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今亦鲜有能逮者。

———章太炎评论王充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

———王充

有人认为人死以后会化为鬼，鬼具有一定的魔力，对鬼有所冲撞轻者会倒霉

败运，重者导致家破人亡。我国东汉前期思想界就充满了类似的荒诞迷信，比西

汉后期更为严重；当时不但有经术家专谈天人感应、阴阳灾异、鬼神吉凶，而且

由于光武帝的倡导，专门伪造神秘预言的图谶之学也特别风行。中国文化中原有

的理性精神，几乎完全被窒息了。这时候一个叫做王充的思想家勇敢地站出来，

反抗这种思潮主流。他很风趣地说，从古到今，死者亿万，大大超过了现在活着

的人，如果人死为鬼，那么，道路之上岂不一步一鬼吗？王充认为人是由阴阳之

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

形体”，二者不可分离。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

知之精！”也就是说，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世间根本不存在死人的灵

魂。至于说有人声称见到了鬼，其实是人的恐惧心理造成的，这样的声音在当时

无疑振聋发聩。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家境寒素，为人耿介，思想尖锐。

他只短时期做过郡县的属吏，又与上司同侪不合，于是专心于着述。由于王充没

有进入朝廷的机会，又生活于远离京师的南方，因而更能保持思想的独立。他的

着作有好多种，最重要也是惟一流传至今的，是《论衡》85篇。

《论衡》写作于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10余年间。当时正是章帝年间，

皇帝亲临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并命班固把会议的内容编纂成《白虎通

义》，郑重其事地把一套谶纬迷信和天人感应的学说制定为“国宪”，也就是宗

教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论衡》恰恰是站在比较接近原始儒学的古文经学立场上，

激烈地批判官方这种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经学。《论衡》中，《变虚》、《异虚

》、《福虚》、《祸虚》、《寒温》、《变动》诸篇，批判了天象物候与人类社

会相互感应的思想，这正是当时官方学说的核心；《死伪》、《纪妖》、《订鬼

》、《难岁》诸篇，批判了世俗的迷信。他的论证方法，主要是罗列大量的生活

常识进行层层推进的逻辑推理，以发扬理性，击破妖妄无据的迷信。举一个批判

“人有所恨则死不瞑目”的例子：

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则恨义事未立，学士则恨问多不及，农夫则恨耕

未蓄谷，商人则恨货财未殖，仕者则恨官位未极，勇者则恨材未优。天下各有所

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以目不瞑者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死

伪》）

王充的论述，就是这样简朴而明快。他的文章风格，也是平易流畅，毫无修

饰。

王充坚持反对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风气。儒者“以为贤圣所言无非，专

精讲习不知难问”，王充认为这是“奇怪之语”、“虚妄之文”得以流行的原因。

因此他在与错误思想的论战中，非常强调效验的力量，说：“凡天下之事，不可

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又说：“凡论事者，

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他认为，凡事都要讲根据。不管说

得多么动听，如果缺乏事实根据，就难以令人相信。

《论衡》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作者对文章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地

位。王充评价文章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标准，

主要是学术论文的标准。所以他强调文章要有劝善惩恶的实用性，要有真实可信

的内容，语言要同口语一致而明白易晓，否定夸张、虚构、想象，反对模拟。从

学术论文来说，这样要求大致上不错；但当他拿这种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时，有

些地方还说得通，不少地方又显得很片面。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话传说、民间“短

书”的价值，对辞赋也多有苛责。如批评司马相如、扬雄“文丽而务巨，言

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

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然而辞赋本来不是用来“处定

是非，辩然否之实”的东西，又岂能以此来否定它呢？

严格说来，《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是一部深刻的论着；它的文章虽

有平易流畅之长，却显然是缺乏文采的；它的文学批评，由于不能把学术论文和

文学作品加以区别对待，也有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地方。那么，在文学史上，它究

竟有何意义呢？

首先应该说，东汉王朝那种妖妄荒诞的统治学说，并不需要深刻的哲学思辨

来对付。打破它，需要的是勇气，是清楚明白、具有说服力的批判，是尖锐而坚

决的抗争。《论衡》正是这样适时的着作。没有理性精神的复苏，没有对官方学

说的怀疑和唾弃，正处于衰微的文学是很难找到出路的，《论衡》又正是起到了

唤起理性的作用，所以它不仅预示了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同样也预示了

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