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康熙年间发生夺嫡的纠纷以后，不建储位，成为定制；后来又建立了立贤不立长的制度。因此，每一个皇子都可能是未来的皇帝；也因此，皇帝的种种，须从出生写起。

关于妃嫔召幸，有好些有趣而不经的传说；既属不经，虽然有趣，我亦不便介绍。不过，皇后及有位号的妃嫔，各有固定的住所；皇帝某日宿于某处，或召某妃嫔至某处共度良宵，作为太监最高办事机构的”敬事房”必然”记档”，因而当妃嫔发觉怀孕时，可以查得受孕的日期。

妃嫔一经证实怀了孕，自有太医院的御医定期”请喜脉”，服安胎药；到得将次足月时，内务府就要”传妇差”了。首先是选”奶口”，其次是找稳婆，都由”上三旗包衣”的妻子中选取。

出生以后，由敬事房通知内务府记入”玉牒”。所谓”玉牒”者，即是皇室的家谱。爱新觉罗氏大别为两类：凡是太祖的子孙称”家室”；太祖兄弟的子孙称”觉罗”。腰带分黄、红两种，所以俗称家室为”黄带子”，觉罗为”红带子”。玉牒的封面，亦如其色，家室是黄色封面，觉罗是红色封面，不妨称之为黄簿、红簿。

皇子皇女当然记入黄簿，主要内容是性别、生母名氏、位号、第几胎、出生年月日时，还有收生稳婆的姓氏，以便出纠纷时可以追查。

然后是命名，时间早晚不一，有些出生未几即行夭折，既无名氏，亦未收入玉牒叙排行的，在康熙年间是常有之事。命名之制，至康熙皇长子胤禔出生，始有明文规定，上一字用”胤”，下一字用”示”字旁，由内阁选定偏僻之字，奏请朱笔圈定。需用偏僻字者，因为此皇子将来可能成为皇帝，便于臣民避讳。自康熙朝以后，命名字派如下：

一、雍正：上”胤”,下”示”字旁。

二、乾隆：上”弘”,下”日”字旁。

三、嘉庆：上”颙”,下”玉”字旁。

四、道光：上”绵”,下”竖心”旁。

五、咸丰：上”奕”,下”言”字旁。

六、同治：上”载”,下”三点水”旁。

七、光绪：同上。

八、宣统：上”溥”,下”人”字旁。

至道光以后，有一不成文的规定：非帝系命名下一字，不用特定的偏旁。由此可知,庆王奕劻之子载振与同治、光绪为兄弟，但不同祖；溥儒与溥仪为兄弟，且皆为道光的曾孙——我请读者注意皇室的制度，就因为在细节上亦能显示若干情况，自有助于对清朝皇帝的深入了解。

皇子一到六岁，开始上学。读书之处名为”上书房”，在乾清门右面。书房很大，除皇子外，近支亲郡王之子，亦在此上学。上书房设”总师傅”一人，特简翰林出身的大学士或尚书充任；”师傅”若干人，亦非翰林不得任此差。入学时，皇子向师傅一揖，师傅立受。

除读汉文以外，皇子尚需学习”清书”，又称”国语”，即是满洲语文。教清书及骑射的都是满员，称为”谙达”或”俺答”，皆为满洲话的音译。满洲人管西席叫”教书匠”，所以对谙达的礼数远不及对师傅。不过教骑射特简一二品满员为”压马大臣”，等于谙达的首脑，主要的职司是负责习骑射时的安全措施。

清朝对皇子教育颇为看重，除特派近支亲贵”稽查上书房”以外，皇帝万几之暇，亦常至上书房巡视，或出题考课,有奖有罚。所以清朝的皇子，一旦接奉大统，都能亲裁奏折。而尽心启迪的师傅，遇到得意门生而为天子，不但一世尊荣，而且会荫及子孙。因为皇帝为报答师门，对授业师傅的子孙，每每特加青眼。

由此可知，在上书房当师傅，必然希望自己的学生是皇位的继承者；甚至为学生设计，取得皇位。如杜受田之于咸丰，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道光末年，杜受田入值上书房，皇子受学者为文宗行四,惇王行五,恭王行六,醇王行七。文宗居长，且为孝全成皇后所出，大位有归，自不待言；但文宗兄弟中，资质以皇六子奕?为最佳，亦最得宣宗钟爱，因而不断在考虑，是否应该改变初衷，传位于奕?。

这种意向渐渐外露，文宗颇以为忧。有一年四月间，宣宗携诸皇子行围——打猎。驾出前夕，杜受田问文宗：”四阿哥明天扈从行围，应有所自见？”

文宗答说：”是的。所以我最近勤练火器。”火器就是洋枪。

”四阿哥错了！只该立马静观，端枪不动。”

”请问师傅，这有说法吗?”

”自然。”

杜受田秘密教导了一番，文宗心领神会，欣然称谢。及至到了围场，他如师傅之教，只静静看诸弟追奔逐北，将一管枪平放在马鞍上，始终不动。

”你怎么不下手?”宣宗奇怪地问。

”回阿玛的话，时值初夏，百兽蕃育，獐兔怀孕的很多，打死了有伤天和。而且，儿子亦不愿跟弟弟们在这上头争一日之短长。”

宣宗一听这话，认为他有人君之度，立即打消了”易储”的念头，大为夸奖，说他是”仁人之心”，又说他”友爱”。凡此反应，都是杜受田预期一定会发生的效果。

文宗对杜受田的恩礼，亦可谓至矣尽矣。他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即位之初，即有上谕，杜受田赏加太子太保衔；杜父杜翮原任礼部侍郎，年逾八旬，赏头品顶戴、太子太保衔。杜受田三月由左都御史兼署吏部尚书，五月调刑部尚书，七月加二级，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事务。

于此，我要顺便介绍”入阁拜相”的制度。清朝的内阁，至嘉道以后，形成定制，四大学士两协办，大致满汉各半。由尚书一升协办，即为”入阁拜相”，称谓与大学士相同，名为”中堂”。但协办升大学士容易，而尚书升协办较难，道理很简单：大学士缺多，协办缺少。通常在尚书这个阶段，回翔盘旋，总须十年八年之久，到得调任吏部尚书，方取得升协办大学士的资格。杜受田于道光二十四年由户部侍郎升左都，同年十二月升工部尚书，其间因故”夺俸二年”，不计年资；至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实际年资不足五年，且由刑尚晋升，皆非寻常。

咸丰二年四月，杜受田奉命偕恭王的老丈人、福州将军桂良处理江苏、山东水灾以后的河工、漕运等事宜，殁于清江浦，文宗震悼，朱批遗疏云：”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懔承大宝，方冀赞让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遣词用字，别具深情。至于恤典之优隆，远轶常规。以协办照大学士例赐恤，自不足为奇；入祀贤良祠，亦不算例外；赠太师、谥文正，则非同等闲。更有一事，在汉大臣可谓异数，即灵柩准入京城治丧。

杜受田是山东滨州人，其时因洪杨之乱，迎养老父，住在京师，所以杜受田灵柩须移京治丧。过去遇有此种情况，都是在城外找寺院停灵开吊，从无灵柩入京城之例。至于谥文正，上谕谓援嘉庆年间大学士朱珪之例——朱珪亦为帝师，当和珅用事时，仁宗亦颇受威胁，朱珪多方卫护，情事与杜受田相类。但经朱、杜二人创下例子，以后凡为帝师，皆有谥文正的可能。李鸿藻以为同治启蒙，得谥文正，犹有可说；至孙家鼐亦谥文正，则末世名器必滥，不足为贵。

当杜受田病殁时，杜翮年近九旬，犹住京邸，文宗为这位”太老师”设想，亦无微不至。当时杜受田长子杜翰，方任湖北学政；应该由在京的次子杜堮至清江浦迎灵，顾念杜堮须在京侍奉祖父，特命杜翰扶柩回京。对杜堮则赏加礼部尚书衔，以为慰藉；其后更赏食全俸。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均钦赐举人，准予一体会试。杜翰在道光二十九年以检讨放湖北学政，本是宣宗对杜受田的酬庸；及至丁忧服阕、补官升官的经历，在有清一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首先，以检讨放学政，便是异数。学政为”差使”，三年差满，回京复命，应该仍回本职。杜翰道光二十九年放湖北学政，当咸丰二年七月丁忧，亦正是差满之时。但丁忧守制，照例二十七个月方为”服阕”，而杜翰只守了一年的制，是由于其时匪氛方炽，以”墨绖从军”之例，如曾国藩便依此例”夺情”，奉旨领团练赴湘北剿贼。杜翰于咸丰三年十一月补右春坊右庶子，这是早在杜受田病殁时，恩诏中便许下的诺言。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跃而为正五品詹事府的庶子，不止连升三级，是连升五级。

照正常的升迁程序，就算一帆风顺，毫无顿挫，自检讨至庶子，至少要越过了从六品赞善、正六品中允、从五品洗马道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起码要十年的工夫。

翰林为清贵之职，如果始终为文学侍从之臣，则自庶吉士”留馆”，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至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内转侍郎，外放巡抚，可决其必将大用。但在翰林院的官职上，除状元特授”修撰”为正六品以外，编检皆为七品,再上面便是从四品的”侍读”、”侍讲”，七品何能一升便到四品?是故编检至相当年资，一定要出翰林院，其出路有三：一是外放知府；二是转”科道”成为言官；三仍是翰林，但必须转至詹事府。

詹事府为东宫官属，清朝自康熙以后，既不立储，詹事府便成赘疣；而所以保存者，即是为了翰林升迁必须有此人事上的渠道之故。

詹事府下设左右春坊，其职属有左右赞善，再上左右中允，再上左右庶子，庶子之上，便是詹事府的”堂官”，称为正詹事、少詹事，简称正詹、少詹。

赞善、中允都是六品，正合编检升任，因此编检出翰林院，而仍任清秘之职，称为”开坊”。当翰林”留馆”、”开坊”是两大关；但开坊以后，升至从五品的詹事府司经局洗马，又是一大关，因为洗马应升的官职为五品左右庶子、通政使参议、光禄寺少卿等，照吏部的则例，竞争者极多，而洗马往往落空，故有”一洗凡马万古空”之号。而翰林一当到庶子，则出路甚宽，熬到这一地步，亦有一句成语形容，名为”九转丹成”。转者，吏部授官”六班”中的”转班”之”转”。翰林开坊，由右转左，升一级再由右转左，如此转来转去，转够了年资，自然脱颖而出，故名为”九转丹成”。

京官一到五品，便具有”京堂”资格。”堂”者”堂官”,现在的说法便是”首长”。京中各部院的官员，通归为两类：一类是”堂官”，包括正副首长在内，如各部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共六人，即称为”满汉六堂”；以下郎中、员外、主事等，通称为”司官”，因六部皆分司之故。

”京堂”虽可作”京官中的堂官”解释，但仅限于三品至五品，亦即”六部九卿”的”九卿”，如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通政使、詹事府、国子监等衙门的堂官。至于二品、三品的京官，又特成一个阶级，称为”卿贰”，”卿”是指大理寺正卿等三品京堂，”贰”是侍郎。位至卿贰，即意味着即将进入政治上的领导阶层了。

杜翰只当了一个月的右春坊右庶子，官符如火，又升迁了，而且这一升比由检讨升右庶子更为惊人——一跃而为卿贰，是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同时被派了三个差使：一是”办理巡防事宜”；二是”稽察中书科事务”；三是”文渊阁直阁”。第三个差使，使他成为内阁的实际负责人，因为协办大学士必在部，或在军机，不到内阁；大学士多在家颐养，无事不到内阁；内阁日常事务，多由”直阁”的内阁学士处理。

又不久，正式补为工部侍郎，同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际遇之隆，升迁之速，无与伦比。文宗之报答师恩，真可令人感动。但亦害了杜翰：牵涉在辛酉政变中，差点送掉性命。

辛酉政变的主角，一方面是慈禧、恭王及军机章京曹毓瑛等，一方面是肃顺、端华、载垣等所谓”三凶”及军机大臣。结果”三凶”被逮赐死，军机大臣穆荫、杜翰、焦佑瀛被罪，穆、焦二人充军，杜翰的罪名本与穆、焦相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亦因看在”杜师傅”的分上，”特谕革职，免其发遣”。

皇子在学期间，到了十六七岁便可”当差”了，通常是派”御前行走”，学习政事。及至成年封爵，在结婚时自立门户，称为”分府”。

清朝除”三藩”以外，异姓不王，所以凡封王必为皇子、皇孙。其爵四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唯一的例外是”国戚”，大多为蒙古科尔沁旗的博尔济吉特氏。这自然是有怀柔的作用在内的。

所谓”国戚”，是指公主夫家及太后、皇后的父亲及同胞兄弟而言，此外只算”椒房贵戚”而非”国戚”。因此乾隆孝贤皇后的内侄、大学士傅恒之子福康安封贝子，乃成异数。福康安”身被十三异数”，别有缘故，以后谈高宗时会提到，此处不赘。

亲王、郡王又分两种：一种是”世袭罔替”，一人封王，子子孙孙皆王，这就是”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一种是”降封”，父为亲王，子为郡王，孙为贝勒，一代不如一代，直到”奉国将军”为止。

同是皇子，何人该封亲王，何人该封郡王，何人该封贝勒、贝子，大致决定于下列四个条件：

一、出身：所谓出身指其生母而言。世宗动辄谓皇八子胤禩”出身微贱”；同胞手足，何有此语？即因胤禩的生母良妃卫氏，来自”辛者库”。这个名词是满洲话的音译，实即明朝的”洗衣局”，专门收容旗籍重犯的眷属，操持打扫灌园等贱役。因为如此，胤禩在康熙时只封贝子；反而是雍正夺位之初，封此”出身微贱”的弟弟为廉亲王。

按：清朝的宫闱之制，皇后以下，有皇贵妃、贵妃、嫔、贵人，等等；大致生母为妃，而非由宫女逐渐晋升者，生子皆有封王的希望。

出身是主要条件，此外才干、爱憎、年龄是三个附带条件，配合是否得宜，决定封爵的高低。

成年的皇子一旦封爵，即须”分府”。分府先须”赐第”，或则旧府改用，或则新建。王府除了”世袭罔替”者外，一旦降封，必须缴回，由宗人府咨商工部另拨适当官屋，以供迁住；原来的王府，即指拨为新封的亲、郡王府。其规制皆有一定，不得逾越。

除了府第以外，分府时总要置办家具、陈设，需要一大笔款子，因此在分府时，须特赐一笔”钱程”。在康熙时定例是二十三万银子。怡亲王胤祥在康熙朝未领过这笔款，因此，我判断胤祥根本未曾受封，亦就未曾分府——圣祖崩逝时，胤祥方圈禁在宗人府，怡亲王乃雍正所封。

皇子年长学成，为朝廷办事，大致可分为两种性质、四大类别。会典规定，可派皇子充任的职差为一种性质，非定制而出于特命为又一种性质。前者除少数特例外，一般而言，无足重轻；后者则可看出皇帝的意向，并大致可以测定其前途。

四大类别是：

一、恭代祭祀：中国的传统讲究礼治，一年到头，祀典不断。祀典分大祀、中祀、小祀。自明世宗更定后，相沿勿替，只有小幅度的修正。大祀应该皇帝亲祀，但以种种缘故，不克躬行，照会典规定，可特命亲郡王恭代。此是例行故事，无甚意义可言。但冬至南郊祭天，自雍正以后，格外重视，奉派恭代的皇子，被视为大命有归的暗示。

二、临时差遣：遇到某种情况，必须表示重视其事；或形式上应由皇帝亲裁时，临时差遣皇子办理。如赐祭大臣，常派皇子带领侍卫前往奠酒，即为一例。派出皇子的身份，常视被赐祭的对象而定，如杜受田灵柩到京，特派恭亲王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酒，足以显示对杜受田的恩礼特隆。

三、分担政务：康熙以前，原则上不使亲贵干政；皇八子胤禩曾一度奉派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则以胤禩特具事务长才，而内务府大臣只是管皇室的”家务”，与参国家机要者不同。

雍正得位，信任怡亲王胤祥、庄亲王胤禄，则以兄弟阋墙，非在骨肉中结党不足以残骨肉。及至乾隆即位，起初正如雍正之作风，但深知重用亲贵，一则有尾大不掉之危，再则有徇庇纵容之害，所以约束王子，不使与闻政事。嘉道亦大致如此；及至咸丰即位，因洪杨势炽，且恭王确有才具，一度使之掌军机，由此成例。而亲贵执政，弊多于利，已成定论，清朝之亡，未始不由此。

四、寄以专阃：清初亲贵从征，立功大小决定爵位高低，亲属关系的远近只于领兵多少有关系；兵多将众而不能克敌致果，只会受罚，不会被奖。因此，派出大将军寄以专阃，就理论而言是予以一个立功的机会，亦可说是一种考验。既能通过考验，又立了功劳，则选此人继承皇位，为理所当然之事。康熙在夺嫡纠纷以后，绝对禁止皇子结党争立，而晚年任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用意在此。

谈到皇子成为皇帝，不能不先谈”大行皇帝”。皇帝驾崩，在未有尊谥、庙号以前，为别于”今上”，概称”大行皇帝”；皇太后、皇后亦然。中国的皇帝，暴崩的很多，或者由”不豫”至”大渐”，亦即起病至临危，往往只有两三天的工夫。夷考其故，皇帝玉食万方，营养过剩，加以起居及医药上的照料，至少是十分周到，所以诸如肺结核等慢性病极少发生，而高血压、心脏病则为恒见，这两种病，夺命皆速。所谓”暴崩”，不是脑充血，便是心肌梗塞；清朝有好几个皇帝即死于这两种病。

世宗可能顾虑到这种情况，仓促之间，口噤不能言，无由下达”末命”，岂非又起骨肉萧墙之祸？因此发明了一个皇位继承问题的特殊处理办法：亲自书写继承人之名，藏于乾清宫最高之处，即世祖御书”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另有一小银盒，内中亦书同样的朱谕，出巡时由贴身太监随身携带，以备变出不测时，仍能确知大位谁属。

一般而言，至大渐时，召继位皇子及顾命大臣至御榻前，口宣末命；驾崩后，继位的皇子既未登基，更无年号，而且天下臣民还不知道宫中”出大事”，但根据”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法则，既有遗命，不必柩前即位，即已自动成为嗣皇帝。顾命大臣、其他皇子以及宫眷、太监等，行大礼、改称呼，作为事实上承认皇帝的表示。

嗣皇帝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处理大行皇帝的遗体。清朝皇帝经常”住园”，夏天则至热河”避暑山庄”避暑；即便在宫内，自雍正以后亦住养心殿，不住乾清宫。主要的原因是，以满洲”祭于寝”的习俗，皇后所住的坤宁宫，经过改建，地下埋了两口大铁锅，每天后半夜煮两头猪祭神，中宫变成”沙锅居”，何能再住？

所以除大婚合卺之夕，一住坤宁宫东暖阁，以应故事之外，皇后从不住坤宁宫；这样一来，皇帝亦就不住乾清宫了。

但乾清宫毕竟是皇帝的正寝，所以不管康熙崩于畅春园，雍正崩于圆明园，乾隆崩于养性殿，嘉庆、咸丰崩于避暑山庄，道光、同治崩于养心殿，光绪崩于瀛台，皆奉遗体于乾清宫，在此大殓或行正式祭礼。

第二件要做的事，是遵奉遗命尊嫡母及生母为皇太后，再以奉太后懿旨的名义，以嫡福晋亦即所谓”元妃”为皇后。在此期间，处分重大事件，对外辄用”奉遗命”的字样，有关宫闱则用”奉懿旨”的字样。

接下来是颁遗诏又称”哀诏”；然后钦天监择日在太和殿行即位礼，礼毕颁”恩诏”，布告天下，新皇帝已经正式产生。

称为”恩诏”者，因为嗣君即位，与民更始，大赦天下，”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所谓”常赦不原”即”十恶不赦”。此外耆龄百姓及孤苦无依者，赐帛赐米，亦有规定，总之加恩中外，所以称为”恩诏”。

恩诏中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必须说明，即是定年号。新君的年号，照例由明年起算，而且非正式即位以后，不能颁年号。文宗崩于热河，穆宗未奉梓宫回京行即位礼，即有用新年号的”祺祥通宝”的”样钱”出现，为此，李莼客颇致讥评，殊不知此为别有经济上的理由之从权措施。以后会谈到，此处不赘。

年号起于汉武帝，但历代帝皇似乎全未考虑到历史记载的方便，动辄改元，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直到明朝，始划一为一帝一年号而仍有例外：一是英宗，年号先为”正统”，复辟后改为”天顺”；二是光宗，万历四十八年秋即位，一月即崩，熹宗接位定明年年号为”天启”，如是，则光宗竟无年号，因定即位之日起至年底为止为”泰昌元年”。一年三帝两年号，在正统的王朝为一罕见的现象。但清朝的年号，自入关开始，一帝一号，始终正常。

年号关乎”正朔”，等于御名的别称，自应较常人命名格外慎重，或出亲裁，或由军机大臣及南书房翰林拟呈圈定，皆几经斟酌，绝不会不通不妥，闹出宋太祖用伪号”乾德”的笑话。其原则大致如下：

一、避免使用前朝末代年号的字眼，如”崇”与”祯”。

二、声音响亮，绝无拗口之弊。

三、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深入浅出，令天下臣民共晓的涵义。

自顺治以后，年号的涵义如下：

1?顺治——入关之初，天下未定，愿将顺民意，以求大治。此一年号显然有抚慰的用意在内。

2?康熙——天下既定，与民休息，希望安居乐业。

3?雍正——雍为雍亲王，正为正位。特选此两字，正见得其得位不正；世宗喜自作聪明，类此弄巧成拙之事甚多。

4?乾隆——乾卦在五伦中象征为男、父、君，用于年号自是指君。乾隆者”乾运兴隆”，可见高宗得位的基础是很薄弱的。此年号配合其他各种迹象，透露了许多秘密。

5?嘉庆——此年号为高宗内禅时所定，嘉是对嗣皇帝的嘉许、嘉勉，庆者高宗自祝。

6?道光——光大道统之意。清朝诸帝年号，道光的涵义比较空泛。

7?咸丰——道光年间，积极整顿盐务、漕运、河道，但鸦片战争的结果，显示财用不足，国势中衰；文宗即位，以求富足为第一要义，因称咸丰。

8?同治——穆宗年号本定”祺祥”，辛酉政变，”三凶”被逮，两宫垂帘，恭王执政，同治的涵义非常明显：太后临朝听政，并不专断，愿与亲贵大臣共同治国。

9?光绪——绪有二义，一为统绪，二为次绪。张衡《东京赋》：”故宗绪中圮。”注曰：”绪，统也。”所以年号用此绪字，既以表示德宗为外藩迎立，亦以表示兄终弟及的先后次序，于德宗的身份异常贴切。同光之际，词臣最盛，故能选用此精当深刻的字眼。光自是光大之意。

10?宣统——迎立溥仪的懿旨，明白宣告，溥仪入继为穆宗之子，兼祧德宗。此是根据慈禧的意旨，明白宣告统绪，用意亦在防止醇王一系，或者会引明世宗的故事，以皇帝”本生父”的身份，在宗法上引起争议。

在年号之外，御名应如何避讳，亦是在即位之初即须明白规定的一件大事，否则民间无所遵循，会发生触犯”大不敬”严重罪名的可能。

清太祖名努尔哈赤，太宗名皇太极，世祖名福临，都是满洲语的译音，既未以汉文命名，自不发生避讳的问题。又自文宗开始，上一字不必避讳；而至德宗以后，对避讳亦不视为严重的问题，所以此处所说重点，在康、雍、乾、嘉、道、咸、同七朝皇帝御名避讳的规定。

圣祖名玄烨。上一字改用元字；但如天地玄黄之玄、昭烈帝刘备字玄德之玄，都不能改用元字，则在书写时缺末笔作。其他字中有玄者，如弦等，亦准此书写。唯一的例外是畜生之畜，不必缺笔，否则反成大不敬了。下一字烨，以煜字代替。

世宗名胤禛。胤改用允，他的兄弟均因此而改名，只有怡亲王，特旨仍用原名胤祥。至于《胤祚》《胤征》(《尚书》篇名)等，则用原字。下一字禛，以祯字代替。而胤祯原是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的原名，雍正既夺其位，复攘其名。这是中国历史上骨肉伦常之变的惨剧中最复杂的一重公案，正文中会细叙，此处不赘。

高宗名弘曆（曆、歷的对应简体为历——编注）。上一字弘改为宏，不过他的兄弟不必改名。此外如必须书原字为弘者，缺末笔。下一字曆，日改为止，作歷。历本改称时宪书。

仁宗名颙琰。上一字之半，禺改为禹；下一字琰改为瑗。

宣宗名绵宁。仁宗遗诏改名旻宁。旻字冷僻罕用，如必须用到时，日下之文缺一点，作·。

文宗名奕。上一字不必避讳，永以为例；下一字缺末笔作，凡字中有宁者均准此书写。

穆宗名载淳。淳中之子改为曰，作湻。

至于德宗名载湉,下一字已成死字，毫无用处，故不避自避。溥仪之仪为常用字，但民间不避；当时清室衰微，犯讳亦无所谓;唯少数忠于清室的遗老，书仪字仍有缺笔。

避讳是件很讨厌的事，倘或犯讳，重则有杀身之祸，轻亦不免影响前程，譬如乡会试写作俱佳，而一字犯讳，蓝榜贴出，这一科就算完了。

但对后世史学研究者，特别是在考据方面，避讳的规定常是极好的线索，甚至是有力的证据。尤其是作为反证，例如鉴定书画版本的真伪，样样看来都真，唯独应避讳而未避，即可决其为伪。

再举个具体的例子，《红楼梦》中很重要的一个本子，”己卯本”，我的朋友赵冈兄确定它出于怡亲王府，证据是抄本中遇”晓”字皆缺末笔，而其时——乾隆二十四年，怡亲王为胤祥的幼子弘晓，为避家讳，晓字缺笔，其说明确，毫无疑义。

清朝诸帝，对避讳最注重的是世宗。避字讳以外，又避音讳，如禛字应念为”正”，即平声念作去声。皇十四子本名胤祯，极可能由于与御名胤禛字异而声同，以音讳为名，勒令改为胤，然后攘”祯”为己有。唐人特重避讳，但亦没有如许花样；西谚”人是政治的动物”，这句话用在清世宗身上，百分之百正确。

下面要谈清朝皇帝的日常生活，分为公私两部分，先谈公的部分。

这部分的生活，最重要的莫过于处理国政，主要的两项工作是：批阅章奏与召见臣工。

明朝的章奏，统于通政使；清朝则以内奏事处为章奏出纳之地。除紧要奏折随到随递外，一般性的奏章，每日在宫门下钥，约莫下午五点钟，以黄匣贮送御前，在灯下批阅。看过，以指甲在奏折上划出不同的刻痕，由随侍太监依照刻痕，用朱笔代批。不同的刻痕所代表的意义是：

一、”知道了”。用于备案性质的奏章。

二、”议奏”。性质较为复杂，须由主管部院筹议办法请旨定夺。

三、”该部知道”。所谓”该部”指主管部院，譬如某省学政奏报到差日期，则批”该部知道”，自是指礼部而言。

以上三种是例行的处理办法；倘为重要而须请旨办理的事项，在乾隆以前，大致为亲裁指授，洋洋千言的批文不足为奇；嘉庆以后，则交军机处先作研究。凡前一日夜间所过目的奏折，次日五鼓时分，由内奏事处在乾清宫前发交各部院司官及各省提塘官，军机处亦由值班章京去”接早事”，俟军机大臣黎明到达，立即呈上阅看，交换意见，大致决定了处理原则，总在辰时(上午八点)以前，便要”见面”了。

所谓”见面”便是晋见皇帝，地点总在养心殿东暖阁。皇帝一天召见的臣工，多寡不一，但第一批必是军机大臣，逐案请旨，决定后立刻由军机大臣转告”达拉密”(军机章京领班)，写上谕呈御前，裁可封发，称为”寄信上谕”，简称”廷寄”。特别重要或机密者，由军机大臣亲自执笔。此为由”承旨”而”述旨”。军国大事，大致即在上午八时至十时这段时间内，君臣相商而定夺。

军机退下后，方召见其他臣工。其顺序为：

一、特旨召见人员，包括亲贵、各部院大臣、督抚等。

二、外放封疆大吏”请训”及辞行，称为”陛辞”。

三、道员、知府单独”引见”。

四、州县官集体”引见”。

这一顺序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内务府大臣常在最后召见，因为所谈之事，涉于琐碎，费时较多，不如在该召见的人都召见过了，看辰光可以从容垂询。

此外，亦有大臣请求召见，当面有所陈述。事先请求召见，名为”递牌子”，等候通知晋见。遇紧急事故，则不限时间，随时可以提出要求，名为”请起”——君臣相见，称为”一起”，所以传召晋见，名为”叫起”；集体”引见”，名为”大起”。

所谓”引见”，所谓”牌子”，都有说法。凡召见必有引导之人，称为”带班”；引导者的身份，视被召见者的身份而定，譬如亲贵、督抚进见，由领侍卫内大臣或御前大臣带班；道员以下召见，则由吏部堂官带班；新进士引见则由礼部堂官带班。唯一的例外是，每天军机例见，不必带班；事实上军机大臣的首席即为带班者，故称”领班军机大臣”。

”牌子”的正式名称叫做”绿头签”，长约四五寸，宽约寸许，上绿下白，写明被引见者的姓名、职务，以及籍贯、出身等，以备皇帝参考。

我以前曾说过，凡是一个正统皇朝，必能警惕于前朝的覆亡之由，有所改进，改得愈彻底、愈完善，则享国愈长。清惩明失，共有三件大事：勤政，裁抑外戚及宦官，皇子教育。这三件大事，裁抑外戚及宦官，不算彻底；皇子教育直至雍正以后始重视；唯有勤政一事，始终如一，自元旦至除夕，皇帝无一日不与大臣相见，视明朝嘉靖、万历数十年不朝，阁臣身处纶扉，竟有终其任不识天颜者，两相比较，贤愚自见。

清朝的衙门有”封印”之制，自腊月下旬至次年正月中旬，为时约一月；但宫中的新年假期，约只十日。定制，凡年内须了结的案件，截至十二月廿五日止，必须奏请裁决；所以这一天须皇帝批示的奏章常达两三百件之多。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经手贿买乡试关节，刑部批罪充军，而德宗批示斩监候，一反拟罪较重，俟朱笔轻减，以示恩出自上的惯例，一时刑名老吏亦为之错愕不解；我曾为文考证其事，原因之一，即在此案结于十二月廿五日，待批奏折过多，影响情绪，故而有此近乎迁怒的处置。

事实上，所谓宫中约有十日假期，是指停止处理寻常国事而言，遇有军国大计，必须立取进止；尤其是有军事行动时，仍旧不论时间，随到随办。如乾隆十四年正月征金川时，元旦即有一谕：

元旦天气晴朗，旭日融和，群情欣豫，定卜今岁如愿。经略大学士傅恒已抵军营；除夕申刻接奏折，唯时朕已封笔，此皇祖、皇考成宪，经岁唯此片刻之间。所奏拣员办理粮运，即自行酌定，朔于夜分封笔后，亦未尝稍闲也。

初二复有三道上谕，指授用兵方略；最后一道指出以前张广泗、讷亲错在何处，再次申明约束，即至四月间如尚未奏功，即应班师，令岳钟琪坐镇云云，都是经过深入研究所作的慎重决定。是则所谓”勤政”，亦非徒具形式，确确实实连岁时令节都在操劳的。

此外祭祀、巡幸、较武、衡文，等等，偷一次懒，就可能发生不良的影响。身为天子，如果要想做好，实在辛苦。因此，只有在私生活上调剂。

宫闱事秘，皇帝的私生活，外间了解者不多，因此，有种种离奇的传说。但可断言者，清朝如穆宗不免荒嬉外，其他皇帝绝无如前朝任性而行、近于荒淫的恶德，即如穆宗的荒嬉，亦不过微行一事，较之明熹宗毫无心肝、根本连皇帝的责任是什么都不知道，还算高明多多。

皇帝的生活，照衣食住行的区分，我介绍溥仪自述的情况；这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当然，他的衣食住行跟他的祖先已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了。

为皇帝管理衣着的太监，名为”四执事”，四者：冠、袍、带、履。贮放上用冠袍带履，名为”四执事库”，实即乾清宫东廊的端凝殿，取”端冕凝旒”之义。

据溥仪说，他”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又引用一份资料，统计出某年十月份中，做了皮袄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紧身二件、棉衣裤和紧身三十件。照此看来，棉衣裤和紧身，每天都可以穿新。又说：”单单一项平常穿的袍褂，一年要照单子更换二十八种，从正月十九青白嵌皮袍褂，换到十一月初一的貂皮褂。”

按：二十八种袍褂，载明会典，固然不错，但亦并非一成不变、到时候非换不可。溥仪为冲人，身不由己；内务府及内监，唯有靡费，始能中饱，故有如此大量制备衣服的情形。在此以前，殊不尽然，宣宗尤为节俭。

上用的衣料，不必外求，在洪杨以前，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衙门负责制办上用四季衣料；其他如皮统子则由边疆西北各省进贡。所需购自市上者，不过”贴边、兜布、子母扣和线这些小零碎”。但据溥仪记载，光是制作前述的皮棉衣服，这些”小零碎”就开支了银元两千一百余。

在穿的方面，我必须指出一个错误的流行观念：如电视连续剧上所表现的，皇帝一出场必是龙袍在身，或者明黄袍褂，事实上大谬不然。除了仪典所定，必须照制或服御以外，皇帝便殿燕居，乃至接见大臣，亦着便服；不过那时的便服，即是现在的中式礼服，包括长袍与现在称为马褂的”卧龙袋”，以及瓜皮帽等。

关于食，溥仪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

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术语，是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时间——并无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按：由于溥仪住在养心殿，无人管束，故可任意而为。在溥仪以前，宫中传膳的时间，我在前面已经谈过；宫中规矩甚严，不容随便破坏。溥仪的情形是特例，非常规。）——我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立在养心门外的太监，他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按：乾清门内，东西各一门，东曰”日精”，西曰”月华”。月华门内，北起漱芳斋，经过储秀宫、翊坤宫、永寿宫、养心殿之东而达内右门，名为”西一长街”。溥仪所说的”西长街”即指此。一进内右门，西首即是御膳房，位置与养心殿遥遥相对。御膳房南面墙外，便是军机处。）不等回声消失，一个犹如运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整齐的太监组成的队伍，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套上白袖头的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盒具是绘着龙纹和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明黄色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罐。

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并且为了同样的原因，菜送来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太监尝过，叫做”尝膳”。在这些东西摆好之后，我入座之前，一个小太监叫了一声”打碗盖”，其余四五个小太监便动手把每个菜上的银盖取下，放到一个大盒子里拿去。于是我就开始”用膳”了。

所谓”食前方丈”，所谓”玉食万方”，在一般人想象中，天厨珍供，纵非民间传说的龙肝凤髓，亦必是在材料上水陆杂陈，无所不有；在烹调上，煎炒烹煮，花式繁多。事实上大谬不然。

先说材料，平淡无奇，以猪肉、羊肉、鸡、鸭为主，海味极少，鲜鱼罕用；素菜配料，亦不过口蘑、白菜、菠菜、山药、茨菰、萝卜、豆腐、豆芽之类。不但比不上河工、盐商的饮食，就一般富家，亦比上方玉食来得讲究。

谈到烹调方法，更是简陋粗糙，大部分都是预先炖好，盛于黄砂碗中，移置铁板之上，下燃炽炭，碗上再盖铁板，复燃炽炭，因此黄砂碗中始终保持沸滚的状态。一声”传膳”，膳夫们迅速移去铁板，将黄砂碗中的菜，倾覆于御用瓷器中，扣上银盖，即可进奉。

这种菜好吃吗？当然不好吃；究其实际，根本不吃。那么吃什么呢？溥仪说：

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因为太后或太妃们都有各自的膳房，而且用的都是高级厨师，做的菜肴，美味可口，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我面前的菜，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

自康熙时代开始，便盛行小厨房制度，至慈禧听政以后，变本加厉，御膳房已如赘疣，但从无人敢言废除。内务府相传的心法是：无例不可兴，有例不可灭。何况御膳房是应有的制度，更何况御膳房是内务府一大利薮。

谈到住，帝后妃嫔，各有所主。照理论上说，皇帝住乾清宫，皇后住坤宁宫，太后住养心殿之西的慈宁宫，太上皇则住”东六宫”之东的宁寿宫，妃嫔则住坤宁宫左右的”东西六宫”，即所谓”掖庭”。但实际情形未必如此。

先说帝后。坤宁宫之所以不能住人，已如前述；乾清宫自世宗以后，除了穆宗因为负气，曾在此独宿以外，其他诸帝只有崩没，遗体才移此”正寝”，生前多不宿此。那么住在哪里呢？住在养心殿。

养心殿在乾清宫右前方，自雍正初年开始，成为皇帝的寝宫及治事之处；嘉庆七年曾重加修葺。养心殿除东西暖阁，后面还有两进房子，有名的”三希堂”即与西暖阁相连，此外有随安室、无倦斋、梅坞、能见室、攸芋斋等轩馆，皇后即住随安室，与东面皇帝的寝宫相对。

东西六宫，妃嫔所居，此为喜读宫闱故事者所艳称之处。大致东六宫保留着明朝的遗制，变化不大；西六宫则颇有更张。先谈东六宫。

东六宫分成两排，每排三座：第一排由南往北为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此三宫之东，由南往北为延禧宫、永和宫、景阳宫。其中最有名的是永和宫，明末为田贵妃所住，吴梅村的《永和宫词》，哀感顽艳之中，不尽兴亡之感。而无独有偶的是，清朝最后的皇后隆裕，亦住永和宫。隆裕崩后，端康太妃入居永和宫，端康即光绪瑾妃。

在隆裕以前，穆宗嫡母慈安太后住钟粹宫，此为称”东太后”的由来。

西六宫的规制，本与东六宫相同，但从明朝开始即一再改作，第一排本为永寿宫、翊坤宫、储秀宫，第二排本为启祥宫、长春宫、咸福宫。永寿、咸福两宫如旧，翊坤与储秀，启祥与长春则双双合并，名称亦有更改。

翊坤宫为慈禧太后封妃时所住，穆宗即诞生于此。与储秀宫合并时，拆除储秀门，就原址改建为体和殿；殿后储秀宫，后为宣统皇后秋鸿所住。两宫东西前后，皆有厢房，其中翊坤宫东面后厢房名为平康室，不知哪位皇帝所题，竟不讳”平康”二字，亦是怪事。

第二排启祥宫与长春宫合并后，启祥宫改称太极殿；又拆除长春门，改建体元殿。启祥宫本名未央宫，明世宗本生父兴献王诞生于此，因而更名为启祥宫，清末为穆宗瑜妃所住。

长春宫为慈禧回銮以后所住，后来宣统的妃子文绣居此。长春宫的特色为走廊四周画了”《红楼梦》图”，西厢名承禧殿，设有至圣先师神位，为文绣读书之处。

文绣写有一篇短文，名为《京苑鹿》，说”野畜不畜于家”，苑鹿失去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结论是：”庄子云：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论其死为骨为贵也。”到了民国二十年，溥仪还在天津时，文绣提出离婚的要求，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结果如愿以偿。而她有个哥哥，在天津《商报》上发表一封给文绣的公开信，说：”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又说：”纵中宫待汝稍严，不肯假以辞色，然抱衾与裯，自是小星本分。”此等妙文亦曾传诵一时。

长春宫后面的重华宫，自乾隆开始，亦为皇帝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所在。雍正在位时，皇子并未分府，高宗封宝亲王，婚后住重华宫；高宗即位后，重华宫即成”潜邸”，大加装修。内有崇敬殿，殿额题作”乐善堂”；高宗为皇子时所印的诗集，即名《乐善堂集》。重华宫的故事，可记者有二，《国朝宫史》：

每岁十二月初一日，懋勤殿首领太监陈龙笺、大笔、墨海于重华宫祗候。以”赐福苍生”笔，书福字十余幅，悬贴各宫。自是将军督抚奏函至，并御书缄赐之。十五、六等日召御前大臣、侍卫至重华宫；二十六、七日召诸王大臣、内廷翰林等至乾清宫赐福字。

按：召近臣面赐福字时，有一仪节:皇帝面南，立书福字；受赐者北面而跪，当御笔初下时，即开始磕头。等写完，两太监移福字自受赐者身上移过，置于地上候墨干，名为”一身是福”。

又《啸亭杂录》：

乾隆中，于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大臣之能诗者，曲宴于重华宫，演剧赐茶，仿柏梁制，皆命联句，以纪其盛。复当席御制工章，命诸臣和之。后遂以为常礼。

重华宫的戏台在东面，台前五楹敞厅，名为漱芳斋。辛酉政变后，两宫垂帘，以漱芳斋为”公所”，退朝后在此治事进膳；每月朔望有戏。当时两宫和谐，外倚恭王，内抚幼帝，虽是孤儿寡妇，却是一片兴旺气象。所谓”同光中兴”，实在也就只是两宫在漱芳斋的那几年而已。

此外，东六宫之东为宁寿宫，本为太后所住，乾隆三十七年重修，备为归政后颐养之所；乾隆六十年永定为太上皇燕憩之地。慈禧晚年亦住宁寿宫，主要的原因是：宁寿宫有一座三层的大戏台，名为”畅音阁”，便于慈禧”传戏”。

与宁寿宫相对的是西六宫之西的慈宁宫、慈宁宫之西的寿康宫、寿康宫之后的寿安宫。《国朝宫史》：

皇帝尊圣祖母为太皇太后，尊圣母为皇太后，居慈宁、寿康、宁寿等宫，奉太妃、太嫔等位随居。

寿康、寿安等宫，为先朝妃嫔，及有”常在”、”答应”等称号的宫眷所住。在宫中，这些人属于被遗忘的一群，所以称寿康、寿安为冷宫，亦与事实相去不远。

谈到行，皇帝出警入跸，都是坐轿子，从六十四人所抬的”玉辂”，到宫中两名太监手抬的软轿，种类极多。皇帝出宫的机会毕竟不多，无须细叙；在宫中”行”的情形，颇可一谈。如溥仪所记，即为历来相沿的规制；皇帝不论行至何处，都有数十人前呼后拥：

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发出”吃——吃——”的响声，警告人们早早回避。在他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前小太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呼应；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在这后面，还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样物件和徒手的太监：有捧马扎以便随时休息的，有捧衣服以便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

在这些御前太监后面，是御茶房太监，捧着装着各样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等，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藿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丹、万应锭、痧药、辟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

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如果没坐轿，轿子就在最后面跟随。轿子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

皇帝的饮食起居、公私生活，离不开太监。清朝的太监，虽不如明朝的宦官那样能够左右朝政，但无形中发生的影响也不小。所以在”皇帝的种种”之中，不能不稍稍多费篇幅，谈一谈此辈。

清朝太监势力的消长，可以分做顺治、康熙、乾隆以后及同光等四个阶段。顺治入关，接收大内，宫中犹是明朝四司六局的编制；顺治十年设”内十三衙门”，悉本明制，此是宦官制度的复活，为之主持者，是一个名叫吴良辅的太监。

这时从龙入关的上三旗包衣，本是天子家臣，照道理说，宫中的管家应该是他们，而非太监；太监既然得势，势必与上三旗包衣发生权利冲突，因此，双方斗得很厉害。顺治十五年，吴良辅以”交通内外官员，作弊纳贿”被逮问，但以世祖的宠信，吴良辅竟得无事；十八年正月初二，世祖且亲莅法源寺，观吴良辅祝发，归后即不豫，以天花崩于正月初七。吴良辅之祝发为僧，是因罪遁入空门以求免，还是代帝出家，今已无考。

世祖一崩，上三旗包衣全力反攻，尤以正白旗为最出力。所谓上三旗指正黄、镶黄、正白。两黄旗本为太宗所领，奴以主贵，自当别于下五旗；正白旗旗主本为多尔衮，死后无子，正白旗包衣被收，遂成上三旗，但与两黄旗亦有区分。正白旗包衣在名义上是为太后服役，所以选奶口以及织造等差，都出自正白旗。上三旗之向太监夺权，即由正白旗直接诉请孝庄太后主持，复得亲贵支持，乃能大获全胜；其方式是用遗诏罪己的口气，大加改革，裁撤”内十三衙门”即为其中之一。

顺治遗诏，为清朝开国最重要的文献；清祚能久，此诏关系重大。相传系大学士王熙承孝庄太后之命所改写，与跪受世祖之末命，大不相同；其中有一款云：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任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顺治十八年二月十五，圣祖即位后一月，上谕正式革去”内十三衙门”，提到吴良辅处斩；又提到一”满洲佟义”，与吴良辅朋比为奸。此佟义不详何许人，但既能深入宫禁，必为勋臣。按：佟氏为汉人而与爱新觉罗早结姻娅，圣祖生母即出佟家。当时佟姓族人，居高官不知凡几，故有”佟半朝”之称。

在康熙朝，太监虽不如顺治时得势，但仍多皇帝的亲信，口衔天宪，一语之出入甚大。康熙最信任的太监名梁九功，雍正即位后，不知缘何畏罪，自绝于煤山。如京剧《连环套》以及《红楼梦》中的描写，都还可以看出康熙、雍正两朝，太监在宫中跋扈者颇有其人；直至乾隆朝，方大加裁抑。

高宗极恨太监，我猜想这是因为他”出身微贱”，从小养于宫中时，常受太监轻侮所致。高宗裁抑太监的方法颇为巧妙：他将太监改成姓秦、姓赵、姓高三姓，合之则为”秦赵高”三字，以为警惕。又内奏事处的太监，一律改姓王，因为王是最大的一姓，若有人到内奏事处去打听机密，问到”王公公”，不知是哪个王太监，只好废然而返。

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一年高宗巡幸热河时，有一太监横行不法，为县令高层云所痛责。一时皆为高层云危，而高宗不但不罪，反而嘉许。此尤可见高宗对于太监的痛恨。

嘉道两朝，一承乾隆家法，太监无敢为非。至咸丰末年，溺于声色，太监得以夤缘为利。及至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安德海因密传书信之功，渐次跋扈不法，后为丁宝桢诛于济南，此为清末宫闱一大公案。自此约有十年清静，至李莲英得宠用事，见微知著，清祚将终，已可看出消息。

太监在明朝，最多时有数万名之多。康熙晚年曾与大臣谈早年的见闻，据说明朝太监人数太多，每日送饭，不能遍给，被派遣在冷僻之处的太监，倘或因病不能起床，即有活活饿死的可能。清朝的太监虽有编制上的限制，但最多时仍有三千名左右。

这三千名太监，大部分来自京东及河北南部；明朝的太监有福建人，清朝则绝无仅有。太监亦有品级，最高的是三品，至李莲英，由慈禧特旨赏戴二品顶戴，是唯一的戴红顶子的太监。

太监的首脑称为”都领侍”、”领侍”，但一般都用”总管”、”首领”来区分；总管又有大总管、二总管的说法。大致太后、皇帝、皇后宫中的太监首脑为总管，妃宫就只有首领了。自总管至太监，称其所侍候的后妃为”主子”，管皇帝叫”万岁爷”，先帝则在”爷”字前加年号，如世祖则为”顺治爷”，圣祖则为”康熙爷”。至于称慈禧太后为”老佛爷”，那是特例。

大内共分九个区域，如乾清宫、养心殿、宁寿宫等，每一个区下，有多寡不同的处，如乾清宫的”内奏事处”等，总计四十八处。每区设总管一员，被辖于”都领侍”之下，称为”九堂总管”，为太监部门的最高权力组织，有何大事，由”都领侍”召集九堂总管会议决定。九堂总管的品级，自三品至五品不等。

四十八处设四十八个首领太监，品级自四品至九品不等。当然，最多的是”未入流”的太监，分派在各处服役。最低级、也是最苦的是打扫处的太监，犯了过失的太监，常派到此处来服劳役，作为惩罚。

太监的苦乐不同，劳役不均，贫富不等，其距离恐怕超过任何阶层、任何行业。在表面上看，太监的待遇相差不大，最高的是月给银八两、米八斤、制钱一千三百文；最低的是月给银二两、米一斤半、制钱六百文。但是富庶的太监，其阔绰之处，说来有如神话，”溥仪自传”中说：

我用的一个二总管阮进寿，每入冬季，一天换一件皮袍，都属貂翎眼、貂爪仁、貂脖子，没有穿过重样儿的。仅就新年那天他穿的一件反毛的全海龙皮褂，就够一个小京官吃上一辈子的。

貂皮今称”明克”；西方贵妇人，以拥有一件明克大衣视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而阮进寿有数十件貂皮袍，其豪富为何如？

这些人的钱是哪里来的呢？第一是与内务府勾结，凡有大工、大庆典，如兴修宫殿、修陵寝、大婚等，都要先讲条件。

如溥仪的二总管、后来升为大总管的阮进寿，在溥仪”大婚”时曾勒索”内务府”，据溥仪自述：

我事先规定了婚费数目不得超过三十六万元，内务府按照这个数目在分配了实用额之后，可以分赠太监的，数目不多，因此在大总管这里没通过。事情僵住了。堂郎中钟凯为此亲自到阮进寿住的地方，左一个”阮老爷”右一个”阮老爷”，央求了半天，阮进寿也没答应，最后还是按阮进寿开价办事，才算过了关。

按：溥仪所说的这段话，需要说明或补充者有三：第一，大婚只用三十六万元，是因为溥仪毕竟只是”关起门来做皇帝”。同、光两朝大婚，正式预算及各省督抚报效，总数在四五百万两银子左右。第二，内务府大臣皆为兼领，不常到衙门；事务工作，有”堂郎中”为其首脑。”堂”有堂官的意味在内。第三，清朝官场称谓，官至三品始可称”大人”，阮进寿既为大总管，自是三品都领侍，郎中五品，称之为大人，亦不为谄谀；但对太监的尊称，只有”公公”，并无大人，而又有些太监不喜”公公”的称呼，所以称之为”老爷”。

太监的另一项经常收入为犒赏。内廷行走人员，逢年过节，或者奉召参加庆典，如”入座听戏”等等，对太监皆须有所馈赠；倘遇颁赏，则视”恩典”大小而定红包大小，宁丰勿薄，尤其是出自特恩，打发更须注意，倘不满其意，回宫复命时，加上一两句闲话，便成有力的谗言，恩遇方隆，旋即失宠，便是因小失大了。

还有一种犒赏，实在是花钱消灾。对大臣、言官的处分中，有一种叫做”传旨申饬”，派出来的太监都是利嘴，倘或好好招待，红包丰厚，则念一遍传旨申饬的上谕，便即了事；如果不懂这个诀窍，一无表示，”申饬”便变成痛诟，狗血喷头，祖宗十八代都可以骂到。

太监弄钱的花样很多，但不管什么花样，性质上总脱不了”敲诈勒索”四字，举几个例子如下：

一、左宗棠内召入军机，自兰州入觐——召见时免冠磕头，大帽子置于正前方，如果曾赏戴花翎，则帽子倒置，即以翎尾对御案——奏对既毕，”跪安”退出时，左宗棠忘了取回帽子，太监将帽子送回贤良寺行馆，索酬两万银子，否则泄其事于言官，纠弹失机，何等没趣？左宗棠无奈，只好接受其勒索。

二、慈禧万寿，某疆臣进献珍玩，外加红木底座玻璃罩；凡此进贡，照例应有丰厚的”门包”。但此疆臣所派的差官不甚内行，打点得不够，太监便使坏了：等贡品抬入宫内，差官退入殿外，复又被唤了进去，指出玻璃上有裂痕，随时会破，不便进呈。差官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太监便以同情的态度表示，可以为他换一个玻璃罩，但须两千银子。此差官迫不得已，打电报回去汇了银子来了结此事。其实所谓裂痕，只是太监在玻璃罩里面粘了一根头发而已。

三、世续的父亲崇纶，久任禁军统领，在庚子以前是慈禧面前的红人之一。他在兼内务府大臣时，得罪了一名有头脸的太监，一次奉召进宫，经过一处殿廷时，屋子里泼出一盆洗脸水，淋得他袍褂尽湿；那太监赶紧出来请罪。崇纶懂得他们的花样，这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只问：”太后在等着，一身皆湿，如何入见？”太监拿出一套袍褂来，又诉苦说好话。崇纶花了好大一笔钱，才能换上干净袍褂去见慈禧。

类此故事，不胜枚举。若问：如果不受勒索，又将如何？则有张荫桓的故事，可以说明一切。甲午以前，张荫桓奉派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加冕庆贺专使，归途道经巴黎，购得祖母绿及红宝石戒指各一枚，进献两宫；前者的价值远过于后，特以孝敬慈禧。哪知李莲英那里没有打点到，为他一句话说得慈禧对张荫桓痛恨不已，与他后来之得杀身之祸不无关系。

据说李莲英是说了这么一句话：”难为他记得那么清楚！莫非咱们真的就不配使红的？”慈禧当时色变——原来她自以为一生的恨事，是未能正位中宫。当两宫垂帘听政时，公评是东宫有德，西宫有才；军机奏请裁断时，慈禧所作的决定明明是铁定不移的事，但还得问一声慈安才能算数。这一点对慈禧是极大的刺激，因而任何有嫡庶之分的事物，皆为绝大的忌讳。

其实，满洲旧俗对嫡庶之分并不视为如何严重之事，因为基本上的身份都是差不多的。选秀女时，何人”指婚”皇子，何人成为王府的”格格”，全凭运气。清宫后妃，姐妹甚多，妹妹身份高于姐姐，亦是常事。甚至如穆宗皇后阿特鲁氏的姑姑，亦即崇绮的幼妹，选为妃嫔，对胞侄女须行朝中宫之礼，此在汉人为不可思议之事，而清宫无足为奇。

但因清朝末年，汉化的程度已很深，所以慈禧的嫡庶观念是汉人的，不是旗人的。汉人的嫡庶，不仅有身份的差异，更有出身的贵贱。慈安的父亲做过广西右江道，而慈禧的父亲惠徵是安徽池太广道，出身完全相同；论才识，则慈安不及；且又生子，得使帝系血胤不绝，从哪方面来说，皇后应该是她而非慈安，却偏偏倒了过来，此所以慈禧引为莫大的屈辱、无可弥补的恨事。

李莲英用这个忌讳来中伤张荫桓，是极狠的一着。因为张荫桓一直同情德宗，且与翁同龢接近，是公认的”帝党”。甲午以后，李鸿章失势，翁同龢与张荫桓如水乳交融，财政、洋务两大要政为翁、张紧紧抓在手里，朝野侧目，而张荫桓的”帝党”色彩亦更浓厚，”后党”视之如眼中钉。偏偏张荫桓毫不在乎；戊戌政变以前，德国太子亨利亲王访华，一切接待、觐见的仪节，由张荫桓一手包办，几乎连翁同龢都无置喙的余地。其中如德宗降御座与亨利握手、便殿赐坐等，已为保守分子视作大逆不道；及至国宴用他私人的厨子制西餐，这简直要掘内务府的根了！于是通过李莲英的关系谗于慈禧，说张荫桓”教坏了皇上”。慈禧以今视昔，认为当初进献首饰，不用民间唯正室方可着红裙的红色，而用象征妾侍的绿色，是有意轻视。于是在戊戌政变中，将张荫桓亦列为祸首。

关于太监的生理问题，国医陈存仁博士是专家，不但研究有素，而且搜集的资料、图片相当丰富。陈博士谈太监的文章，曾连载于《大成》杂志，读者有兴趣不妨参阅。在这里，我要谈一谈太监由不正常的生理而引起的不正常心理。

太监的不正常心理，大致由三种情感所构成：第一种是自卑感，形成的原因，由身体上的缺陷而来，不难理解；第二种是不足之心，因为”人之大欲”永远无法满足，所以恒在忽忽若有所失的心理状态之中，对于物质上的贪得无厌，以及精神上的幸灾乐祸、夸大，等等，都是此不足之心的反映；第三种只能用一个”阴”字来概括，阴柔、阴损、阴险皆是，这由生理上的女性荷尔蒙加上太监身份的卑微而形成。

太监之”阴”，如李莲英之中伤张荫桓，即为一例。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太监用到这个”阴”字诀，极其可怕，溥仪就常吃太监的暗亏，我不妨把它指出来，他在自传中说：

有一次我一连吃了六个春饼，被一个领班太监知道了，他怕我被春饼撑着，竟异想天开地发明了一个消食的办法：叫两个太监左右提起我的双臂，像砸夯似的在砖地上蹴了我一阵。过后他们很满意，说是我没叫春饼撑着，都亏那个治疗方法。

这是出于愚昧还是故意，不容易下断语；但下面这个例子，明明是有意”整人”：

这或许被人认为是不通情理的事情，不过还有比这更不通的哩。我在八九岁以前，每逢心情急躁，发脾气折磨人的时候，我的总管太监张谦和或者阮进寿，就会做出这样的诊断和治疗：”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败火吧！”说着，就把我推进一间小屋里，然后倒插上门。我被单独禁闭在里面，无论怎么叫骂、踢门、央求、哭喊，也没有人理我。直到我哭喊够了，用他们的话说是”唱”完了，”败了火”，才把我释放出来。

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残酷的惩罚，但在为了”败火”，当作一种治疗方法来看，太监可以施之于”万岁爷”，请看”阴”得可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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