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神奇的旅程》和少数几个短篇外，整个60年代，阿西莫夫都致力于非类作品的创作。在这10年结束前，他写的书竟奇迹般地达到并超过了100本，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发表于1960—1970年之间。

阿西莫夫并不真正相信写科幻的日子，他对创作科普丛书极富兴趣，从《圣经》分析到笑话故事，写出了大量题材各异的作品。

从许多方面来看，阿西莫大无意之中放弃科幻的创作是明智之举。60年代，科幻经历了全新的变化。机械的创作、对计算机与空间旅行的好奇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内省的写作方式，变得更加注重于探索人类的灵魂，揭示幻想毒品文化之间的联系，即更加注重于揭示内在深层的东西，而不仅仅停留在肤浅的表面。在这种大环境下，以哈兰·艾利森、雷·布莱德伯利、拉巴特、西尔沃伯格及菲利普·迪克为代表的一代科幻作家开始走红。在这种新形势下，阿西莫夫很可能将被新人的光辉淹没，甚至如恐龙般地消亡。

阿西莫夫本人几乎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早地意识到，科幻界正进行着彻底的变革。尽管60年代初，他已不怎么写科幻了，但仍继续参加在离他家较近的地方举行的科幻界聚会，而且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科幻界成功的作家。

他对新形势的感受如此深刻，以至他经常谦虚地对好友们宣称，他根本不敢再提笔尝试科幻创作了，因为他已感到自己落后了。他曾说过：“我已跟不上潮流了，我不想证明这个事实。”1艾萨克·阿西莫夫：《欢乐永存》第417页，纽约双日出版社1980年版。

《神奇的旅程》获得成功后，1976年，哈兰·艾利森曾劝他给自己正在编写的一部诗集《危险的幻象》写篇稿，但阿西莫夫拒绝了，说自己的风格与艾利森及这部作品定的格调不相符。

对于自己的赶不上趟，阿西莫夫似乎不是很难过。可能他从未真正承认这个事实，也可能他已意识到，如许多创造领域一样，写作的流行模式也是经常轮换的。最后，是作家兼出版商拉斯特戴尔雷的第一任妻子艾弗林·戴尔雷，最终让阿西莫夫打起了精神。她问阿西莫夫为什么不再写科幻了呢，他答道他觉得自己已赶不上潮流。对此她说：“艾萨克，你写，你就是潮流。”

尽管这些评论让阿西莫夫感觉良好，但除了一些短篇神奇故事外，当他开始创作一部新的科幻《诸神》时，已是4年之后的事了。

自然，阿西莫夫的非类作品创作生涯是以科学丛书为开端的，其中第一部作品是那本失败的生物化学课本《生物化学与人类新陈代谢》。该书于1952年出版，是与威廉·波依德和伯恩汉姆·沃克共同合作写成的。两年之后出版的《生命的化学元素》是他的第一部非科普作品。

最初，他的非作品大都是由豪顿·米弗林与阿巴拉德·斯楚曼出版社出版的，其中包括《数字王国》与《我们赖以生存的时钟》（均在1959年出版）。阿西莫夫创作了大量诸如此类的作品。通常，在合同签定后的数周内，他便能迅速交稿。他以此种方式赚到了很多笔酬金，只是数目相对较小（在1，000美元以内），但一年下来，收人也颇丰。

自然，随着创作量越来越多，他不仅名声越来越大，还能从日益增多的书中得到版税收入。

阿西莫夫在50年代初创作的科幻，销路一直不错，每年都能一次性地为他带来大笔的收入。1969年夏，仅从双日出版社那里，他就获得了4万美元的版税收益。

《数字王国》是阿西莫夫非作品创作的速度之最，从开始动笔到最后定稿，仅用了13天，仿佛东西都在他的脑子里，他只是动动笔把它们记在纸上。

当他将写作题材拓展到生物化学以外的领域并开始随心所欲地创作成人作品时，他的速度慢了下来，他经常查阅各类书籍，包括《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科学与医学辞典、天文学图册、各类目录表、地图和外语词典等。尽管已写过几部较有把握的非作品，但他承认在认真创作第一部涉及自己专业以外题材的非作品时，他还是有些诚惶诚恐。

不算第一本非常基础的《数字王国》，天文学题材是他在自己专业知识以外首次尝试的领域。他之所以选择天文学领域，是因为他觉得这方面的知识与科幻关系最密切，并且自己也很感兴趣。这时，他已是名专业作家，不再是学者，可以冒险，就一个自己没有专业知识的题材写一部作品。他的第一部有关天文知识的书便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时钟》，这部书获得了很大成功。

在这一成功的鼓励下，阿西莫夫一鼓作气创作了系列科普作品。这不仅使他被视为是位才华横溢的多面手，同时也为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阿西莫夫对任何知识领域都兴趣盎然。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自己缺乏经济方面的才能，并且他的数学水平也只停留在微积分与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需的数学上。除此之外，其他知识领域都是他的乐园。

有些人指责说，只要出版社肯给钱，即使一无所知的题材他也写，并且是随心所欲地瞎写。对此，阿西莫夫很不谦虚地充耳不闻。有时他竟然在没有得到出版社任何承约的情况下，也写出整本整本的书来。

由于写作欲望过于强烈，阿西莫夫经常是在约定的时限之前写完书，为此常常把自己弄得神经很紧张。他痛恨延期交稿，宁愿昼夜不停地写，也不愿违约。而且，他能像魔术师变戏法似的同时写几部书，并视之为一种享受。

尽管他自己有时也在写作中犯点小错误，并且不得不改正一些细心读者指出的问题，但他仍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他喜欢自己编写索引，因此对出版社不顾他的意愿为他雇请的专业索引编写者极为苛求，永远都要挑他们的毛病。在他成名后，他坚决要求自己编写索引了。

阿西莫夫在非创作方面的精湛技艺，很快便声名远扬。早在1961年，一位书评家，蜚声国际的古生物学家乔治·盖罗得·辛普森，就曾赞誉阿西莫夫是“国家的奇迹与自然的资源”。阿西莫夫对此非常自豪。

奇怪的是，埃德加·胡佛竟然也看起了阿西莫夫的书。尽管阿西莫夫本人对此一无所知。但在1960年，联邦调查局就已为他设立了一份档案。事情是这样的，一位读者在看了阿西莫夫的《原子之内》（1956年）后，对作者的一段描述愤愤不平，因为作者竟然也认同前苏联比美国更早拥有核电站这一观点。这位不知名的读者将书寄给了联邦调查局，同时还附带一封信，指出阿西莫夫出生在前苏联。按照《信息自由法案》规定于1993年解密的文件表明，胡佛同意对阿西莫夫的家进行电子监视并窃听他的电话。从监视中收集的材料至今仍属机密，不能透露。直到阿西莫夫去世后，那份档案才被公开，珍尼特收到了一份复件。她认为，整件事是个笑话。

1965年，联邦调查局在共产党的一份名单中发现了阿西莫夫的名字。阿西莫夫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被他们视为可疑分子。

实际上，阿西莫夫对政治没什么真正的兴趣，对共产主义也无半点同情心。从这一事件能看出来，当时阿西莫夫的知名度有多高！

60年代阿西莫夫最成功的非作品是《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1959年5月，基础丛书出版社的雷昂·斯沃斯基请阿西莫夫写这本书。在50年代晚期，阿西莫夫已被视为科学界的全能者，这一名声不断扩大。斯沃斯基到他在纽顿街的家中找他，建议他为既聪明又有兴趣的门外汉写一本科普读物。阿西莫夫认为这是个野心勃勃的想法，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喜欢迎接这个挑战。阿西莫夫从来就是个喜欢别人拍马屁的人，斯沃斯基深知这一点并已做好了准备。他极尽奉承之能事，吹捧阿西莫夫本人及其取得的众多科学成就，并表明全美国只有他一人能胜任此项工作。斯沃斯基为这本书预付了1，500美元——这是到那时为止，阿西莫夫收到的数目最大的一笔预定金。最终，还是钱起了作用。

会面后没几天，合同就寄来了。就在阿西莫夫刚在上面签字然后给斯沃斯基寄回去的片刻，他突然对在一部书中要解释如此众多的科学科目感到了紧张和不安，几乎要终止了整个计划。最后，他又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鼓起足够的勇气签了合同。

非常重要的是，这次阿西莫夫找到了珍尼特商量是否接这部书。7月，他给她打了电话，告诉她这笔交易并解释了自己惶恐的原因。珍尼特告诉他，她认为这个构想听起来不错，他肯定有能力写这本书。挂上电话后，不一会儿他就在合同上签上了字。那个周末，这份合同就回到了基础丛书版社。

早些时候，这部书的书名一直是争论焦点，斯沃斯基之所以以它为名，是因为它让他想起了萧伯纳的《聪明女士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指南》。阿西莫夫认为《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专门写给优秀人物看的，将会影响到销售，因此建议将书名改为《科普指南》。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斯沃斯基时，这位出版商却不以为然。他声称，他起的书名将真正产生促销效果，因为买书的人即使不聪明，也会认为自己是聪明的。阿西莫夫承认了这一点。

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当时竟没有一个人提出来，这个书名可能带有性歧视倾向。在今天，像《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这样的书名肯定会被出版社当作笑柄而否决掉，但在50年代末，尚未有人意识到这个名字简直是大男子主义的表现。数年后，因为这个书名的缘故，许多人开始纷纷指责阿西莫夫。他只得声称，书名中所指的那个聪明男人实际上是作者本人，才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

10月初，阿西莫夫终于开始了这项新的创作。

斯沃斯基的最初计划是写一本由1901年起至1960年止的科学概览。阿西莫夫很快意识到这并非写这部书的最佳方式。在从事按年序的科学知识介绍文章写作时，首要规则是必须先介绍一下上世纪的科学成就，而不能武断地确定一个日期，再假定各领域的科学都是由那时开始的，因此从1901年写起是毫无意义的。阿西莫夫认为，介绍整个科学领域的唯一途径，只能从宇宙写起，然后往下一步步介绍人类的各种知识，最后归结到人类的智慧；在介绍各门学科时，又按历史发展阶段来划分，首先介绍它的最初发现或最初的理论应用，然后沿着历史的发展一直介绍到今天的情况。阿西莫夫的推理是，所有的学科在其早期都是简单的，介绍每一学科的起始使他能在由过去走向现在的介绍过程中一步步地揭示越来越深奥的知识，逐渐促进人们的认识。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模式，阿西莫夫在他其他的几部书中曾反复使用。

为了尽量使书写得精彩些，并让人们产生敬畏感，他把无知的人都写成了恶棍，而把优秀的科学家写成了努力探索宇宙奥秘的英雄。

与往常一样，他的创作速度出奇的快。11月时，他已完成了全书的第一部分。尽管创作前他曾有过惶恐，但在动笔后他发现写起来很容易，每天能写1万多字。到1960年2月2日他40岁生日时，阿西莫夫写完了《指南》的初稿。这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中，他竟写了40多万字。

尽管阿西莫夫未按斯沃斯基最初要求的方式来写这本书，但斯沃斯基在11月读完寄给他的这部书的一个小片段后非常激动。面对阿西莫夫清晰而富有逻辑的格式安排，他迅速意识到自己原先的方式是愚蠢的。但他对《指南》提出的建议又引起了极大麻烦。

1960年2月，除最后两章外，阿西莫夫将书稿交给了斯沃斯基。因为篇幅大长，一卷无法出完，斯沃斯基打算将书的容量删掉一半。阿西莫夫被激怒了，坚决不同意这一决定。他还差两章没完成，因此决定不将这两章交给斯沃斯基。他不会归还预定金，并且万一被迫妥协，他也不会主动找斯沃斯基谈话，相反地，他决定坐等对方的反应。

斯沃斯基用了两周时间才转过弯来，终于做出让步并打电话告诉阿西莫夫不会改变原稿，同意分两卷出书。

但故事并未结束，又冒出了另外两个不同意见。当全稿交付完毕，阿西莫夫收到校样时，斯沃斯基宣称他已找人为此书写了篇序言。不知何故，阿西莫夫很痛恨让别人为他的书写序言，因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但这次斯沃斯基取得了胜利。当得知作序者是乔治·比得尔时，阿西莫夫收回了抗议，甚至转而表示感谢，因为他非常崇敬比得尔。这位卓越的遗传学家竟然愿意为他写序，着实让他感到荣幸。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是关于书的编辑，问题更为严重。斯沃斯基承诺过不会将书一分为二或将它压缩为一卷，但当阿西莫夫收到编辑过的校样时，吓了一跳，他发现至少有30％的素材被删除了。

由于斯沃斯基习惯了为科学家编辑著作而并不擅长为专业科普作家服务，他已养成了将文章中多余文字删除的习惯。其实，阿西莫夫的非作品极为简练，并且措辞严密，并没有多余的字，这就意味着斯沃斯基过于严格的编辑使得文章面目全非，许多地方已看不出原文的意思。如果斯沃斯基这次得逞了，这本书恐怕得改名为《看不懂的科学指南》。

阿西莫夫立刻找到了斯沃斯基，要求将所有删除的部分复原。接着他念了一遍原文，将所有删除的部分又加了进去，并简洁明了地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删去的原因。然而，他发现自己的速度并不够快，既没来得及将被删除的部分复原，也没时间将错误之处更正过来。结果，这部书就这么进了印刷厂，破绽百出，前后不一致之处甚多，解释也含混不清。

因为斯沃斯基的弄巧成拙，本应为自己的成功感到得意的阿西莫夫，最终只能视《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为耻辱，并一直将此书列为他最不喜欢之作。收到给作者寄的样书时，他甚至懒得翻开封面。幸运的是，公众与评论界并不这么看待，它受到了一致好评，并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

1960年10月，在《指南》出版的那一周，阿西莫夫首次接受了《新闻周刊》的采访，访谈录登在了1960年10月5日的《新闻周刊》上。由于这部书在全国各地都受到了好评并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它马上成了畅销书。不久之后，阿西莫夫也名正言顺地称此书为“他的非类作品中的《夜幕》”。

书的预付金很快就偿清了。1961年11月，当收到第二张版税支票时，面额竟是25，600美元。阿西莫夫又惊又喜。这是他在大学任教时薪金的4倍，同时也是他迄今为止所见过的数额最大的一张支票。

《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获得如此如此神奇、迅速的成功，这无疑令阿西莫夫兴奋不已，但与此同时，他又有些莫名其妙的沮丧。他认为，这张支票标志着他已到了顶峰，从此以后他只能走下坡路了。其实他这是把人忧天。《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一直畅销不衰，尽管后来它再未让他收到面额如此之大的支票，但他每年的创作收入却持续看涨。

1964年，阿西莫夫愉快地接受了让他对该书进行重新编辑的邀请，这使他有了机会改正头版中的所有错误。新版本将两卷合为一卷，并更名为《聪明男人的科学新指南》。这本书一直令阿西莫夫感到自豪，并且销路也不错，为阿西莫夫在整个60年代中不断增加的收入又做出了一份贡献。

到创作《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时，阿西莫夫已为自己的非类作品创作建立了一套工作系统，并找到了令人羡慕的创作节奏。他对写作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热情，这使得家中摩擦不断，但同时也使他保持了惊人的创作量。

阿西莫夫发现，他的创作速度如此之快，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能自如地从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他从未有过写不下去的时候，部分是因为他热爱写作这个过程，但同时与下述事实有很大关系：他如果写累了或厌倦了某部作品时他能轻而易举地转到手头另一部作品的创作中去他还发现，只要快速地一遍几天或几周前一直在写的作品，他就能毫不费劲地继续接笔往下写；但这只适用于非作品的创作。他一贯坚持在写故事时，歇笔的时间越少越好，以避免为重新投人故事、寻找人物的感觉而花费大量时间。

阿西莫夫不仅在写作时速度惊人，他修改稿件的速度也是一流的。他的一条规矩是，除非情况极为特殊或有非常好的理由，否则他只对作品修改一遍。此中理由有二：第一，如果一部作品修改得过于频繁，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味道。这倒也合情合理。第二，修改一部作品时间过多，将会耽误下一部作品的创作。对于此条理由，我不敢苟同。

阿西莫夫最伟大的天赋之一，就是他总能直截了当地说明事物。其作品的一致性在和非创作中是罕见的。并且他总能准确无误地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但在其他方面他也有草率之处。从其创作量之大及写实作品题材范围之广这方面考虑，他确实没出什么实际差错；但如果能对书中的许多地方再稍事修改，可能会使作品更为出色。遗憾的是，阿西莫夫的专横态度，往往使得与他合作的许多编辑无法真正对他的作品进行任意修改。

毋庸质疑，阿西莫夫是一位无人能及的科普大师。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写了许多书，而且与他天生的施教能力有关。他是个超级解说员，热爱传授知识并发现自己能将这一才能与另一项更大的爱好——写作——结合起来。令他高兴的是，他发现这一组合还能令他致富。

作为一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赢得了国际声誉、巨大财富以及世人的尊敬，但即便如此，他仍一直为自己离开学术界，成了一名作家而感到内疚。他深知自己不是，并且这辈子也成不了一名真正的学者，但在骨子里头，他却奇怪地认为自己光写科学而不从事实际科学研究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最能体现他这种心态的，莫过于他在得到赏识其作品的科学家赞扬时所表现出的那股高兴劲儿了。到60年代末，阿西莫夫每周都要收到众多的书迷来信，但只有那些真正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们的来信，才能给他带来最大的喜悦。

阿西莫夫喜欢创作过程中研究阶段的工作，但只有真正的写作过程才能给他以最大的满足。他曾说过：“……我不为别的，只为写作而活着。”1《欢乐永存》第275页。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看成某种奇谈怪论，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观点：研究是很愉快的，且使他受益匪浅，但对他而言，与真正写作时体验到的那种喜悦相比，研究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对于阿西莫夫成为写作狂的根源，曾有过多种理论，我认为应该更深地究其原因而不能只听他自己的一面之词——他认为，只要以如此有序的方式从事写作才能向自己证明，他是在做一项“正当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他表明自己像父亲多年辛勤经营糖果店那样努力地工作的唯一方式。也正是这强大的工作信念，使他如此在乎书的数量，并时刻被一种危机感所驱使着。

到6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即使就此搁笔，也能让一家人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那时，钱已不再是基本动机，但小时候就已植根于他心中的对贫穷的恐惧一直困扰着他，使他一生对钱都非常小心在意。

完成《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后，阿西莫夫写了许多系列书，所涉及的题材日益广泛。与此同时，他开始了一套大型科学传记的创作。

这套出版时名为《阿西莫夫的科学与技术传记百科全书》的著作花了他三年时间才写成，共有50多万字，比《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的原稿还要长，也比正式出版后的书要长得多。这部书由为古今各国最重要的1000多名科学家的小传组成，1964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直到80年代仍反复再版。至今，它仍被当作一本工具书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图书馆中得到广泛使用。

双日出版社特意在书中加入了作者的名字，阿西莫夫的声望由此可窥一斑。阿西莫夫在创作时用的书名为《科学与技术传记史》，但他的编辑汤姆·斯隆息却不喜欢这个名字，称“‘史’这个字是影响销售的毒药”1（时代的变化是多么快！我想，如果汤姆·斯隆恩先生是《时间简史》的作者，一定会对这本书火爆销售量感到乐不可支）。双日出版社的销售员已注意到了阿西莫夫的名字在市场上的分量，因此建议换个名字。他们绝对是正确的！到6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被视为是电视、广播节目中的科学代言人，其名声已是家喻户晓，加入他的大名，无疑将使此成为一本热销书。

1《欢乐永存》第306页。

完成这部科学传记后，阿西莫夫开始写一本有关《圣经》分析的书。可以预想得到，书名自然是《阿西莫夫圣经指南》。这部书是与《神奇的旅程》同时进行创作的，分为两册，第一册于1968年出版，第二册也在第二年出版。

在分析完圣经后，他毫不担心可能会累着自己，又转而吹毛求疵地分析起了莎士比亚。结果他又完成了两卷本的巨著——《阿西莫夫莎士比亚指南》。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打住。整个60年代，他一边写大部头的作品，一边还写了几本关于历史的书。1962年夏天，他写了一本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书《赢得解放的风筝》后，又开始他的历史作品题材的创作了。

这又是一本引发作者与编辑之间矛盾的书。该书是与豪顿·米弗林出版社签的合同。阿西莫夫与这家设在波士顿的出版社有着极好的工作关系，并且为它写了许多成功之作。问题出在按计划，《赢得解放的风筝》将被编人一套系列丛书，投放到少儿市场，阿酉莫夫的手稿显然不符合要求。

几乎是刚收到手稿，丛书的编辑斯德林·诺斯就将稿件退给了阿西莫夫，并给整篇文章做了修改。阿西莫夫怕他与斯沃斯基之间的旧事再重演，当即决定收回原稿，并给他在豪顿·米弗林出版社里最熟悉的一位编辑——成人非作品编辑奥斯肾欧尼打了电话。欧尼很快意识到问题与阿西莫夫的写作无关，只是他的作品与系列丛书中其他作品的风格不相符合。为了不使它白白流失掉，欧尼决定单独出版这本书。

正由于此，《赢得解放的风筝》成了阿西莫夫最喜欢的书之一。这本书虽然没赚到什么钱，而且是他所著的最默默无闻的书之一，但他本人却对它情有独钟。这完全是一部他自己的作品，没有一丝编辑的痕迹——这对阿西莫夫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他如此渴望掌握对自己作品大部分的编辑控制权，这正是他过分自信的又一表现。尽管他将这种对自己能力的强大信心归结为“毫不谦虚”，但这其实是他人格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方面。在他眼中，没人能比他更好地写出有关科学的作品，因此他憎恨编辑对他的作品进行删改，他认为过是一种干扰。在有了与斯沃斯基的经历后，他发现很难罚对非类作品编辑产生信心；但说到，阿西莫夫多少松了口气。他知道更重观点，因此也愿意承认，旁观者的意见是有价值的。

尽管《赢得解放的风筝》没能创造什么经济效益，但在其他意义上，它却独具重要性。阿西莫夫写此书时感觉很好，结果发现自己非常有兴趣按同样的方式写一系列历史书。第一部是《希腊人》，仍由豪顿·米弗林出版社出版。阿西莫夫总爱向人夸耀奥斯汀·欧尼是如何接受了他创作《希腊人》的想法并跟他签了合同的。但欧尼接着申明，他只想要一本关于希腊人的书，而不是两本，一本关于希腊人，一本关于罗马人；如果《希腊人》情况不错，他才可以考虑让他写另一本书。

两个月后，《希腊人》出版了，阿西莫夫径直去找欧尼。欧尼觉得这本书确实不错，并对最近的销售情况感到满意。受到鼓励的阿西莫夫提醒他曾说过看《希腊人》情况如何再决定是否写部罗马人的作品。

欧尼记起了这事，他让阿西莫夫放心，并说他随时都可以开始写那部有关罗马人的著作。听了这话，阿西莫夫马上从包里一把拽出已经完稿的《罗马共和国》，扔在欧尼的桌子上。欧尼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后，不禁哈哈大笔，接受了书稿。

阿西莫夫纯粹是由于无法抗拒在创作《希腊人》的同时撰写罗马人的诱惑。当时，他已对自己的能力及作品在市场上的销售情况有了充分的信心，因此也敢于冒这个险。然而，即使出版社不接受这本书，他仍愿意写，这对他来说乃是一种乐趣。

虽然，阿西莫夫的历史书和文学评论的销路不如他的科普系列那么好，但还是不错的，因此他的出版商，尤其是豪顿·米弗林与双日出版社，决定继续出版这类书。阿西莫夫在完成《罗马共和国》之后，又接着写了《罗马帝国》、《埃及人》、《近东》、《黑暗时代》、《英格兰的形成》等。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60年代内完成的。在70年代早期，他又写了其他几部作品，这些书从法国历史开始，一直写到了美国的历史和康士坦丁堡的历史。

对于60年代末的阿西莫夫来说，他几乎对写历史着了迷，他对《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说：

从1939年到1949年，我认为自己是个科幻作家；从1949年到1958年，我仍然自认为是个生物化学家；从1958年到1965年，我认为自己是个科普作家。现在我不知道该把自己看成什么，我的兴趣是历史。1哈维·安罗森的文章载《新闻周刊》，1967年3月18日。

阿西莫夫在创作系列历史书、大型百科全书《神奇的旅程》及偶尔也来几篇科幻小故事和其他各种非类纪实文学作品的同时，还在《幻想与科幻》杂志上定期发表专栏作品。这本杂志被通称为f＆sf。这一新任务开始于1958年，那时他在一本短命的杂志《冒险科幻》上发表了四篇作品，而这个杂志的编辑罗伯特·密尔斯同时也在给《幻想与科幻》杂志兼职。《冒险科幻》杂志倒闭后，他问阿西莫夫是否愿意写一个每月4，000字左右的专栏，内容不限。阿西莫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第一篇文章是有关地球与月球表面的大气灰尘。在那以后的数百篇文章中，他几乎无所不写，从数学难题一直写到了女权运动——全凭阿西莫夫的高兴。这本杂志的销路一直不错，直到今日仍势头不减当年。阿西莫夫一直坚持着他的专栏写作，直到1991年因健康状况恶化而无法写第400篇文章为止。这个令人难过的事实使他痛苦万分，因为他对数字的追求是那么的狂热，而且写作又能给他带来欢乐！

就是通过这个固定的专栏，阿西莫夫创立了自己友好、坦诚地直接诉诸读者的风格，并频繁地运用于写作中。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介绍栏中被称为“好医生”，后来阿西莫夫就极为可爱地用此称谓来称呼自己。

定期专栏有诸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使阿西莫夫在科幻界中还保留了点影响。这本杂志基本上是面向科幻小市场的，因此阿西莫夫的名字仍然留在了读者们的心中。

阿西莫夫从《幻想与科幻》杂志专栏获得的另一个收益，则是他每季都精明地将专栏文章收集成书，交给双日出版社出版。刚开始时，他并没有预见到这一收益，因此1962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事实与幻想》，是从他的第31篇作品才开始挑选，最后收集了阿西莫夫喜爱的17篇文章。后来，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专栏文集，几乎是每年一本，直到他去世。最后一本文集为《极限ii》，由杜鲁门一塔利图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将这些文章收集成书，阿西莫夫试图同时实现两个目的。一方面，他确实觉得应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这些文章并且应该将它们收集成册，冠以如《阿西莫夫谈天文学》或《阿西莫夫谈数字》这样的书名；但另一方面，此时的阿西莫夫对自己出版书的数量的狂热追求已占了上风。摘自《幻想与科幻》杂志专栏的文集使他所出之书的数量大增。虽然，到他去世时阿西莫夫所出的书总数已达467本，但这多少带有点欺骗性，因为其中包括了许多诗集与科幻集重新组合成的再版（《三角》是个例外。该书由双日出版社于1961年出版，是由《空中卵石》、《繁星若尘》和《宇宙之流》合订而成的集。由于书中未曾加一个字，阿西莫夫觉得把它列为新书，名不正言不顺，让他很失望）。正因为他在1964年对《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作了如此之多的改动，结果他把《聪明男人的科学新指南》也列人了新书的名单。

阿西莫夫对自己所出著作数量的狂热追求是他一种非常奇怪的性格特点，同时也成了尽人皆知之事。在他事业的相对早期，出了可能有四五十本书后，他的高产就已经引起了记者们的关注。1969年，《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做了总结，给阿西莫夫访谈录冠以这么一个标题《艾萨克·阿西莫夫——写了7，560，000个字的人》1。

1刘易斯·尼科尔斯的文章载于1969年8月3h的《纽约时报》。

旁人不一定能真正理解阿西莫夫对数字的狂热。早在1957年12月，在离开波士顿大学前，他已出版了24本书。就在那时，他首次萌发了要写100本书的念头。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杰特鲁德时，她颇不以为然，一针见血而又苦涩地说道：

有一天，艾萨克，当你感到生命快到终点时，你会想起自己竟在打字机边花了那么多时间，你会为自己错过了原本可以享受的一切快乐感到惋惜，你会为自己浪费了那么多年的光阴而只为写100书感到后悔，但那时，什么都已经太晚了。1艾萨克·阿西莫夫：《作品100》引言部分第14页，波士顿豪顿·米弗林出版社1969年版。

自60年代初起，阿西莫夫不仅以他的科幻及科普作品闻名天下，他的创作量之大也让他声名远扬。70年代中，他在纽约参加一个狂欢晚宴时，碰巧遇见了流动陆军外科医院的爱兰·爱尔德。当阿西莫夫做了自我介绍后，爱尔德看着他，嘲讽道：“你好啊，怎么不在家里写书呢？”

甚至，阿西莫夫的惊人出书量还被写人了一部科幻之中。在罗瑞·巴内斯与戴米恩·布德瑞克合著的《效仿》中，有这么一段对阿西莫夫对数量之狂热的有趣讽刺：

“你看过阿西莫夫早期创作的亲犹太人诗作吗？《犹太人被放逐前》，就是他在2000多年前写的那部作品？”

“孩子，我有个规矩，从来不看古典作品。我只听说过那个指导编纂了《阿西莫夫的银河百科全书》的阿西莫夫，这个书名也太狂妄了。”

“我说的就是他。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认为他狂妄呢，毕竟是他写了这部书啊。”

基因雕刻家猛地打了个冷颤，并把手放到了她的裙子上，说：“什么，所有的5000册都是他写的？”

“小心你的指甲——是的，他是个工作狂。这可怜的家伙，没有别的事干。当他们创造出永生的程序时，他已89岁了。如果你有兴趣，数据库里还有一篇回顾他的作品，叫《作品6000》。”阿西莫夫可能永远也写不出《作品6000》，但早在1969年，他的《作品100》倒是出版了。

1968年秋天，阿西莫夫与奥斯汀·欧尼及豪顿·米弗林出版社的其他几位编辑在波士顿共进午餐时，首次产生了写一部书回顾阿西莫夫出版的前99本书的想法。他们谈到了他所出书的总数。阿西莫夫指出他刚收到第97本书《黑暗时代》的样本，另外还有7本书正在印刷中。这时欧尼建议，第100本书应该特殊点，可以是前99本书节选片段的合集，其间穿插对作者的一些个人看法，将这些片段连接起来。

自然，阿西莫夫很喜欢这个主意，正如他自己所言：“任何一位虚荣透顶、妄自尊大的作家——比如，我本人——都会愿意写这种书的。”2

1罗瑞·巴内斯与戴米恩，布德瑞克：《效仿》，这段文字亦可见于布莱恩·艾尔迪斯与戴卫·温格罗夫：《一兆年的狂欢》，伦敦帕拉丁出版社1988年版。

2《作品100）第15页。

这本书于1969年10月出版，当时阿西莫夫已写了100多本书。他的新作有的业已付印，继《作品100》之后即将出版。

豪顿·米弗林出版社在波士顿为这本书的发行举办了一个庆祝会。当阿西莫夫满面春风地与波士顿的朋友们周旋时，他一定又在暗暗地想在有生之年还能写多少书了。他马上就要过50岁的生日了，在过去的19年时间里，他共写出了100多本书，私下里，他可能在梦想着将这个数字翻一番，以便在10年之后，能参加另一个庆祝他《作品200》的出版。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即便是在阿西莫夫最狂妄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360多部作品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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