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很熟。”

“嗯，以前情况可能好些，现在倒也没那么差。我是说，整个城市就是一个污水坑，所以比较起来就不那么糟了。她打电话是因为他们回家时发现家里被盗。有人破门而入，偷走了便携式电视机，打字机和一些珠宝首饰。她给我打电话是想知道如何报案，向谁报案。我先问她是否上了保险。她说没有，他们觉得这些不值得保险。我告诉她就这样算了，告诉她不要报案了，否则只是浪费时间。她说如果不报案，他们怎么会抓到那些家伙呢？于是，我解释说现在没人还去调查入室偷盗案了。你写一个报告，它被存档。你不会跑去看谁在办这个案子。现场抓贼是一回事，但调查盗窃案就不大可能了，没人有时间调查它。她说好吧，我可以理解，但假如他们碰巧找到失窃物品呢？如果她根本没报案，这些东西怎么会物归原主呢？然后我还得告诉她整个机制有多么糟糕。我们的库房装满查收的失窃物品，我们有一堆人们填写报案报告，记录窃贼偷走的物品，但我们无法把这些该死的东西还给失主。我不想说这些来烦你，但我觉得她不太相信我的话，因为不愿相信事情有那么糟糕。”

他在档案袋里发现一页纸，皱着眉头看着，念道：“一条浴巾，白色。一条手巾，白色。两条抹布，白色。没说是否用过。”他抽出一叠光面照片，迅速翻看。我从他身后越过他的肩头看到金·达基嫩遇害的现场照片。只有几张照片里有她，摄影师把谋杀现场完全拍了下来，旅馆房间的每一寸都记录在照片上。

一张浴室照片中可以看到毛巾架上挂着没用过的毛巾。

“没有脏毛巾，”他说。

“他带走了。”

“哦？”

“就算只需把外套罩在血衣外面，那他也得洗个澡。而且那儿的毛巾也不够。每种毛巾至少该有两条。在高级旅馆的双人房里，他们不会只给一条浴巾和一条手巾的。”

“他为什么要把它们带走？”

“也许是包砍刀吧。”

“他首先应该有个箱子或某种袋子才能把它带进旅馆。他为什么不用相同方法把它带出去呢？”

我同意有这可能。

“而且为什么要用脏毛巾包呢？假设你洗了澡，把身子擦干后想用毛巾包起砍刀放进箱子里。那儿还有干净毛巾呀。你难道不用干净毛巾包，反而用湿毛巾包起它放进袋子里？”

“你说得对。”

“不必浪费时间操心这些，”他说，用照片敲着桌面，“但我是该注意到那些少了的毛巾。我本该想到这些的。”

我们一起翻阅档案。死亡检查报告没什么特别的，多重伤口造成出血过多，导致死亡。我想这么说也没错。

我看了目击者询问笔录，还有其他在凶杀案被害人的档案里可能出现的各种表格、文件。我的注意力开始涣散，头隐隐作痛，思维紊乱。后来，德金让我自己看其余的档案材料，自己点起一根烟，继续打他之前在打的报告。

当我再也支撑不住时，便合上档案交还给他。他把它放回档案柜，回座时绕到咖啡机那儿。

“我加了糖和奶，”他说，把给我倒的咖啡放在我面前，“也许你不喜欢。”

“很好啊，”我说。

“现在我们知道的你也都知道了，”他说。我对他说感激不尽。他说:“听着，你关于皮条客的信息给我省去了不少时间和麻烦。我们欠你一个人情。如果能帮你赚点钱，何乐而不为呢？”

“你接下来怎么做？”

他耸耸肩：“我们按常规调查。追查线索，收集证据，直到有足够证据可以提交地方检察官为止。”

“听上去像在放录音。”

“是吗？”

“下一步呢，乔？”

“噢，天哪，”他说，“这咖啡可真难喝，是不是？”

“很好啊。”

“我过去以为是杯子的问题。有一天我自己买了一个杯子，你知道，我不用塑料杯子了，改用瓷杯。不是什么特别的瓷杯，你知道，只是普通的瓷杯，就像咖啡店给你用的那种。你懂我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