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眠布朗格维尔街的住宅；老作家的工作室及日常生活；弥留之际

如爱轮坡所喜欢作的那样，还是让我们从后面说起吧。这样做的目的，并非为了提出某种预先设想的结论，而是为了获得一个扎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将使我们能够推断出我们所要谈到的这个人来。

所谓“从后面说起”，也就是要先谈谈他的葬礼。可是葬礼是为一个死去的人举行的，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只想指出一点，德国政府曾派遣它的大使代表皇帝陛下前来致哀。我们全家对德国向一位并不常常宽容它的作家所表示的这种敬意十分感动！

如同每一个人的临终那样，儒勒凡尔纳的临终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最后时刻：在这一时刻里，虽然还寓于这个世界之中，却正准备离开它。我和我的长兄刚在地中海的海边住下来；我们接到一份电报，于是立刻赶回亚眠。我们的父母和一个兄弟已在那里，一直在病榻前守着弥留的病人。

当他发觉所有亲人都围在他身旁时，他只是深情地望了我们一眼。这一瞥目光显然是说：“你们全都来了，这很好，现在我可以走了。”随后，他转身对着墙壁，泰然自若地等待死神的降临。这种恬静而有勇气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这一时刻来临之际，我们希望也能有一个如此惬意而宁静的终结。

他很快进入垂危状态，1905年3月24日清晨8点钟，终因糖尿病急性发作而与世长辞。

他妹妹玛丽在一封信中说，他大概曾对前来看望他的神甫这样说过，“您为我作了善事，您使我获得了新生”。她信中还说（这无疑更有意义），他曾要求把亲属间出现过的一切不和忘掉。

我双亲决定在土轮定居，在离开巴黎前的几个月，我曾多次探望过儒勒凡尔纳。在对这几次探望的记忆中，我一直保持活着的儒勒凡尔纳给我留下的最后形象。

我们常到亚眠，在祖父母家呆上几天。有时，我羁留的日子稍长一些；其中有一次，那是在我5岁的时候，我一直呆了好几个月。其间，我到附近的一所私立学校念书。我还常常陪祖母到她的女朋友家作客。说实话，我倒喜欢呆在夏尔杜布瓦街那所住宅的花园里玩耍。我似乎觉得，那个花园挺宽阔。后来，我不得不承认，孩提的记忆把这个花园的范围夸大了，其实，它很普通；有时，我发现祖父牵着他那只叫福勒特的猎犬在花园里散步，这是一只庇卡底种的黑毛垂耳雌狗。小餐厅设在临院子的那座附属建筑物里，我最经常见到他是在这间餐厅里吃饭的时候。事实上，他整个上午都呆在他的工作室里。我对那几幢住房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记忆。我只记得有一条镶玻璃的长廊，客厅和餐厅都对着这条长廊，我躲在那儿，别人只隐约地发现我。在我眼里，所有这些都挺大。挺美；其实，那只不过是按当时一个资产者家庭的要求进行布置、适合于作外省聚会的一些较漂亮的房子而已。

重新见到这个住宅时，我感到惊讶的是，它不仅相当宽敞，而且楼层的房间挺多。我知道，当时这里除安置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外，还给这位作家腾出了一个地方，可是，他完全还可以大大方方地接待他的家人和朋友。仔细一想，其实毫不足怪，在那个时候，住房标准比我们今天要阔绰得多啊！

1901年起，我们是在朗格维尔街44号一所更为简朴的住宅里见到我们的祖父母。这所房子离先前那个住宅只两百米。我祖父一直没改变他的习惯。他整个上午都呆在3楼的工作室里。这的确是个名副其实的工作室，因为房子实在太狭小。他在房里摆了两张普通的桌子——一张用来写字，一张用来堆放资料，一把伏尔泰椅和一铺行军床。清晨5点钟，他下床后，只需跨出一步，就到了工作台前。我依稀记得有一个挂在墙上、摆放着好几支陶土烟斗的架子。

我对这个工作室所保留的印象是，这是一个用于写作和沉思的气氛肃穆的小间。工作室与一个较为宽敞的房间相通，这个房间的摆设稍为考究一些，是作书房用的。他只是要取1本地想翻阅的书的时候才到书房去。这就是这位作家栖隐其中的属地，毫无疑问，他要在这里寻求孤独与寂静。

我祖母的卧房在2楼，窗户开向花园。这间卧房陈设简朴，但很舒适；房里摆着一张软榻，祖父患病时，睡的正是这张床，并在这张床上去世。

他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才到楼下去。餐厅装有一扇彩画大玻璃窗，光线从这里透进来。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小花园。这个小花园是麻雀聚集之地，我祖母常给它们扔些面包屑。餐厅的另一侧开了个大门与客厅相通，就客厅的面积而言，陈设的家具显然太多，光线从临街的几扇窗户射入客厅，但不怎么亮堂。

那时，我祖父的身体日渐衰竭，不得不节制饮食，因此，他常常在我们之前迅速完餐。为了尽量简单地履行饮食程序，他使用1把矮椅，这样，他的餐碟就几乎与嘴巴同高！晚上，他只能吃1只用汤碟盛装的带壳溏水蛋。

这种匆匆进食的欲望，是他在受饥饿病折磨的时期染成的一种老习惯。那时，他总是急于吞食大量的食物，以致家人亦为之惊惧。这决不是一种贪吃美食的痛好，他甚至很少考虑碟子里装的是什么，这使他那位精于烹调的妻子意懒心灰。他只是感到饥饿而已，而且，这种饥饿显然是痛苦的。

这种食欲过旺似乎是一种疾病的征兆。我很久以来一直以为这纯粹是一种胃病，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1895年11月12日，他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我工作很多，而且一直感到头晕，这是胃扩张引起的，上了我这种年纪，也许属不治之症。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死期将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被迫接受药物治疗，可惜太晚了点，但这大概使他突然结束了这种过于强烈的食欲。我们不能不作这样的设想，这种食欲亢进说不定跟夺去他生命的糖尿病有关。究竟糖尿病是病因还是结果？最好还是让医生们去作出判断。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他曾患过严重而顽固的面神经痛。此症起于1854年前后，久而久之，甚至使他左眼眼睑的功能减退。

1851年7月29日，他发觉自己为洗澡、买药水和涤剂花费过多。在1853年11月5日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我发烧是因过于强烈的胃痉挛引起的；痉挛停止后，

高烧也就退了。祝它一路顺风！……我至今还在琢磨，

为啥会闹起病来……重要的是，休息、椴花茶和乙醚药水

竟把病给治好了，省得求医，我倒高兴。

阿洛特德拉菲伊太太从一封更令人不安的信中摘引过这么一段：“我神经痉挛、舌面粗糙、连续发烧；我的嘴巴再也合不拢了，实在叫人难受！”

这种“无关宏旨”的不适居然留下了后遗症。1855年6月20日，他抱怨自己因“风湿症或着凉感冒”而被迫躺了两天，这种病使他“整个儿侧卧着”，他还这样写道：

真有意思。我仍然受到面神经麻痹的痛苦折磨。

1855年12月，他写信告诉他母亲，他已经恢复睡眠，并说，“我的面部使我难受死了，我担心寒冷天气很快就要出现。”

我们不妨这样设问，夺去他生命的糖尿病是否从1854年他刚满26岁的时候便已经隐伏性地开始了呢？良性糖尿病可能不时复发而持续很久，复发期无疑与有节制的饮食有关，这位年轻的作家所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到了与精力更加旺盛的时期相应的成年期，人们当作笑料的这种嗜食症状便表现出来了，而且，嗜食只能加重未加查明的疾患。对于这种假设，我在他女婿乔治勒费布尔1925年8月19日的一封信中找到了肯定的答案。乔治勒费布尔对医学院毫不容情（受到指责的医学院内也无法作出解释），他在该信中写道：“他是被他的医生杀死的，这些医生对一直摧残他健康的严重的糖尿病始终没什料理进行性麻痹终于发作了，仅仅8天，他看来没多大痛苦地便离开人世”；他一直抱怨自己“人云亦云”。顺便提一提，他腹部很大，这也许是患腹水症的缘故。

既然病人在1854年为自己摆脱医生而感到庆幸，那么，医生们在1905年又能作些什么呢？

说了以上这些离题的话，那只是因为这番话有助于解释某种嗜食症。这位作家一向关心保证他作品中主人公的食物来源，这无疑说明的确存在这样一种嗜食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