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重正统；构成正统的唯一条件是：国中无国，亦即统一。但一个正统王朝而能享祚绵长，以我的看法，必须经过两代的经营。所谓”两代”，当然不能死看，以为必是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紧接着的两代；其间或有波折顿挫。总之”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力战经营之”得”，与偃武修文之”治”，必须继承有人，方能厚植根基，长治久安。如隋之代北周而有天下，亡梁灭陈，统一南北，而库藏丰盈，开国条件之佳，无与伦比，但历三世，凡三十八年而禅于唐，即第二代炀帝为败家子之故。

从正面看，隋之前如汉，继高祖之创业而有文帝之文治，乃有汉家四百年天下；隋之后如唐，高祖、太宗，父子两代；如宋，太祖、太宗兄弟，亦为两代；如明，则应视太祖、成祖为两代。至于清朝，入关以前，太祖、太宗的事业是一贯的，有因袭而无因革，虽独尊非太祖”共主”之本意，但自夏禹以来，非家天下不足以传国，基本上应视之为一个政权的由草创而成熟。因此，我以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合并写为一章。

清朝自太祖至宣统凡十二帝，但辄云清宫十三朝者，因太宗有天聪、崇德两年号；细考不然，清朝建元应自崇德始，天命、天聪为皇帝之称号而非年号。孟森《清代史》云：

太祖之建号”天命”，本自称为”金国汗”，而亦用中国名号，自尊为”天命皇帝”，其实并非年号，并未以”天命”为其国内臣民纪年之用。特帝业由太祖开创，在清史自当尊为开国之帝。入关后，相沿以”天命”为太祖之年号，则亦不足深辨。

至太宗改称”天聪”，亦是自尊为”天聪皇帝”，非以纪年。观太宗修《太祖实录》，屡称”天聪皇帝”为不可分离之名词，可以见之。《太祖实录》成于天聪九年，时虽尚无帝制之心，而已有为国存史之意，亦见志量之不同其他夷酋。实录既成，明年又实行建国，去旧国号之”金”而定为”清”，观其以夷称若为”满住”，后即就改为”满洲”以名其国，则清之为清，亦就金之口音而变写汉字，谓为清国耳。而清之一朝，实定名于是，故天聪十年有大举动，改元”崇德”，则真用为年号。

这个看法非常精当，太祖虽借”七大恨”伐明，实际上只希望在关外立国，而能获得明朝的承认，初无问鼎中原之心。此只看太祖所定的立国制度为共主而非独裁，即是心目中有一并无任何子侄可以称帝的观念在，自更谈不到代明而兴、成一朝正统的大志。

何谓共主？即是八旗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并立而不相上下；遇有大事，则八旗主会议决定。《武皇帝(太祖)实录》载：

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帝与带善、阿敏、蒙古儿泰、皇太极、得格垒、迹儿哈朗、阿吉格、姚托诸王等，对天焚香祝曰：”蒙天地父母垂佑，吾与强敌争衡，将辉发、兀喇、哈达、夜黑同一语音者，俱为我有。征仇国大明，得其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城，又破其四路大兵，皆天地之默助也。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长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怀理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佑之，俾子孙百世延长。”

这是清朝开国文献中很重要的一篇，可以看出太祖最看重的一事就是团结，而团结必出于公平与忍让。他自称”天命皇帝”，而不欲有子继承帝位，即是怕引起骨肉间的大冲突。至于以后太宗称帝，乃种种因素自然而然推移演变而来，非太祖本意所在，亦非太祖始料所及。

前引告天文中八人，即为八旗旗主，当时四大贝勒、四小贝勒。带善即代善，蒙古儿泰即莽古尔泰，得格垒即德格类，迹儿哈朗即济尔哈朗，阿吉格即阿济格，姚托即岳托。除阿敏、济尔哈朗为太祖之侄，岳托为代善之子以外，其余皆为太祖之子。

四大四小八贝勒，大致皆为旗主。但有一贝勒主两旗，如四贝勒皇太极之有两黄；亦有两贝勒主一旗，如镶蓝之先归阿敏，后归济尔哈朗。八旗成长演变的过程，即为清朝开国的历史，而太祖一生的事业、理想，甚至感情，亦可由八旗的成长演变的过程中充分反映。因此，谈太祖、太宗父子，最切实际的办法，便是谈八旗制度。

太祖以十三副遗甲起事，即是只有十三名能作战的甲士，加上必需的从属人员，大致不会超过五十人。征尼堪外兰时，得兵百人，甲三十副；以后归附日众，必须加以部勒。最原始的组织是十个人一小队，其中之一为首领。编队时，每人出箭一支，束为一束，由首领保管，这一束箭便是权威的象征。所以这个小队称为”牛录”，汉语”大箭”之意，牛录的首领称为”牛录额真”，额真即”至”。

以后牛录的编制逐渐扩大，最后于万历二十九年定制，每牛录三百人。其时只有四个牛录，合计一千二百人。四牛录无论行军还是打猎，都在一起，以旗色为号。旗分黄、白、红、蓝色。于此可知，八旗最初只有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

及至万历三十五年灭辉发、四十一年灭乌喇，实力大增，计有四百个牛录，总计十二万人，十四年间增加了一百倍。这四百个牛录，分为满洲、蒙古混合编组三百零八个，纯蒙古七十六个，汉军十六个。于是在万历四十六年，增编四旗，黄、白、蓝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称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旗。

八旗的旗主，先要从早先的四旗谈起，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考出：

正黄，旗主四贝勒皇太极。

正红，旗主大贝勒代善。

正蓝，旗主三贝勒莽古尔泰，后归德格类。

此三旗之外的正白旗，后由多尔衮所领；但那是太祖既崩以后的事，最初必另有旗主。孟先生下笔极谨慎，因无资料，故付阙如；但我为孟先生作一补充：正白旗的旗主，必是太祖的长子、广略贝勒褚英。

所谓”四大贝勒”，是太祖称帝后所封，并其弟舒尔哈齐第二子阿敏与其亲生之子，叙齿以定次序。代善年最长，称大贝勒；其次为阿敏，称二贝勒；以下为莽古尔泰及皇太极。其实代善为太祖次子，最初的大贝勒应该是褚英，二贝勒方为代善，第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第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分领白、红、蓝、黄四旗。

何以见得正白旗为褚英所领？此可由情理推知：太祖的基本武力只有四旗，自然由年长的四子分掌。褚英与代善一母所生；初期的征伐，褚英亦常受命领兵，则代善既有一旗，褚英更当有一旗，即为唯一最初旗主无考的正白旗。及至褚英获罪为太祖所诛，正白旗必然收归自将，因为小一辈中，褚英居长，他人的资望自不足以驾驭此旗；而且可意料的是，正白旗是兵额、装备皆优的一旗，太祖亦不能轻易托付他人。

至于阿敏，原不主旗，后来由四旗扩编为八旗，始得领镶蓝旗；皇太极以才具冠于兄弟，多领镶黄一旗。镶红、镶白两旗主名无考，我很疑心此两旗本属于阿敏之父舒尔哈齐。黄道周《建夷考》：

初酋(按：指努尔哈赤)一兄一弟，皆以骁勇雄部落中。兄弟始登垅而议，既则建台，策定而下，无一人闻者。兄死，弟称”三都督”，酋疑弟二心，佯营庄第一区，落成置酒，招弟饮会，入于寝室，铛之，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闻，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斩之。长子数谏勿杀弟，且勿负中国，奴亦囚之。其凶逆乃天性也。

据孟森考证，所谓”有一兄”，乃误记，太祖居长，不得有兄。”长子”即褚英，而”二名裨”为常书、纳奇布。我疑心镶红、镶白为舒尔哈齐居旗主之名，而由此”二名裨”分别带领。舒尔哈齐及此二将被杀，两旗亦归太祖自将，连正白旗共保留三旗的兵力，临终时分授三幼子。其详见后，先谈舒尔哈齐的死因。

按：上引文中的”三都督”，指乌喇贝勒布占泰。九国联军之役，布占泰原已被俘，太祖为怀柔起见，放他回国，且结姻亲。亲结得很奇特，在只知儒家礼法的人看来，闻所未闻。

乌喇贝勒名满泰，其女名阿巴亥，于万历二十九年嫔太祖为妃，后立为后，即多尔衮之母；多尔衮死后获罪，”祸延先妣”，阿巴亥改称为大妃。

大妃有叔即布占泰，继满泰而为乌喇贝勒，九国联军之役，布占泰被擒，而太祖释之回乌喇。布占泰本为太祖的叔岳，此时呼叔岳为”恩父”。因乌喇后求婚满洲，太祖以弟舒尔哈齐之女相许；二次又求婚，复以舒尔哈齐之女许配；三次再求，则太祖以第四女许婚。于是太祖与布占泰由互为叔岳，而又一变为翁婿。

翁婿之反目，在万历四十年，起因是布占泰想娶太祖的一个”未婚妻”。这话似乎太离谱了，但一说明白，读者就会觉得我用”未婚妻”一词，不为过分。

太祖的这个”未婚妻”，《明史》称为”叶赫老女”。孟心史有一篇《清太祖所聘叶赫老女事详考》，扈伦四部皆由”叶赫老女”而亡，倾城倾国尤物，真是祸水。兹先言太祖与叶赫的关系。

太祖死后，后来由于太宗由四贝勒共治而定于一尊，所以他的生母成了”太祖孝慈高皇后”，她的闺名叫孟古姐，为叶赫东城贝勒杨机奴之女。杨机奴胞兄名卿家奴，为西城贝勒，其子名卜寨，生女即所谓”叶赫老女”。

九国联军之役的盟主为高皇后的胞兄纳林布禄，所以此役为大舅子反妹夫。卜寨亦领兵与战，奋勇当先，不料坐骑触木而踣，为太祖部下所斩。战事结束，叶赫要求归还卜寨遗体，太祖剖其半与之，遂成不解之仇。

万历二十五年，叶赫媾和，以十五岁的叶赫老女许婚太祖，而以纳林布禄胞弟金台吉之女许婚代善，皆正式下过聘礼。不久，叶赫悔婚，金台吉之女嫁于蒙古，留叶赫老女不遣。

原来纳林布禄要拿叶赫老女作为”奖品”，谁能打败满洲，即以叶赫老女相许。于是万历二十七年叶赫诱哈达贝勒猛骨孛罗，有云：”尔若执满洲来援二将，赎所质三子，尽歼其兵两千人，我妻汝以所求之女。”太祖得知其情，一举灭了哈达。

万历三十五年，辉发贝勒拜音达里原来聘了太祖之女为妻，却久不迎娶，原来他亦看上了”老丈人”的”未婚妻”叶赫老女，因而为太祖所灭。

万历四十年，叶赫老女已经三十岁，但对布占泰而言，仍有极大的魅力，布占泰竟因此以”骲箭”射太祖侄女，亦即其妻娥恩姐。太祖兴师问罪，布占泰谢过：”或者人以谗言，令吾父子不睦。若果射汝女，欲娶汝婚，上有天在。”太祖要求他以”汝子并大臣之子为质，方见其真”。延及一年，布占泰竟将他的儿女及十七臣之子送叶赫为质，太祖因而亲征乌喇，布占泰仅以身免，投往叶赫。结果国亡而香梦未圆，布占泰并没有娶到叶赫老女。

太祖与舒尔哈齐同母兄弟，由生嫌隙不和，而至于幽禁致死，并先杀舒尔哈齐两子，其起因有二：一为对乌喇及布占泰的态度不同。布占泰为舒尔哈齐两女之婿，顾念亲情，并不视之为敌，万历三十五年曾有作战时公然袒护的事实，太祖因而夺弟兵权。舒尔哈齐的反应，据《清史稿》本传云：

居恒郁郁，语其第一子阿尔通阿、第三子札萨克图曰：”吾岂以衣食受羁于人哉？”移居黑扯木。上怒，诛其二子，舒尔哈齐乃复还。岁辛亥八月薨。顺治十年追封谥。子九，有爵者五。

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判断。太祖诸弟中，唯舒尔哈齐得与其并称，《明实录》于太祖兄弟的朝贡，并称为都督；《朝鲜实录》亦并称之为”老哈赤”、”小哈赤”。于此可知两人地位相埒；而舒尔哈齐与明朝边将另有一重特殊关系：其女为李成梁之子、辽东总兵李如柏之妾，生一子。当时有”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之谣，即指李如柏。舒尔哈齐既有兵权，复有奥援，则在对乌喇的政策上发生重大歧异，自然为太祖所忌，遂致演出骨肉相残的惨剧。

太祖既灭乌喇，扈伦四部只剩下一个叶赫，于是以索布占泰为名，攻破叶赫兀苏等城十九处。叶赫两贝勒金台吉、布扬古叔侄告急于明，明遣游击马时楠、周大岐带枪炮手一千，保护叶赫东西两城。其时满洲兵还不敢与明对抗，主要的原因是明军有”红衣大将军”——大炮。因此，太祖修书向明朝解释兴兵叶赫：由于叶赫”悔婚”、”匿婿”，不得不然。

当时明朝的威信未坠，犹足以使四夷有所顾忌，所以太祖还不能不貌为恭顺，而另出以狡计，愚弄边吏。因此，明朝虽支持叶赫，却并无发兵助叶赫攻满洲的打算；而太祖亦不敢大举侵叶赫，避免对明朝过分刺激。

这样大致僵持的形势，到了万历四十三年夏天，发生了变化。叶赫急于复仇，以”老女”许婚蒙古喀尔喀部的莽古尔代，五月下聘，七月成婚。太祖部将都以为此可忍孰不可忍，主张进兵叶赫，而太祖不以为然，《武皇帝实录》载万历四十三年六月事云：

初，夜黑(按：即叶赫)布羊姑以妹许太祖(按：布羊姑即布杨古，卜寨之子、”老女”之兄)，受其聘礼，又欲与蒙古胯儿胯(按：即喀尔喀)部翀孤儿太(按：即莽古尔代)台吉(按：”台吉”由汉语”太子”转变而来，各部落酋长之子皆称”台吉”，意同王子)，诸王臣曰：”闻夜黑将汗聘之女欲与蒙古，所可恨者莫过于是。当此未与之先，可速起兵。若已与之，乘未嫁时，攻其城而夺之。况此女汗所聘者，非诸王可比，既闻之，安得坐视他适？”皆力谏兴兵不已。

太祖曰：”或有大事，可加兵于彼；以违婚之事兴兵，则不可。盖天生此女，非无意也，因而坏哈达、辉发、乌喇，使各国不睦，干戈扰攘至此。大明助夜黑，令其女不与我而与蒙古，是坏夜黑，酿大变，欲以此事激我愤怒，故如是也。今尽力征之，虽得其女，谅不久而亡，反成灾患。无论与何人，亦不能久。启衅坏国已极，死期将至矣。”

诸王臣反复谏之，必欲兴兵；太祖曰：”吾以怒而兴师，汝等犹当谏之，况吾所聘老女为他人娶，岂有不恨之理？予尚弃其忿恨，置身局外以罢兵；汝等反苦为仇校，令吾怨怒，何也？聘女者不恨，汝等深恨何为？岂因忿遂从汝等之言乎？汝等且止。”言毕，令调到人马皆回。

诸王臣奏曰：”此女迄今三十三岁，已受聘二十年矣。被大明遣兵为夜黑防御，夜黑遂倚其势，转嫁与蒙古，今可侵大明。”

太祖不允……

按：如上实录，太祖所谓”大明助夜黑，令其女不与我而与蒙古”一语，当系后来修实录时所加。太祖当时必不致作此语，当时御史翟凤翀巡按辽东时，主张根本不管他们的”家务”，疏称：”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污而体亵。”可以反证明朝绝无令叶赫以”老女”予蒙古之事。天聪修实录所以加此语，无非以此与”告天七大恨”相呼应，以见其”造反有理”而已。

太祖之不欲兴问罪之师，乃是老谋深算，因为叶赫之结蒙古，一方面恃以为援，另一方面亦是故意激怒太祖，希望满洲兴兵，则不但叶赫与蒙古组联军，足以相敌，而且明朝亦一定会从清河、抚顺发兵，东向夹击，危亡立见。

同样的，太祖不欲伐明，亦是怕叶赫与蒙古拊其背；决定”固疆宇、修边关、务农事、裕积储”，自是持重的做法。

可注意的是，此后事态的发展，第一，三个月以后的闰八月，长子褚英因罪为太祖所杀，所得何罪，迄今不明，只有就官书中现存的记载去猜测。《东华录》顺治五年三月”幽系肃亲王豪格”一条下记：

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豪格应拟死；得旨：”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诸王大臣复屡奏言：”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乃从众议，免肃亲王死，幽系之，夺其所属人员。

是则褚英的罪名与豪格相似。按：豪格为太宗长子，顺治异母兄。入关后平四川，斩张献忠于阵，但与其叔摄政王多尔衮不和，削爵系狱，其妻且为多尔衮所夺。《清史列传·宗室王公卷二》记：

(顺治)五年二月凯旋，上御太和殿宴劳。三月，睿亲王(多尔衮)以豪格徇隐随征护军参领希尔根冒功事，又欲擢用罪人扬善之弟吉赛，议罪削爵，系之，卒于狱。八年正月，上亲政，念其枉，复封和硕肃亲王，立碑表之。

十三年九月追谥武，再立碑以纪其功。

据此，则豪格之获罪，别有缘故，后当详考，大致亦为不得皇位之故。当时以豪格之罪名比拟褚英，则褚英当亦有反太祖之事实，而与太祖不愿兴兵征叶赫及反明有关。

明朝人的记载，如《从信录》等，记褚英之为父所诛，是由于反对太祖叛明之故，此可能与事实适得其反。因为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太祖是采取稳健的步骤；而”诸王大臣”主张兴兵，此”诸王大臣”当然包括褚英在内。此后不久，太祖正式称帝，亦是由于”诸王大臣”纷纷劝进，过拂部下之意，势必影响士气，不得不然。

太祖建国在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年五十八岁，称号为”天命皇帝”，后世误以为建元”天命”。其实，太祖此时不但无代明而有天下的雄心壮志，甚至根本不想维持传统的帝制，谆谆以共治为嘱。据满洲老档《武皇帝实录》载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三月初三日事：

皇子八人进见问曰：”我等何人可嗣父皇，以登天赐之大位，俾永天禄？”帝曰：”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

这是太祖制定的国体，孟心史称之为”联旗制度”。但此制度要维持不坠，实在很难。八固山除了四小贝勒以外，四大贝勒都想继承帝业，最后由皇太极继位，出于代善父子的拥立；否则相互砍杀，绝不能成一统之业。

明亡清兴，实有天意，有清太祖、太宗及代善，并有明熹宗、思宗。明朝并非无人，袁崇焕、孙承宗、熊廷弼无不可以制满洲，但其遭遇，真是令志士丧气。当然，误国的疆臣边帅亦不是没有。先谈袁崇焕，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十一本传：

袁崇焕广西藤县籍，东莞人，万历己未进士，为邵武县令。天启壬戌，升兵部职方司主事。时广宁失陷，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

按：广宁失守在天启二年。熊廷弼为经略，王化贞为巡抚，两人不和，而内阁及兵部皆袒护王化贞，因此熊廷弼虽有大举的计划，却无由实现。

天启元年，原为抚顺游击而投清的李永芳勾结了王化贞部下的一个游击孙得功，由孙得功向王化贞献议，说李永芳有心反正，只要一发兵，里应外合，足以大破清军。王化贞大喜，以为立功有秘计，益发轻视熊廷弼。见此光景，熊廷弼便上奏乞休，朝廷亦已许了他。不道尚未能离任，太祖已在天启二年正月对辽河发动攻击，孙得功想绑架王化贞投清，幸有别将相救，得免被俘。

熊廷弼痛恨王化贞偾事，同时深知敌人还不敢渡辽河而西，因而随王化贞入关，打算着朝廷知道他的才具，既然王化贞失败，自然就会想到他，那时再来经营，亦还不迟。

《袁崇焕传》又说：

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胸不敢任，袁崇焕独攘臂请行，与阎鸣泰同出监军山海。巡抚刘策议于山海关外掘壕堑，筑备城关……崇焕言守关当于关外守之，筑城与掘壕俱不便，请罢。阁部孙承宗自请至关，相度形势，是崇焕言。掘壕议遂寝，朝议遂以孙承宗为经略。

按：此记殊有未谛。山海关外另筑重关，议出两王；两王者，蓟辽总督王象乾，及代熊廷弼经略辽东军务的王在晋。当时大僚多不愿到辽东是事实；而王在晋功名心切，首辅叶向高因许以”关门一年无事，即予封拜”，因毅然以兵部尚书出镇辽东。但实际上不但未到辽东，连辽西都未到，只在山海关内坐镇。关外已经弃守，但非满洲所占，而是蒙古喀尔喀、土默特等部在盘桓。其时的情势非常特殊：满洲与明朝都在争取蒙古，满洲希望蒙古进攻明朝，所以让出关前之地；而明朝则以为蒙古为我”守边”，所以经常有巨款犒赏，名为”行款”，蒙古兵则称为”西部”。王象乾的长技，即在结纳”西部”，以”行款”买得个无事，待老解职，挟丰盈的宦囊回老家去求田问舍，做权绅鱼肉乡里。

王在晋到镇，就照王象乾的办法，打算着干满一年便可入阁拜相。不道忽然动了功名之念，计划利用西部收复广宁，王象乾便极力劝阻，他说：”收复广宁而不能守，朝廷不念收复之功，只问失地之罪，岂非自取之咎？为今之计，不如在关外设关，守住山海关，即是保卫京师。”

他说这话是有私心的。原来他的辖区虽为蓟、辽，但辽事有经略、有巡抚，所以实际上只是管蓟州，蓟州不失，即无罪过；如果关外设关，关内的蓟州又多一重保障，更可高枕无忧，所谓”守住山海关，即是保卫京师”，这”京师”二字应改为”蓟州”才符实际。

王在晋的本意亦只在守山海关，欣然纳议，请巨款在关门外八里铺筑关城。宁远道袁崇焕及王在晋的好些幕僚都不赞成，而王在晋不顾。

奏疏到京，首辅叶向高以为仅凭书面上的说明无法判断，次辅孙承宗自请”身往决之”。到关一看，认为王在晋的想法根本不通。据《明史·孙承宗传》，当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孙：”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

王：”否。当更设兵。”

孙：”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址，旧城之品坑(高阳按：掘壕成品字形谓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设，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王：”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

孙：”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

王：”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孙：”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乎？”

按：以上一问一答，如不明山海关的地形，不知王在晋的荒谬。山海关的正面，亦即由南面的海边，往北抵山，约计四十里。北面转折往西之处即”一片石关”，俗称”九门口”，为山海关的要隘，故当设兵防守。由一片石往南凡历五关到海，其中有一个关就叫”三道关”，北距一片石、南距山海关各为二十里。王在晋的意思，新城如不守，四万新兵可由”三道关”入关。所谓”旧关”，则指原来的山海关。及至孙承宗诘以”兵逃如故，安用重关？”自觉失言，因谓另筑三塞以待溃卒。真是越说越不成话了。

论理语穷，于是孙承宗就地召集军事会议，议守关外。关外又守何处呢？袁崇焕主守锦州西南的宁远；阎应泰主守宁远以南十二里海中的觉华岛，此处为后来明军屯粮之地；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城”，此城在宁远之西一百六十五里，而宁远距山海关一百九十里，换句话说，中前所城在山海关外二十五里之处。很显然，王在晋是怕关外守不住，为了逃起来方便，所以主守中前所城。

孙承宗支持守宁远之议，但希望由王在晋提出建议，谁知花了七昼夜的工夫，未能说服王在晋。迫不得已，还朝以后，据实上奏。

孙承宗的奏疏中说：

与其以百万金钱浪掷于无用之版筑，曷若筑宁远要害；以守八里铺之四万人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浚而横击之，即无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总之，敌之帐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膜外。

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也。

按：宁远即今兴城，乃恢复辽金的旧名。兴城以东为杏山及松山，当小凌河西岸；渡河为今锦州，明朝称为广宁中屯、左屯卫；过大凌河在今沟帮子、镇安一带，始为明朝的广宁卫。

觉华岛今称菊花岛，在兴城以南十二里海中，上有海云、龙宫两寺。明朝通海运时，东南粮秣接济山海关，即囤觉华，虽离海十二里，实为沙滩，水浅时涉足可过，不烦舟楫。所谓”三岔”，当指小凌河自海而北，过杏山后，分出女儿河、汤河两支流，遂成三岔而言。当敌窥宁远城时，必须过杏山、松山，渡双树铺河，方到城下；此时觉华岛的守卒，由东面在小凌河西岸登陆，预备烧断敌军在双树铺河所搭浮桥，拦腰袭击，则敌无归路，必当速退，可解宁远之危。

奏疏以外，孙承宗复在熹宗御经筵时，面奏王在晋不足任，于是调为南京兵部尚书，并斥责逃入关内、附和筑城之议的监司邢慎言等。辽东经略一时不得其人，孙承宗奋然请行，诏”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并以阎应泰为辽东巡抚。《石匮书》卷八《孙承宗传》：

承宗请行边，天子御书饯送，诒书郑重，以汉诸葛亮、唐裴度为比。出镇之初，关门三十里外，斥堠不设；经营四年，辟地四百里，徙幕逾七百里，楼船降骑，东巡至医无闾。

医无闾山在今镇北附近，已及广宁；易言之，王化贞所弃的广宁，几已收复。至天启五年八月，孙承宗为阉党所攻去职，兵部尚书高第代为经略。孙承宗前后在关四年，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造甲胄器械等攻守之具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而满洲始终不敢犯。孙承宗不去职，岂有后来清兵入关之事？

明末清初与山海关有关者，有两高第：一为山海关总兵，本人即为榆林籍，后降于清，随多铎征河南，《清史列传》列于”贰臣”；一即此处要谈的辽东经略，他是关内滦州人，字登之，两榜出身，在孙承宗出镇辽东时，为兵部尚书，亦主撤兵守关，孙承宗驳而不行。明朝的兵部尚书，既掌军政，亦主军令，犹如现代集国防部部长与参谋总长于一身，称为”本兵”，威权极重，孙承宗驳了他的政策，认为大损威望，因而不睦。既代孙承宗为辽东经略，自然一反孙承宗所为，撤关外之兵。袁崇焕时为宁前道，不奉命，他的理由是：”我是地方官，守土有责，情愿死在宁远，不撤。”高第无以相难，只好不闻不问。

在孙承宗守辽的四年间，满洲只零星骚扰，不敢大举入侵，因为太祖极见机，知道孙承宗不好惹。现在换了与王在晋一丘之貉的高第，自然不客气了。高第头一年十月到关，太祖第二年(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正月率诸贝勒大臣西征，统兵号称四十万。一路势如破竹，高第坐视不救。

袁崇焕与总兵满桂，只数千兵，固守宁远；太祖旨在攻关，关门一下，宁远不溃即降，无足为忧，因而绕城而西，横截山海关大路，同时分兵取觉华岛。不道袁崇焕在城上发炮，太祖不敌而退。《石匮书》袁传记其事云：

丙寅(天启六年)北骑四十万逼宁远城，城中戍守数千人，兵势单弱，城外有红(衣)炮数门，无敢发者；崇焕事急，勒唐通判亲自发炮。凡放红(衣)大炮者，必于数百步外掘一土堑，火着线，即翻身下堑，可以免死。唐通判不晓其法，竟被震死；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辽东人谣曰：”苦了唐通判，好了袁崇焕。”

此真齐东野语！袁崇焕复因崇祯中清太宗的反间计而被杀，传首九边；天下皆以为袁崇焕通敌倾国，虽正人君子亦然，毫无例外，此所以张岱贤者，能有如此笔墨。

捷报到京，本为阉党的兵部尚书王永光，一反支持高第的态度，上疏请重用袁崇焕：

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国外事权，悉以委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

”悉以委之”则竟是以袁崇焕为实质上的经略；所升的官职则是”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既有奖，自有罚，论高第不救宁远之故，他说关兵只得五万，若救宁远，万一关门有失，危及京师。于是阉党打算趁此机会整孙承宗。其时孙承宗已罢官回原籍畿南高阳，得到消息，派人跟户部去说：”我交给高尚书的兵是十一万七千；上年十一、十二月，高尚书领的饷亦是十一万七千人。他说五万，你们给他五万人的饷，看他怎么办。我现在先不辩；高尚书应该自悔失言，有所补正。我如果一上奏疏，说明实情，传到四夷，让他们耻笑中国有数目字都搞不清楚的经略大臣，岂非有伤国格？”这是孙承宗忠厚，让高第具疏自陈：”前止据见在兵五万，会核有某兵、某兵，合十一万有奇。”因得从轻发落，免官而已。

现在回头来说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实录》：

上至沈阳谕诸贝勒曰：”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不怿累日。

据明人记载，谓太祖受创而回，愤懑疽发背卒。朝鲜人记载，更谓太祖攻宁远受伤而卒。要之，太祖自此不履战场，延至是年八月十一日未时卒于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事先不豫，至清河温泉休养，大渐回京，崩于途次，寿六十八。

此时随侍太祖的就是年方三十七岁的大妃，《清实录》言大妃：

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为国乱，颁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

此非当时真相，真相是太宗等矫诏逼大妃殉葬。因为她既饶丰姿，又当狼虎之年，必不能安于室；若有外遇，贻先帝之羞，犹是小事，问题最严重的是，她所生三子，太祖生前”分给全旗”，除阿济格甫成年以外，多尔衮、多铎一只十五、一只十三，如果大妃的情夫是野心分子，通过大妃而控制三旗人马，将肇大乱。因而假造先帝遗言，逼大妃上吊，以绝后患。

当太祖崩于叆鸡堡，匆匆成殓，群臣轮班抬”梓宫”回沈阳，初更入宫，开始谈判，整整谈了一夜，大妃无奈，终于在第二天辰刻自尽。《清实录》——天聪九年所修的《武皇帝实录》，比乾隆朝改篡的《高皇帝实录》，保存了较多的真相。

《实录》中接”后支吾不从”句下云：

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求，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子多儿哄、多躲，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

于是后于十二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巳时出宫，安厝于沈阳城内西北角。

多尔衮、多铎后由太宗抚养，其时孝庄皇后亦为其姑孝端皇后育于宫中，小多尔衮一岁。我一直怀疑世祖为多尔衮与孝庄所生之子，后面将谈到，此不赘。

太祖既崩，遗命八固山共治；九月太宗即位，乃出于代善父子之拥立。《东华录》：

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位之议……太祖高皇帝宾天，大贝勒代善长子岳托、第三子萨哈廉告代善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次日，代善书其议，以示诸贝勒。皆曰：”善。”遂合词请上即位。上辞曰：”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既惧弗克善承先志，又惧不能上契天心，且统率群臣，抚绥万姓，其事綦难。”辞之再三，自卯至申，众坚请不已，然后从之。

孟心史《八旗制度考实》就此析论云：当时论实力，太宗手握两黄旗，已倍于他贝勒，又四小王皆幼稚，易受代善指挥，唯余有两大贝勒，阿敏非太祖所生，自不在争位之列；莽古尔泰以嫡庶相衡，亦难与代善、太宗相抗。故有代善力任拥戴，事势极顺。

代善之所以尽力，由两子之怂恿。观于清开国八王，世所谓铁帽子王，其中太祖子三人，太宗子二人，太祖所幼育宫中之胞侄一人，其余二人，乃皆代善之后，以始封者非皇子，故以郡王世袭。而此两郡王，一为克勤郡王，即岳托；一为顺承郡王，即萨哈廉之子勒克德浑。清之所以报酬者如此，盖代善实为清之吴泰伯。

按：所谓”铁帽子王”，即”世袭罔替”的亲王或郡王。据上文刊封号姓名如下：

一、太祖子三人：

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

二、太宗子二人：

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顺治十二年改号庄亲王)。

三、太祖所幼育宫中之胞侄一人：

郑亲王济尔哈朗。

四、代善之后二人：

克勤郡王岳托(初封成亲王，后因事降贝勒，殁后诏封克勤郡王，其子孙初改封号为衍禧郡王，又改平郡王，乾隆年间复号克勤郡王)；顺承郡王勒克德浑。

太宗武功不逊于父，在位十七年，征服东海诸部及索伦部，今吉林、黑龙江两省尽归统属，平定内蒙古;尤以击败察哈尔林丹汗，获得”传国玺”，为正式建号”大清”及建元”崇德”的由来。至于侵明之役，前后六次，第二次用反间计杀袁崇焕。由后世来看，明思宗绝非清太宗的对手，清代明兴，已露端倪。

六次伐明之役如此：

第一次：太宗与袁崇焕议和不成，于天启七年，亦就是太宗即位的第二年五月，大举攻辽西。辽河以西的大川叫大凌河，北起义州，南流入海，为锦州的屏障。其时大凌河正在筑城，城工未竣，总兵赵率教守锦州，坚守不失，于是太宗渡小凌河，经连山(今锦西)进围宁远。

宁远为袁崇焕亲自镇守。他的战术很特别，环城掘壕，士兵守壕不守城，壕前摆满大车，作为防御工事，而车后有火器埋伏。太宗佯退诱敌，袁崇焕不为所动；太宗乃又回师进击，不道枪炮齐发，清军死伤无算，是为锦州大捷。太宗出师不利，毁大小凌河而退。

隔了两个月，魏忠贤对袁崇焕看不顺眼，买通御史参他不救锦州，袁崇焕罢官，以王之臣代为巡抚。

又过了一个月，熹宗崩，无子，皇五弟信王入承大统，即是年号崇祯的思宗。十一月，魏忠贤伏诛；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复起。

袁崇焕复起，杀毛文龙，以及太宗用反间计假手崇祯杀袁崇焕，过程皆富于戏剧性。我曾检《明史》《石匮书》及其他野史参校，《石匮书》所记杀毛文龙事最为得实；记复起则足以反映当时舆论对袁崇焕的强烈不满，此真千古冤狱！此处介绍《石匮书》所叙，并作必要的注解。读过《陶庵梦忆》的读者，都知道张岱是个很有趣的人，他记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充满了”戏文”的趣味：

崇祯践祚，起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令地方官敦趋就道，遂于元年七月十四日至邸。上御平台，特宣崇焕，并辅臣、尚书、九卿等召对。（按：”平台”在西苑，为明武宗开”内操”时所建以阅兵者，明末出师命将，皆召见于此。入清改名”紫光阁”。）

上语崇焕曰：”女直跳梁十载，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有何方闻，据实奏闻。”（按：女直即女真；辽兴宗名耶律宗真，为避讳因改真为直。）

崇焕对曰：”臣受皇上特达之知，注臣于万里之外，倘皇上假臣便宜，五年而东患可平、全辽可复，以报皇上。”（按：”便宜”者，”便宜行事”之谓。袁崇焕知敌不足畏，所患者层层掣肘，不能放手办事，故袁崇焕首以此为言；此后所有要求，皆不脱”便宜行事”的范围。）

上曰：”五年灭寇，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辅臣韩爌、刘鸿训、李标、钱龙锡等奏曰：”崇焕肝胆识力，种种不凡，真奇男子也。”

崇焕奏曰：”臣在外调度，所有奏闻，一凭阁臣处分，阁臣不可不着力主持。”

上顾谕阁臣，阁臣奏曰：”敢不承命!”

崇焕又奏曰：”边事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宵旰于上，正臣子枕戈待旦之秋。臣尽心竭力，约略五年；但五年之中，须事事核实，第一钱粮，第二器械，户工两部，俱要悉心措置，以应臣手。”

上顾谕两部尚书王家桢、张维枢，奏曰：”敢不承命。”

崇焕又奏曰：”臣承命在外，止以灭寇为事，五年之中，事变不一，还要吏兵二部，俱应臣手，所当用之人，选与臣用；所不当用之人，即予罢斥。”

上顾谕两部尚书王永光、王在晋，曰：”敢不承命。”

崇焕又奏曰：”圣明在上，各部公忠，毫无不应臣手，但臣之力制东事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君门，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岂遂无人？即凛于皇上之法度，不致以权掣臣之肘，亦能以意乱臣之心。”

上曰：”朕自主持，不必以浮言介意。”

崇焕又奏曰：”有皇上主持，臣不孤立……”

张岱行文，所要强调的是，袁崇焕要挟需索，得寸进尺，最后竟想钳制言官。但既皆许诺，则袁崇焕杀毛文龙，亦为便宜行事，无足为罪。至于”一出君门，便成万里”，确为当时实情，崇祯既许以”朕自主持，不必以浮言介意”，而到头来毕竟听信浮言，陷袁崇焕于孤立，且以杀身，则是君负臣，非臣负君。

至于毛文龙，自有取死之道，此人为杭州无赖，浪迹辽东，因缘时会，得领师干，捏造战报战功，得升为左都督，据辽东半岛、鸭绿江口的皮岛，以筹饷为名，大做走私的生意，满洲所需物资，多从皮岛而来，核其行为，”资敌”无疑；但”日以参貂交结当道”。既见杀，当道不复再能得贿，因而怨及袁崇焕，先造蜚语，说袁崇焕通敌；而清太宗提出要求，以毛文龙的首级为信物。这话由”当道”(包括言官)以至宦官，日言于崇祯，信之不疑，所以后来一闻浮言，即以为袁崇焕果然通敌。是则杀袁崇焕，亦不尽由于崇祯庸暗。总之，万历一朝四十余年，冤气戾气凝集不散，遂有天启东林之祸，阉党横行，崇祯初虽有”逆案”，但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之势未改，几无正人君子容身之地。此是明朝气数已尽，崇祯既昧于天命，不能返躬修省；更不能善尽人事，唯果于杀戮，足令志士丧气，不亡又安可得？

《石匮书》记毛文龙被诛事，颇为细致，足当实录。本传云：

(崇焕)至双岛(高阳按：指琼岛及皮岛)，文龙往宁远，迟之两日，见江上战船将士，皆傲视不顾，谕以”督师亲至地方，尔辈何不晋谒？”对曰：”未奉将令，不敢晋谒。”

按：此足见毛文龙心目中根本无袁崇焕。但绝不能谓为袁崇焕以其无礼，杀之以为报复；袁崇焕的想法是：有此心目中无主帅之将，则缓急之间，不但不可恃，且紧要关头，反足以助敌，亦未可知。袁崇焕所以有五年复全辽的把握，端在能保有完全彻底的指挥权。今有此将，安可不除？且知毛文龙交结当道，如果循正当之途径去毛，必不能如愿，因而采取断然行动。本传续载：

崇焕愕塞，不发一言。但日与幕客数人，沿江闲步，拾沙际文石，攫夺为戏，或呼酒席地，小饮成狂。兵船侦探见者，皆曰：”督台轻狂若是。”皆不以为意。

平情而论，袁崇焕此时虽已有必去毛文龙之意，但亦非不可挽回，只要毛文龙能示诚受节制，袁崇焕亦乐于有此一支海上呼应支援之兵。只是根本上毛文龙便轻视袁崇焕，那就不能不决裂了。

当时等毛文龙回来以后，袁崇焕并未动手，相与燕饮，每至夜分；席上谈公事，袁崇焕主张变更营制，并设监司理民政，毛文龙怫然不悦，话就谈不下去了。

于是袁崇焕讽示毛文龙辞官回乡；毛文龙说：”我一向有此意思，但唯有我知道东事；等东事告竣，朝鲜衰弱，一举可以占领。”所谓”东事”即指对满洲的军事而言。毛文龙大言不惭，已使得袁崇焕大感不快，而居然还存着占朝鲜的妄想，则他的兵即令能打，亦必保存实力，对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计划，完全没有帮助。至此，袁崇焕才决定采取行动。

于是以邀”观射”为由，将毛文龙诱至袁崇焕设在山上的行帐；随行士兵摒拒在外。其过程在张岱的笔下极其生动。

《石匮书》记袁、毛打交道，尚有他语；又袁崇焕所带亲兵无几，而双岛毛军数千，袁崇焕何能从容执法？则袁之机智，自别有过人之处，仍须看《石匮书》方知其中曲折奥妙：

(崇焕)索其兵将名册，以给犒赏；文龙不肯进册，漫应曰：”本镇所带亲丁，现在双岛者，三千五百余人耳。明日领犒。”

按：毛文龙不肯进册者，因袁崇焕一直要查核他的饷项支出，恐一进册则据名册核饷，情弊立见。乃约次日犒军，登岸较射。

乃传令中军，带亲丁四面摆围，崇焕坐帐房犒赏军士。文龙来谢，坐语良久；崇焕曰：”明日不能踵别，国家海外重寄，合受焕一拜。”拜已，相约减从，山上亲丁仍于山上摆围。文龙从官百二十人，俱绕围兵，内丁千名截营外，崇焕乃命各从官过见，慰劳之曰：”各将官海外劳苦，粮多不敷，使汝等空乏，情实可悯。汝等亦受我一拜。”拜已，众皆感泣。

按：向毛一拜，以宽其意；向众从官一拜，是一种试探。”众皆感泣”则知可以感化，可以理折，可以气夺，然后可以杀毛文龙。

遂问将官姓名，有言毛可公、毛可侯、毛可将、毛可相，百二十人俱姓毛。

按：此似近乎儿戏，其言夸诞。实则不然。当时投身行伍，有不知其姓者，主事者乃任意制一姓名予之，如王得标、王得胜之类。有轻率者，则故意制一恶姓怪名以相戏，湘军中不乏其例。然亦有喜舞文弄墨，特为制一与其人不称之嘉名相赠，如鲍超目不识丁，贵后始识其姓，而字”春霆”，即其一例。彼时通文墨者，每以屈事武夫为耻，遇有机会，每加戏侮。如鲍超曾得部下献董香光屏条四幅，相传系李闯部下得自明宫，鲍超谓幕友：”何无上款？”此幕友答谓：”好办！”援笔在下款之上加一上款：”春霆军门大人雅正。”文士狎侮武夫，类皆如是。所谓”毛可公”、”毛可侯”的题名，亦是一时相戏，未必有何深意；而毛文龙不说真话，遂成口实。

崇焕曰：”汝等岂可都姓毛？”文龙应曰：”皆是小孙。”崇焕作色对文龙曰：”此便欺我！此辈皆异姓之人，今皆姓毛！吾闻天子方可赐姓；汝今擅改人姓，欺君罔上，罪莫大焉。”顾官曰：”汝等还该复还本姓，为朝廷出力，自立功名，何得为此欺罔之事？”因大声问文龙曰：”我到此数日，披肝沥胆，望尔听我训诫。岂意汝狼子野心，总是一片虚词。目中已无天子国法，岂容宽假？”语毕，西向叩头，请皇命，褫文龙冠带。

按：清制有”皇命旗牌”，而无”尚方剑”，皇命即等于尚方。明制有皇命，有尚方剑，两者权威有差减。凡出镇，必赐皇命旗牌，而尚方剑则系特赐。一请尚方，其人必死。袁崇焕先请皇命，后请尚方，步骤不乱，自见其智珠在握。

数之曰：”女(汝)有应斩十二大罪：兵马钱粮，不经查核，夜郎自据，横行一方，专制孰甚，当斩一；说谎欺君，杀降诛顺，全无征战，却占首功，欺诳孰甚，当斩二；刚愎撒泼，无人臣礼，牧马登莱，问鼎白下，大臣无道，当斩三；每岁侵饷银数十万，每月给米三斗五升，克减军粮，当斩四；私开马市，潜通岛裔(夷)，当斩五；命姓赐氏，不出朝廷，走使舆台，监(滥)给劄付，犯上无等，当斩六；劫掠商人，夺船杀命，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身为盗贼，当斩七；部将之女，收为姬妾，民间之妇，没入为奴，好色诲淫，当斩八；逃难辽民，不容渡海，日给碗饭，令往掘参，畏不肯往，饿死岛中，草菅民命，当斩九；拜魏忠贤为父，迎冕旒像于岛中，至今陈汝明一伙，盘踞京师，交结近侍，当斩十；女真攻破铁山，惨杀辽人无数，逃窜皮岛，掩败为功，当斩十一；开镇八年，不复守土，观望养寇，当斩十二。”

又谕各官曰：”毛文龙十二罪，汝等说当与不当？若杀之不当，汝等上来先杀了我。”延颈就戮，众官皆相视失色，叩头乞哀。

毛文龙为之气夺，只叩头求免；袁崇焕问毛可公、毛可侯那班人：”文龙当斩否？”都唯唯称是；中有人以为毛文龙虽无功劳，亦有苦劳，但为袁崇焕作色一喝，亦即住口。

此时，袁崇焕方始请尚方剑，斩毛于帐下，随即宣布，只诛文龙，余俱无罪。乃重新部署，将毛文龙的兵分为四协，以毛文龙之子毛承祚及副将陈继盛分别率领。同时大犒将士，传檄各岛，将毛文龙的各种苛政尽皆革除。恩威并用，贴然绥服。

回到宁远，上奏具言其事，最后自陈：”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藁待罪。”崇祯看袁崇焕如此作为，心里不免害怕，这就种下了袁崇焕不得善终的基因；亡国之君之所以为亡国之君，就在这些地方！从古至今，只有英主才能用英雄。或谓庸主亦可用英雄，如刘阿斗百事不问，唯倚武侯。此亦不然，刘阿斗是个特例：武侯为顾命之臣，刘阿斗倚恃如父，论其实际，并非信任。若如官文，自可谓之庸，但能重用胡林翼，此识人的眼光及用人不疑的襟度，亦就不庸了。

话虽如此，崇祯自亦不能不优诏相答。于是袁崇焕又上言：”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今不宜更置帅，即以副将陈继盛摄之。”又请增饷至十八万。报准奏。

平心而论，袁崇焕的处置，确有些欠考虑；当毛文龙叩头求免，从官畏服，则权威已经建立，只逮捕毛文龙置于左右，其子承祚及部将为求保毛之命，必然听命，一样亦可达到整顿的目的。以前方大将，除非有反叛犯上的逆迹，不能不断然处置以外，绝无请尚方剑立斩的必要。那就无怪乎有人造作蜚言说袁崇焕通敌，而以毛文龙的首级为信物了。

是年十月，清太宗率兵破边墙，自遵化侵北京；《东华录》载：

天聪三年即明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丑，大兵逼北京。上(按：指清太宗，此时尚自称”金国汗”)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两翼兵营于东北，侦知满桂、侯世禄等集德胜门。上率右翼诸贝勒前进。又闻瞭见东南隅有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以兵来援，传令左翼诸贝勒迎击。

癸卯(按：中隔一日)，遣归顺王太监赍和书致明主。

上率诸贝勒环阅北京城。

乙巳(按：又隔一日)屯南海子。

丁未(按：又隔一日)进兵距关厢二里。

戊申，闻袁崇焕、祖大寿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令我兵逼之而营。上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谕曰：”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遂回营。

如上所引，自辛丑至戊申，历时凡七日，太宗只在城外盘旋，并未能攻城，原因是京城高大坚固，且无攻城之具，所以虽兵临城下，并不危急。只看袁崇焕、祖大寿援兵到后，并不急于接战，而在广渠门外构筑工事，有断其归路之意。按：清兵此次由喜峰口破边墙入关，陷遵化，蓟州巡抚王元雅自经死，驻关门的总兵赵率教赴援阵亡，清兵遂趋蓟州，越三河，略顺义，而至京城之北。及至袁、祖入援，屯营东南即广渠门外，则通州及三河在控制之下，俟各路勤王师集，清兵不复再能由三河、蓟州、遵化而出喜峰口、南天门，则只有自顺义北走，经密云出古北口，袁崇焕自必早有伏兵，而屯德胜门外的总兵满桂，率师追击，三面夹攻，清军危乎殆哉。太宗本怯袁崇焕，所以此次进关绕道蒙古、热河，不敢正面攻守锦州的祖大寿及坐镇宁远的袁崇焕，勘阵以后，复有”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之语，自度已难力敌，因用智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