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累了，但他们都睡不着。他们呆在远程信息处理房里，盯着计算机预测一点一点地向上，沿着预测线路向发作状态靠近。时间是早上五点半，接着到了五点四十五分。

埃利斯抽完了整整一包香烟，接着他起身又去买香烟了。莫里斯眼睛盯着放在腿上的一本杂志，但根本没有翻动一页。他时不时地抬头看看墙上的钟。

罗斯踱来踱去，眼望着日出。东面薄薄的一片褐色烟雾上方。天空正在变成粉红色。

埃利斯拿着几包香烟回来了。

格哈得停止操作电脑，去煮新鲜的咖啡。莫里斯站起来看着格哈得煮咖啡，他既不说话，也不帮忙，只是观望着。

罗斯听到了墙上挂钟的滴答声。真奇怪，她以前从未听到钟声，因为这钟的滴答声其实很响，而且每当分针移动一个刻度时发条会味啮响一下。这声音使她坐立不安，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这声音上，等待着较为微弱的嚓嚓声中的那一声清越的咔哒声。简直有点听着迷了，她想。随即她又想起了她以往经历过的其它种种心理错乱：记忆错觉，老是幻觉自己以前曾经到过某地；个性丧失，在社交集会上总感觉自己站在房间对面观注自己；响声联想，妄想，恐惧症。其实，健康与疾病，理智与非理智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界线。这是一个系列，每个人都在这个系列上各得其所。不管你在这个系列上处于哪一个位置，其他人在你看来总是奇怪的。对于他们来说本森是奇怪的，而对于本森来说他们也是奇怪的。

早上六点。他们都站起来，伸伸腰，抬头看看挂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也许是六点零四分正，”格哈得说。

他们等待着。

时钟显示六点零四分。还是没有动静，没有电话铃声，没有信差来，什么也没有。

埃利斯拆下包住香烟的玻璃纸，把它揉成一团。那声音弄得罗斯想大声尖叫。他开始玩弄玻璃纸，把它揉成一团，又把它弄平，再把它揉皱。她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时钟显示六点十分，接着又到了六点十五分。麦克弗森走进房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他说完沮丧地一笑，接着又走了出去。其他人都相互注视着对方。

又是五分钟过去了。

“我不知道，”格哈得说。他的眼睛紧盯着计算机的控制台。“也许那预测根本就是错的。我们只有三个标绘点，也许我们应该再画出一条曲线。”

他在控制台旁坐下，敲动键钮。屏幕上闪现出供选择的曲线，绿色的背景中显示出白色的线条。终于他停下了。“不，”他说，“计算机坚持原先的曲线。应该是那一条。”

“好了，显然是计算机错了，”莫里斯说，“差不多要六点半了。咖啡馆要开门了，有人想吃早饭吗？”

“好主意，”埃利斯说。他从椅子里站起来。“简？”

她摇摇头。“我要在这里等一会。”

“我想这不会发生，”莫里斯说，“你最好去吃点早饭。”

“我在这里等着。”她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话已说出了口。

“好吧，好吧。”莫里斯说着举起双手。他朝埃利斯瞥了一眼，两人走出房间。她和格哈得留在了房间里。

“你对那条曲线所抱的信心有限度吗？”她说。

“以前是有的，”格哈得说，“但我现在不知道如何来解释。我们早已超过了信心的限度，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提前或拖后两分钟。”

“你是说发作本该在六点零二分到零六分之间发生？”

“是的，差不多。”他耸耸肩膀。“但它显然没有发生。”

“这也许要等一会儿才能知道。”

“也许。”格哈得点点头。他似乎并不信服。

她回到窗边。太阳已经升起，闪耀着淡淡的红色光芒。为什么日出比日落显得更为微弱，更为暗淡？它们应该是一样的。

她身后传来一声嘟嘟的电子鸣叫声。

“哦，哦，”格哈得说。

她转过身。“怎么回事？”

他指指房间对面的一只机械箱。箱子摆在角落里的一只架子上，上面连接着电话，一道绿色的光在箱子上闪烁。

“怎么回事？”她重复说。

“那是条专线，”他说，“二十四小时为身份识别牌播放录音。”

她走过去拿起电话。她听着，听见一个有节奏而又响亮的声音说：“……应该告诫在移植的原子物质取出前尸体不得火化或用任何方式毁坏，不取出该物质会引起放射性污染的危险，欲知详情——”

她转身对着格哈得。“怎么把它关掉？”

他按下箱子上的一个按钮，录音停止。

“喂？”她说。

一阵沉默，接着一个男子的声音说：“你是谁？”

“我是罗斯医生。”

“你是那个——”——停顿了片刻——“那个神经精神病研究室的成员吗？”

“是的，我是。”

“准备好铅笔和纸。我要你记录一个地址。我是洛杉矶警察，安德斯上尉。”

她对格哈得打着手势要纸和笔。“出了什么事，上尉？”

“这里发生了谋杀案，”安德斯说，“我们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们。”

三辆巡逻车驶到森塞特旁的公寓楼前停下。尽管时间尚早而且晨曦还夹着寒意，闪烁的红灯早已引来一大群人。她把汽车停在街上，往回走到大厅。一个年轻的警察拦住她。

“你是房客吗？”

“我是罗斯医生。安德斯上尉打电话给我的。”

他朝电梯那边点点头。“三楼，往左拐。”他说着放她走了过去。人群好奇地看着她穿过大厅去等电梯。他们站在外面相互挨着肩头朝里张望，一边窃窃私语。她不知道他们把她当成了什么人。巡逻车上闪动的灯光把大厅笼罩在忽隐忽现的红光中。接着电梯来了，门随后又关上了。

电梯的内部俗不可耐：塑料板做得看上去像木板，破旧的地毯上布满了无数宠物的污迹。她不耐烦地听着电梯嘎吱嘎吱开上三楼。她知道这些楼房是什么样子——住满了妓女，住满了同性恋者，住满了吸毒者和流浪汉。你不需长期租契便可租用这里的房间，只需按月租，这地方就是这种样子。

她在三楼走出电梯，朝聚在一间公寓房外面的警察走去。又一个警察拦住了她，她再次解释她来这里是找安德斯上尉的。他放她通过，同时警告她不要碰任何东西。

这是间一室户的公寓，仿西班牙风格的装饰。至少她认为是这样。房内挤了二十个人，他们在撒粉未，拍照，测量收集物证。无法想象警察冲进来之前这房间是什么样子的，

安德斯走到她跟前。他年轻，三十四五岁的模样，穿一套保守的黑色西装。他的头发长至足以盖过他的衣领，他戴着角质架子的眼镜，看上去简直像个教授，真是出人意外。人们形成偏见的方式非常奇怪。他说话时声音很柔和。“你是罗斯医生吗？”

“是的。”

“安德斯上尉。”他有力而短促地和她握了握手。“谢谢你来。尸体在卧室。验尸官的助手也在里面。”

他带头走进卧室。死者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裸着身子横躺在床上。她的头被砸碎，身上被连捅了好几下。床单上浸透了血，房间里散发出让人恶心的血的甜味。

房间的其它地方是乱七八糟——梳妆台旁的一张椅子翻倒在地，化妆品和润肤液泼到地毯上，床头灯打碎了。六个人在房间里忙着，其中一个是来自医疗检查官办公室的医生，他正在填写死亡报告。

“这是罗斯医生，”安德斯说，“把情况告诉她。”

医生朝尸体耸耸肩。“你瞧，这手段够残忍的。左太阳穴受到重击，造成脑部压抑和即刻昏迷。武器是那边的一盏灯，上面粘着她的血和她的几根头发。”

罗斯朝那盏灯看了一眼，然后又看看尸体。“被捅的伤口呢？”

“那是后来的，几乎可以肯定是死后捅的。头上的重击就已把她打死了。”

罗斯看看尸体的脑袋，它被砸扁了，就像一只泄了气的足球，扭曲了原先一张漂亮的脸蛋。

“你能看到，”医生走近姑娘说，“她才化了一半妆。按我们的复原，她当时正坐在梳妆台前化妆。打击来自上面和侧面，把她连人带椅打翻，润肤液洒了出来。然后，她又被拉起来——”医生举起手臂紧皱眉头模仿着这个动作，假装拉起一具尸体一“从椅子里拉起来又放到床上。”

“是很强壮的人？”

“哦，是的。肯定是个男的。”

“你怎么知道？”

“淋浴排水管里的阴毛。我们发现有两种不同的阴毛，一种是她的，另一种是男性的。你知道，男性的阴毛更卷曲，其横截面的椭圆形不如女性的阴毛来得明显。”

“不，”罗斯说，“这我以前并不知道。”

“假如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为你提供参考资料，”医生说，“同样明显的是凶手杀她之前同她***过。我们取得了精液中的血型，是ao，那男的显然在***后洗了个澡，然后动手杀了她。”

罗斯点点头。

“在头部受打击后，她被拉起来放到床上。这时她的出血并不多，梳妆台和地毯上没有什么血。但随后凶手拿起一件器具，对她的肚子连捅几下，你能注意到捅得最深的几处伤口是在肚子下部，这对凶手来说可能有着某种性的含义。但这仅仅是我们的推测。”

罗斯点点头，但什么也没说。她走到更靠近尸体的地方检查被捅的伤口。伤口都很小，外表像是做的穿刺，周围有许多皮肤撕裂了。

“你找到凶器了吗？”

“没有，”医生说。

“你认为是什么呢？”

“不能肯定。不会是很锋利的东西，但很坚固——用一种钝器这样戳下去要用很大的劲。”

“这又说明凶手是男的，”安德斯说。

“是的，我推测是金属的东西，比如开信封用的钝口刀或金属尺或起子，诸如此类的东西。但真正有意思的是，”医生接着说，“出现在这儿的现象。”他指着姑娘的左臂，左臂伸直在床上，已被捅得不成样子。“你瞧，他捅了她的肚子，然后捅她的手臂，有规则地由里向外捅，连续不断地捅。现在请注意，他捅完手臂继续往下捅，你可以看到床单和毯子上被戳破的一个个口子。它们呈一条直线向外延伸。”

他指着那些口子。

“好了，”医生说，“用我这个行当的话来说，那是持续行为症。自动连续的无意义的动作，好像他是某种机器，不停地转动着，转动着……”

“不错，”罗斯说。

“我们推测，”医生说，“这可能是某种迷睡或发作状态。不过我们不知道是器官性的还是功能性的，是自发的还是人为诱发的。由于那姑娘随便让他进入公寓，这种迷睡般的状态只能是后来才发生的。”

罗斯意识到验尸官的这位手下在卖弄学问。这使她十分恼火，现在可不是玩福尔摩斯把戏的时候。

安德斯把金属的身份识别牌交给她。“我们按惯例进行调查的时候，”他说，“发现了这个。”

罗斯把手里的身份识别牌翻了个身。

我带有一只移植的原子能协调器，直接的身体损伤或明火会使其密封舱破裂并释放出有害物质。如发生事故或死亡，请打电话给神经精神病研究室，（213）652一1134

“就是在那时候，我们打电话给你的，”安德斯说。他仔细地端详着罗斯。“我们对你毫无隐瞒，”他说，“现在轮到你说了。”

“他叫哈里·本森，”她说，“他三十四岁，患有无抑制伤害综合症。”

医生打了个榧子。“我敢打赌，绝对是adl。”

“什么是无抑制伤害综合症？”安德斯说，“adl又是什么？”

就在这时，一个便衣警察从起居室走进来。“我们已从指纹上获得线索，”他说，“指纹竟然被列入了国防部的数据库。这家伙自1968年至今一直拥有秘密许可证。他的名字叫哈里·本森，住在洛杉矶。”

“什么许可证？”安德斯说。

“也许是计算机工作的许可证，”罗斯说。

“那就对了，”便衣警察说，“三年，秘密的计算机研究。”

安德斯做着记录。“他们有他的血型吗？”

“有，上面列着的血型是ao。”

罗斯朝医生转过身去。“关于那姑娘你有什么消息？”

“她叫多丽丝·布兰克弗特，艺名安吉拉·布莱克，二十六岁，是六周前往进这幢楼的。”

“她是干什么的？”

“跳舞的。”

罗斯点点头。

安德斯说：“那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他对跳舞的人有一种病态的惧怕。”

“他对她们着迷吗？”

“既着迷又讨厌，”她说，“很复杂。”

他好奇地看着她。他是不是觉得她在骗他？

“他患有某种发作性疾病？”

“是的。”

安德斯做着记录。“我到时需要你解释一下，”他说。

“当然可以。”

“还要相貌描述，照片——”

“这些我都能满足你。”

“——越早越好。”

她点点头。早些时候要把警察拒之门外并拒绝同他们合作的那种冲动现在已烟消云散。她一直盯着那姑娘被砸扁的头，她能想象出袭击的突然和凶猛。

她看看手表。“现在七点半了，”她说，“我要回医院去。可我顺便要回家去一趟，洗洗再换身衣服。你可以在我那里等或者在医院等我。”

“我在你那里等你，”安德斯说，“我这里大概二十分钟之后结束。”

“那好吧。”她说完把地址递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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