每个文科学校都有人参加，以复旦、师大为主，我们是小学校，要谦虚。”他说。

当时所有的修订组和教材编写组都由市里的写作组统管，写作组对我这样一个“文革”以来未曾参加过任何组织的年轻人有点看重的意思，然而毕竟我的运气太好，一九七五年年初就发觉得了肝炎。在家休息一阵还不行，只得住院，出了医院就到故乡休养去了。要不然，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如果在上海，没准也会奉命参与一些诸如“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其他名目繁多的小运动，居然都让我逃过去了。古人说“因病得闲殊不恶”，信然。记得回乡休养前在学院医务室里还遇见过张可老师一次，她说：“没关系，我爱人也得过肝炎，少吃药，多休息，增加营养。”顺便她还愉快地告诉我，学院里受人尊敬的朱端钧教授现在也在参加修订《辞海》。

这次她终于提到了自己的爱人。我曾听系里的老师说，她爱人是“胡风分子”，究竟是谁，却不清楚。

说是回乡养病，故乡却只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祖母，我怕传染给她。后来是我同乡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在奉化县的一个半山腰里找到一间小房子，让我住了下来。吃饭则有一顿没一顿，搭在山脚下一个极其简陋的小食堂里。那里连一份报纸也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大幸，居然让我认识了一位八十多岁的沈老先生，他受当地文化馆委托管理着早年蒋经国先生在山间的一个读书室，经他点头，我就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那儿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外，还有《万有文库》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杂志，我反正有的是时间，一本本。正经书读累了，就去兴致勃勃地翻阅一大堆《东方杂志》。读书室外面是长天荒草，安静无比。我从来没有获得过那么优越的读书条件，当然绝不放过，连生病的事也忘记了。

那位沈老先生有点仙风道骨，那么大年纪还每天爬山，有时居然亲自提一小篮子家栽时鲜水果，到半山小屋来送给我，让我既惊讶又感动。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读书室里交给我而要亲自送来，他说这是“礼数”。他倒是每天早晨在家听点广播，把重要的消息告诉我。有一天他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你半山腰的小房子也危险，于是我几经打听搬到一个庙里躲避。在庙里又住了不少时日，仍然天天去读蒋经国先生留下的那些书。那个读书室造得很坚固，即使发生地震也会很安全。沈老先生说，蒋经国先生从来没有充份利用过这个读书室，这个读书室简直就是为我造的了。从古庙到读书室那条冷僻的荒路，我已经走得悠然陶然，几乎记不得年月了。终于有一天，我从两位过路山民嘴中得知，立即又在老先生那里证实，毛泽东去世了。

五

几年后，我在系资料室里翻阅杂志，突然读到一篇用中西比较方法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十分惊叹，却不知作者王元化是什么人。当时正好有上海的一家大报向我约稿，就写了篇读后感寄去。几天后报社编辑亲自来到我家，告诉我这篇读后感不能发表。原因是“王元化的历史问题还没有结论，学术杂志发表他的论文可以，但我们报纸……”我问：“王元化究竟是谁?”“你写了文章还不知道他是谁?”那位编辑十分惊讶，“我还以为是由于你和他爱人同在一个学校的关系呢。”“他爱人在我们学院?”我好奇极了。“张可嘛!你真的不知道？”“啊？”这下我倒真是发呆了。过些天我有意识地在学校里找到张可老师，谈了这件事，也谈了我对王元化先生文章的评价。张可老师开心地笑着，不断地说：“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又过了几天，系里的柏彬老师交给我一封厚厚的信，拆开一看，署名王元化。除了约我见面，还谈到以前如何从张可老师那里知道我，其中有一段话，一看之下眼睛一亮，后来不知又默诵了多少遍：尽管身边还有大量让人生气的事，但我可以负责地说，就学术文化研究而言，现在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

一位伤痕累累、尚未平反的长者，居然用如此明快的语言作出了世纪性的判断，当时对我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至少有几个月时间我一直念叨着这每一个字，回想着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陈寅恪，不能不产生一种惶恐，怕大家在热闹中把一个重要的时机辜负。正是这种震撼和惶恐，使我急急地将那部我多次提到过的h克拉克的英文著作作为拐杖，向古代欧洲走去。

这些年在海内外演讲中总会被人频频问起，我从一个戏剧学者转而投身于多方位文化思考的最初动力，我总是回答：十几年前，我收到过一位长者的信。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来到王元化、张可老师的家里。张可老师只忙着端茶、送点心，而王元化先生则几乎没有寒暄就立即与我谈起了刚刚发表不久的李泽厚的《论严复》，又联系到李泽厚早在五十年代发表的《谭嗣同研究》，这种不羼水份的学术性谈话出现在家庭里稍稍显得有点沉闷，张可老师坐在一边听了一会儿就笑着嗔怪起来：“人家那么远的路赶来，一下子谈得那么严肃!”待到吃饭了，张可老师始终在忙着给我夹菜添饭，连王元化先生也觉得过份了，一次次说：“让秋雨自己来，让秋雨自己来。”但是每次吃饭，我总觉得他们饭量太小，而我的饭量太大，很不好意思。

没有想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老师突然在一次会议上中风。送到医院，情势十分危急，昏迷十天不醒，半个多月一直处于病危之中。王元化先生在医院号啕大哭，这位多灾多难的学者一遍遍呼喊：“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她!”他当时还没有平反。

不到半年，王元化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此时的张可老师，虽已摆脱病危，却像换了一个人。

王元化参加工作后越来越忙碌，很少有时间在家逗留了。张可老师几十年来早已习惯每天陪着困陷于冤屈和寂寞中的丈夫，现在，她寂寞了。

王元化总想抽时间陪她。那年在庐山召开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王元化应该到会，他却用《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一大半稿费，在庐山租了一间房子，把张可老师接去了，乘机让她在那里疗养。我也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他们的那间房子去拜访，发现来访的客人川流不息，很难真正休养。一天，与会代表分乘几辆客车在山间游玩，其中有两辆翻了车，消息传到张可老师耳朵里，她居然起身来到屋外，焦急地在路口见一人问一人：“余秋雨死了没有?余秋雨死了没有?”那两辆翻了的车，也只是部份人受了点轻伤，而我那天根本没有出游。当我知道张可老师对我的问讯之后实在有点吃惊，一是被一位病人的关爱所感动，二是觉得若在她生病之前，这位中英文俱佳的高雅女子绝不会用这样简单直拔的句子问话。

六

日子一年年过去，连我们也渐渐老了。三十人的班级，已经有四个同学去世，每次追悼会，同学们哭得像家属一样伤心。

是什么机缘把我们拉在一起的，这已经变得很不重要。有一次我遇到很多年前到中学来游说我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那位老师，说：“我的大半辈子都被你骗过来了。”他一笑：“骗来一位院长，值。”其实岂止骗来我这位院长，现任院长荣广润教授，戏剧文学系主任丁罗男教授，以及图书馆的吕兆康馆长，都是从我们这个小小班级走出来的。同学中，李小林依然在掌管中国最优秀的文学杂志《收获》，而她所承担的更重要的使命是维护巴金老人的健康。巴金老人在回忆录中曾用感念的笔触提起我们这个班级，想当年，只要听到武康路老人家里有事，班级同学就一人一辆自行车呼的一声去了。风风火火、爽爽利利的桂未明同学负责着《萌芽》杂志，她也要承担照顾家中劳累一生的文化长者的任务。而那位由郭沫若先生推荐来的曲信先同学，虽然身体不好却勤于教育，亲自培养出了著名剧作家宗福先、马中骏、贾鸿源、史美俊……。有一次招收研究生口试，我问一位考生，你最喜欢的当代剧作家是谁？考生回答是马中骏。我又问，你知道马中骏先生的剧作教师是谁？考生摇头，我得意地告诉他：“是本教师的同班同学，姓名暂时保密。”是的，连我们的学生也已经如此像模像样，我们确实都老了。

人一上年纪，就会自然熄灭往常误以为灿烂的浮火，静静地去体会人生的厚味。在这一过程中，张可老师的身影总会越来越鲜明地晃动在眼前。已经不再仅仅是学生对老师的感谢，而是她以那么长的时间给我设了一个谜，揭开谜底居然是王元化先生。其实，更大的谜底是她自己。一个女人背后的学者，一个学者背后的女人，这个结构已经很有魅力，但更有魅力的还是第二结构，那就是：漫长灾难中的不懈护卫，灾难消解后的倦然退下。

好一个倦然退下，这又使我联想到她早年的一个结构：共产党掌握政权前的出生入死，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的悄然隐去。这几个结构涡旋在一位高雅女子身上，使我觉得既恢宏而又神秘。现在，每次看到在苍老、疲惫中向我露出笑容的张可老师，总觉得这是一门玄奥的人生课程。我不再后悔当年头脑一热错考了上海戏剧学院，这种错考让我有机会直接面对这门课程，非常值得。

中学毕业时的三个小夥伴约定各学一类专业等二十年后一起畅游世界，二十年早已过去，当年的约定也已经飘作云烟。各学一类专业就能懂得世界?这真是孩童之见。请看仅仅一个张可老师，就足够让我们终身去。

大概从五年前开始，我觉得需要对张可老师作进一步的了解，以便告诉我的同学和我的读者。前年，国际大专辩论赛从哈佛、耶鲁和中国大陆邀请了五位终评委，我和王元化先生正好在内，在评判的空余时间，我开始向他询问。前不久，我特地列出一些模糊之处再进一步请教王元化先生，终于，我可以为张可老师写下一段话了。

这段话不长，大致如下───

张可，一九二□年十二月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受良好早期教育。十六岁时考进上海暨南大学，这是一所拥有郑振铎、孙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陈麟瑞等教授的大学，学风淳厚。一九三八年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全力投身革命，大学毕业后主要在上海戏剧界从事抗日活动，自己翻译剧本、组织小剧场演出，还多次亲自参加表演。结识比她较早参加共产党的年轻学者王元化。

抗战初年在一次青年友人的聚会中，有人戏问王元化心中恋人，王元化说：“我喜欢张可”，张可闻之不悦，质问王元化什么意思，王元化语塞。八年抗战，无心婚恋，抗战胜利前夕，有些追求她的人问她属意于谁，张可坦然地说：“王元化。”以基督教仪式结婚。其时王元化在北平的一所国立大学任教，婚后携张可到北平居住。但张可住不惯，说北平太荒凉，便又一起返回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这两位年富力强而又颇有资历的共产党人势必都要参加比较重要的工作，但他们心中的文学寄托，在于契诃夫、罗曼罗兰、狄更斯、莎士比亚，生怕复杂的人事关系、繁重的行政事务和应时的通俗需要消解了心中的文学梦，再加上已有孩子，决定只让王元化一人外出工作，张可脱离组织关系。

因胡风冤案牵涉，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被隔离，还在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张着惊恐万状的眼睛看着父亲被拉走。关押地不断转换，张可为寻回丈夫，不断上访。王元化被关押到一九五七年二月才释放。释放后的王元化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幻听幻觉，真假难辨，靠张可慢慢调养，求医问药，一年后基本恢复。当时王元化没有薪水，为补贴家用，替书店翻译书稿，后又与张可一起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西方莎学评论。张可还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抄写了王元化《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和其他手稿。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元化曾患肝炎，张可尽力张罗，居然没有让王元化感到过家庭生活的艰难。“文革”灾难中，两人都成为打击对象，漫漫苦痛，不言而喻。

“文革”结束之后，王元化冤案平反在即，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突然中风，至今无法全然恢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王元化彻底平反，不久，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门主要领导职务。

王元化对妻子的基本评价：“张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过她以疾颜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听见过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遭到屈辱总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悄悄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却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或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听凭仁慈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王元化又说：“当时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她想与我划出一点界线，我肯定早就完了。”

七

写完这段话我凝思良久。当年在长江边的小村庄里日夜与我谈话的张可老师，前前后后背负着多大的重担！粗略算来，那时走到我面前的她，二十六年前加入共产党，十五年前脱离，九年前丈夫被捕，六年前与丈夫一起进入莎士比亚研究并翻译了大量西方典籍……，这，难道就是那位与我们同住在肮脏的泥屋里、经常在淤泥中摔跤、塞给我几粒巧克力又告诫我必须用功的可亲老师吗？十七岁男孩子眼中的一切都那么浅薄，不知道长者在关爱我们的同时是否心动一头，想吐露一点心中的苦涩？我相信，即使有过一闪念她也立即咽下去了，人生体验最深刻的地方是无法用言词来传递的，只有让你自己去体验。直到今天我才敢说，老师，我体验过了，因此才会回过头去捕捉三十多年前的瞬间，用一篇万字长文把它虔诚地写出来。

张可老师至今健在。见到客人来她还会开心地问候着，张罗出几碟点心。但在我看来，她在十八年前病倒时，在王元化先生的号啕大哭中，已举行了一个完成人生使命的隆重仪式。我请求我的同学们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不要再去打扰她，她已经太累，让她安静。想念她时可以读读王元化先生的大著宏论，在那里，字字行行都有她的影子在。

有空，我会代你们去看望她老人家——

作者附记：王元化先生对本文有关部份进行了精细校订，谨此感谢。

(《新华文摘》1998年第10期，原载《中华散文》199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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