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父亲说，那晚罗西给了我那包文件包，我笑着离开了他办公室。在转身离去的一刹那，我突然觉得应该阻止他，或者应该回去再和他谈谈。我知道这种感觉只是由于我们奇异的谈话内容所致，那是我生命中最奇异的事了，所以我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系里另外两名研究生走过，他们在热烈地交谈着什么，罗西关上门前他们还和他打了招呼，又急匆匆地朝我身后的楼梯走去。他们热切的谈话让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但我还是感到不安。我书包里那本龙书无异一块烧红的烙铁，现在罗西又给了我这袋他自己的笔记。但我实在累，不管它们说的是什么，我都无法面对。

我出到路上，问自己，我怎么可以不相信自己的导师，不相信他的学术观点呢？那样的话，我们一起做的所有工作不是都要受到质疑吗？我已经整理好了论文的前面几章，整整齐齐地放在家里的书桌上，想到这儿，我不禁发起抖来。如果我不相信罗西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一起合作吗？难道我要把他当成疯子吗？

也许是我一直在想着罗西，我经过他窗下时，绝对相信他的台灯还亮着。无论如何，我踏进从他窗口投射到街上的那片灯光，正要朝我自己住的方向走去。突然，我脚下的光圈消失了。刹那间，恐惧从头到脚席卷而来。前一秒钟我还走人行道上那片灯光中，一边在沉思，后一秒钟我就呆在原地，不能动弹了。我同时意识到两件奇怪的事情。第一，尽管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上千次，我从未在这条哥特式教学楼之间的人行道看过这灯光。我以前从未见过这光，因为那时有路灯。现在可以看见了，因为所有的路灯都灭了。我孤零零地站在那儿，刚才最后的脚步声好像还在回响。街道上一片漆黑，只有从罗西办公室里投射下来的那片残碎的光这。十分钟前我们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谈话。

我的第二个想法，如果两个想法有先有后的话，向我袭来，令我犹如瘫痪一般，停住了脚步。我说袭来，因为它就是那样进入我的视线的，不是进入我的理智或者我的本能。就在那一瞬间，我独自站在街上的时候，我的导师房里温暖的灯光熄灭了。也许你觉得这太正常不过：下班时间早过，最后一个离开的教授熄灯准备离去，于是街灯不太亮的地方变暗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盏普通的台灯不可能会那样熄灭。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我后面疾驶过去，扑灭了光源。然后，街道彻底黑了。

有一刻我停止了呼吸，惊恐地回头去看那黑了灯的窗口。但在黑暗的街上，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冲动地跑过去。我刚才出来的那扇门关得紧紧的，楼的正面看不到别的地方还有灯亮着。都这么晚了，照理说门应该是被出来的人锁了的那样很正常。我站在那儿犹豫着，只想跑到其他门去看看。可是，路灯这时又亮了，我焦躁不安。那两个跟在我后面出来的那两个学生不见了，我想他们一定是往另外的方向走了。

现在，另一帮学生一路笑着走过去了，街上不再显得荒寂。如果罗西出来看见我等在这里怎么办？他刚关了灯，锁了办公室的门，肯定就要出来了。他说他不想再和我讨论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我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如何跟他解释自己不可理喻的恐惧呢？他都说了不要再提此事也许是不再谈所有恐怖的话题？我觉得很尴尬，连忙在他可能赶上我之前回到了家。到家后，我把他给我的文件袋放在书包里，没有打开，就径直上床了尽管整夜都没法安睡。

接下来的两天我很忙，没去看罗西给我那些文件。事实上，我尽量不去想那些神秘的古书。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系里一位同事在图书馆拦住我问，“你听说罗西出事了吗？”他抓着我的手臂，把我转了一圈才拦住我，因为我走得很快。我大吃一惊。“保罗，等一下！”是的，你猜对了，是马西莫。他读研究生时就是个胖子，还是个大嗓门，也许比现在还大。我抓住了他的手臂。

“罗西？什么？什么？他怎么啦？”

“他失踪了，不见了。警察正在搜他的办公室。”

我一路跑到办公楼。那里看起来很正常，在傍晚的阳光中显得有些朦胧，楼里挤满了从教室出来的学生。在二楼罗西的办公室里，城里的一名警察正在和系主任以及几个我从没见过的人讲话。我到那里的时候，两个穿黑夹克的人紧紧地关上罗西的书房，朝楼梯和教室走去。我挤过去问警察，“罗西教授在哪里？他怎么啦？”

“您认识他？”警察从他的笔记本上抬起头来。

“他是我的导师。我两个晚上前还来过这里。谁说他失踪了？”

系主任走过来和我握手。“对这件事你知道什么情况吗？他的管家中午打电话来说他昨晚和前晚都没有回家也没有打电话说要回家吃饭。她说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他今天下午还缺席了系里的一个会，事先也没打电话，这也是从未有过的事。另外，一个学生过来说他本来和罗西约好了在他上班的时候来见他，但一来就发现门锁了，没有人在。他今天本来要上课的，也没有上。最后我只好叫人打开他办公室的门。”

“他在吗？”我尽量平静地问道。

“不在。”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撇下他们就向罗西的门冲过去，但警察的一只手臂挡住我的去路。“别急，”他说。“您说您两天前的晚上还在这里？”

“是的。”

“您最后见到他大概是几点？”

“八点半左右吧。”

“您当时看见有其他人在吗？”

我想了想。“是的，只有系里的两个学生我想是伯特兰和伊丽莎。他们是同时离开的。他们走的时候我也走了。”

“好的，把这个记下，”警察对一个手下说。“那天您注意到罗西教授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我能说什么呢？是的，的确有他说吸血鬼是真的，德拉库拉伯爵就在我们中间。他还说我也许从他的研究中继承了一个诅咒。然后我看见他房里的灯好像是被一个巨大的

“不，”我说。“我们在谈我们的论文，一直坐着谈，谈到大概八点半。”

“你们是一起离开的吗？”

“不是。我先走的。他送我到门口，然后回办公室。”

“您走的时候在大楼附近看见了什么可疑的东西或者人没有？听到了什么？”

我又犹豫了。“没，没什么。街上曾有一下子全部都黑了。路灯都灭了。”

“是的，那个我听说了。但您没有听见什么或者看见什么异常的东西吗？”

“没有。”

“到目前为止，您是最后一个见到罗西教授的人。”警察说。“一定好好想想，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有没有谈到郁闷、自杀，或者任何类似事情？有没有提到要出门，去旅行什么的，比如说？”

“不，没有。”我老实说。警察狠狠地看了我一下。

“我需要您留下姓名和地址。”他都记了下来，转头去看系主任。“您可以担保这年轻人吗？”

“他从不说假话。”

“好的，”警察对我说。“请您跟我进来，如果您看到屋里有什么异常的东西，特别是与两天前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什么也别动。事实证明，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大多数都是可以预测的。家里有急事啊，精神突然有点儿不对劲啊他可能过一两天就会回来。这种情况我见得多啦。但考虑到桌上有血迹，我们还是不想贸然行事。”

桌上有血？我两腿有点儿发软，但还是跟在警官后面慢慢进了门。

警官让我面对窗户，说，“抬头看！”

书桌上方，在洁白的天花板上，有一道五英寸长的擦向一边的污迹，像是要指向外面的什么东西。“这也好像是血。别担心。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罗西教授的。即使搭个凳子，一个人能轻而易举地摸到天花板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化验了所有的东西。现在，您好好想想，罗西教授那晚提到有什么鸟进来了吗？”

我花了几秒钟干巴巴地讲出这个简单的字：“不。”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终于看到那污迹的末梢，看到了它是从哪个方向拖过来的。罗西书架的顶层，在他称之为“他的失败”那排书中，有一本不见了。两个晚上前他把它放了回去，现在那地方只剩下一个黑暗的缺口。

我一向喜欢坐在校图书馆中心的那张长凳上，它还沐浴在春日午后的最后一丝阳光中。我环顾了一下人头攒动的大厅，很快消退的夕阳和入口处频繁开启的大门，然后我拿起自己的旧书包，拉开拉练，拿出一个的全黑的大厚纸袋，上面是罗西的笔迹：给下一位。

下一位？前天晚上我还没有仔细看。他的意思是留待自己下一次再做这个项目，再攻克这个堡垒时再用吧？下一位，或下一次都说得通。抑或他的意思是我就是那“下一位”？这可以证明他疯了吗？

我打开纸袋，发现里面是一大叠不同大小、不同质量的纸张，很多都旧了，有的是半透明的薄纸，上面打满密密麻麻的字。材料真是丰富。我想我要摊开来看看。我走到最近一张蜂蜜色桌子，靠近放图书目录卡的地方。那儿还有很多人，都是不认识的，我还是怀疑地回头望了望，然后拿出文件，铺在桌上看起来。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知道给档案编序是很重要的。我拿出铅笔和纸，开始给罗西的文件一一编号。最早的，最上面的是那些半透明纸薄张，上面尽可能整齐地打满了东西，看上去多少像文字。我把它们小心放在一起，没有仔细看。

第二件是一张地图，手绘的，还算清晰。但已经开始褪色，上面标的那些记号和地名几乎看不清了。绘图纸较厚，像是国外的纸，很明显是从一叠旧的写字本上扯下来的。接下来还是两幅相似的地图。然后就是三页草稿纸，墨水笔迹，可以看得清楚。我把这些也放在一起。接下来的是一本《浪漫的罗马尼亚》的英文旅游小册子，看封面包装像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产品。然后是两张宾馆的和早餐券，伊斯坦布尔的。然后是一张很大很老的巴尔干地图，印制粗糙，两种颜色。最后是一个象牙色小信封，封了口，没有什么标记。我把它放在一旁，没有去拆信。

就这么多了。我把牛皮纸袋翻过来，还摇了摇，这样即使有个死苍蝇什么也逃不过我的眼睛了。我这么做的时候，突然（第一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种感觉将伴随我随之而来的所有行动：我感到了罗西的存在，他为我思维严密而感到骄傲，似乎他的灵魂通过他教给我的周密方法活在我心里，和我说话。我知道他作为一位研究者，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对于任何文件、任何档案，他既不糟蹋，也不疏忽不管那东西离家多远，当然更不会放过任何想法，不管那想法在同事中多么的过时。他的失踪我狂乱地想他急需我去解救，这突然使我们几乎平起平坐了。我也感到，他一直以来也在期待这个结果发生，不过在等待我赢得它这一时刻的到来。

所有这些文件都摊开在眼前的桌子上，发出干燥的味道。我从那些信件开始着手。信上的文字挤得密密麻麻的，写在半透明的纸上，没有什么错误或者更正的痕迹。每样只有一份，它们好像已经按时间顺序放好了。每一封都写了日期，都是一九三零年十二月的，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了。每一封的抬头都是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没有更详细的地址。我看了看第一封信。信里谈到他发现了那本神秘的书，以及他在牛津大学做的初步研究。信的署名是，“您痛苦的朋友，巴托罗米欧·罗西”。信的开头我的手开始发抖，但我还是在小心拿着那薄薄的纸还是那亲切的一句话：“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人”

父亲突然缄口了，他颤抖的声音让我提前转开视线了，免得他强迫自己再说些什么。就在那样的默契中，我们拿了外套，走过那著名的小广场，假装还想去看看那教堂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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