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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坐在那里，觉得石头凳子冰冷，第一感觉是被他抛弃了。等到稍微静下心来，把两人说过的话反反复复地在脑子里重放几遍后，觉得他可能是误会了，以为她拒绝了他。那时学生寝室里还没有安电话，杨红回到寝室，就想写一封信，解释一下。

但想起他说的那个“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既然你也有这个担心”，就很茫然。他考虑过哪个问题？他也有哪个担心？是同名同姓的人不能结婚吗？还是什么别的？她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写一封信，如果写，写什么？“男生杨红”说喜欢她是用嘴说的，而她如果写在信上，就成了白纸黑字了。他如果要对人炫耀说她追他，他有证据，而自己就没有证据。她觉得“男生杨红”对谁追谁的问题，是很重视的，销赃灭迹的措施也很老到。你看他写信时不落真实姓名，又叫她把自己的信退回，就是防备有朝一日杨红会拿着他的信去对人炫耀。

对谁追谁这个问题，杨红像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是很在意的。男生追女生尚且弄得这么偷偷摸摸的，女生哪里敢追男生？杨红听到或看到的追人先例，都没有好下场。男生写给女生的情书，在高中时，常常被交给了班主任，为老师惩罚早恋而制定的杀鸡吓猴战略做了一份贡献；在大学里面就成了女生寝室茶余饭后的笑料，情书里的某些字就成了追求者的别名，粘在他身上，跟他一辈子。

杨红记得寝室里有一个女生收到过一封情书，写信的人姓陈，信中在描绘自己的相思之苦时，说“感觉就像头上戴了一个铁帽子”。这个人追求没成功，还得了一个别名，叫做“陈铁帽子”。这个别名也不知是怎么传出去的，总之是不胫而走，人尽皆知。女追男的下场就更悲惨了。有一个被追的男生甩了那个追他的女生后，逢人就吹：“我怎么会要她？送上门来的货，哪有好的？不过我也不吃亏，该看的看了，该摸的摸了，以后谁要了她都是吃我的剩饭。”

而那碗“剩饭”就一直没人吃。

所以杨红就没有立即回信，想等“男生杨红”鼓起勇气，卷土重来。结果过了几天，“男生杨红”就把她的信全退回来了，还催促着叫她也把他的信寄回去，或者烧掉。杨红哭了一场，自己也不知是为什么。与其说是因为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候选人，还不如说是悲叹自己的追求者这么经不起风雨。她回了个信，说自己已把他的信烧掉了，暗中却保存下来，放在一个小红木箱子里，上面用红绳子结成一个千千结。她知道撒这个谎很卑鄙，但她真的很舍不得烧掉那些信，这是她一生中收到的第一批情书，后来又发现其实是唯一的一批情书。

结婚后，她也没把箱子里的东西给周宁看，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周宁有一天去打牌被人告知这两天风声紧，派出所正在四处抓赌，牌桌上和打牌人口袋里的钱加起来达到三百元的就要进派出所，所以只好扫兴而归。那天正好杨红跟毛姐出去逛街去了，周宁就想起那个他觊觎良久的小红木箱子，有点心痒痒的，心想，婚都结了，妻子还有什么秘密丈夫看不得？就擅自用剪子剪断那个千千结，打开那个小红木箱子，战战兢兢地拿出一封信，看完了，也没搞懂是谁写给谁的，或者中心是什么。信里都是些“今天考了英语”“学校的理科大楼修好了”之类的流水账，连看三四封，都是一个风格，他也懒得再看，心想:“我还以为是旧情人写的情书，一场虚惊。”就把信随手一丢，自顾自地看电视去了。

晚上杨红回来，看见自己的情书箱子被周宁打开，就责问他:“你怎么可以不经我允许就开我的箱子？”

周宁说:“夫妻之间还保个什么秘密？更何况又不是什么情书，还珍藏在那里，搞得我疑神疑鬼。”

杨红忘了周宁的错误是窥探隐私，反而为“是不是情书”生起气来，“为什么不是情书？照你说，什么样的才算情书？”

“情书，情书，总要有个情字吧？那些流水账，也算情书？不是看有几封信字迹不同，我还以为都是你自己写给自己的咧。”

杨红仿佛被他点了死穴，再说不出一句话来，只在那里哀哀地哭。她想起那些电视或里面，做妻子的被丈夫发现了旧情人的情书，在那里把那些卿卿我我的东西当作罪状大声宣读，杨红对那妻子羡慕之极：就算她丈夫等一会就要把她大卸八块，至少她曾经被人热烈地爱过，还有几封让丈夫大发雷霆的情书。不像自己，唯一的情书还被周宁诬蔑为自己写给自己的。

周宁开始还在那里赌咒发誓，说我再也不会乱开你的箱子了，后来觉察出来杨红不是为这哭，就对她说:“好了，好了，别哭了，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有一次，我们寝室被盗了，我们的衣物都被人偷走了，我们就去学校公安处报了案。过了几天，公安处通知我们去领回部分衣物，说这是那些盗贼在逃跑路上，为轻装上阵，去粗取精，丢弃在那里的，你们把自己的领回去吧。我们都在为衣物失而复得高兴得不得了，只有高大强一个人拿着他那件不知穿了几代人的旧皮夹克，委屈地大喊一声：“这些强盗真是瞎了眼了，连我这件真皮的衣服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