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我又生气又高兴：自从离开柏林以来，我第一次重又感到一个女人认可的目光，也许这暗示着一次艳遇吧。我三下两下游回了男浴场，敏捷地把衣服套在湿淋淋的身上，想及时地在出口等候她。我一直等了十分钟，我的傲慢的对手她男孩子似的细瘦身材不会让人认错才迈着轻盈的步子走了过来，她一看见我在那儿等着，就加快了脚步，显然是想剥夺我与她攀谈的机会，她走路很轻盈，就像她游泳时一样，所有的关节都听命于这个男孩子一样细瘦、也许有些过瘦的身体；我要想不引人注意地跟上这个飞快地大步向前的女人，还真得费点儿劲。终于，我赶上了她；在一个道路转弯的地方，我敏捷地横插过去，还没有跟她打个照面儿，就按照大学生的方式脱下帽子，扬得高高地向她致意，问道：我是否可以陪她。她从边上投来讥讽的一瞥，并没有放慢飞快的速度，用几乎令人气愤的讽刺语气回答道：“如果对您来说我走得不是太快，为什么不呢？我急着赶路。”我被这种落落大方的态度鼓励着，变得越发纠缠不休，提出一打好奇的、大部分很傻气的问题，她却很乐意地、大大方方做了回答，这使我的意图不但没受到鼓舞，巨而模糊不清了。因为我在柏林的攀谈经验多是针对反驳和嘲讽的，而不是这样在快速行走时直率的交谈：

我再次感到，我鲁莽地撞上了一个比自己强的对手。

但事情比这还糟糕。当我更加冒失地、刨根问底地问她住在哪儿时一她那两只栗色的眼睛突然尖锐傲慢地转过来，炯炯发光，丝毫不再掩饰她的嘲笑：“就在您的近邻。”我简直目瞪口呆。她从旁边又向这边望了一眼，看看这一箭是否射中了。真的，它正中我的咽喉。

一下子，那种厚颜无耻的柏林腔不见了，我很不肯定地、简直是态度谦恭地结结巴巴地问道，我的陪伴是否让她讨厌。“怎么会呢，”她重又微笑起来，“我们只剩下两条街了，可以一齐走啊。”一听这话，我的血一下子涌了上来，我几乎再也走不动了，但又有什么用呢，改变方向就更受人了：这样我们就得一起走到我住的房子那儿，这时她突然停住，向我伸出手，不加思索地说道：“谢谢您的陪同，别忘了今晚六点你要来找我丈夫。”

我羞得满面通红。但我还没来得及道歉，她已经轻盈地上了台阶，我站在那儿，想着我胆敢愚蠢地说出那些傻气的话”，心中一阵恐惧。我这个吹牛皮的傻瓜像邀请一个缝纫女工一样邀她星期日郊游，用陈词滥调恭维她的体形，然后又重弹起孤苦零订的大学生那多愁善感的老调。一我觉得，我羞愧得直想呕吐，恶心的感觉使我窒息。现在她笑着走了，傲气十足地去她丈夫那儿了，把我做的蠢事告诉他，而我在所有人当中最看重他的评价，在他面前显得滑稽可笑，比赤身裸体地在闹市受鞭打还要痛苦万分。

在晚上之前的那可怕的几个小时里，我给自己描绘了一干遍他是怎样带着精雅的讽刺的微笑来接待我的一嗅，我知道，他精通挖苦的艺术，懂得怎样把一个嘲讽造得锋利无比，好让它直刺你的骨髓。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走上断头台也不会像我这次走上楼梯一样艰难，我吃力地咽下嗓子眼里的一日唾沫，走进他的房间，这时我更加迷惑了，我仿佛听到了隔壁房间有女子裙裾塞级审奉的声音。她肯定在那儿偷听，那个傲慢的女人，想要欣赏我的尴尬，欣赏那胡说八道的小伙子的难堪。终于，我的老师来了。“您怎么了？”他关切地问，“您今天这么苍白。”我赶忙否认，等待着他的捉弄。但担心的处决并没有发生，他跟以前一样谈起学术上的问题：我胆战心惊地倾听着，没有一句话暗含着影射或讽刺。我先是惊奇地而后又高兴地认定：她没有说出那件事。

8点钟，门又被敲响了。我起身告辞：我的心又放回了肚子里。当我走出屋门，她刚好走过；我打个招呼，她的目光微微地向我发出笑意，我松了一口气，我把这次原谅理解为一个继续守口如瓶的允诺。

从那一刻起，我的注意力发生了转移；以前，我的孩子般虔诚的敬畏之心觉得这个神化了的老师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天才，我完全忘记了去注意他私人的、尘世的生活。我以那种任何真正的狂热都具有的夸张方式，把他的存在完全从我们井井有条的世界的一切日常事情中提升出来。就像一个初次恋爱的人不敢在想象中脱去圣洁的姑娘的衣服，也不敢像别人那样自然地观察穿裙子的生物一样，我也不敢虚伪地窥视他的私生活：我总是把他理想化，认为他脱离了一切俗物，只是语言的使者，创造精神的外壳。现在，由于那场悲喜剧式的艳遇：我与他的妻子不期而遇，我就禁不住想更密切地观察他的家居生活，一种不安分的、四处窥探的好奇心实际上让我违心他睁开了眼睛。我探寻的目光刚刚开始行动，就被搞糊涂了，因为这个人在自己家的生活十分独特，简直像个不解之谜。那次邂逅不久，我就被邀去吃饭，当我第一次看到他不是自己一人，而是跟妻子在一起时，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怀疑他们是一个别别扭扭的生活团体，我越是深入这个家庭的内部，我的这种感觉就越是让我迷惑不解。并没有言语或表情显示出二人之间的紧张或木和，恰恰相反，正是这种空白，这种不存在任何友好或对立迹象的空白，把他们俩奇迹般地笼罩起来，使人看不透他们，这种感情上的沉重、燥热的风平浪静比争吵的狂风暴雨或怀恨在心的听不见雷声的闪电更使气氛压抑。从外面看，没有什么东西暴露出怨怒或紧张，只是内心越来越疏远。在他们偶尔的交谈中的问话和回答都好像晴艇点水，绝不是心领神会，意念相通，吃饭时，即使是跟我交谈，他的话也是那么干巴巴的。有时候，只要我们不重新回到工作的话题上，交谈就会冻结成一大块沉默的坚冰，最终也没人敢去打破它，这种冰冷的负担往往几个小时地压在我的心灵上。

最让我惊奇的是，他总是形只影单。这个开朗的、极有号召力的人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他的学生与他交往，给他慰藉。和大学的同事之间除了出于礼貌的交往没有任何联系，社交活动他从不参加；他经常整天不在家，但也不是去别处，只是去二十步开外的大学。所有的东西他都理在心里，既不向别人吐露，也不诉诸文字。现在我明白，他在学生圈里的讲话为什么那么滔滔不绝了：那时候心直口快的性格从整日的淤塞中爆发出来，所有他沉默地理在心里的思想呼啸着冲出沉默的围栏，桀骜不驯地，就像骑手恰如其分地称之为“马厩大火”的烈马一样，冲进话语的竞技场中。

在家他很少说话，对他的妻子说得最少。即使我这个不请世事的年轻小伙子也战战兢兢，几乎羞愧难当地、惊奇地发现，两人之间飘着一个阴影，一个飘动着的、总在眼前的阴影，这个阴影是用摸不着的材料制成的，但足以把一个人跟另一个完全隔绝开来，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婚姻对外隐藏着多少秘密啊。就好像门槛上画了一个五角星一样，他的妻子没有得到特意的邀请绝不敢踏进他的房间，这就表明了她与他精神世界的完全的隔绝。我的老师从不肯当着她的面谈及他的计划和工作，她一进来，他马上中断激越的谈话，这种态度真是让我难堪。他甚至都不想礼貌地掩饰一下对她的侮辱和明显的轻蔑。他明确地拒绝她的参与她却好像不曾察觉这种侮辱，或者是已经习惯了。她男孩子似的脸上带着傲慢的表情，轻盈灵巧地在楼梯上飘上飘下，总有满手的活儿要做，又总有空闲，去看戏，不错过任何体育活动一而对书，对家庭，对所有封闭的、安静的、需要深思熟虑的东西，这个大约三十五岁的女人没有丝毫兴趣。她总是哼着歌，爱笑，总喜欢进行尖锐的对话；能在跳舞、游泳、奔跑或任何激烈的活动中舒展她的四肢，她才觉得舒服；她从不严肃地跟我交谈，总是把我当成一个半大孩子戏弄，最多把我当成大胆角力的对手。她的这种轻盈明朗的态度和我的老师阴郁的、内向的、只有思想才能使之振奋的生活方式形成极其强烈的对比，我总是带着新的惊诧自问，当时是什么东西使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天性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只是这种奇怪的对比激励着我，当我撇开繁重的工作，跟她交谈时，就好像一顶压人的头盔从我的头顶拿掉了；所有的东西又摆脱了沉醉、激动，归位到清晰、明澈的尘世里。生活明快、随和的一面和我在他身边由于紧张忘掉的东西顽皮地要求它们的权利，大笑使我舒服地卸掉了思想的重负。她和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孩子式的伙伴关系；正是因为我们总是一起闲聊，或一起去看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很轻松。只有一个东西尴尬地打断我们无忧无虑的谈话，每次都让我迷惑，那就是提到他的名字，这时她总是用一个敏感的沉默抵御我带着疑问的好奇心，或者，当我越说越激动时，向我投以诡异的微笑。她始终守口如瓶，她以不同的方式，但同样坚定的态度把他置于她的生活之外，就像他把她置于他的生活之外一样。但在同一个缄默的屋顶下，两人已经生活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