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育明：好！

我刚刚写完一个长篇，用了三年，三年中别的什么都没写。我现在精力非常有限，一星期最多有12小时——不“透析”4天中的上午，可用于写作。所以手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一定要编就编本薄的吧，或者无限期地拖一拖也可以。

回答问题：

1、我动了写作的念，大概是在1975年。因启蒙老师是位导演，先中了电影的魔开始写一个剧本，虽自以为颇具“反潮流”思想，其实仍逃不出“文革”模式。当然没能成功。1978年开始写，第一篇叫《兄弟》，发在西北大学的文学期刊《希望》上（此刊只出了3或4期）。最早被正式刊物选中的是《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发表在《当代》1979年第2期。

2、《毒药》是我在《上海文学》发表的第一篇，现在跟当时的看法一样：很一般很一般，得奖实属侥幸。80年代的写作比现在容易出名，这说明着进步——现在的普遍水平较高，也隐含着一种悲哀——即中国文学一度的沉沦。

3、这本集子里，比较好的是《我与地坛》，原因是其他的比之不如。《记忆与印象》中的几篇也还可看，原因是新近写的，但愿不是“与时俱退”。

4、我的写作题材实在是非常狭窄，毫无疑问，是与我的阅历紧密相关。除了在“广阔天地”里串了一回“联”，喂了三年牛，剩下的时光我都是坐在（或睡在）四壁之间。这样的人居然写作＊—对不住啦，某些文学理论。

5、我在另外的文章中写过：我的创作，第一是为了谋生，第二是因为虚荣，两者都有了居然还不满足，这才发现了荒诞。荒诞就够了吗？所以还在写。

6、完全彻底没有原型的人物，就像完全彻底脱离了人间的叙事，是不大可能的。处理方法嘛，既可遵循古今中外已有的一切方法，亦可遵循古今中外尚无的一切方法。是的是的，明显的真理都像废话。

或者这样说吧：文学给我们提供的，不是挤满了方法的仓库，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空，要你为它添加一点有意义的声音；有意义但又不是老生常谈，不是老生常谈却又离不开人一向的处境。乐观地说：人可在那儿，以有限的脚步作无限的行走。悲观地说：无论你走到哪儿，前面还是无边无际的空。乐观与悲观夹击，心里难免会生出一点询问着意义的声音——心里生出的声音和书上读来的声音，可真是不一样呵！这声音会死吗？古往今来多少人死了呀，文学却还活着。那就让这声音无限地伴随我们的行走吧，死也未必是它的尽头，虽然有时它会昏迷。

7、近年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刘小枫。让我说，学者、哲人也可入作家列，尤其应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它为啥不设哲学奖呢！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刘小枫所写、所译、所编的诸多书文。以我的孤陋寡闻，看现今的文学批评，刘小枫的《圣灵降临的叙事》实在是成就最高的一部。

8、成功的含义有二：一是自己满意，一是排行榜说好。同时做到这两点真是很难。我常被很多别的事所诱惑，但想想，都做不来。

9、不为钱累，才可能写好文章，才可能办好文学刊物。不过，穷人写出好文章的例子古今不乏，但穷人办好刊物的有吗？想法子找钱去吧，《上海文学》！说不定会有1～n位既有钱，又懂得“别指望文学能赚钱”的人会支持你们。

祝您和您的同事们好运！

史铁生

2005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