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我们夫妇同

属学部；默存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

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七

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

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

家去住，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不会长久，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干校的地

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下放的日期却只能猜测，只能等待。

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

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

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那年十一月三日，

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默存杂在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

边，低声说：“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我看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

我们挤上了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十一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

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像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

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

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为什么你要先遣呢？”

“因为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你。”

干校的地点在河南罗山，他们全所是十一月十七号走。

我们到了预定的小吃店，叫了一个最现成的沙锅鸡块——不过是鸡皮鸡骨。我

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饭还是咽不下。

只有一个星期置备行装，可是默存要到末了两天才得放假。我倒借此赖了几天

学，在家收拾东西。这次下放是所谓“连锅端”——就是拔宅下放，好像是奉命一

去不复返的意思。没用的东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宝贵的图书、笔记等等，全得带

走，行李一大堆。当时我们的女儿阿圆、女婿得一，各在工厂劳动，不能叫回来帮

忙。他们休息日回家，就帮着收拾行李，并且学别人的样，把箱子用粗绳子密密缠

捆，防旅途摔破或压塌。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

李；这些木箱、铁精，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经受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准备的衣服如果

太旧，怕不经穿；如果太结实，怕洗来费劲。我久不缝纫，胡乱把耐脏的绸子用缝

衣机做了个毛毯的套子，准备经年不洗。我补了一条裤子，坐处像个布满经线纬线

的地球仪，而且厚如角壳。默存倒很欣赏，说好极了，穿上好比随身带着个座儿，

随处都可以坐下。他说，不用筹备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

于家人团聚，等几时阿圆和得一乡间落户，待他们迎养吧。

转眼到了十一号先遣队动身的日子。我和阿圆、得一送行。默存随身行李不多，

我们找个旮旯儿歇着等待上车。候车室里，闹嚷嚷、乱哄哄人来人往；先遣队的领

队人忙乱得只恨分身无术，而随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几双手。得一忙放下自

己拿的东西，去帮助随身行李多得无法摆布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热。已为旁人效力，

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一起，

我们可以放心。

得一据着、拎着别人的行李，我和阿圆帮默存拿着他的几件小包小袋，排队挤

进月台。挤上火车，找到个车厢安顿了默存。我们三人就下车，痴痴站着等火车开

动。

我记得从前看见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的小火轮，送行者就把许多彩色

的纸带抛向小轮船；小船慢慢向大船开去，那一条条彩色的纸带先后迸断，岸上就

拍手欢呼。也有人在欢呼声中落泪；迸断的彩带好似迸断的离情。这番送人上干校，

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决不是彩色的，也

不能一迸就断。

默存走到车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遥遥相望，也无话可说。我想，

让他看我们回去还有三人，何以放心释念，免得火车驰走时，他看到我们眼里，都

在不放心他一人离去。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车开，先自走了。几次回头望望，

车还不动，车下还是挤满了人。我们默默回家；阿圆和得一接着也各回工厂。他们

同在一校而不同系，不在同一工厂劳动。

过了一两天，文学所有人通知我，下干校的可以带自己的床，不过得用绳子缠

捆好，立即送到学部去。粗硬的绳子要缠捆得服贴，关键在绳子两头；不能打结子，

得把绳头紧紧压在绳下。这至少得两人一齐动手才行。我只有一天的期限，一人请

假在家，把自己的小木床拆掉。左放、右放，怎么也无法捆在一起，只好分别捆；

而且我至少还欠一只手，只好用牙齿帮忙。我用细绳缚住粗绳头，用牙咬住，然后

把一只床分三部分捆好，各件重复写上默存的名字。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几部，就好

比兵荒马乱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家门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处去。据默存来信，

那三部分重新团聚一处，确也害他好生寻找。

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队的辞儿，不称“所”而称“连”。两连动身

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

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

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发现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

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我们等待着下干校改造，没有心情理会什么离愁别恨，也没有闲暇去品尝那

“别是一般”的“滋味”。学部既已有一部分下了干校，没下去的也得加紧干活儿。

成天坐着学习，连“再教育”我们的“工人师傅”们也腻味了。有一位二十二三岁

的小“师傅”嘀咕说：“我天天在炉前炼钢，并不觉得劳累；现在成天坐着，屁股

也痛，脑袋也痛，浑身不得劲儿。”显然炼人比炼钢费事；“坐冷板凳”也是一项

苦功夫。

炼人靠体力劳动。我们挖完了防空洞——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建筑，就把图书

搬来搬去。捆，扎，搬运，从这楼搬到那楼，从这处搬往那处；搬完自己单位的图

书，又搬别单位的图书。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积尘三年的图书馆去搬出书籍、书柜、

书架等，要腾出屋子来。有人一进去给尘土呛得连打了二十来个嚏喷。我们尽管戴

着口罩，出来都满面尘土，咳吐的尽是黑痰。我记得那时候天气已经由寒转暖而转

热。沉重的铁书架、沉重的大书橱、沉重的卡片柜——卡片屉内满满都是卡片，全

都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打，贴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来。这又使我惊叹，最经磨的

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弱者总沾便宜；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细事，得空就打点包裹寄给干校的默存。

默存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

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但更有价值的书信都毁掉了，又何惜那几封。

他们一下去，先打扫了一个士积尘封的劳改营。当晚睡在草铺上还觉得懊热。

忽然一场大雪，满地泥泞，天气骤寒。十七日大队人马到来，八十个单身汉聚居一

间屋里，分睡在几个炕上。有个跟着爸爸下放的淘气小男孩儿，临睡常绕炕撒尿一

匝，为炕上的人“施肥”。休息日大家到镇上去买吃的：有烧鸡，还有煮熟的乌龟。

我问默存味道如何；他却没有尝过，只悄悄做了几首打油诗寄我。

罗山无地可耕，干校无事可干。过了一个多月，干校人员连同家眷又带着大堆

箱笼物件，搬到息县东岳。地图上能找到息县，却找不到东岳。那儿地僻人穷，冬

天没有燃料生火炉子，好多女同志脸上生了冻疮。洗衣服得蹲在水塘边上“投”。

默存的新衬衣请当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见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请人代洗，

便赔掉几件衣服也值得。

在北京等待上干校的人，当然关心干校生活，常叫我讲些给他们听。大家最爱

听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鱼的故事。当地竭泽而渔，食堂改善伙食，力红烧鱼。其芳同

志忙拿了自己的大漱口杯去买了一份；可是吃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

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大家

听完大笑，带着无限同情。他们也告诉我一个笑话，说铁锺书和丁xx两位一级研究

员，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我代他们辩护：锅炉设在露天，大风大雪中，烧开一锅

炉水不是容易。可是笑话毕竟还是笑话。

他们过年就开始自己造房。女同志也拉大车，脱坯，造砖，盖房，充当壮劳力。

默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几位“老弱病残”都在免役之列，只干些打杂的轻活儿。他们

下去八个月之后，我们的“连”才下放。那时候，他们已住进自己盖的新屋。

我们“连”是一九七0年七月十二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

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

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

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

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

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

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

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

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

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

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

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

我离开了北京。

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

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

钱锺书的名字，怒道：“胡说！你什么钱锺书！钱锺书我认识！”默存一口咬定自

己是钱锺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锺书的爱人。”默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他爱

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待信不信，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

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她不禁大笑说：“怎么的，全不像了。”

我记不起默存当时的面貌，也记不起他穿的什么衣服，只看见他右下颔一个红

包，虽然只有榛子大小，形状却峥嵘险恶：高处是亮红色，低处是暗黄色，显然已

经灌脓。我吃惊说：“啊呀，这是个疽吧？得用热敷。”可是谁给他做热敷呢？我

后来看见他们的红十字急救药箱，纱布上、药棉上尽是泥手印。默存说他已经生过

一个同样的外疹，领导上让他休息几天，并叫他改行不再烧锅炉。他目前白天看管

工具，晚上巡夜。他的顶头上司因我去探亲，还特地给了他半天假。可是我的排长

却非常严厉，只让我跟着别人去探望一下，吩咐我立即回队。默存送我回队，俄们

没说得几句话就分手了。得一去世的事，阿圆和我暂时还瞒着他，这时也未及告诉。

过了一两天他来信说：那个包儿是疽，穿了五个孔。幸亏打了几针也渐渐痊愈。

我们虽然相去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却各有所属，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

便走动，经常只是书信来往，到休息日才许探亲。休息日不是星期日；十天一次休

息，称为大礼拜。如有事，大礼拜可以取消。可是比了独在北京的阿圆，我们就算

是同在一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