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说俏皮话，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所以才唠叨废话。”费尔迪先科嚷着，开始了讲自己的故事，“要是我也有像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或者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的机智，我今天也就会像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老是坐着不吭一声。公爵，请问您，我老是觉得，世上的小偷比不做小偷的要多得多，甚至没有一生中一次也不偷窃的老实人，您怎么想？这是我的想法，不过我不想由此得出结论，所有的人全都是贼，尽管；真的，有时候非常想下这个结论。您是怎么想的？”

“唉呀，瞧您说得多蠢，”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摩应声说，“而且真是胡说八道，所有的人都偷过什么东西，这是不可能的；我就从来也没有偷过东西。”

“您从来也没有偷过任何东西，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那么突然满脸通红的公爵会说什么呢？”

“我觉得，您说的是对的，只是非常夸大，”真的不知为什么脸红耳赤的公爵说。

“那么公爵您自己没有偷过东西吗？”

＊法语，难以挑选。

“嘿！这多可笑！清醒点，费尔迪先科先生，”将军插话说。

“只不过是，”真要言归正传了，就变得不好意思讲了，于是就想把公爵跟自己连在一起，因为他不会反抗的，”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一字一句地说得很清楚。

“费尔迪先科，要么讲，要么就别作声，管好自己，无论什么样的耐心都给您消磨掉了，”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尖刻而又烦恼地说。

“马上就讲，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但是既然公爵承认了，因为我是坚持认为公爵反正是承认了，那么，假如说另一个人（没有讲是谁）什么时候想说真话了，他还能说什么呢？至于说到我，诸位，接下去根本就没什么好讲的了：很简单，很愚蠢，很恶劣。但是我请你们相信，我不是贼；是偷了，却不知道怎么偷的。这是前年的事，在谢苗·伊万诺维奇伊先科的别墅里，是一个星期天。客人们在他那里午餐。午餐后男人们留下来喝酒。我忽然想起请他的女儿玛里娅·谢苗诺夫娜小姐弹钢琴。我穿过角落里的一个房间，在玛里娅·伊万诺夫娜的小工作台上放着三个卢布，是一张绿色的钞票：女主人拿出来是给什么家用开支的。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拿了钞票就放进了口袋，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我碰上什么了－－我不明白，只不过我很快就回来了，坐到桌旁。我一直坐着，等着，心里相当激动，嘴上知唠叨个不停，又是讲笑话，又是打哈哈；后来我坐到女士们身边。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有人发现钱不见而寻找起来，并开始盘问起女仆。一个叫达里哑的女仆受到了怀疑。我表现出异常好奇和兴趣，我甚至还记得，当达里娅完全不知所措的时候，我还劝她，让她认错，并用脑袋担保玛里娅。伊万诺夫娜一定会发善心，这是当着大家面公开讲的。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则感到非常快乐，恰恰是因为钞票在我口袋里，而我却在开导别人。这三个卢布当天晚上我就在饭店里买酒喝掉了。我走进去，要了一瓶拉菲特酒；这以前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光要一瓶酒，别的什么也不要；只想尽快花掉这些钱。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没有感觉到特别的良心责备。但是一定不会再干第二次了，信不信这点，随你们，我是不感兴趣的。好了，讲完了。”

“只不过，当然罗，这不是您最坏的行为，”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厌恶地说。

“这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不是行为，”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指出。

“那么女仆怎样呢？”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并不掩饰极其厌恶的态度问道。

“当然，第二天女仆就被逐出家门。这是规矩很严的人家。”

“您就随它去了？”

“说得真妙！难道我该去说出自己来？”费尔迪先科嘻嘻笑了起来，不过他讲的故事使大家产生了十分不愉快的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感到惊讶。

“这是多么肮脏呀！”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高声喊道。

“嘿！您又想从人家那里听到他最丑恶的行为，与此同时又要求冠冕堂皇！最丑恶的行为总是很肮脏的，我们马上将从伊万·彼得罗维奇那里听到这一点；外表富丽堂皇，想要显示其高尚品德的人还少吗，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马车。有自备马车的人还少吗……而且都是用什么手段……”

总之，费尔迪先科完全克制不住自己，突然怒不可遏，甚至到了忘形的地步，越过了分寸；整个脸都变了样。无论多么奇怪，但非常可能的是，他期待自己讲的故事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成功。正如托茨基所说的，这种品位低劣和“特种牛皮的失误”，费尔迪先科是经常发生的，也完全符合他的性格。

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气得甚至打了个颤，凝神逼视着费尔迪先科；后者一下子就畏怯了，不吭声了，几乎吓得浑身发凉：他走得是太远了。

“是不是该彻底结束了？”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狡侩地问。

“轮到我了，但我享有优待，就不讲了，”普季岑坚决地说。

“您不想讲？”

“我不能讲，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而且我根本就认为这样的沙龙游戏是令人难受的。”

“将军，好像下面轮到您了，”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转向他说，“如果您也拒绝，那么跟在您后面我们的一切就全都吹了，我会感到很遗憾，因此我打算在最后讲‘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个行为，但只是想在您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之后讲，因为你们一定能鼓起我勇气，”她大笑着说完了话。

“噢，既然连您也答应讲，”将军热烈地嚷道，“那么，哪怕是一辈子的事我也准备讲给您听；但是，老实说，在等着轮到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轶事……”

“光凭阁下的样子就已可以得出结论，他是带着一种特别的文学乐趣来披露自己的轶事的，”仍然有几分困窘的费尔迪先科好笑着，斗胆说。

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向将军扫了一眼，也暗自窃笑。但是看得出，在她身上苦恼和焦躁越来越强烈。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听到她答应讲故事，加倍惊惶不安。

“诸位，跟任何一个人一样，在我的生活中也做过一些不完全高雅的行为，”将军开始说，“但最奇怪的是，现在要讲的短故事，我认为是我一生里最恶劣的事。事情过去了差不多已有35年；但是一想起来，我总是摆脱不了某种所谓耿耿于怀的印象。其实，事情是非常愚蠢的：当时我还刚刚是个准尉，在军队里干苦差使。唉，大家知道，准尉是怎么回事：热血沸腾，雄心勃勃，可是经济上却穷酸得很；那时我有个勤务兵叫尼基福尔，对我的衬衫十分操心，积攒钱财，缝缝补补，打扫洗涤，样样都干，甚至到处去偷他所能偷的一切，就为了使家里增加财富，真是个最最忠实，最最诚心诚意的人我当然是很严格的，但也是公正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智驻守在一座小城里。为我指定的住所是在城郊，是一个退伍少尉妻子的房子，她是个寡妇，80岁，至少也是将近这个年龄的老太婆。她的小木房破旧不堪，糟糕透了，老大婆甚至穷得女仆都没有。但是，主要的有一个情况很突出：过去她有过成员众多的家庭和亲属；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人已经死去，另一些人各奔异乡还有些人则忘了老太婆，而在45年前她就安葬了自己的丈夫，几年前还有个侄女跟她一起过，那是个驼背，据说凶得像女妖，有一次甚至把老太婆的手指头都咬了一口，但是她也死去了，这样老太婆一个人孤苦伶汀勉强度月又是3年。住在她那里我感到很寂寞无聊，她又是个毫无意思的人，从她那里不可能得到什么乐趣。后来她偷了我一只公鸡。这件事到现在还弄不清楚，除了她没有别的人。为公鸡的事我们吵架了，吵得很厉害，这时正好碰到一个情况：根据我最初的请求，将我换到另一家住所，在另一头城郊，一个大胡子商人人口众多的家庭，我和尼基福尔高高兴兴搬了家，忿忿地留下了老太婆。过了三天，我操练回来，尼基福尔报告说，“长官，我们有一只盘儿白白留在过去的女主人那里了，现在没东西好盛汤了。”我当然很惊奇：“怎么回事，我们的盆怎么会留在女房东那里呢？”尼基福尔也感到很奇怪，他继续报告说，我们搬走时，房东不肯把汤盆交给他，原因是我曾打破了她的一只瓦罐，她就留下我们的汤盆抵她的瓦罐，还说似乎是我自己这么向她提议的。她的这种卑鄙行径当然使我忍无可忍；我身上的血在沸腾，跳起来就飞奔而去。来到老太婆那里时，这么说吧，我已经不能自制；我看见她一个人孤零零坐在穿堂角落里，就像是躲避阳光似的，一只手撑着脸颊；知道吗，我上前对她大发雷霆，骂她怎么样，怎么样！你们知道，俄国话是怎么骂人的，但是我瞧着瞧着，觉得有点奇怪：她坐着，脸朝着我，瞪着眼睛，却一句话都不回答，而且很奇怪很奇怪地望着你，似乎身子在摇晃。后来，我就平息下来，细细打量着她，问她，还是不答一句话。我犹豫着站了一会；苍蝇在周围嗡嗡叫，太阳正在下山，笼罩着一片寂静。在非常尴尬的情况下，最后我只得离去。还没有到家，就要我去见少校，后来又去了连队，这样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了。尼基福尔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长官先生，您知道吗？我们的女房东已经死了。’‘什么时候？’‘就今天傍晚，一个半小时以前。’这就是说，我骂她的时候她正在离开人世。这简直使我惊愕了。我要对你们说，好不容易我才醒悟过来。知道吗，甚至脑海中常浮现出她的样子，连夜里也会梦见她。我自然是不信迷信的，但是第三天还是去了教堂参加了送殡。总之，时间过得越久，就越常索绕在脑海里，并不是信什么，有时候就会这么想到她，于是心里就不好过。这里主要的是我究竟得出什么结论呢？第一个女人，这么说吧，我们时代称之为赋予生命之躯的富有人道的人，她生活，活了很久，最后活得大久了。她曾经有过孩子、丈夫、家庭、亲人，她周围的这一切真所谓热闹欢腾，所有这些人真所谓充满欢声笑语，突然，全都派司了，全都烟消云散了，只剩下她一人，犹如……一只生来就遭诅咒的苍蝇。终于，上帝来引渡她去终点了，伴随着西丁的夕阳，在夏日幽静的黄昏，我的房东老太婆也正飘然而逝，当然，此刻她不无劝谕的念头；可就在这一瞬间，代替所谓诀别的泪水的是，一个无所顾忌的年轻准尉两手叉腰，为了失去一一只汤盆竟用最刻毒的俄语破口大骂送她离开尘世！毫无疑问，我是有罪的，虽然由于年代的久远和性情的改变我早已像看待别人的行为那样来看待自己的行为，但是一直总有一种懊悔的心情。所以，我要再说一次，我甚至感到很奇怪。尤其是，即使我有罪过，那也不全部归咎于我：她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死呢？当然，这里有一点辩解的理由：我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心理反应，但我依然难以心安理得，直到15年前我用自己的钱把两个长年生病的老太婆送到养老院供养，目的是为她们提供比较好的生活条件，使她们在尘世的最后一段日子过得轻松些。我想遗赠一笔钱用作永久性的慈善款项。好了，就讲这些，完了。再说一遍，也许，一一生中我有许多罪孽，但是，凭良心说，这一行为我认为是我一生中最最恶劣的行为。”

“同时阁下讲了一生中的一件好事取代了最恶劣的行为；把费尔迪先科给骗了！”费尔迪先科作出结论说。

“真的，将军，我也没有想到，您到底还有一颗善良的心，我甚至感到很遗憾，”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不客气地说。

“遗憾？为什么？”将军带着殷勤的笑声问，不无得意地呷了一口香槟。

但是接着轮到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了，他也已准备好。大家猜测，他不会像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表示拒绝，而且，出于某种原因，大家还怀着特别的好奇心等着他讲故事，同时又不时打量一下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摆出一副与其魁伟的外表十分相配的庄重神气的样子，用平和可亲的声音开始叙述一个“好听的故事”。（顺便说一下：他是个仪表堂堂、威风凛漂的人，身材高大，长得相当肥胖，有点秃顶，还间有丝丝白发，松软红润的脸颊稍稍下垂，口中镶有假牙。他穿的衣服比较宽松，但很讲究，所穿的内衣非常精美。他那双丰满白皙的手真令人不由得多看上几眼。右手的食指上戴着一枚贵重的钻石戒指。）在他讲故事的时候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专心致志地细看着自己衣袖上皱起的花边，用左手的两个指头将它扯平，因此一次也没有去看讲故事的人。

“什么最能使我轻松地完成任务，”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开始说，“这就是一定得讲自己一生中最坏的行为，而不是别的。这种情况下，当然，是不会有什么犹豫的：良心和心的记忆马上就会提示你，正应该讲什么。我痛心地意识到，在我一生中数不胜举的、也许是冒失的和……轻浮的行为中有一件事，在我的记忆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象，心里甚至是非常沉重的。事情大约发生在20年前，我当时去乡间普拉东·奥尔登采夫那里。他刚被选为首席贵族，带了年轻的妻子来度冬假。那时安菲莎·阿列克谢耶夫娜的生日刚好临近了，便举办了两次舞会。当时小仲马那本美妙的《dameauxcamells》＊在上流社会刚刚打响，风靡一时，茶花女的诗意，据我看，注定是永垂不朽，永葆青春的。在外省，所有的女士们，至少是那些读过这本书的女士们都赞叹备至，欣喜若狂：吸引人的故事，别具匠心的安排主人公的命运，分析细腻的这个诱人的世界，最后还有分布在全书的令人着迷的细节（例如，有关轮换使用白茶花和红茶花花束的情境），总之，所有这些美妙的细节，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几乎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茶花成为不可一世的时髦货。大家都要茶花，大家都觅茶花。请问：在一个小县城里，虽然舞会并不多，可是为了参加舞会大家都要找茶花，能搞到那么多吗？彼加·沃尔霍夫斯科伊这个可怜虫当时为了安菲莎·阿列克谢耶夫娜正苦苦受着剪熬。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什么名堂，换句话，我是想说，彼加·沃

＊法语：《茶花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