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葛素芹走后，邓一群也没有了睡意，他走到阳台上，看到了屋外城市黎明的曙光。那种曙光与农村清晨的曙光迥然不同，灰暗里透着一些亮色，或者说亮色里透着一种灰蒙蒙的暧昧。这个清晨并不清新，在这个城市里，一夜过后，给黎明带来的是夜间还没有来得及消解掉的肮脏和污秽。

他这样一个农村出身的青年，在这之前，他也制造了暧昧与龌龊。这像是一个没有秩序也缺乏道德的沉沦社会，大家都像是处在一个醉生梦死的境况里。不！这个社会并不缺乏秩序，也并不缺乏道德，缺乏秩序和道德的只是作为个体的人，这个体的一个个就组成了一条河流，宽大而泛滥，滚滚东流，不可阻挡。

葛素芹无疑是他生活里的一个受害者。但她现在也并没有这样感觉。她感觉不到她就不是。他感觉到了，而他却并不是要刻意地加害她。他想：这段恋情就这样结束了？她对他一点要求都没有？

他内心还是沉重的，有一份挥之不去的深深内疚。

邓一群吃了早饭，骑着车子上班去。

城市秋天的早晨有了些凉意，在浅浅的灰雾里，那些建筑物看不真切，也是灰蒙蒙的，看起来像一幅年代已久、蒙上了灰垢的油画。他一边骑在车上，一边想：我要明确地和肖如玉建立关系，和葛素芹至此结束——他们一个晚上做了多少次爱啊！那简直是发疯。一遍又一遍。他感觉像是把他一辈子的***任务都做完了，做够了。他可以结束了，没有任何遗憾。

他要打电话给邓阿姨，向她表示感谢，并告诉她，他现在和肖如玉关系发展得非常好。看起来，他们的这桩婚姻不错（如果最后他能和肖如玉结婚的话），作为邓一群，算是他在这个城市找到了一个归宿。他们之间有爱情吗？邓一群想：在别人眼里，他们应该有。但他知道，事实上在骨子里，他们只是一种男女关系。

一种鲜明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泛物质的男女关系！

他听到了远处钟楼发出的钟声，在钟声里，他在心里兀自笑了，心想：我怎么成了一个哲学家？这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啊。

在当今的生活里，当一个哲学家不仅是可笑的，简直就是可耻的。哲学家本身事实上并不可耻，可耻的是芸芸众生只有你一个，所以，这时的你才是可耻的。你必须和大家一样。一样了，就平等了，就可爱了，你做得再出格，别人也不会指责你，因为你不过是至多比别人向前多跨了一步。

想到这里，他的心情就格外好起来。一切旧道德，在他心里就不复存在了。

［39］

已经过了新年，陵州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

城里城外一片洁白。

机械厅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贝劳共和国的一项投资赔了七百多万。周润南厅长出了点小小的事故，去海南时摔了一跤，把腿摔伤了。中央明令不准国家机关办实体，机械工业厅就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公司撤了，那些曾经是小公司的头头们在经历了商海的波澜后又回到了机关当起了处长或副处长。一切太平无事。商场转为个人承包，宾馆则变为省机械行业干部培训中心。宾馆的经理被检察院抓了，据说有经济问题。机关里的人都猜测这一下很可能就要牵扯到厅长周润南，但半个月后，经理又出来了，说是并没有什么经济问题，而是因为和外省的一家单位有经济纠纷，被对方的公安局给抓了。厅长周润南找了各种关系，一直通过那个省的公安厅的一位厅长签字，才把人放回来。到处是三角债，我欠你，你欠他，他欠我，就这样丝丝缕缕地纠缠，理也理不清，扯也扯不完，公安、检察忙着抓人，你抓我，我抓你。好在人放回来了，放回来就好，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或者说心里的悬念得到了解脱。

周振生倒是真的被抓了，什么原因，众说不一，被判了十一年。邓一群和处里的人都感叹不已，觉得这样很不值。回头看看周振生，都觉得像他这样一个好人真不应该下海。处里的头头说到这件事的时候都用一种教训的口气，劝年轻人好好地安心工作，不要轻举妄动。

邓一群迫切需要马上和肖如玉确立关系。

虽然他们恋爱得很正常，而且关系越来越紧密，但邓一群更需要马上就能解决婚姻。有了婚姻，他就不一样了。在和肖如玉相处的那些日子里，他又去过邓阿姨家几次。他没有主动，邓阿姨也就摆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这样的关系真是奇怪极了。但邓一群心里知道：邓阿姨已经知道不再有什么作用了。

谈琴谈了男朋友。

她的男朋友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研究生，小伙子个子有一米八○，白白的脸，戴一副眼镜，看起来很文静，有书卷气。

田小悦突然被宣布提拔为财务处副处长，也是机关里最最年轻的女处长。

为了庆祝田小悦的高升，处里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仪式。仪式当然就是吃饭。那天晚上，邓一群的情绪特别压抑。在机关里，田小悦、他、机关党委的小赵、劳资处的小倪等等都算是一茬的，但这帮人都提了，偏偏只有他还在原地没动。是他不能干吗？他的表现是机关里面公认的，不仅熟悉业务，平时文章也写得好，有时候处长的讲话都是他来写。一句话，他没有后台，他还需要耐心等待。他不能耐心，他感到巨大的不公。在计划处，就是他事情干得最多，而提拔却没有他的份。难道是他命该如此吗？

在机关里，他处处能够感觉到不公正。他想起周振生对他说过的话：一定要当官。如果不去当官，那么就不如下海经商。而邓一群是不可能走像周振生一样的路的。半年前，机关里再次调整房子，很多人都分到了房子。本来小赵和他是住在一起的，后来小赵也分到了房子，一个三居室的房子。当时自己心里想：小赵搬走后，它就属于我的了。可是办公室却通知他，空出的房间改作后勤科的仓库，连宣传处的一只淘汰的旧档案橱都搬到了他宿舍的客厅里来了。邓一群想去吵，但后来终于忍住了。

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在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我一定要当官，一定要出人头地。一旦有那一天，我一定不轻饶这些狗杂种。

如何才能当官？快点找到后台。他想。要快点成为肖家的人。他已经知道，肖如玉的父亲、哥哥、姐夫都是官。

那个晚上，田小悦的笑在酒桌上无比灿烂。她是个有魅力的年轻女人，而且左右逢源，向处长敬，向副处长敬，向同事敬……笑得甜，态度也谦恭，简直不像一个处长……年轻的处长都这样，半年下来，就又是另一副面孔了。为了不致使人说闲话，现在还必须做得像过去一样——一个科长的样子。她也向邓一群敬，大咧咧地说：“一群，来，我敬你一杯，祝你心想事成，早日找到女朋友。”桌上的人都笑起来。仅仅是找一个女朋友的问题？我难道仅仅是找女朋友？邓一群站了起来，陪着笑，什么也不说。她肯定也感觉不好说别的什么，怕刺伤他。说女朋友仅仅是一个幌子。我操！我不需要她这样，她知道我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东西。我在她眼里算什么？一个失败者？一个可怜虫？

邓一群那天晚上喝得大醉，但他没有失态说胡话。很多人在酒后说一些不该说的话，而邓一群他喝醉酒从不说醉话。他能把自己隐藏得很好。

葛素芹走了，回老家去了。她老家的一个弟弟外出打工，在一个建筑工地上，一条胳膊被机器铰断了，成了一个废人。在农村要是一个劳力成了废人，那他的一生可就毁了。

邓一群想起葛素芹走的时候几乎哭成了一个泪人，他问她还回不回来，她说她也说不好，尽管她想回来，但是可能性已经很小了。她的根在乡下。看着她那个悲伤而可怜的样子，邓一群突然发现她的眉眼中，有些神情像他的妹妹，可爱的妹妹。想起这么长时间的恩恩爱爱，邓一群也不由掉出泪来。葛素芹看他流了泪，也就止住了。

“你以后还会想到我吗？”她问。

“傻瓜，这还用问吗？”

“你爱你女朋友吗？”她问。

他想了一想，说：“爱，也爱。但我最爱你。你知道的。”

她低着头，咬着嘴唇，说：“我好羡慕她。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我就是做了一个梦，一个美丽的梦。”

邓一群说：“你后悔了？”

“不，我不后悔。一个人有一次真正的爱就够了。”她眼睛望着远处。美丽的城市就在眼前，而她马上就要离开了。她要回到乡下去。“你会幸福的。”她说。

这是她的祝福，邓一群想。

“我……对不起。”

“别这么说。”她说，“我知道你的心思。”

邓一群内心里觉得自己真是卑鄙透了。

“你将来还能想着我就行。”

“回去以后给我写信，好吗？”

她泪又流了出来，默默地点点头。

“不要哭了。”他说。心里想，她这一走，他真的就轻松了。

“不要恨我。”他说。

“不会的，真的，你放心。”她说。

他拿出一千块钱，让她带回去，她却怎么也不收。邓一群倒是希望她能收下。收下他就能安心了，而她这样，倒让他感觉欠了她一笔不大不小的债。他把她送上了长途汽车，看着车子开动。在汽车出站的刹那，他看到她从车窗探出头来，脸上全是泪，就像是水洗的一样。

就在新年后不久，邓一群第一次去了肖如玉家，拜见她的父母。根据肖如玉的安排，他特意选在晚饭后那段时间。那天他下了班就在机关食堂里吃了饭，看看天色已经黑了，就到办公楼下面的商场里转了转，想买点东西。新女婿上门，断不能空手的。但面对那琳琅满目的商品，他不知买什么是好。犹豫了半天，终于决定拎上两罐雀巢咖啡，然后坐上了一辆出租。

外面天寒地冻。

路上不好走，到处都是积雪。路面已经结冰了，车轮驶过时只听得一片嘎嘎嘎嘎的碎冰片的声响。车里打了空调，很暖和。司机是个中年瘦男人，一路不停地用陵州脏话咒骂着路面，咒骂着天气，咒骂着生意。他对现实生活充满了抱怨，抱怨这抱怨那，对所有的一切都不满。邓一群心想：这真像人们说的，一边吃肉，一边骂娘了。在这个社会，出租车司机应该算是高收入人群。不听这话倒还好，一听这话，瘦子叫得更凶了，说他要交这样费那样费。邓一群也搞不明白什么费什么费，但算一算可能确实也不低。

街灯都已经亮了起来，快到圣诞了，街灯红红绿绿，很是好看。这些年，西方的好多节日中国人也过了起来，想必不过是图一个热闹。坐在出租车里的邓一群心里想到了农村，自己的老家这时候是一种什么样子呢？寂静无声，连一声狗叫也听不到。这年头狗居然也生了一种叫“狂犬病”的东西，是绝症，可能类似于人类的艾滋病吧。于是村村杀狗。原野上一片洁白。荒凉干净。妈妈对他迟迟没有结婚已经急了，他们放心不下，他们不理解。说到底，还是他们不懂。他和家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那么像他这样的家庭，肖如玉家能够接受吗？他想不准。

坐在车里的他心情有些忐忑起来。

肖如玉家虽然住的是个大院子，但那个大院子却非常干净。他看到这个院子与一般院子的不同。一般院子不会像这里这么干净宽敞，有这样的假山和树木，而且，一般的院子里的车棚里，停放的都是乱七八糟的自行车，这个院子却停了不少辆轿车，看来都是干部们的专车。

他来到她家门前的时候，心咚咚直跳。喘定了气，才摁响门铃。

他没有想到他们一家还在吃饭，一大家子人围在桌前吃着一只热气腾腾的火锅。在他的面前，是一个很大的明亮饭厅。非常豪华的装修。有点像单位里的会客室。他有点不知所措。弯下腰，随手就把那咖啡放在门口（他这样的一个动作，给肖家的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太老实了）。肖如玉看到他笑了一下，问他吃了没有，他说已经吃过了。他感觉一桌子的人眼睛都在看着他，他没敢细看，只觉得有好多人。那些人也问他吃了没有，要不还可以再吃点，他连声说不用了。肖如玉感觉到了他的拘谨，就请他到她的小房里去坐。

肖如玉的房间不大，但布置得非常好，也很干净。邓一群估计是在他到来之前，她特意收拾过了。一张单人床，床单很干净，淡蓝色的，枕边摆了一些长毛绒玩具，很有意思。一张写字台，一盏台灯，紧挨台灯边上的是一台小小的音响，索尼牌。一张紫色的真皮沙发。一个小小的书柜，里面摆的都是什么英语、日语书，还有金融知识方面的书。

“你们家怎么这么多人？”他问。

“今天不是周末么？我哥哥、嫂子，姐姐、姐夫，一大家子。”她说。

他这才想起来是周末。

“你紧张吗？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她笑着说。

邓一群也笑了一笑，说：“怎么才能经受得住啊？”

肖如玉说：“乖一点嘛，嘴巴甜一点。不要随便讲话，你要注意我爸爸，他喜欢谈点国家形势什么的。”邓一群说：“还谈什么国家形势啊，我又不是国际形势专家，不会谈。”肖如玉说：“你平时怎么谈就还怎么谈嘛。要是我妈问到你家里的情况，你就把农村的形势说得好一点。农村的万元户很多嘛。”

邓一群说：“我们家可不是万元户。”

肖如玉说：“谁要你说你们家是万元户了？现在就是万元户还值什么钱？你记住了，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千万不要乱说。”

邓一群装作听懂的样子，可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搞清楚什么叫该说，什么叫不该说。生死就这一关，从肖如玉的态度看，她很希望他过关。只要她愿意，家庭的作用对她有多大呢？

那一大家子人都吃完饭了，保姆也把什么都收拾好了。邓一群被请到客厅里去坐。客厅很大，红木地板，三面高级墙纸，一面是落地紫红色窗帘。拐角一溜黑色的真皮沙发，咖啡色的茶几。一台进口的24寸彩电。肖如玉陪着邓一群坐在一边。邓一群看到了他未来的岳父，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戴着眼镜，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里的新闻，而眼睛的余光却不时瞟向他。肖如玉的模样长得就有点像她父亲。未来的岳母是个胖子，腰身臃肿，脸上的肉多得好像随时要掉下来，看那眉眼，倒是和善。

肖如玉哥哥的长相，一看就是那种在机关里很有些资格又养尊处优的样子，身体发福了，一张脸胖得肉都快挂不住了，梳着大背头，发丝油滑光亮。从外貌上看，他更多地得到了他母亲的遗传。要是肖如玉和他走出去，别人不会以为他们是一对兄妹。他在省劳动厅调配处是个副处长（而不是副处级。副处长和副处级是不同的，对于这个邓一群懂。他那个处没有正处长，主持工作的就是他，这就说明他很有些权力），他不怎么爱说话，一脸的严肃，这让邓一群感到心理上很大的不适。他在屋里坐了一会，腰里的手机突然响起来，就走到饭厅去了。她的嫂子很漂亮，而且看上去非常年轻。邓一群忍不住就多看了两眼，但他很快就不再看了，知道这样很失礼。而他的连襟不时地同肖如玉的姐姐谈家里的一些事情，很显然他是想让气氛变得轻松一些。

很长一段时间，邓一群找到了感觉：他放松了。肖如玉家里人问他什么，他就答什么。肖如玉的哥哥后来进来了，问了他们单位的一些人的情况，看来，他对机械厅非常熟悉，吓得邓一群情绪上又收敛了不少。奇怪的是未来的岳父并没有像他开始想象的那样要同他谈国家大事，倒是岳母问了他家里的情况，他如实一一地回答了，表现出一副很平静的样子。他个人心里的感觉：这家人对他并不热烈。

那个晚上，邓一群一直到十点多钟才离开那个家。肖如玉把他送出了院门，看他上了出租才回去。在回去的路上，邓一群想：不知事情结果会怎样。有一点他可以肯定，肖如玉是愿意的。有这一点就够了。不过她的愿意并不能说明问题，让他进门，说明她内心里还是想听听家里人对他的看法。她还是在乎他们的看法的。她那样的家庭，对他而言，是生疏的，她家是个官宦之家。肖如玉的父亲是个官，她哥哥是官，她的姐夫也是一个官，听肖如玉说是一家经贸公司的副总经理。这样的家庭他过去从来也没有感受过。回到宿舍，他躺在床上，想：也许是顺利的。他要把这样的关系确定下来。这样的家庭对他是有用的。可以帮助他在仕途上有所发展。这样的想法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非常正常。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简直打灯笼也难找。

该得到的，我一定要得到。如果她家有什么不同看法，他就再去找一次邓阿姨，请她再做做工作。总之，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他在心里暗暗下了这样的决心。

那几天他心里一直很忐忑，备受煎熬。他的那颗心就像悬在一根细细的发丝上，随时都可能断落。他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但内心里的确又一点底都没有。上班的时候也不安心，时时想听到肖如玉的来电，听到好消息。一个小时就像一天那样长，而一天就像等了一个星期。他实在按捺不住，真想打电话直面问她，但他又生怕遭受到失败的打击。他的内心已经非常脆弱了。他已经遭受过两次打击了，他怕再遭受第三次。应该说，如果失败，他这第三次会比前面两次的任何一次都严重。

他在那几天里觉得机关处室里的人看他的眼神都是怪怪的，难道他们知道我的事情么？知道我已经失败了？而我自己还不知道已经失败了。那在他的耻辱史上又将添上重重的一笔。他心里真是很紧张。束手无策中，他再次想起了邓阿姨，给她打了个电话，想听听她有什么消息。然而，邓阿姨家的电话却没人接。也许她是出去了。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后来，他把电话打到她的单位，得到的消息是肖如玉出差去了，已经出去好几天了。

这就是说事情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有什么坏结果。一切都还在悬疑中。但邓一群内心并没有因此而轻松，反倒更沉重了一层。他想：如果她对自己有意思，她出差能不告诉他吗？

一桩对自己发展极有帮助的婚姻飞走了，就像一只小鸟，无声无息。回头想想，他们的婚姻可能性非常小。自己是什么？一无所有。而她的家庭却是优越的。尽管他和她是亲近过，但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城市女孩，思想是解放的。

邓一群那一阵真是悲观极了。

邓一群想不到的是一个多星期后，肖如玉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临时出差，走得急，没有和他联系。肖如玉对他说，她家里的人对他印象还不错。不好，也不坏。这就够了，他想。邓一群不知道，肖如玉的家人对她的婚姻都是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既不反对，也不鼓励。肖如玉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差不多从上学开始，她就开始了恋爱生涯，自己谈的，和别人介绍的），总经历了一二十个，热热闹闹，平平淡淡，生生死死，什么都有过。家里人看着不错的，她在经历了一段日子后，自己不满意；自己满意的，家里人认为一塌糊涂。眼看着年龄一天天地大了，家里人对她的恋爱着急起来，他们恨不得她马上就谈定一个，并且不管如何，他们一定表示支持。她已经是成人了。她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对邓一群，他们说不出什么特别的意见来。总体上的感觉，是不错的。

肖如玉是知道家里人的态度的，但她却不能把家里人真实的想法对邓一群说。她要让邓一群感觉到自己对待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基本上是遵照家里人的意见来做的。这很重要。

［40］

一切步入了正轨，他们开始公开地约会，上街，逛公园。机关里的人也都知道邓一群的对象问题差不多定了。有一次在电梯里，邓一群碰见了办公室郑主任，就是他在心里比较讨厌的家伙。郑主任亲热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邓啊，你的对象原来是肖国藩肖处长的妹妹呀。肖处跟我很熟悉的。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邓一群笑一笑，说：“还没有定呢，定下来一定请你吃。”待郑主任出了电梯，他在心里唾了他一口，“请你吃糖？去你妈的！”同时心里又升起了一股特别的快慰——这就是现实世界，非常功利的世界。毫无疑问，这门亲事对他有怎样的好处，他已经有点看到了。

他们每天都要通电话，而他每个星期则要到她家里去一次。他知道肖如玉家里的人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他问过肖如玉，她说，她哥哥放话，一切由她自己做主，其他人不必干预。听得出来，她哥哥的话对她一家有很大的作用。

对那个家庭，邓一群慢慢开始熟悉起来，未来的岳父过去是位正厅级干部，但若是以他革命的资历来说，他未免“进步”得太慢了些。据说这与他的性格有关。这位准岳父的文化不高，过去只上过两年私塾，17岁就跑出来革命，出来革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阶级觉悟高，而是老家太穷。打了很多仗，死了很多人，他的命大，一路顺利地过来了，当过县委书记、区长、行署专员、法院院长、人事厅厅长、省委副秘书长等等，宦海沉浮，得意过，也失意过，荣耀过，也落魄过，文化大革命中他红过（以他的性格不难理解），但也被批斗过（必然的结果）。要是让他自己自觉地回顾这一生，他肯定会觉得他的失败远远大于他的成功。在他的仕途生涯里，他也记不清自己得罪过多少人，办错过多少事。他的性格中有一些属于偏执的东西，而且有时明知是错误的，他也会坚持到底，特别是在他担任某个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时候。对革命培养出来的感情以及后来所表现出来的信仰热情，掩盖了他骨子里很多属于人性方面的缺点。冷酷的办事方式，使他在离休后，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过去的一些老同事和战友甚至很恨他。

准岳父是个冷酷的人。邓一群能够感觉得出来。他是个非常刚愎自用的人，在家里他可以说一句顶一万句（这只是他的希望）。退下来后，没有谁再听他的使唤了，所以他希望在家里还能发挥这种“余热”。而事实上家里人谁也不听他的，这就让他非常恼火。在家里，他是个非常不协调的人，与老太婆关系也不算好。他是个非常大男人的人。邓一群看得出来，肖如玉的母亲只是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思。

闲下来了的这位老干部，有时还常常以革命者的身份自居。他从枪林弹雨里钻过来的，所以他对邓一群这样通过考试、入学、读书而进城的农村小子就有点不以为然。事实上他们的出身是相同的，但他对邓一群这种进城的方式内心有点小瞧。邓一群当然能够感觉得到，但他不会去说透。他对这位未来的岳父是敬而远之。如果说开始他对他还有些敬畏的话，完全是因为他的身份（一个正厅级干部与他的家庭有着怎样的距离啊），后来他则发现这位离休的高级干部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有时真想不通他这几十年的工作是怎么做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地缺乏人缘。

肖如玉的这位霸道父亲，退下来后没有什么爱好。每天在家里沉默寡言，定时起床、吃饭，然后出去散步，回来后回到自己的房里，坐在那张大写字台前报纸和书籍。报纸有《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邓一群发现事实上他对《人民日报》并不感兴趣，更多的只是做做样子，好像是让家里人不要忘记他曾经是一位高级干部。他只看一版里的重要消息和社论，然后在上面用红铅笔画上一些道道，边上注明必须要注意几点几点，要求家里其他人也一起（事实上家里人根本不关心他的这张报纸，例如他的妻子只读城市晚报）。他的那些红铅笔字写得又大又潦草，非常难看，就像是蜘蛛的腿爬过的痕迹。最让邓一群有时感觉好笑的是，有时报纸上出现什么反面人物的名字，他会在那些名字上打上红叉叉，一如在法院时在布告上打叉一样。当官当出来的职业病，病到了好笑的程度。除此，老人家会爱画两笔，这可能是他唯一像点样子的事情。邓一群有时也装出很有兴致的样子，看他作画，但那画却实在不敢恭维，画得山不似山，水不像水，至于花鸟鱼虫，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根本就没有那方面的天赋，要命的是老人家绝不认为自己是在消遣，而纯粹是在进行艺术创作。

肖如玉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她这一生里最重要的除了孩子，就属于丈夫。在这个家庭里，她帮助丈夫树立绝对的权威。丈夫当权的时候，她跟着享受；丈夫没权的时候，她依旧小心地照顾他的一切饮食起居。丈夫是家庭的中心。退休前她是省级机关里的一位会计，但她对财务根本就没有弄懂过。她是个不肯动脑筋的人。她常常对邓一群抱怨说，现在年纪大了，什么事情也记不牢。她在家里常常感觉很难受，她不喜欢看报纸，同样也不喜欢看电视，出门又不方便，于是只能在家里同保姆拉家常。

保姆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据说在肖如玉家里已经干了好些年。肖如玉不喜欢这位老保姆，嫌她干活不细，择菜择得不够干净（保姆眼睛不好，她自己说是生孩子那年在月子里下地干活被风吹的），菜也烧得不可口等等，但是家里却没有把她辞掉的打算。肖如玉说一是因为她觉得她很可怜，她的丈夫得了癌症死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也都已成家，但他们却一个也不肯赡养她。二是因为这些年来已经用惯了，她妈妈觉得有这个老保姆陪着聊天，可以打发掉不少空虚的时光，日子好过。家里有这样一个人做对照，可以更深更好地理解眼前的幸福生活。老保姆的一些好处是人所共见的：干什么活都是任劳任怨，家里有什么剩饭剩菜总是她吃完，绝不浪费，永不主动提出加工资，上街买菜也总是尽量帮主人家节省每一分钱，在家里从不多话……

邓一群从这个保姆的身上，想到了自己的妈妈。他每年都会寄点钱回去，或多或少，而他妈妈却总是让他不要寄，说让他节省下钱娶亲成家，事实上她的心里有多高兴啊！最近二哥邓一明来信说，全家一年的粮食才卖了不到八百块钱。刚刚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农村生活真的很艰难。由此他更要珍惜眼前的生活，他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娶一个城里女子做妻子，而且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家庭，结婚，生子，这样，他作为一个昔日的农村青年，才算是走到成功的巅峰。

机关里的人对邓一群正式恋爱的消息传播得很快，从他们的话语里，他能感觉得到，他们好像觉得他能找到这样一个家庭是件很庆幸的事情。肖如玉并不漂亮，文凭也不高，为什么他们就觉得他应该感到庆幸呢？无非是因为他的出身，觉得他是农村出来的，家里条件又不好。邓一群心里对他们那种表示祝贺的话语非常反感，但是他却努力克制着，嘴边露出淡淡的笑。一些人妒忌了？

我不够强大，我还缺乏力量。我有了一定的实力以后，他们就再也不敢这样小看我。就像机关的人对待周润南一样，心里有怒，但却还得处处唯唯诺诺，小心地看他的眼色行事。

龚副厅长也很有意思，一点也看不出他像个干部的样子，对谁都很客气，不仅对中层干部，对一般的科员也很礼貌。与周润南相比，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大家觉得他非常亲切，一点架子也没有。在机关食堂里，经常可以看到他就餐时的身影，绝不搞特殊化。人们还看过他的妻子，因为有时他的妻子会到单位里来找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对厅长周润南，龚副厅长总是表现得很尊重，在工作上完全服从他的安排。与龚副厅长最好的，是小车班的那些驾驶员，开会时一起打牌一起喝酒。肖如玉的哥哥同龚副厅长是熟悉的，至于熟到什么程度，她哥哥不讲。一个过去在组织部，一个在人事厅，开会经常会看到。这是表面的，私交呢？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甚至连一点也没有。邓一群有次提到对龚副厅长的印象，肖如玉的哥哥肖国藩处长笑起来，说：“龚长庚是什么人，在组织部呆了那么多年，对场面上一套很熟悉。周润南不会长久的。”邓一群听了唯唯。肖国藩批评他说：“小邓啊，在机关里首先要精明，有很多东西要学。”

邓一群对他这个未来的大舅子充满了敬畏，因为他觉得这个大舅子可以直接影响他的前途。有这样一个关系和没有这样的一种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坚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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