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的手札如何说法，王锡爵的密奏说些什么，虽无文献，亦可想像得之。在神宗，并封之议还算是对王锡爵“放交情”，则此时朝列有所质难，当然要责成王锡爵来应付；而王锡爵则“责无旁贷”，必定有所自辩，并坚持其原议，因而并封之旨如故。

于是廷臣大哗，在朝房当面诘责王锡爵，大吵一架。其时有个庶吉士——会试礼部一榜、殿试午门一榜，此即所谓“两榜进士”。进士中一大部分内用部曹，外用州县；一小部分朱笔亲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肄业，表示才堪大用，责其深造。到此地步，就被艳称为“翰林”，可以公然言天下事。上书王锡爵的庶吉士名叫李腾芳，字子实，湖南湘潭人，万历二十年的进士。他上书宰相，不必如后世在信封上写上“亲钧启”的字样，重重转递；亦不必顾虑不达宰相，或虽达而不得复，或得复而以“奉交下”字样开头，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他是赴朝房当面向王锡爵投书，王锡爵当场开读。

读不到数行，王锡爵就拉着李腾芳的衣服说：“大家都骂我，都未得事实真相，而我无以自明，所以我不服。像你所说的这番话，我受教。请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王锡爵如此动容，因为李腾芳说中了他的心事；而李的论列，亦确是读书有得、深明史事的警辟之论：

闻古贤豪将与立权谋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则不难晦其迹于一时，而终可皎然于天下。公欲暂承上意，巧借王封，转作册立。然以公之明，试度事机，急则旦夕，缓则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迟。他日继公之后者，精诚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坏公事、隳公功，而罪公为尸谋，公何辞以解？此不独宗社之忧，亦公子孙之祸也。

“贤豪与立权谋”这一段话，是绝好的史论。古来忠臣，相度事机，非屈身降志、“晦一时之迹”不足以斡旋大局时，常不计个人荣辱祸福，毅然自任，如我在《华阳教主》中所记，立宋高宗的吕好问，即为一例。但终得以“皎然于天下”，实非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