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戈塔抓回来的人名叫达里尔·厄尔·麦克黑尔，身高一米七，蹲过监狱，有两次暴力或重罪判刑记录。他抢劫过加油站，然后把抢来的八九十美元拿去买啤酒，一直喝到心里高兴得想打人。达里尔·厄尔骨瘦如柴，也不太打得过别人，挨打的通常是他老婆。终于有一天他老婆受不了了，把他告上了法庭，他在里面吃了几年牢饭。出狱后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室内运动场看门。除了看门之外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拾捡球扔到冰球场上的各种东西。那年举行斯坦利杯冰球赛，捡垃圾成了他的主要任务，因为每次飞豹队得分的时候兴奋的球迷都会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扔到球场上。

在新闻发布会上，拉戈塔表演得十分出色。达里尔·厄尔酗酒，又有家庭暴力的前科，拉戈塔认定这一系列愚昧而残忍的杀人案全都是他干的，这样一来迈阿密的妓女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谋杀事件已经过去。紧张而无情的调查给达里尔·厄尔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于是他承认了。

拉戈塔精彩的陈述里充满了推测，缺乏决定性的证据，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达里尔·厄尔都承认了，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媒体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种说法，我希望某个来自大都市报社、愤世嫉俗的酒鬼记者向拉戈塔提出一些尴尬的问题，迫使侦查人员对证据进行重新审视，但是我的愿望并没有实。记者毕竟不是侦探，他们提的问题中最有见地的也只是“发现人头有什么感觉？”“我们可以拍几张照片吗？”

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案子结了，正义得到了伸张。拉戈塔把几张达里尔·厄尔脸色阴沉的面部照片连同她自己几张威严和美貌并存的照片一起交给了媒体。这一切具有神奇的讽刺效果：危险的出现与严酷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为不管达里尔·厄尔看上去是多么的粗鄙、凶残，对社会构成真正威胁的却是拉戈塔，是她把侦查真凶的猎狗全都喝退了，是她止息了人们捉拿罪犯的呼喊，是她命令大家回到一座燃烧着的楼房里去睡觉。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明白达里尔·厄尔不可能是凶手？这一系列谋杀案显示出来的格调和智慧是达里尔·厄尔这种呆头呆脑的家伙根本无法理解的。

我由衷地钦佩凶手，同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那些尸体残肢仿佛在对我歌唱，这支歌燃起了我的心灵之火，但它无法阻挡我要找出真凶的激情。我一定会把这位屠杀无辜、冷酷无情、恶贯满盈的刽子手绳之以法。

我坐在公寓里回忆着刚才看到的表演。虽然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裸体照片，但是那场新闻发布会几乎完美无缺。拉戈塔使出浑身解数找了各种社会关系，大张旗鼓地把这个新闻发布会开得空前隆重，而现在她已经如愿以偿了。她真正地、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逮住的是真凶。在她的脑海里，她干的是廉洁而冠冕堂皇的工作，得到的是个人的私利。她用自己特有的方法侦破了谋杀案，擒获了凶手，制止了谋杀犯罪。

如果接下来再出现一具死尸，她会怎么做呢？

作为局外人，我感到很沮丧。我明确无误、毫无疑问地知道真凶仍然逍遥法外，那个聪明的残忍的凶手很可能正通过第七频道收看新闻发布会，并且笑得前仰后合，连刀子也拿不稳了。

由于某种原因，这样的想法并没有使我被恐惧和厌恶所吓倒，也没有使我默默地下定决心及时去制止这个杀人狂继续行凶。相反，一个小小的预感跃出我的脑际：也许这一切是冲着我来的。我否定了这个预感，与此同时，我心里感到舒服多了。哦，我要制止这个凶手，将他绳之以法，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是不是得马上就行动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交易。如果我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制止了真凶，那么我至少同时得从中得到一点好处。

那就是我要为德博拉做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