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觉得那场舞会应该是自己生命之曲的华彩段落，生活过到那场舞会，就应该打住。那时候打住，自己的一生，虽然大多数时光是平淡无奇的，至少还在结尾处浪漫了一下。当然那一段浪漫在当时也只觉得痛苦：爱上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爱不爱你的痛哭；知道他爱你，却无法走到一起的痛苦；想跟一个人走，却又怕另一个人痛苦的痛苦。总而言之，当时是只有痛苦，甜蜜的浪漫是事后回想起来才有的感觉。

也许爱情就是这样，身处其中的时候，感到的多半是痛苦，只有到事过之后，回忆起来，才想到那时我是多么幸福啊，因为那时我身处爱中，应该是幸福的。

既然生活没有在那场舞会就打住，再往下过，就变味了。就象一部，写到两个恋人相爱了，互诉衷肠了，就该结束了。如果故事还没完，你就知道下面有麻烦了，不是外界干预，就是生死相隔，或者因误会分手，或者因了解分手，如果不幸没走这几条路，那就剩下最后一条：平平淡淡，吵吵闹闹，时不时地，就蜕变到滑稽可笑的地步。

最先走了滑稽可笑路子的，是陈大龄留下的两件信物。

那盘磁带因为写着陈大龄的名字，当然是不能放在家里的。杨红就把它拿回老家，放在自己住过的那间房里，藏在一个小盒子里，想象着当自己年老了的时候，拿出来，听一听，回味那美好的时光。

有一天，杨红回了老家，想把磁带找出来听一听，结果发现小盒子里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带子，不知是谁，把磁盘里面的带子掏了出来，揉在一起，象一堆暗褐色的刨花一样。杨红带着哭腔，问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妈妈也不知道，说是不是你侄女在这屋里玩的时候，看见了这盒子，把磁带扣出来了？她老是喜欢扣磁带出来玩，把手都弄伤了好几回。

杨红流着泪，想把带子再绕回去，但绕了半天，也没有成功。很多地方都已经扭得象麻花一样了，绕回去也是没有用了的。

海的女儿没有化成泡沫，化成了刨花。

杨红吸取了教训，把那支笔收在自家写字桌的抽屉里，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放。夫妻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如果锁在箱子里，反而引起周宁的好奇。锁，只能锁住君子，象周宁这样的汉子，是锁不住的。也许大大方方地放在抽屉里，他反倒没什么兴趣了。

周宁也曾注意到那支笔，因为盒子很精巧，很漂亮，但他没有注意到那上面的两个字。问了一次，杨红说是学生送的礼物，周宁也就没在意，因为那一段时间，学生确实送了一些小礼物，感谢杨红教学有方。

周宁自己在中专教书，也不是没收过学生的礼物。实际上，中专学生比大学学生更爱送礼。可能大学学生有点自视甚高，毕竟是自己考进来的，对自己的前途也比较有信心，知道以后分配找工作，都不是靠老师。中专生呢，好像还有点中学生的味道，把个老师看得很重，连家长都喜欢提点东西来孝敬一下，总觉得如果老师好好教他的小孩，小孩子就会有更好的前途。周宁从来都是照收不误，能帮忙的，就尽力帮了；帮不上的，也交个朋友。送礼你不收，反而得罪人。

既然是学生送的礼物，周宁也没多问，杨红也就暗自舒了口气。虽然觉得夫妻之间，已经到了撒谎的地步，实在是有点悲哀，有点讽刺，但杨红那时只有地下党员成功瞒过了国民党特务搜查的成就感，别的都顾不上了。

后来工作一忙，杨红也就没再去查看这支笔。直到有一天，周宁再次提起这支笔时，杨红才发现自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它。

杨红已经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总之，是某一年的某一天，那时杨红已经提成讲师，分到了一室一厅的房子。轮到她点房的时候，她看见可以选择的房屋中还有一套是五区的，而且就在陈大龄住过的那栋，就鬼使神差地点了那套。开始还怕周宁起疑，想了一套答案在那里，结果周宁问都没问。

那一天周宁的兄嫂来h市办事，住在杨红那里。周宁从e市回来，也在家。但他好像为了显示对兄嫂对老婆都是一视同仁一样，那天照例出去打牌了，把兄嫂丢在家里，让杨红与他们六目相对，无话可讲。杨红自然是在那里生着闷气，觉得自己在周宁的兄嫂面前丢了面子。但兄嫂不在乎，大概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或者只要有个地方落脚就行，就当是旅馆，你还指望旅馆老板留下来陪你？

半夜一两点的时候，杨红被敲门声惊醒了。她那晚是做好了准备把周宁关在外面的，所以也懒得起来去开门。但周宁的兄嫂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就起来开了门。杨红只听见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说话声，听不清究竟在说什么。她坚持着，让他们去鬼去祟。后来就听见一切复归安静。周宁那一晚都没有回家。当然，那不是他第一次整晚不回家了，打牌的人嘛，谁不是昼伏夜出，日夜颠倒的？杨红哭也哭了，吵也吵了，还是不能改变周宁那一颗麻将心，也就不庸人自扰了。

不过那一次就有点不同，第二天起床后，周宁的兄嫂叽哩咕噜地在那里议论了一阵，好像欺负杨红听不懂他们的家乡话一样。最后两个人就告辞了，杨红也没挽留。对周宁的家人，杨红一直是这样，你来了，请坐请坐；你走了，不送不送。

那天一直到中午周宁打来一个电话，杨红才知道周宁的下落：在派出所里。周宁在电话里请求杨红到派出所一趟，把他领出来。

原来那天晚上，周宁那桌麻将被派出所一锅端了。据说派出所的人阴险毒辣得很，蹲在楼道里听哪家有麻将牌的声音，那时正是年前，天气也冷得可以，派出所的同志能这样蹲在楼道里抓赌，第一说明他们为工作吃苦耐劳，品格高尚；第二，也说明那年的创收工作到那刻为止，还进行得不尽人意，必须赶在年前，狠狠抓一把。

那些蹲点的片警，听见了谁家有打牌洗牌的声音，就冲进去，一阵吆喝，镇住那些牌迷们，再数一数牌桌上和每个人口袋里的钱，超过1000块就是聚赌，超过3000就是豪赌，格抓勿论。

周宁那天正好随身带着3000元钱，是他从几个朋友那里借来准备给他的兄嫂做生意的。借到手后，没及时给兄嫂，就被邀请到牌桌上来了。再说，腰里揣着3000元的日子，对周宁来说也没几次，所以先放在那里，热热身，过过瘾。

钱当然被搜了出来，一下就把整个赌博的格局提高到了豪赌的档次。周宁有口难辩，幸好平日打麻将时，广交朋友，是人就跟他打，打就打出感情，打出风格，对那些身居要职的、手中有权的，益发上心，尽力呵护。所以这一次抓赌的人中居然有一个是跟他打过麻将的哥们，可见周宁交友之广泛。

牌桌上结下的朋友，有时比战场上的战友还管用。那小子虽然是执行公务，但也良心未泯，听了周宁的陈述，允许他回去跟老婆告个别，且把钱送回给他兄嫂做生意，再到派出所听候处罚。

周宁一路小跑地回家报丧，心里却冒出一个富有诗意的句子：成也麻将，败也麻将。诗得兴起，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两句：抓也麻将，放也麻将。

周宁被关在派出所的那半夜，对自己的麻将生涯作了一番深刻的检讨，得出的结论是：打麻将一定要认准时机、认准对象、认准手气。节前年前不要打，卑鄙小人不要打，手气不好不要打。有了这三个“认准”、三个“不要”，麻将就能打出水平、打出安全感来。

一同抓去的还有两个年纪小点的朋友，平时一口一个大哥地叫周宁的。这时呆在派出所的小禁闭室里，周宁就把他们几个好一番训：“打牌这个东西，一定要适可而止，量力而行。像我，一旦被抓了，还有你嫂子来取人；你们这两个，连个老婆都没有，谁来取你们出去？”只说得两个小弟点头称是，佩服不已。

也是周宁合该倒霉。他原指望第二天遇到一个包青天，最好是一个过往的牌友兼包青天，那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家，不让杨红知道。哪知这第二天审他的是个小白脸一般的警察，说他看琼瑶还有人信，说他打麻将那就只有鬼才信了。

周宁挖遍了记忆也想不出在哪里跟这个人有过任何交情。没办法了，只好打电话叫杨红带罚款1500元来取人。

杨红接到电话之后那一个恨！差点就要叫他死在派出所。但思前想后，杨红还是带了1500元钱，骑车到了那个派出所，去把周宁取回来。你不取他，派出所会找到学校去，你在h大还活不活？

派出所的人早听周宁供过杨红是h大的老师，对她还是毕恭毕敬的，大家都是目光远大的人，谁知道哪天自己的儿女不会转到h大杨红的手下呢？所以事事得留一手。

杨红交了罚款，又低三下四地请求派出所不要把这事捅到自己系里或周宁学校里，就很顺利地把周宁的事了结了。派出所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人打死，只不过是想一棍子打出钱来，并在打出钱的同时也警告一下打麻将打疯了的夥计们。

临走时，派出所的小白脸把玩着手里的一支笔，盯着周宁，有一会没说话。周宁一看，谄媚地说：“那支笔，您喜欢就留着用吧。”

那个劲头，让杨红庆幸小白脸方才不是一往情深地望着自己，不然周宁肯定讨好地把老婆送给那个小白脸了。

“真的？那就谢谢了。”小白脸笑笑，很欣赏周宁的冰雪聪明。

出得门来，周宁谢过杨红，抱歉地说：“对不起，我把你那支笔送给那个小白脸了。他今天录口供的时候，手里没笔，我就把那支借给他了。看得出，他挺喜欢那笔，不想还我了。”

杨红这才意识到那就是陈大龄送她的那支笔，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你怎么能把那支笔送他？”

“不就是学生送的一支笔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杨红有苦难言，只在心里想，日后遇见陈大龄，如果他问起这支笔，自己千万不能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不过她几乎绝望地想，大概这层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遇见陈大龄的可能似乎是微乎其微的。

杨红绝对没有料到，94年的五月，她居然在青岛遇见了陈大龄。

94年的五月，梁教授和杨红合写的一篇文章被一个全国性大会录用，两个人都拿到经费去青岛开会。会议借用的是青岛计生办的招待所，当时有好几个会在那里召开，每个人都以为别人的会议是有关计划生育的。看到一大帮衣冠楚楚的男人和一大群年纪轻轻的女孩在那里进进出出，想到这些人都是研究计划生育的，杨红觉得很滑稽。

杨红第一次参加这种全国性的大会，心情很激动，态度很谦恭，但亲眼看到一些从前只在期刊上课本上看到过名字的前辈，跟他们在同一个餐厅用餐，有时还坐在一桌，发现他们也都是活生生的人，有些人的吃相很不令人恭维，又有一点如梦初醒的感觉，原来写书的、做大学问的也是寻常人哪，并没有三头六臂什么的。这样想着，就生出一些自信，说不定我也能做出学问、写出书来。

杨红住的是一个四人间，同房间的有一位是广东一个大学来的，姓张，比杨红大几岁，但还没结婚，跟杨红很谈得来。另两个不是一个会议的，又多半时间不在房间里，所以没说什么话。

在外开会这种事，都是大同小异的，无非是你讲我讲大家讲。讲到后来，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到参观景点、逛街购物上面去了。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杨红的那个会组织去崂山玩了一天，回来后已是精疲力尽，所以杨红一到房间就洗了澡，只穿着棉毛衣裤躺在床上，很快就昏昏欲睡了。

朦胧之中，听到有人在敲门。张老师去开了门，杨红就听到有人问：“请问h大来的杨老师在不在？”

“在。请进来吧。”张老师说着，就把来人让了进来。

杨红没戴眼睛，但恍惚听见是个男人的声音，有点责怪张老师不跟她打个招呼就把男人放进来了，让来人看到她这个样子。等她戴上眼镜，看清来者是谁，差不多晕倒了。

来人正是陈大龄！

那个她四年来每天都希望梦见但从来没梦见过的人，那个她四年来每天都希望忘记但从来没忘记过的人。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她是日间思他思得还不够？还是梦过又忘了？多少次想象过再会的场景，有悲有欢，有笑有泪，但绝对不是象现在这样，自己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地站在他面前，旁边还有一个历史的见证人。

两个人就那样望着，不知道有多久，真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只不过泪都流到心里去了。

“坐，坐。别站着。”张老师拉过一把椅子，让陈大龄坐下。

杨红蓦地清醒过来，忙不迭地说：“我去换衣服。”她找了一套可以见人的衣服，冲进洗手间，关上门，仍可以听见张老师在跟陈大龄谈话。

杨红换好衣服，觉得有点心慌气短一样，完全没有力量走出去。她背靠在洗手间的门上，闭上眼，倾听那个四年没听见的声音。声音没什么变化，人也没什么变化，岁月好像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他的表情还是那么泰然自若，无懈可击，也许那段情也没在他心上留下什么痕迹？

那晚上的谈话可以说是平淡之极。陈大龄找到杨红的经过也是再简单不过了，因为每个会议的与会代表名单都贴在一楼的墙上。陈大龄看见了杨红的名字，就到招待所的服务处查到了她的房间号码。

张老师说：“这里的保密工作做得可不怎么样，如果你是个坏人，那他们岂不是助纣为虐？”

杨红觉得张老师有点卖弄幽默，故意说些惊人之语。又有点恨自己缺乏幽默细胞。她指望张老师自觉地避开，让她跟陈大龄说会话。

张老师好像不但没有避开的意思，反而表现出比杨红更大的兴趣。谈话的重心很快就被她扯走了，虽然陈大龄仍时不时地跟杨红说两句，杨红自己也心急火燎地想加入到谈话里去，但每次都被张老师喧宾夺主地扯了回去。最后，还是张老师快刀斩乱麻地敲定：明天大家一起去栈桥玩。

同房间另外两个人不合时宜地回来了，陈大龄看看表，说：“不早了，快十二点了，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见。”

他没邀请杨红出去走走，杨红也没敢自告奋勇地送送他。现在这么晚了，出去走走也显得太出格了。又都在一栋楼里，送也显得没道理，好在还有明天。

那个夜晚，杨红水到渠成地失眠了。回想四年前的那一幕幕，那些在心里反复咀嚼过的细节，今天反而觉得特别不真实。那些事真的发生过吗？还是我自己爱疯了想象出来的？原以为两人重逢会象干柴烈火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地燃尽彼此，或者会如山间小溪一般，绵绵情话，潺潺不绝。等到真的重逢却是这样不尽人意！

不过杨红很快就原谅了自己也原谅了陈大龄。还能怎么样呢？明明知道我是有夫之妇，陈大龄会放肆地张扬自己的感情吗？他说不定是有妇之夫了，我又能张扬自己的感情吗？他能找到这里来，已经是很念旧情的了。如果象自己这样不善于观察，贴在墙上的名单都注意不到，那根本不会有这次重逢了。

想到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错过这种机会，杨红觉得心痛难忍，以后走到哪里我都要留意各种蛛丝马迹，不能再错过这样的机会。

杨红知道张老师也没睡着，因为能听见她在床上辗转反侧。看来张老师是对陈大龄动了心了。这可真是一见钟情。杨红想，有人这样被陈大龄吸引，我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至少说明我当时为他动心是正常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张老师怎么可以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爱上陈大龄呢？只能说是冲着他的外在来的，这不是很肤浅很靠不住的吗？我希望陈大龄能想到这一点，我不希望陈大龄为之动心。我这样想，是为了陈大龄好。但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讥讽地说：你无非是怕别人把陈大龄抢走罢了。你自己说过要放开他的，你自己还是一个有夫之妇，你有什么资格吃醋？

我这不是吃醋，我吃什么醋呢？杨红一边对自己辩解，一边觉得心里酸溜溜的。张老师好像根本没看出我跟陈大龄是有过一段情的。也许是因为知道我有丈夫；也许是我跟陈大龄都隐藏得太好，她看不出；也许是陈大龄早已放开了那段情，不用隐藏了，脸上的情色二字已经从心里连根拔掉了。

想到第二天会跟陈大龄一起出去玩，杨红不知道自己是悲还是喜。四年过去了，自己看到这个人，仍然是恨不得分分秒秒跟他在一起，就算是一言不发，都是甜蜜的。但明天一起出去的，不仅有张老师，可能还有陈大龄的两个女研究生。五个人在一起，又能怎样？张老师这样明目张胆地对陈大龄示爱，说不定那两个研究生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像我这样既是已婚又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的，要想拉住陈大龄的心，只有靠他念旧情了。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自己好像一下子被打回到最初的起跑线上去了，要跟其他人平起平坐，从新争取陈大龄的爱。

想到这些，杨红就觉得周宁当初说的话还真有点道理。我要是跟了陈大龄，我

会一辈子提心吊胆的，因为总会有女孩来向他示爱，我也会时时担心别人抢走他。虽然从道义上讲，应该为陈大龄有人爱而高兴，但从情感上讲，真的是恨不得全天下的女人都对陈大龄视而不见才好。

最好陈大龄有点什么可以吓退其他人的东西就好了，比如下肢瘫痪了，坐在轮椅上，那别的女人就不会爱他了，只有我，还会一如既往地爱他。但她马上想到这样不好，陈大龄如果瘫痪了，那不管我怎么爱他，他的一生也是不幸福的。也许仅仅是脸上有一道伤疤就行了，那样的话，那些看重他外在的女人就不会要他了，只有我还会照样爱他。

杨红开始在心里试穿自己带来的几套衣服，看哪一套最能显示自己的优点。她不知道陈大龄的那两个研究生长得怎么样，但估计她们的年龄应该不会比自己小多少，因为自己也是毕业了一年就开始读硕士的。张老师还大几岁，三十了。不过她们可能都有一个优点，就是还没结婚。想到这一点，杨红就泄气了。别人对陈大龄有份心是正常的，倒是自己，已经结婚了，还想着陈大龄，真是无聊。

杨红把自己骂了一通，又为过早结婚后悔了一通，甚至想过明天不跟他们一起去，但终究没能下这个决心，反而焦急地想早点入眠，免得明天眼睛肿肿的难看。

第二天早上，等杨红奋力从昏睡中挣扎着醒来时，张老师早已打扮停当，等在那里了。杨红看看表，已经八点了，说好八点半在楼下聚齐的，现在只剩下半个小时，还能干什么？

“你起得早，也不叫我一下？”杨红有点责怪地说。

“睡不着，就起来了。看你睡得挺好的，就没叫你。”张老师仿佛很随意地问，“那个陈老师结婚了没有？”

杨红迟疑了一下，如实说：“我也不知道他结婚了没有。”

“你们不是朋友吗？”

“朋友也不好打听这些事，再说他现在又不在h大了，”杨红问，“要不要我帮你打听一下？”心想这倒是一个借口，待会可以问问陈大龄，就说张老师想知道你结婚没有。

张老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算了吧，别问了，我看他还没结婚，”然后小声解释说，“他昨晚讲话的时候，一直盯着我看，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杨红觉得心一沉，原来张老师也有这种感觉？张老师不说这话，杨红还觉得陈大龄大多数时候是在看自己，现在经张老师一说，自己也闹不清是不是两个人都在自作多情了。也许陈大龄谁也没看，只是做老师做习惯了，知道怎样让所有的学生都感到老师在对着他讲话。自己不也是这样的吗？上课的时候记得不要老朝着一个地方讲，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各个角落。

等两个人飞飞地跑下楼去的时候，陈大龄和他的两个女研究生已经等在那里了。杨红看了那两个女孩一眼，就觉得心灰意冷。不要以为会读书的女孩就一定相貌平庸，现在有才有貌的比比皆是。两个人看上去都很年轻，打扮上都是竭力向高中生靠拢，清汤挂面的长披发，显得又纯朴又优雅，可能上海女孩就是洋气一些。杨红觉得自己还烫着个发，梳成马尾，要多土气有多土气。但是当老师的人，总不能也打扮得象个高中生吧？再看看张老师，有点替她难过，到底是大几岁，看上去就是不一样。

女人的每一年都是象里程碑一样写在身上脸上的，尤其抹不掉盖不住的是女人的心态。过一个生日，就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说几遍：我又老了一岁。然后这个感叹就象刀子一样地在她心上划痕，也在她脸上划痕。女人背着年龄这个包袱，就不由自主地把它抖开在人前；女人不背这个包袱，如果别人看出你的年龄，说你装天真，你更无地自容。

大家互相介绍一通，杨红觉得每个女人都在以敌意的目光打量其他三个女人。杨红是第一眼就从外貌上把自己彻底否定了，再加上自己的已婚身份，早已万念俱灰。

等介绍完毕，那两个女研究生同大家再见，说要去市里购物。有一个很双关地对陈大龄说一句：“三点钟，别忘了我们在火车站等你。”

另一个就开个玩笑：“今天我们等在这里，就是想看看陈老师不肯跟我们去逛街，舍命陪的是哪两位君子。”

可能是看到陈老师陪的是这样两个没有竞争力的“君子”，知道陈老师是不会舍命的了，两个人就毫不担心地跑去购物了。

杨红觉得张老师明显地舒了一口气，心想，张老师真是天真。那两个研究生天天可以跟陈大龄在一起，近水楼台先得月，你离得远远的，就算今天能在一起呆半天，又能怎么样？

杨红一路想着心事，坐的什么车，走的什么路，都没在意。一直到张老师惊呼一声：“好美啊！”杨红才知道到了栈桥了。

栈桥在杨红眼里也不象别人夸耀的那么美，也许是心情问题，反正觉得也就是一个桥，一直伸到水中去，有点雾朦朦的，不少人在桥栏杆边搔首弄姿地照相，越看越做作。

这一路都是说些不关痛痒的话，杨红基本不知道三个人到底在说什么，感觉象在梦中一样，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话与话之间没有什么逻辑联系，问与答之间也没有什么逻辑联系，好像说话只是为了不冷场。张老师谈锋更健一些，所以一般都是她在跟陈大龄说话。杨红不知道陈大龄是在应付，还是真心享受跟张老师的对话。他永远都是礼貌周全的，他对谁都是礼貌周全的。杨红想到这一点，就有点想闹出个什么乱子，逼着陈大龄放下这种礼貌周全，显露一回他的真面目。

走到一个象桥头堡一样的建筑前，杨红就想，如果他们提议上去，我就不上去，说头疼，看看陈大龄会不会为了我，也不上去。但她很快否定了这个方案。有什么用呢？陈大龄不上去，是因为我说头疼，谁头疼他都不会上去，而会留在下面照顾她的。如果陈大龄不管我头疼不头疼，一意孤行地上去了，我又能怎么样？一头扎到海里去？

这样想着，杨红觉得心里有一种绝望的感觉。陈大龄对我的爱，可能也是他的一种礼貌周全。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他那样的人，除了那样说，那样做，又还能说什么，做什么？他实际上一直都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如果周宁不去找他谈，他可能永远不会说他对我动了心。如果周宁不去找他闹，他也不会担心我，跑来保护我。既然他从周宁口中知道了我对他的爱，而且又因为这爱引起了周宁的爆发，让我处在危险之中，他只能走上前来保护我，为了我的面子，他只好作那番表白，让我感到我的爱是有回报的。可能换了毛姐，他也会这样做的。

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他下乡之后，没有用任何方式跟我联系。舞会一别，就是四年。这四年中，他只在新年和我的生日的时候写一个明信片来，内容也是非常严肃、非常公事公办的。我以前都把那理解为他担心周宁会看见，现在想来，那才是真正的他。那一段急风暴雨中的他，只是一个英雄救美的骑士。路过某地，见一个女人因为爱他而陷入绝境，就挺身相救。既然被救的女人选择跟那个丈夫生活在一起，那骑士当然是再高兴不过了，乐得全身而退。

杨红机械地、慢慢地走着，只顾想自己的心思。实际上我当年放开的，只是他的人。在我心里，我一直都没有放开他，我一直在相信、在期待他是爱着我的，就像他说过的那样，超越了情欲与婚姻地爱着我。我这些年之所以能够活得平平静静的，是因为我有他的爱，所以我不孤独，所以我不在乎周宁有多爱我、怎样爱我、爱不爱我。一旦我知道我并未拥有陈大龄的爱，我还能不能这样平静地活下去？

杨红觉得心里真的是如刀割一样的痛，见这一面，真不如不见。不见，还可以闭着眼睛相信他是爱我的，见了这一面，心里所有的憧憬都坍塌了。

杨红想，不论是为什么，我都应该让他知道我是真正放开了他的。这样他可以毫无牵挂地走自己的路。但她自己都能看到这个美好理由掩盖下的一个丑恶的事实，就是她想通过这样做来向自己证明，也向他证明：是我离你而去，而不是你离我而去。

杨红还来不及想通想透为什么自己这么虚荣，就有了一个单独与陈大龄呆一会的机会。张老师上厕所去了，杨红本来也可以跟着去方便一下，但她不愿放弃这个机会，于是忍着没去。

陈大龄很关心地问：“硕士快读完了吧？”

“快了，明年就毕业了。”

“还准不准备读博士？”

“还没想过。”

“能读还是读一个好，你呆在高校教书，以后没有博士学位是行不通了的。”

杨红见他有了这个单独呆一会的机会，仍然没有重提往日的恋情，心里彻底绝望了。她知道张老师很快就会回来，于是书归正传，直统统地说：“其实张老师很不错的，她挺喜欢你的。要不要我帮你传个话？”

说了这话，杨红又很担心，怕陈大龄流露出极大兴趣，那自己只好真地帮这个忙了。再说，这样做，陈大龄会不会认为我很庸俗？

陈大龄照旧是带着那种杨红摸不透的微笑，看着她，然后说：“你接了毛姐的班了？她没告诉过你，我不喜欢别人撮合？”

杨红期盼着他会说：“你怎么给我介绍别人？你还不知道我爱谁。”现在听了这个回答，有点难受。但又觉得总比“不用你介绍，我已经结婚了”要容易承受多了，看来他还没结婚，也没对张老师动心。

杨红有点激动，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很想走过去，靠在他胸前，但她不敢，怕他会推开她，告诉她现在太晚了。她希望他能象在那次舞会上那样，不由分说地伸出双臂，把她拉到怀里。那她会毫不犹豫地跟他走，现在就走，再也不回h市。经过了这几年，杨红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周宁是不会像他说的那样，从楼顶跳下去的。

但是两个人都没有动，相顾无言，也没有泪。杨红觉得陈大龄看她的眼光，是一种父亲式的怜爱，仿佛在说：孩子，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知道你有多难受，我也想帮你，可是我帮不了你了。

两点多钟，陈大龄要去火车站了。他叫了一辆的士，对她们俩挥挥手，就钻了进去。杨红站在街边，心里很凄凉，泪眼朦胧地看那辆的士挤在人流车流里，渐行渐远，渐行渐远……

青岛之行，彻底改变了杨红的生活。她清楚地意识到，四年前的那个舞会，在她心底跳了这些年，跳到青岛，终于曲终人尽了。

即使以前陈大龄是等着她的，这一次，他也不会再等了，因为她已经明明白白地把自己摆在了媒人的位置上。杨红万分后悔自己要去做那个媒，为什么一定要抢在陈大龄之前说再见呢？先离开他就那么光彩吗？杨红不相信也不愿承认，自己对陈大龄的爱比不上对自己自尊心的爱。

也许除了那些爱疯了的人以外，每个人都是这样，最爱的还是自己。不管对一个人爱得有多深，都不会超过对自己的自尊心的爱，都是以不损伤自尊心为前提的。一旦发现可能丢面子的时候，就会为了保全面子，不惜拿爱开刀。

杨红觉得最恐慌的还不是失去了陈大龄的爱，因为这个结局差不多没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她恐慌的是一旦陈大龄那边一点也没希望了，她突然紧张起周宁来，怕他也弃她而去。

杨红回想自己在感情这条路上的足迹，好像自打懂得情为何物起，就一直在企盼爱情。最初是爱自己对爱情的美好幻想，觉得总有一天，甜蜜的爱情会来到自己身边。那些企盼的日子，虽然带着淡淡的忧伤，仍是甜蜜的，因为还有希望。当同寝室的女生都有了男朋友后，自己就觉得那份孤独难以忍受。别人都有人爱而自己没人爱的感觉真是椎心泣血。一旦结了婚，仿佛就掉进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深渊，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周宁，所有对爱情的憧憬梦想就寄托在周宁身上了。那样地希望跟周宁如胶似漆，也就是时时都需要感到他在爱自己。这四年，是因为相信陈大龄是超越了情欲与婚姻地爱着自己的，才得以平平静静地度过。现在这份爱消失了，又开始紧张周宁。

难道女人这一生，就注定要为情所困？

对这个问题，杨红想不出别的答案。一个人活在世上，没有一个人爱你，说明你不值得人爱，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父母兄弟爱你，是因为你是他们的亲人，那是血缘关系的爱，是无条件的，不可选择的。只有得到一个除父母兄弟之外的人的爱，才说明你作为一个人值得别人爱。在杨红看来，一个人得到的爱，就象砝码一样，衡量出一个人有几斤几两。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重重的砝码来现示出自己的价值，只不过有的人把物质当作爱的标志，有的人把感情当作爱的标志而已。看重物质的人，也许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要不把目标定得太高，多半是可以达到的。物质毕竟是可以看见摸得着的，得到了，就知道自己得到了，而且知道自己得到了多少。而看重感情的人，一生都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到情；得到了，又不知道保不保得住；即使保住了，也因为爱是虚无缥缈的，使你拿不准自己到底有没有保住，保住了多少。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才有那么多人追求物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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