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冬天到了，又是新年，新年一过，刘子夕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三十二岁的刘子夕重新去了北京，那天她从火车站出来后，瑟瑟地站在街头，提着简单的行李，整整半天的时间就坐在路边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行人。

刘子夕自己都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会再次到北京，而且像大一那年一样，提着简单的行李一个人走出了火车站。她是突然有一天决定辞职来北京的，她自己都没有想到。

她不能再和何中渊住下去了，于是又一次开始找房子。就是在那次找房子的过程中，她感到了从没有过的绝望和厌倦。她对这座城市开始厌倦了，厌倦了那些愚蠢的相亲，厌倦了那些做交易的男人和女人，厌倦了这样不停地搬家和换房子，更厌倦了那份四平八稳却清贫可怜的工作。她突然想，为什么就一定要把希望寄托在男人的身上？到底自己是想要男人呢，还是希望借此给自己找套房子呢？如果自己有钱一点，经济不这么窘迫的话，自己不会买个房子住吗？还会对男人抱那么多幻想吗？抱幻想还不像杜明明和梁惠敏那样彻底，那样对自己狠得下来，难怪自己最后混成这样子？真是活该。这年头男人都恨不得找个女人依靠，自己却还想着依靠男人。

那几天里房子找得也不顺利，觉得哪个房东都是面目可憎，也不想去上班。看见办公室里那几张脸就觉得烦，长年累月就是这几张脸，没有一点点的意外会发生，无论自己是没洗脸梳头地跑过来上班，还是浓妆艳抹地过来，都不会有人看她一眼。这种日子她过够了，一个月拿着温饱线工资的日子她也早就过够了，原来她只是不去想，而不是它们不存在。也许像她一样感到厌倦的女人也有很多很多吧，只是别人都前前后后结婚了，一个家一个孩子就像钉子一样把她们钉死在这个城市里了。可是，她是个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她钉在这里，她在这个城市里始终是漂着的，始终都没有长出一点根来。她一直想这样的，想长在这城市的泥土里，可是，他们不给她机会，于是她一直就飘在空中。所以当这种厌倦像疾病一样向她汹涌袭来的时候，她竟连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她病倒了。

刘子夕觉得全身没有力气，像生了什么奇怪的病，去医院检查，什么病都没有。回了家她就倒在床上，也不做饭，她努力让自己什么都不想，但她发现自己几乎每天都处在一种回忆的状态中，回忆已经过去的一切，往事像一条河流把她淹没了，她像生活在水底。唯独对现在的生活，她是连看都不愿看的，想也不愿去想的。有时候她一个人歪在沙发上想，她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当初她为什么要离开北京回到这座城市？难道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让她崇拜的作家？她突然冷笑起来。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没有开灯，月光透过窗户照在了沙发上和她的身上，她看到自己的身体若隐若现地浮动在月光里，她变得透明起来。从小到大她一直有看月亮的习惯，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她会用很长的时间在晚上看月亮，因为无论在哪里她知道那个月亮是不变的。往事突然汹涌而至，她像浮动在这层薄薄的往事的最上面，漫无目的地向前漂流。她久久地回忆着一切，久久地看着那月光，突然眼睛湿润了，就是在那一个瞬间里她决定：辞职，去北京。

北京，刘子夕在那个城市生活过七年，那七年的读书生活起码她是快乐的，起码有很多美好的回忆。那个城市，她知道的，她知道在那里生活的艰难。可是，那个城市因为大，所以包容，容得下各种各样的人。也许她要找的男人只有在那样的城市才存在着，她才能找到他。城市越小，人的种类越少。艰难，她怎么会不知道，可是她现在就是想要这艰难。她像一个痛极了的人，需要一剂吗啡来止痛，她需要一种凛冽的残酷的新东西注入她的体内去。对，去北京，再一次去北京。

于是，过完元旦不久，刘子夕辞了职，再一次只身来到了北京。

下午五点的时候天就开始变暗，暮色先是薄薄地从四面八方浮起来，很快就连成一片，成了完全的黑暗。这种冬天的黑暗仓促而巨大，路灯和车灯亮起，她终于站了起来，发现身上已经结了薄薄一层霜，摸上去坚硬而脆弱。

这整整半天时间里她在考虑去找谁，天彻底黑下来的时候，她决定去找大学同学房小明，因为留在北京的同学，她只有他的电话。晚上九点的时候她找到了他，房小明一个人住在一间地下室里，他还像大学时一样不爱说话，竟然还是没有女朋友。这间地下室用木板隔成了两间，里面是床，外面是沙发。房小明让刘子夕睡在里面的床上，他自己睡外面的沙发。隔着薄薄的木板，刘子夕在黑暗中闻到了房小明身上的气息，男人身上的气味。她有些微微的心跳，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她注意听着外面的动静，却没有任何声音。她想：他睡得也太快了。她之所以想到来找房小明，是因为房小明在大学里一直喜欢着她。她知道，他也知道，但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什么，直到大学毕业。

那天大家在一起吃毕业饭，吃到最后所有的人都不再说话，大家闷闷地喝着酒。到最后终于有一个女生带头哭了，有了离别的氛围，所有的人眼圈开始变红。最后大家踉跄着拥抱，痛哭，似乎真的是生离死别。房小明缩在一个角落里喝着酒，不说话。刘子夕始终没有把目光落在他身上，直到最后随着大家哭着笑着往外走的时候，刘子夕终于回头看了房小明一眼。他正看着她，他一动不动，因为喝多了酒，目光是涣散而迟钝的，像落了一地的碎玻璃，划在皮肤上冰凉而疼痛。他的嘴微微张着，嘴唇干燥，隔了几张桌子刘子夕似乎都能闻到他嘴里的酒精味。他好像感到累了，眼睛渐渐眯了起来，目光就迅速凄迷起来，最后暗下去了。刘子夕转身离去。

刘子夕在这个事业单位的名额将很快被别人代替，她去和父母说的时候，父母不看她，也不说她什么，连一句话都没有。在她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家门的那天，没有一个人送她。她的背挺得直直的，像随时会折掉一样，快步地、头也不回地走到了火车站，头也不回地上了车。在火车开动的那一瞬间，她没有向外看，却还是泪流满面。她知道，从这个时候开始，她就再也回不去了。

在房小明那儿住了一个月后，她去了一家广告公司上班。那天在人才市场一看到这家广告公司招聘的时候，她就觉得它是适合她的。从来到北京后她每天都在参加招聘会，来了北京之后才发现现实和她想象中的还是差距太远。她毕业时就离开北京，已经不是北京户口，一些正规的单位都是要北京户口的，她已经被卡在了这道门槛外。只能先找一些公司，可是大一些的公司又要求有工作经验，自己以前的工作和这些充满挑战性的工作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且现在到处都是研究生，她在人群里实在没有什么可自恃的东西。更要命的是，她年龄太大了，比起刚毕业的小男孩小女孩，已经失去了年龄上的优势。所以一连参加了二十多天的招聘会，她都颗粒无收。

房小明劝她说：“还是要将就一下先找个小点的公司，先干着，再慢慢找机会跳槽。”她默默地同意他说的话，因为这种找工作的感觉让人身心交瘁倒也罢了，更重要的是没有一点收入的消耗感太让人恐惧了。就像是自己在坐吃山空，每天都要算计着手中的钱还能花多久，生存的问题忽然之间就被摆到了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上。

那天她在招聘会上早已走累了，只是在人群里被推来搡去竟停不下来。人推着人在环形的招聘场里一寸一寸地挪动，那脚步堆积到了一起，像秋天的落叶一层覆盖了一层，密密麻麻地见不到底也上不了岸。刘子夕像溺水一样穿过身边参差起伏的头顶张望着摆在两边的招聘台，所有的招聘单位都像菜市场上的地摊，一家挨着一家，各占着一亩三分地。地摊后的人看着眼前这些汹涌流过的溺水的人们，表情里多少有些已挤上火车的幸灾乐祸和看戏看久了的厌倦，打着哈欠，翻着杂志，抿着嘴无声地笑。

刘子夕就是在这个时候感到自己的目光像一只疲倦的鸟一样落在了那块招聘牌上，她的身体是和目光一起移过去的，人群***现一个微微的缺口，她上了岸，站在了那块招聘牌子前。人群汹涌地与她擦过，她双手抱肩饶有兴趣地看着招聘牌上的字。看明白了，这是家小广告公司，大概员工加老板一共也不会超过五个人的那种公司。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笔挺的黑色西服，中规中矩，却是一个人无聊地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但也不像在想什么事情，就单单只是坐着。

刘子夕第一眼看到这个男人的时候觉得他的表情像在自己的地摊后无聊而悠闲地等着买主，他的招聘桌前很寂寥，没有几个人。刘子夕看着这个男人微微笑了，是忍不住的那种笑，很自然却没有目的。男人从某一段沉思或记忆里醒了过来，突然一抬头，猝不及防地看到了刘子夕和她的笑容，然后他礼貌地对她笑了笑。刘子夕忽然就想：就这家吧！她就把自己的简历递了过去，那男人接过去扫了一眼，然后抬起头又看了看刘子夕，他说：“三天之内我们会给您答复的。”

两天后，刘子夕接到了那家广告公司的电话，几乎没有做更多的考虑，刘子夕就答应了下来。原因很简单，她必须尽快从房小明这儿搬出去，得尽快有份工作，她再住在这里显然是不合适的。那家广告公司在海淀区，刘子夕在海淀区转了两天都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房价太高，地下室每月至少都要一千，但她绝不能再在房小明家住了。最后她在很远的郊区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一个月三百，她觉得她开始了袁小玉最初到深圳时所过的生活。

清晨，天刚亮的时候，刘子夕总是院子里第一个起来的，因为她要去赶车，坐一线地铁，再转环线，再转一路公共汽车到公司。这两个小时的路到晚上要再重复一次。回到小屋她开始给自己做饭，睡觉之前她已经没有力气去考虑任何事情，去想念任何人了。偶尔想起父母的时候觉得他们离她那么遥远，帮不了她任何忙，而且他们也不会再原谅她，原谅她的幼稚和冲动。她生命中过往的所有男人此时都帮不了她，她也不想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在这里她只有自己可以依靠。她也丝毫不敢多想，怕一细想就支撑不住了，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了，她竟然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又重新过起了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过的那种生活。

刘子夕的工作是文案策划，她工作得很认真也很卖力，尽管她心里看不起这样的小公司，但她还是想能在三个月的试用期后留在这里，她需要先找一个立脚的地方，先有一份收入使自己不再恐惧。她讨厌每天和那些刚毕业的二十出头的小孩子挤在一起，穿梭在人才市场里，闻着那么多人的汗臭。可是她的文案经常被退回来，因为不够刺激，没有时代特色。她的文字像她的人一样，淑女气太足了就有些近于迂了。她开始感到了在北京的艰难，可是她不能再放弃北京，她一定得留下来。最重要的是她不留下来又能怎样，她已经把回去的路拦腰截断了，如果再到另一个城市里流浪，本质上和在这里又有什么区别？对这个城市终究还是有些熟悉的，对别的城市则更是彻头彻尾的生疏与冷漠。

无处可去，那就彻底留下来。

办公室里还有三个年轻的女人，那个在招聘会上见到的三十来岁的男人是这广告公司的小老板，他总喜欢穿雪白的衬衣，使自己看起来很有精神。那三个女人中有两个是刚毕业不久的，二十多岁的样子，另一个年龄大点的是从别的公司挖过来的，做艺术总监。她们三个已经结成了一个帮派，平时都不正眼看刘子夕，有什么杂活就叫她去干。中午在一起吃工作餐的时候，她们三个围在一起，悄悄地说着话，低声笑着，刘子夕就一个人在离她们很远的另一张桌子上吃。她们不和她说话，她也决不主动和她们说话。

三个月后，刘子夕被留了下来，找到了她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这段时间里，生存的压力逼得她再没有心思想别的，满眼只有文案。在这里她没有亲人，也没有熟人，更不会有人给她介绍男朋友。相亲对于她来说，就像一件已经很遥远很遥远的往事，已经和她没什么关系了。那些和她一起住过的女人也离她万分遥远了，她们变成了一张张黑白的褪色的照片贴在她身体里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许久不去碰，上面就是厚厚一层灰，于是照片上的那些面孔就更加模糊了。

疲于奔命的日子会过得很快。很快，春天来到了，再很快，夏天来到了。

北京的夏天热得让人没法在没空调的地方待，刘子夕租的那间房子没有空调也没风扇，天黑了回去还是热得没法待，好像里面有很厚的蒸汽，会把人烤熟。她只好坐在院子里的树下，和房东老太太坐在一起聊天。老太太摇着蒲扇，嘴里不停地说，没见过像今年这么热的天。她们刚说了没几句话，突然天气就凉了些，原来是起风了，风很大，刘子夕和老太太还来不及高兴，就开始下雨了，是暴雨。刘子夕跑回屋，缩在床上。雨滴打在铁皮屋顶上，发出咚咚的声音，她就像在一面鼓里一样，她觉得自己的心也像那面鼓一样被擂击着，她感到全身在被敲打着。她一动不动，在床上紧紧抱着双膝，她不敢松劲，她怕自己一松劲就会全身崩溃，然后前功尽弃。雨声渐渐密集了，她听到一种无法压抑的哭声，那是她自己发出的。这一个白天她都没吃一口饭，但是她一点也没觉得饿。趁着雨声，来到北京之后她第一次放纵自己，她开始号啕大哭，她想起了父母，想起了那些在一起住过的女人们，她好久没这么想过她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