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先不查清真词，不知美成有无此一阕愁字韵的”凤凰台上忆吹箫”，但李清照却有此词，录引如下：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此与赵而忭之作，韵脚完全相同，唯”休”字犯重，所以换头应押韵的”休休”，改为”悠悠”。这就发生一个有趣的疑问了，美成、清照为同时人，但清照已入南宋，行辈稍晚；故如美成有此”愁”字韵一词，则清照为步韵，赵而忭谓”用周美成”韵亦不错。问题是，以词意而论，赵而忭明明是步清照的韵，清照此词，题作”别情”；而全首词上半阕如为董小宛而作，而下半阕如为冒辟疆而作。李容斋的百首宫词中，有”睡足日高犹慵起”句，与”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情事差相仿佛。

于此可知，赵而忭加注”用周美成凤凰台上忆吹箫”的用意，不出两端：一是有所讳，怕人找出李清照的词来对看，所以特标”周美成”；一是有所隐，即是留此疑问，作为暗示，只看李清照的那首”别情”，便是董冒二人两地相思的写照。

董小宛殁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世祖崩于十八年正月初七，在此四个多月中，宫闱不宁，出乎常情，观《汤若望传》及时人记载，参以上谕，情事如见。《汤传》记：

这位贵妃于1660年产生一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之后，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然薨逝。皇帝陡为哀痛所攻，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太监与宫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全国均须服丧，官吏一月，百姓三日，为殡葬的事务，曾耗费极巨量的国帑。两座装饰得辉煌的宫殿，专供自远地僻壤所召来的僧徒作馆舍。按照满洲习俗，皇妃的尸体连同棺椁，并那两座宫殿，连同其中珍贵陈设，俱都焚烧。

此后皇帝便把自己完全委托于僧徒之手。他亲手把他的头发削去，如果没有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后和汤若望加以阻止，他一定会充当了僧徒的，但是他仍还由杭州召了些最有名的僧徒来。那些僧徒劝诫他完全信奉偶像，并且把国家的入款，浪费于庙宇的建筑上。

这段记载，信而有征，张宸《青雕集》记：

端敬皇后丧，命诸大臣议谥。先拟四字不允，而六字、八字、十字而止，犹以无”天圣”二字为歉。命胡、王二学士排纂后所著语录，其书秘，不得而传。

按：皇后封号，如为嫡后，往往用”承天辅圣”；如因子而贵，则必有”育圣”二字，上用”赞天”等字样。小宛晋后，除”端敬”为称号外，谥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十字；以无”天圣”字样为歉者，诚如心史先生所说：”端敬既不以嫡论，亦不得以子嗣帝位而得一圣字。”于此可知，小宛之子预定将成东宫，《汤传》所记不误。

这段叙述中，有两项重要的透露：第一是董小宛以端敬皇后的身份所获得的哀荣；第二是世祖确有出家的打算。先谈前者。

小宛的丧礼之隆重，在中国历史上是一般后妃身后少见的。《汤传》的记载，信而有征；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第二首，在”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以下，共有六韵十二句描写《汤传》中所说的”满洲习俗”，如”破万家”而织成的”孔雀蒲桃锦”、大秦珠、八尺珊瑚，都用来装饰《汤传》中所说的”两座辉煌的宫殿”，即吴诗中所谓”割之施精蓝，千佛庄严饰”，而结果是”持来付一炬”；以下”红颜尚焦土”句，进一步证实了所焚者为”精蓝”。

又张宸《青雕集》记世祖初崩时的情形说：

十四日，焚大行所御冠袍器用珍玩于宫门外。时百官哭临未散，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仰见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栏立，哭极哀。诸宫娥数辈，俱白帕首白从哭。百官亦跪哭，所焚诸宝器，火焰俱五色，有声如爆豆。人言每焚一珠，即有一声，盖不知数万声矣!谓之”小丢纸”。

此”丢纸”即满洲丧礼。既有”小丢纸”，自然还有”大丢纸”。张宸又记世祖梓宫移往景山寿皇殿的情形：

有鞍马数十匹，刻金鞍辔镫；鞍首龙衔一珠，如拇指大；鞍尾珠之，如食指大，背各负数枕，备焚化，枕顶亦刻金为龙衔珠，如鞍首，共百余。

驼数十匹，繁缨垂貂，极华丽，背负绫绮锦绣，及帐房什器，亦备焚……近灵舆，各执赤金器、金瓶、金垂壶、金盘、金碗、金盥盆、金交床椅杌等物，皆大行所曾御者，亦备焚。

这就是”大丢纸”。不过为小宛发丧，”大丢纸”大到烧两座宫殿，此真古今奇闻。董小宛以秦淮校书而身后如此，泉下有知，亦足以自豪了。

其次是百官服丧，吴诗于此颇致讥刺，在”红颜尚焦土，百万无容惜”句下接写：”小臣助长号，赐衣或一袭。”所赐之衣，无非青布孝袍，与上文对看，盖见丧礼奢靡过甚。此下又有”只愁许史辈，急泪难时得。从官进哀诔，黄纸抄名入。流涕卢郎才，咨嗟谢生笔”等语。本来除太后外，后妃之丧，外臣不进哀诔，此为例外。又张宸记”端敬皇后丧”：”举殡，命八旗官二、三品者，轮次舁灵，与舁者皆言其重。票本用蓝墨，自八月至十二月尽，乃易朱。先是内大臣命妇哭临不哀者议处，皇太后力解乃已。”所描写的情况，犹过于《汤传》。按：票本用蓝墨自八月至十二月尽，则为百日。清制：大丧百日而服除。小宛之丧，竟与孝端大丧礼节相同。

至于殉葬之说，不见官文书记载，但玉林弟子行峰作《侍香纪略》云：”端敬皇后崩，茆溪森于宫中奉旨开堂，且劝朝廷免殉葬多人之死。”则确有殉葬之事。《汤传》所记”共三十名”，或者如行峰之师兄茆溪森不加劝谏，则所死者犹不止此数。

其次是世祖手自削发，这一点非常重要，证明出家之说，自有由来。同时从吴梅村的诗句，以及官文书中，可以推断出许多未为人知的事实。我可以这样说，世祖本人已经削发；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又幸悯忠寺，为太监吴良辅祝发，心史先生谓此为”代帝出家”，实则不然，吴良辅是日后世祖出家五台山时，预定留在那里陪伴他的侍者。

这就是说，世祖以后是否真能出家，固大成疑问，但此时却已下了决心。另外一个有力的旁证是：世祖曾拟传位于从兄弟。《汤若望传》：

一位继位的皇子尚未诏封，皇太后力促皇帝做这一件事。皇帝想到了一位从兄弟，但是皇太后和亲王们的见解，也都是愿意由皇子中选择一位继位者。

这是正月初六，世祖自知不起以后的事。若非如此，孝庄亦不会力促世祖立储。事实上，在正月初三，世祖便有此意；说得明白些，世祖是因为决心出家，在为吴良辅祝发的第二天，便曾对继位问题做了安排。《王文靖公自撰年谱》云：

辛丑(顺治十八年)三十四岁。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召入养心殿，赐坐、赐茶而退。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

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命至榻前讲论移时。是日，奉天语面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折，俱不敢载。唯自念身系汉官，一介庸愚，荷蒙高厚，任以腹心，虽举家生生世世竭尽犬马，何以仰答万一?岂敢顾惜身家，不力持正论，以抒诚悃也。吾子吾孙，其世世铭心镂骨，以图报效也。

王文靖即王熙，世祖遗诏，出其手笔。韩菼作《王文靖公行状》，谓：”面奉凭几之言，终身不以语人，虽子弟莫得而传。”然则试问：何事”关系重大”?何事终身不敢以语人?自然是皇位继承问题。《东华录》虽载：”正月壬子上不豫。”壬子为正月初二，是日既为吴良辅祝发，而王熙初二、初三晋见，并不言世祖有病状，则即使有病，亦并不重，何得遽尔议及身后?由此可知，世祖既决心行遁，则对皇位不能不有交代。召见王熙所谈的必是两件事：出家与传位。

国赖长君，古有明训；况当甫得天下、四海未靖之际，冲人何能担当大任?所以世祖欲传位从兄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世祖的这位从兄弟，我推测是太祖第七子饶余郡王阿巴泰的第四子和硕安亲王岳乐。

《清史列传》卷二，记岳乐云：

岳乐，饶余敏郡王阿巴泰第四子，初封镇国公。顺治三年正月，随肃亲王豪格征四川，诛流贼张献忠。五年八月随英亲王阿济格剿平天津土贼；十一月复随英亲王驻防大同。六年九月晋封多罗贝勒；八年二月袭封多罗郡王，改号曰”安”。九年二月掌工部事；十月预议政。十年七月以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等违旨，不还所掠巴林户口，又来索归顺同部蒙古，命为宣威大将军，驻归化城，相机进剿。寻因喀尔喀悔罪入贡，撤还。十二年八月掌宗人府事。十四年十一月谕奖：性行端良，莅事敬慎；晋封和硕安亲王。

细检诸王列传，其时最贤者即岳乐，且三十七岁，正为能担当大事的盛年；再以谕奖之词而言，不独得世祖欣赏，且信其能为有道之君。因此，可以确定世祖所选定的”从兄弟”，必为岳乐。

至于王熙之所谓”岂敢顾惜身家，不力持正论?”则可分两层来看：第一，”正论”必首劝勿逃禅，如听劝则不发生继位问题；第二，如必欲出家，则传子而勿传兄弟。王熙作此忠谏，事实上亦等于反对岳乐继位，倘为岳乐所知，可能会施以报复，此所以有不顾身家之语；而此秘终身不泄，自为明哲保身之计。

世祖拟传”从兄弟”一事，更可得一旁证，张宸《青雕集》记：

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门神、对联尽去。一中贵向各大臣耳语，甚怆惶。初七晚，释刑狱诸囚，狱一空，止马逢知、张缙彦二人不释。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初八日各衙门开印。予黎明盥漱毕，具朝服将入署，长班遽止之曰：”门启复闭，只传中堂暨礼部三堂入，入即摘帽缨，百官今散矣。”……日晡时召百官携朝服入，入即令赴户部领帛。领讫，至太和殿西阁门，遇同官魏思齐，讯主器，曰：”吾君之子也。”心乃安。

于此可见，事先必有不传子之说，所以张宸急”讯主器”，闻”吾君之子”，心乃安，是因为倘传从兄弟，则又恢复到太祖时代的合议制，则非一纸诏书可定，须诸王贝勒共推有德有力者居之，势必引起不安。再看张宸前面所记，是日曾经戒严，”九衢寂寂，惶骇甚”。又记：

二鼓余，宣遗诏，凄风飒飒，云阴欲冻，气极幽惨，不自知其呜咽失声矣。宣已，诫百官毋退，候登极……早，风日晴和，上升殿，宣哀诏于天安门外金水桥下。

是日为正月初九；前一日二鼓即宣遗诏，距世祖之崩，只一昼夜。而既宣遗诏：”朕子玄烨，佟氏所生，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却又迫不及待，违反遗诏的规定，在天明即行登极礼，可知是顾命四大臣深恐有变，不待有异心者调兵入京夺位，先让八岁太子即位，造成既成事实，杜绝觊觎大位者。既已登极，则国已有君，倘或举兵，便可以叛逆视之。张宸又记：

阅三日，辅臣率文武百官设誓，旗下每旗一誓词，各官每衙门一誓词。词正副三通，一宣读，焚大行殡宫前；一赴正大光明殿焚读上帝前；一藏禁中。词曰：”臣等奉大行皇帝遗诏，务戮力一心，以辅冲主。自今以后，毋结党，毋徇私，毋黩侦，毋阴排异己以戕善类，毋偏执己见以妨大公，违斯誓者，上天降殛，夺算凶诛。”

此三日中，必有许多暗潮汹涌，但雍乾两朝，大删《实录》，只见当时递嬗之际一片祥和，其实不然，幸赖私人记载保存了若干真相。野史之可贵在此。

现在要谈世祖遗诏罪己者共十四款，开宗明义，即以”渐习汉俗”自责：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不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以下两款是自罪太后生前，子道不终；太后万年之后，不能服三年之丧，少抒太宗宾天，未服缞绖之憾：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唯圣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唯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未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服衰绖，行三年丧，终天抱憾，唯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按：此当是未经大改的原文。因为人生修短有数，大限一至，非人力所能挽回，所以子道不终，悲痛有之，何足自责?唯有应养亲而逃禅，则是不孝之罪。以上第一款对整个满洲，第二、三款对父母，于是第四款：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这是对宗室，照文气看，删而未改。”友爱之道未周”下，应有从今连弥补的机会亦没有了，方成自罪的罪状之一。以下两款，可以确信是大改特改，甚至是新增之文：

满朝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相侔，未能随才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才，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两款，慰抚满员；其下一款，独责刘正宗，疑为保留的末命：

设官分职，唯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忘，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按：自明末延续的南北之争，至顺治初变本加厉，而主之者一为冯铨，一为刘正宗。刘与方拱乾因指认南朝的伪太子王之明一案，结怨更深。辛酉科场案，为刘正宗所煽动操纵，用以荼毒南士，而尤在倾陷方家子。邓文如《清诗纪事》云：

正宗当国，有权奸之目，丁酉科场之狱，为其一手把持，与慎交水火。自负能诗，力主历下，与虞山、娄东异帜。挤二陈一死一谪，而独得善终。其诗笔力甚健，江南人选诗多不及之，门户恩怨之见也。

”慎交”为复社支派之一，丁酉案中有名的吴汉槎，即慎交中人。”历下”指王渔洋；”虞山、娄东”指钱牧斋、吴梅村；二陈一为方以智的儿女亲家陈名夏，一为吴梅村的儿女亲家陈之遴。

按：丁酉科场案以刘正宗本心，牵涉南闱或北闱的南士，恨不得置之死地；赖小宛之力，流徙已属从轻发落。其后必又以小宛之言，自觉过苛，而又受刘正宗之感,因而在顺治十七年，以魏裔介、季振宜之劾，严办刘正宗。《清史列传·贰臣传》：

(顺治)十六年，上以正宗器量狭隘，终日诗文自务，大廷议论，辄以己意为是，虽公事有误，亦不置念，降旨严饬，并谕曰：”朕委任大臣，期始终相成，以惬简拔初念，故不忍加罪，时加申戒；须痛改前非，移朕优容恕过之意。”十七年二月，应诏自陈乞罢，不允。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浙江道御史季振宜，先后奏劾正宗阴险欺罔诸罪，命”明白回奏”。正宗以”衰老孤踪，不能结党，致撄诬劾”自讼。下王、贝勒、九卿、科道会刑部提问。正宗反复申诉，裔介与振宜共质之。

结果罪名成立，皆经对质；王公大臣会奏，列其罪状：

正宗前自陈，不以上谕切责己罪载入疏内，裔介所劾是实。(其一)董国祥为正宗荐举，以降黜之员外越授郎中，后坐贿流徙，正宗不引罪检举，裔介与振宜所劾是实。(其二)

裔介劾正宗，知李昌祚系叛案有名，累拟内升，今讯称姓名相同，但前此不谙察究，有意朦胧是实。

正宗弟正学，顺治四年投诚复叛，为李成栋参将，七年复投诚，裔介暗嘱巡抚耿焞题授守备，正宗回奏，只称正学因擒获逆犯，叙功题授，不言从叛情事，饬非讳罪是实。

裔介劾正宗与张缙彦同怀叵测之心，缙彦为正宗作诗序，词句诡谲，正宗闻劾，即删毁其序，诳云未见，其欺罔罪实应绞。

奏入，从宽免死，革职逮夺诏命，籍家产一半归入旗下，不许回籍。

按：刘正宗一案特为列入遗诏，可信其为原文。其时满洲、蒙古及汉大臣之隶属于北派者，已经联结成一条阵线，对江南的高官、士绅及地方百姓展开无情的打击与剥削；但其时还不便明着痕迹，所以仍保留了这一款。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诸王大臣未能别有奇策，止议裁减俸禄，以赡军饷，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款也可能是原文，亦确是世祖应自责之罪，与下两款应合并而论。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无益之地，靡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奏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按：世祖在冲幼时，受孝庄及太宗旧臣之教，以嬉游为晦，作出明朝武宗、熹宗的模样，示无大志，俾免多尔衮猜忌。及至多尔衮既死，世祖已成了一名超级纨绔，习性不易改变，顺治十年以后，既以方孝孺等江南世家子弟作为文学侍从，出入必偕；复又得小宛为妃，因而彻底汉化，而实为彻底江南化，饮食服御、园林车马，无不极端讲究。声色犬马，四字俱全，复又佞佛，以致靡费无度。此中还包含着遗民志士极大的一个计划在内，西施沼吴差足比拟，当在谈康熙时记论，此不赘。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只因委任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言端敬之丧及任用宦寺，可确信非原文，此亦正是孝庄及四辅——顾命四大臣力谋改革的重点。按：内十三衙门设立于顺治十年六月底，当时有一上谕，首历数各朝任用宦官之失，而在”历观覆辙，可为鉴戒”之下，一转而为：

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首为乾清宫执事官，次为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司设监、尚膳监、尚衣监、尚宝监、御马监、惜薪司、钟鼓司、直殿局、兵仗局。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

较之明朝的十二监、四司、八局，虽少了八个衙门，但重要部门完全保留，所删除的监、司、局，恰恰正是上谕开头所谓”不过阍闼洒扫使令之役”，如明朝的”宝钞司”，如顾名思义，以为印制银票、钱票之类，那就错了，一检《明史·职官志》，会哑然失笑——宝钞司”掌造粗细草纸”，明宫太监、宫女数万，太监小解的姿势与常人殊，亦须用草纸，由于草纸的消耗量特大，所以特设”司”管理制造。又有”混堂司”，职司为”掌汰浴”，俗称浴池为”混堂”即由此来。如有这些衙门，反而贬低了宦官制度的”尊严”，删之反显得权重。

于此可知，前面斥宦官，以及后面的告诫，”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完全是杜反对者之口的具文。可注意的是”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这句话。自来研清史者，对于十三衙门的兴发，颇有申论，但常忽略了这”兼用”的一句话。所谓”满洲近臣”即上三旗包衣。但上三旗包衣又何肯以太监自居，而况生理、心理及生活习惯不同，亦难共事。我研究上三旗包衣所组织的内务府，发现跟宦官相争的事实甚多，而合作的迹象极少，一个是顺治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世祖既崩一月有余以后，革十三衙门的上谕中，有这样一段话：”乃知满洲佟义、内官吴良辅，阴险狡诈，巧售其奸，荧惑欺蒙，变易祖宗旧制，倡立十三衙门”；以及最后”吴良辅已经处斩，佟义若存，法亦难贷”。知佟义早已伏法，而此人显然就是上三旗的包衣，他的职位应该是”乾清宫执事官”，为内十三衙门的首脑；而吴良辅应该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另一个迹象是，在明诏革十三衙门的同一天，遣送国师玉林南归，年谱中有”钦差内十三道惜薪司尚公相送”。这尚公当是尚可喜之子。尚可喜有一子名三杰，后来当过内务府大臣；但以年龄而论，可能是尚可喜的次子尚三孝，早期的汉军，亦算”满洲近臣”。

至于佟义，是否佟养性一家，不得而知；不过”满洲近臣”亦可解释为上三旗的侍卫。但不论侍卫亦好，包衣亦好，都只是为宦官集团所利用。十三衙门通过了乾清宫执事官这条直接上达于帝的途径，便可挟天子以令诸侯，凡属于宫中的一切事务，径取中旨而行。世祖既为一名超级纨绔，亦乐得有这样一个简便的指挥系统，予取予携，尽情挥霍，”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仅是挥霍一端而已，此外巡幸游宴，佞佛布施，漏卮尚多，加以太监从中侵渔，益成不了之局。

按：自汉朝以来，财政制度即有内外之分，国库自国库，内府自内府。天子败家之道有三：一黩武；二巡幸游观，土木兴作；三佞佛好道。除了用兵须国库支出以外，二、三两种靡费，大致皆出于内府，不是太糊涂的皇帝，稍加节制，而又无大征伐，财政上的危机不会太深刻。但看世祖罪己所说，”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云云，则内外不分，挥霍国库，危亡可以立待；世祖不死，清祚必促。乃一死而局面顿改，此真有天意在内；当然这也是孝庄主持之功，康熙对祖母的纯孝，确是有由来的。

《汤若望传》中有一段说：

顺治自这个时期起，愈久愈陷入太监之影响中。这一种下贱人民，当在朝代更替的时期，俱都被驱逐出宫，成千成百地到处漂泊，而这时却渐渐又被一批一批收入宫中，照旧供职。这样被收入宫中而又重新扎根筑巢的太监，竟有数千名之多。这些人使那些喇嘛僧徒，复行恢复他们旧日的权势。还要恶劣的，是他们诱引***本来就很强烈的皇帝，过一种放纵淫逸生活。

以上叙述，合两事为一事，乃《汤传》作者对材料未能充分了解消化所致。所谓两事，一事即十三衙门设立以后，”重新扎根筑巢的太监，竟有数千名之多”，此为顺治十年下半年以后的事；另一事即荣亲王之薨，对世祖的情绪为一大打击，”自这个时期起”，即指此而言。荣亲王的殡葬，还引发了一场新旧派之间的政治争斗。

《汤若望传》：

关于这位皇子殡葬的情形，在以后继续数年的历史中，是我们还不得不屡屡提及的。钦天监内所设之一科，应行按照旧规则，规定殡葬正确地点与吉利之时刻。这一件事情是这一科里办理了的，并且还向朝中上有一份呈报。可是这次殡葬仪式是归满籍之礼部尚书恩格德之所办理，他竟敢私自更改殡葬时刻，并且假造钦天监之呈报。于是这位太子便被在一个不顺利的时刻里安葬。这样便与天运不合了，因此灾殃竟要向皇室降临。这位太子母后的不久崩殂，就是头一次所发生不吉利之事件。此外还有其他两件死亡事件继续发生，这两次事件是我们马上就要叙述的。并且最后甚至皇帝晏驾也都归咎于这次殡葬的舛错。

按：《清史稿·汤若望传》：

康熙五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选择议》，斥汤若望十谬，并指选择荣新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下议政王等确议。议政王等议：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妄奏春气已应参觜二宿，改调次序，四余删去紫炁。天祐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选择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并犯忌杀，事犯重大……自是废新历不用。圣祖既亲政，以南怀仁沿理历法，光先谴黜，时汤若望已前卒。

康熙初年的历法之争，为新旧两派冲突的焦点，当留在康熙朝来谈；此处可注意的是，生甫三月的殇子，照子平之术来说，可能尚未”起运”，而殡葬建墓园，选择葬期，讲究”山向”，实同庸人自扰。吴梅村”赞佛诗”：”南望仓舒坟，掩面添凄恻”，证以《汤若望传》所记，信其为实录。世祖之决意逃禅，由爱子、宠妃相继夭逝之刺激，确为实情。他本来是感情极其丰富的人，在爱子既殇，而小宛又因殇子抱病时，变得有些歇斯底里。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登陆，沿江列郡，除安庆外，几乎都已收复，义师直逼金陵时，汤若望记世祖的感情状态，为一段极珍贵的史料：

当这个噩耗传至北京，胆怯的人们已经为首都的安全惊惧了起来。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而颇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向他加以叱责，她说，他怎么可以把他的祖先们以他们的勇敢所得来的江山，竟这么卑怯地放弃了呢?

他一听皇太后的这话，这时反而竟发起了狂暴的急怒了。他拔出他的宝剑，并且宣言为他决不变更的意志，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为坚固他的这言词，他竟用剑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块。他要照这样对待一切人，只要他们对于他这御驾亲征的计划说出一个”不”字来时。皇太后枉然地尝试着，用言词来平复皇帝的这暴躁。她扯身退去，而另遣派皇帝以前的奶母，到皇帝前劝诫皇帝，因为奶母是被满人敬之如自己生身母亲一般的。这位勇敢的奶母很和蔼地向他进劝。可是这更增加了他的怒气。他恐吓着也要把她劈成碎块，因此她就吃了一惊地跑开了。

各城门旁已经贴出了官方的布告，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登时全城内便起了极大的激动与恐慌，不仅仅在老百姓方面，因为他们不得不随同出征；就是在体面的人们，也是一样的在激动恐慌。因为皇上在疆场上一旦遇到不幸——这可是因他的性格的暴烈，极有可能的——那么满人的统治，就又要受危险了。

按：顺治十六年夏，郑成功自海入江，下镇江、薄金陵，为明朝恢复的唯一良机，惜以战略战术的错误，功败垂成。此为顺治朝的一件大事，而与董小宛所代表的背景有密切关系，不能不附带一谈。兹先录”蒋录”是年五、六、七月间的记载：

五月壬申，浙江总督赵国祚奏，官兵自永嘉、泰顺、青田等处进剿海寇，俱多斩获。

戊寅，浙江巡抚佟国器奏：”臣同总督赵国祚、昻邦章京柯魁、梅勒章京夏景梅、提督田雄、水师总兵常进功等，统满汉兵追击郑逆，直抵衙前，贼渠奔遁，又败之于定关等处，焚斩甚多。”

辛巳，浙江总督赵国祚汇报官兵剿杀郑逆成功，得旨，此奏内准据各官塘报，或称砍死海贼无算，或称打落淹水无算，及坏贼船，打死劫粮贼众，动曰不可胜计，或称获刀枪旗牌等物焚毁，或称生擒贼二三名不等斩讫，俱无的据，着确察议奏，凡各官塘报捷功，必临阵斩获若干，所获马匹器械若干，攻克城池营寨若干，确实有据，始可言功，若泛言斩获，及城池失守，贼去即称恢复，皆系饰词铺张，深为可恶。

常见明末行间奏报，辄云杀死无数，获器械无算，掩败为功，相为欺罔，以致误国，今乃仍踵陋习，每多希功请叙，倘沿袭不改，必致贻误封疆，着即通行严饬，以后再有此等奏报者，定治以罔上冒功之罪，不贷，兵部知道。

六月己亥谕兵部，大阅典礼，三年一行，已永著为例，数年以来，尚未修举，今不容再缓，着即传谕各旗官兵，整肃军容，候秋月朕亲行阅视。

传谕举行大阅典礼，即《汤传》所记世祖欲亲征，而且已”贴出了官方布告，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蒋录”谓”秋月亲阅”，为后世所改，并非实录。

当郑成功的海上楼船浩浩荡荡由舟山北指，张苍水亦以义师相从，入晋江抵崇明岛，清朝总兵梁化凤敛兵坚守。张苍水以崇明为江海门户，主张先取之以为”老营”。这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稳扎稳打之计，但郑成功自信过甚，贪功太切，决定径取瓜洲，截断梁化凤的粮道，则崇明不攻而自破。此为一误；及至六月中，既下京口，又有一误。《清史稿补编·郑成功载记一》记：

甘辉进计曰：”南都完固，不可骤攻。今据瓜洲，则山东之师不下；守北固，则两浙之路不通；扼芜湖，而江、楚之援不至。且分兵镇其属县，手足既断，腹必自溃，此长策也。”潘庚钟亦曰：”未可骤进，当暂守瓜镇，分据维扬，扼其咽喉，收拾人心，观衅而动；北堵清兵不下，断其粮道，两月之间，必生内乱，此曹操之所以取胜于官渡也。”冯澄世亦言进取不易。成功独排众议曰：”不然，时有不同耳!昔汉祚改移，群雄分据，故曹常以胜算制人。我朝历年三百，德泽已久，不幸国变，百姓遭殃，大兵一至，自然瓦解。恢复旧京，号召天下豪杰，千载一时也。若老其师，敌之援兵四集，前后受敌，我势岂不自孤?昔太祖得廖永忠，谕通海水师夺采石，取金陵，破竹摧枯，正贵神速耳。”遂于七月布檄各镇，悉师薄金陵。

以下为《东华录》记七月间事：

六月壬子，海寇陷镇江府。

秋七月丁卯，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赖塔等，统领官兵，征剿海逆郑成功。

丙子，海寇犯江南省城。

庚辰，漕运总督亢得时闻海寇入犯江宁，出师高邮，自溺死。

江宁之战经过，双方说法不同，兹先记江南总督郎廷佐的奏报：

海寇自陷镇江，势愈猖獗，于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宁，城大兵单，难于守御，幸贵州凯旋梅勒章京噶褚哈等密商，乘贼船尚未齐集，当先击其先到之船，喀喀木、噶褚哈等发满兵，乘船二十艘，于六月三十日两路出剿，击败贼众，斩级颇多，获船三十艘，印二颗。至七月十二日，逆渠郑成功亲拥战舰数千，贼众十余万登陆，攻犯江宁城外，连下八十三营，络绎不绝，安设大炮、地雷，密布云梯，复造木栅，思欲久困，又于上江、下江以及江北等处分布贼船，阻截要路。臣与喀喀木等昼夜固守，以待援兵协剿。至七月十五日，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亲统马步官兵三千余名至江宁。

援兵唯一的主力为梁化凤的三千余人，此外最多不过金山营的一千人，其他各路赴调者，合计亦不过千，连同八旗之师，总共一万人；而郑成功所部号称十七万，这当然是有虚头的，但即令只是半数，与清军相较，亦为八与一之比。同时张苍水率所部进据上游芜湖，以扼川楚援师；除安庆外，沿江郡县”上印”者三十七，声势大张。郑成功此时如能一鼓作气，进攻西、北诸门，从任何一点来看，都无不克之理，谁知因循自误。《载记》又记：

(七月)十七日，各提督、统领进见，甘辉曰：”大师久屯城下，师老无功，恐援虏日至，多费一番工夫。请速攻拔，别图进取。”成功谕之曰：”自古攻城掠邑，杀伤必多，所以未即攻者，欲待援虏齐集，必扑一战，邀而杀之。”云云。

其时义师屯狮子山下，列营凤仪门(今挹江门)外；清军则以狮子山为屏障，立三营于神策门之西的钟阜门。延至二十三日，义师尚无动静，清军乃冒险出击。

郎廷佐奏报云：

七月二十三日派满兵堵贼诸营，防其应援，遂发总督提督两标绿营官兵，并梁化凤标营官兵，从仪凤、钟阜二门出剿。贼踞木栅，并力迎敌；我军各将领，奋不顾身，冒险先登，鏖战良久，阵擒伪总领余新，并斩伪总兵二员，击死贼众无算。至晚收军，臣等又公议，满洲绿旗官兵悉出击贼，恐城内空虚，留臣守城，其喀喀木、噶褚哈、马尔赛、梁化凤等由陆路进；汉兵提督管效忠、协领扎尔布巴图鲁、费雅住巴图鲁、臣标副将冯武卿等，由水路进。各统官兵次日五鼓齐出，贼已离营，屯扎高山，摆设挨牌火炮，列阵迎敌，我兵自山仰攻，鏖战多时，贼始大败。生擒伪提督甘辉，并伪总兵等官，阵斩贼众不计其数，烧毁贼船五百余只，余孽顺流败遁。喀喀木、噶褚哈等复领水陆两路官兵疾追至镇江、瓜洲，诸贼闻风乘舟而遁。

其实此战全为梁化凤的功劳：先则约降，以为缓兵之计；继而穴城奇袭，破人家门户作通路。余新既受其愚，复不能警惕，当此时也，居然在火线上做生日，致为梁化凤所乘。兵败如山倒，至二十八日，清军已大获全胜而回军金陵。张苍水所部亦受牵连，不能不向安徽霍山一带遁走，逾年始得复归舟山。

郑成功曾执贽钱牧斋称弟子，自北征之役始，至郑成功抑郁以殁，钱牧斋先后为赋《后秋兴》一百零八首，编为《投笔集》。细看钱诗，再看张苍水诗文，始知郑成功徒负英雄之名，将略颇成问题。而张苍水于此役厥功甚伟，为郑成功所误，前功尽弃；而后世但知郑成功为”失败的英雄”，殊不知此五字唯苍水足以当之。

关于北征之役，海上义师与金陵守卒强弱之形悬绝霄壤，而何以由大胜而大败，其间因果，殊不分明。此因后世记其事者，多为郑隐饰曲讳之故；张苍水《北征得失纪略》，身在局中，所记虽不免稍有夸饰，但为实录则无疑。亦唯有看此《纪略》，才能明了胜何由胜、败何由败。兹分段引录《纪略》并加解释，以存真相，亦为埋没已久的张苍水吐气。

岁在己亥，仲夏，延平藩全军北指，以余练习江上形势，推余前驱。抵崇明，余谓延平：”崇沙乃江海门户，且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为老营。”不听。

按：《清史稿补编·郑成功载记》记此较苍水为详，已略见前述。《载记》论断：”崇明为江海门户，进出锁钥，乃进退应据之地，虽费时费力，亦必力争，因其有战略上特殊价值之故；乃成功以清军坚守，遂舍而不攻，绕道直取瓜洲，在当时固收胜利之速效，迨围困金陵之际，崇岛即挥兵由后驰援，此予郑军精神之威胁极大，北伐之败，实先伏机于此。”大致不误。但不攻而围，监视梁化凤的三千兵，使不得越雷池一步，则又何能自江南间道驰援金陵?成功将略之疏，于此可见。

既济江，议首取瓜步。时虏于金焦间以铁索横江，夹岸置西洋大炮数百位，欲遏我舟师。延平属余领袖水军，先陆师入。余念国事，敢爱驱命，遂扬帆逆流而上。次炮口，风急流迅，舟不得前。诸艘鳞次且进且却，两岸炮声如雷，弹如雨，诸艘或折樯，或裂帆，水军之伤矢石者，且骨飞而肉舞也。余叱舟人鼓棹，逆入金山；同艨数百艘，得入者仅十七舟，而本辖则十三。嘻!危哉。次早，藩师始薄瓜城，一鼓而歼满、汉诸虏殆尽，乘胜克其城。

此记情状如见。”本辖十三”者，得突破防御工事入金山的”十七舟”中；十三艘为张苍水的浙东义师，郑部仅得四舟。清军本以铁索横江，巨炮夹岸为守，此关既破，下二三灯火的瓜洲，摧枯拉朽，何足言功?

延平既欲直取石头，余以润州实长江门户，若不先下，则虏舟出没，主客之势殊矣，力赞济师铁瓮，而延平犹虑留都援骑可朝发而夕至也。余谓：”何不遣舟师先捣观音门，则建业震动，将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延平意悟，即属余督水师往，且以直达芜湖为约。

”石头”、”建业”为金陵别称；”润州”、”铁瓮”，皆指镇江。”观音门”在金陵城北燕子矶之西。《读史方舆纪要》引《金陵记》云：”幕府山东有绝壁临江，梯磴危峻，飞槛凌空者，宏济寺也；与宏济寺对岸相望，翻江石壁，势欲飞动者，燕子矶也，俱为江滨峻险处。”镇江水师，经黄天荡而来，首先到达的攻击点即是观音口；控制了观音口即控制了燕子矶，金陵守军失此险处，自感威胁，义师便达到了牵制的目的。

夫芜湖，固七省孔道，商贾毕集，居江楚下游，为江介锁钥重地。况逾金陵、历采石，悬军深入，此不可居之功也。余一书生耳，兵复单弱，何能胜任!虽然，倡义之谓何?顾入中原而不图恢复耶?余何敢辞?于是……海舟行迟，余易沙船牵挽而前。

按：”七省”者：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张苍水自以为不可为而为之，哪知民心所向，成就出人意表。

未至仪真五十里，吏民赉版图迎王师。盖彼邦人士知余姓名有素，故遮道来归。迄余抵仪真，先一夕延平已遣李将军单舸往抚。余辄欲引去，阖郡士民焚香长跪雨中，固邀余登岸。不获已，登江滨公署，延见慰谕之。众以李将军无兵，恐虏骑突至，则无以捍牧圉，咸稽首留余保障；余迄不可，遂行。

舟次六合，得报藩师已于六月二十四日复润州。余计润城已下，藩师由陆逐北，虽步兵，皆铁铠，难疾趋，日行三十里，五日亦当达石头城下，即作书致张茂之，谓：”兵贵神速，若从水道进师，巨舰逆流迟拙，非策!”余恐后期，因昼夜牵缆，士卒瑟瑟行芦荻中，兼程而行。

按：”李将军”为李顺，在郑成功左右，其职司类如督抚的中军；”张茂之”名英，为郑成功的先锋。

抵观音门乃六月二十八日也。不意藩师竟从水道来，故金陵得严为之备。余舣棹观音门两宿，藩师战船无一至者。余乃驾轻舟数十，先上芜湖，而身为殿，泊浦口。

按：据郎廷佐奏报：”海寇……于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宁，城大兵单，难于守御。”即指张苍水的少数部队而言；泊观音门两宿，而金陵清军不敢出击，可知兵力空虚。如郑成功得镇江后能遣一军自陆路兼程驰抵南京，截断要路，则郎廷佐投降，亦非不可能之事。

七月朔，虏侦我大艅尚远，遂发快船百余载劲虏，侵晨出上新河，顺流而下，击棹如飞。余左右不满十舟，且无风，战不利，几困；忽一帆至，则余辖下犁艚也。余即乘之复战，后艅续至，虏始遁去，而日已曛矣。

按：此即郎廷佐奏报中所谓”六月三十日，两路出剿”之战，一就出发之时而言，一就接战之日为准，故有日期上的参差。

至于战船，一谓二十，而获敌船亦二十；一谓”快船百余载劲虏”，而”左右不满十舟”，皆不免炫其以寡敌众。但规模极小，亦可想见，充其量只是百把条快艇之战。”艚”为小船，”犁艚”即有舵的小船，当然此”小船”系与艨艟巨舰相对而言，既可张帆，大致与运河中的漕船相仿。

诘朝，整师前进，虏匿不出。余部曲驰报江浦已破，盖余方与虏对垒也，先一哨越浦口旁掠，止七卒抵江城，城中虏骑百余开北门遁，七卒遂由南城入，亦一奇也。

以七卒而克一城，确为一奇，义师的声威，清军的怯弱，都可想见；这样好的机会，轻轻放过，三百年后，犹为扼腕。

捷闻，延平止余毋往芜关，而且扼浦口，以抚江邑。此七月初四日事也。

按：此为郑成功仍缺乏自信，所以想借重张苍水在江宁外围助战。

翌日，延平大军亦抵七里洲，正商量攻建康，而余所遣先往芜湖诸将捷书至，芜城已降矣。尔时上游声灵丕振，而留都守御亦坚；延平谓余：”芜城又上游门户，倘留都不旦夕下，则江楚之援日至，知非公不足办此。”余谦让至再，延平但促余旋发。于是率本辖戈船以行，而幕府之谋，自此不复与闻矣。

按：张苍水为郑成功的监军，至此，各自为战。据郎廷佐奏报，郑成功于七月十二日始到江宁；而据张记，则郑于七月初五已到江宁对岸的七里洲，而梁化凤于七月十五领兵赴援。此十日之间不能攻克江宁，足以坚清军固守之志。

七日，抵芜城。传檄诸郡邑，江之南北，相率来归，郡则太平府、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宁、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水、溧阳、建平；州则广德、无为以及和阳。或招降，或克复，凡得府四、州三、县二十四焉。

按：张苍水其时所获之地，西至舒城，西南至贵池，直逼安庆，由此迤逦往东，自石埭、太平、旌德至宁国府，凡芜湖以南的繁昌、南陵、铜陵、青阳、泾县、宣城都包括在内，皖南已有其半；自宁国以上，广德、建平、高淳、溧阳、溧水，亦都在握。如果郑成功自镇江发兵，首取丹阳，沿茅山南下，经金坛而至溧阳，则北控长江、东断运河，苏常震动，不战可下；江宁自亦无法坚守；而浙江既有浙东义师，必归掌握。以东南财赋之区，足可自成局面。至于张苍水，以微薄兵力，能拥一此片广大土地，则自有道理在：

先是，余之按芜也，兵不满千，船不满百，唯以先声相号召、大义为感孚，腾书缙绅，驰檄守令。所过地方，秋毫不犯；有游兵闯入剽掠者，余擒治如法，以故远迩壶浆恐后。即江、楚、鲁、卫豪雄，多诣军门受约束，请归隶旗相应。余相度形势，一军出溧阳，以窥广德；一军镇池郡，以扼上游；一军拔和阳，以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逼新安。而身往来姑熟间，名为驻节鸿兹，而其实席不暇暖也。

此战略即稳固沿江各郡而东取浙赣，南窥徽州，而以九江为主要目标，其得力在军纪严明。相形之下，郑成功的表现，令人失望：

余日夜部署诸军，正思直取九江。然延平大军围石头城者已半月，初不闻发一簇射城中；而镇守镇江将帅，亦未尝出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阳，实南京咽喉地，尚未扼塞，故苏、常援虏得长驱入石头。余闻之，即上书延平，大略谓：”顿兵坚城，师老易生他变；亟宜分遣诸帅，尽取畿辅诸郡。若留都出兵他援，我可以邀击歼之；否则，不过自守虏耳。俟四面克复，方可以全力注之，彼直槛羊、阱兽耳。”无何，石头师挫。缘士卒释戈而嬉，樵苏四出，营垒为空；虏谍知，用轻骑袭破前营，延平仓卒移帐。质明，军灶未就，虏倾城出战，军无斗志，竟大败。

由此可见，郑成功的部队毫无训练，义师竟如乌合之众。而郑成功的统御能力，根本大成问题，结果累及浙东义师：

时余在宁国府，受新都降。报至，遽返芜，已七月二十九日矣。初意石头师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扬帆；即扬帆，必且复守镇江。余故弹压上游，不少退。而虏酋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遗书相招，余峻词答之。太平守将叛降于虏，余又遣兵复取太平，生擒叛将伏诛。然江中虏舟密布，上下音信阻绝。余遣一僧赍帛书，由间道款延平行营，书云：”兵家胜负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况上游诸郡俱为我守，若能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图也。倘遽舍之而去，如百万生灵何!”讵意延平不但舍石头城去，且弃铁瓮城行矣！

如张苍水所言，郑成功的居心殆不可问。就其前后对张苍水的态度来看，始则用之为前驱；及张声威大震，所向有功，曾未闻有一旅之援，亦未闻有桴鼓之应，妒功之心，殊为显然。及其石头小挫，顿成大创，果然心目中尚有一同仇敌忾的张苍水在，亦当呼援就商，而并此亦无，已出情理之外；及至张苍水遣使间道致书，请”百艘相助”，而竟不报，辎重舟楫宁愿委敌，不愿资友，无异明白表示：”我不能成功，亦绝不能让你成功!”按：此非张苍水诿过之言、苛责之词，因《北征得失纪略》作于”永历十三年嘉平月”，即顺治十六年冬天，张苍水辗转回至浙东时。《纪略》既成，自必传钞各方，倘为诬词，郑成功必当反驳；而远未见有异辞，可以反证《纪略》为纪实。

以下张苍水自记其处变经过：

留都诸虏，始专意于余，百计截余归路，以为余不降，必就缚。各将士始稍稍色变，而刁斗犹肃然。余欲据城邑，与虏格斗，存亡共之；复念援绝势孤，终不能守，则虏必屠城，余名则成，于士民何辜?而辖下将士家属俱在舟，拟沉舟破釜，势难疾驰；欲冲突出江，则池州守兵又调未集。忽谍报：虏艘千余已渡安庆。余虑其与虏值，众寡不敌。因部勒全军，指上游，次繁昌旧县。池兵亦至，共议进退，咸言：”石头师即挫，江、楚尚未闻也，我以艨艟竟趋鄱阳，号召义勇，何不可者?若江西略定，回旗再取四郡，发蒙振落耳。”乃决计西上。

按：安庆未下，为清军得以转危为安的一大关键。否则直下九江，舟师由湖口一入鄱阳，浙东义师可以自成局面，一部清史，或当改写。

八月初七日，次铜陵。海舟与江舟参错而行，未免先后失序。余一军将抵乌沙峡，而后队尚维三山所，与楚来虏舟果相值。余横流奋击，沉其四舟，溺死女真兵无算。以天暮，各停舟。夜半，虏舟遁往下流，炮声轰然。辖下官兵误为劫营，断帆解缆，一时惊散，或有转芜湖者，或有入湖者。西江之役，已成画饼矣。

顾虑城破累及士民，而有不忍之心，此为妇人之仁，根本不宜于带兵打仗。项羽以此而败，张苍水腹饱诗书，岂不知其理?知而终不能改，此所以书生不可典兵。一误又有以下再误。

余进退维谷，遂沉巨舰于江中，易沙船，由小港至无为州。拟走焦湖，聚散亡为再举计。适英、霍山义士来遮说：”焦湖入冬水涸，未可停舟；不若入英、霍山寨，可持久。”余然之。因尽焚舟，提师登岸。至桐城之黄金弸，有安庆虏兵驻守。此地乃入山隘口，余选锐骑驰击之，夺马数十匹，杀虏殆尽。遂由奇岭进山，一望皆危峰峭壁矣。余辖下将士素不山行，行数日，皆趼；且多携眷挈辎，日行三十里。余禁令焚弃辎重，而甲士涉远多疲。余虽知必有长坂之败，而赴义之众何能弃置？亦按辔徐行。

按：焦湖即巢湖。既累于眷属，当知入山必非所宜。结果单骑突围，由安庆、池州，经徽州入浙东，绕一个大圈子，隆冬始达舟山附近的宁海。间关百折，跋涉两千余里，艰辛万状，无复人形。有《生还》五律四首，其第二首云：

痛定悲畴昔，江皋望阵云。

飞熊先失律，骑虎竟孤军。

卤莽焚舟计，虺汗马勋。

至今频扼腕，野哭不堪闻。

自悔焚舟失计；而以结句看，则义师眷属，非死即被掳。而此时之满汉，非三国之魏蜀，结局远较”长坂之败”为悲惨，亦是可想而知之事。

后二年辛丑，即顺治十八年,张苍水又有《感事》四首：

箕子明夷后，还从徼外居。

端然殊宋恪，终莫挽殷虚!

青海浮天阔，黄山裂地虚。

岂应千载下，摹拟列扶余?

闻说扶桑国，依稀弱水东。

人皆传燕语，地亦辟蚕业。

荜路曾无异，桃源恐不同。

鲸波万里外，倘是大王风。

田横尝避汉，徐福亦逃秦。

试问三千女，何如五百人?

槎归应有恨，剑在岂无嗔!

惭愧荆蛮长，空文采药身。

古曾称白狄，今乃纪红夷。

蛮触谁相斗，雌雄未可知。

鸠居粗得计，蜃市转生疑。

独惜炎洲路，春来断子规。

此为郑成功取台湾而作。全谢山所辑《张苍水年谱》，于康熙元年纪”公有《得故人书至台湾》诗”，下云：”延平以长江之败丧师，自度无若国朝何，以得台湾为休息之计，故不听相国之言。””国朝”指清朝，”相国”指苍水。当郑成功与荷兰（红夷）相持不下时，遣参军罗纶，早返厦门，其言如此：”古人云：宁进一寸死，无退一寸生使殿下奄有台湾，亦不免于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别图所进哉！昔年长江之役，虽败犹荣；倘寻徐福之行踪，思卢敖之故迹，纵偷安一时，必诒讥千古，观史载陈宜中、张世杰两人褒贬，可为明鉴。夫虬髯一剧，只是传奇滥说，岂真有扶余足王乎！若箕子之君朝鲜，又非可语于今日也。”

《感事》期望郑成功为田横而勿为徐福，期望未免过高。原句作”童女三千笑，孤儿五百嗔”。田横五百壮士集体自裁，身后未闻有何孤儿，则此”孤儿”实兼用”东林孤儿”故事，意谓黄梨洲辈亦不以郑成功的举动为然。

按：顺治年间用兵的主要对象为西南；经略洪承畴一直不愿对永历施以过重的压力，意中似有所待。及至顺治十六年秋，郑成功功败垂成，知事不可为，东南之患既解，必以全力经营西南，永历虽已入缅，亦终难免，因而以目疾乞解任回京，原因即在不愿为陈洪范第二。至于吴三桂，起先亦不大起劲，及至郑成功思为海外扶余，知道他已失恢复中原的大志，清朝终于可以立定了，方始与爱星河积极进兵，贿通缅甸土著，于康熙元年将永历骗至昆明，四月间遇害。凡此铜山崩，洛钟东应的因果关系，为论史者所不可思。郑成功如仍守厦门，力图进取，不仅牵制清军，亦系遗臣志士之望，关系甚重,此所以张苍水阻郑成功入台；而当永历遇害的噩耗一传，郑成功旋于五月间病殁，殆深悔失计，抑郁而终。全辑郑谱，康熙元年述张苍水《瓯行志慨》诗，加按语云：

是诗为延平世子(按：郑经)而作。岛事自延平殁后，世子无意西出，亲族、兵将大都望风投款以封爵。于是朝议锐意南征，合红毛夷夹攻，郑人退守铜山。官军入岛，堕中左、金门两郭，收其妇女、宝货而北，两岛之民烂焉。世子入台郡，分诸将地，颇有箕裘之志，度曲征歌，偷安岁月，军不满千，船不满百，兵甲戈矛一切顿阙。相国两诗，深有慨乎言之矣!

总之，郑成功生平如果脱出政治上号召的意义，纯就史家的眼光来看，尚需另作评价。此处仅就张苍水的志节作一归宿。全谢山传张苍水云：

初，公之航海也，仓卒不得尽室以行，有司系累其家以入告。世祖以公有父，弗籍其家，即令公父以书谕公。公复书曰：”愿大人有儿如李通，弗为徐庶；儿他日不惮作赵苞以自赎。”公父亦潜寄语曰：”汝弗以我为忧也!”壬辰，公父以天年终，鄞人李邺嗣任其后事。大吏又强公之夫人及子以书招公，公不发书，焚之。己亥，始籍公家，然犹令镇江将军善抚公夫人及子而弗囚也。呜呼!世祖之所以待公者如此，盖亦自来亡国大夫所未有，而公百死不移，不遂其志不已，其亦悲夫!

按：此文中前之所谓”世祖”，实指多尔衮。其时世祖方幼，尚未亲政。己亥为顺治十六年。金陵之役以后，方始抄家。而世祖之遇亡国大夫格外优厚者，因为汉化已深，基本上是同情甚至佩服遗民志士的。

于是浙之提督张杰惧公终为患，期必得公而后已。公之诸将孔元章、符瑞源等皆内附，已而募得公之故校，使居舟山之补陀为僧，以伺公。会公告籴之舟至，以其为校，且已为僧，不之忌也。故校出刀以胁之，其将赴水死；又击杀数人，最后者乃告之，曰：”虽然，公不可得也。公畜双猿以候动静，舟在十里之外，则猿鸣木杪，公得为备矣。”故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攀藤而入。暗中执公，并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

按：”补陀”即普陀。时张苍水避居舟山外海，属于浙江南田县所辖的一小岛，名为悬岙。此”故校”，据《鲁春秋》记为宁波人孙惟法；”将”则吴国华；”子木”即罗纶；”冠玉”姓杨，为张苍水乡人子，故家后裔，父母双亡，从张苍水于海上，临刑时，当事者见其年幼，怜而欲释，杨冠玉表示义不独生，竟延颈就刃。

十九日，公至宁，杰以轿迎之，方巾葛衣而入。至公署，叹曰：”此沈文恭故第也，而今为马厩乎?”杰以客礼延之，举酒属曰：”迟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今日之举，速死而已!”数日，送公于杭，出宁城门，再拜叹曰：”某不肖，有负故乡父老二十年来之望!”

又”阙名”著《兵部左侍郎张公传》，记此更翔实而生动：

甲辰秋，逻者获二卒为导，突往执之。被执登舟，所畜一小猴相向哀鸣，跃入水死。至郡城，提督张待以客礼；角巾葛衣，舆而入。张曰：”张先生何以屡邀而不至?”答曰：”父死不葬，不孝；国难无匡，不忠。不孝、不忠，羞见江东!”劝之降，不答。次日，送之赴省，前此投诚诸将卒者几千人，齐声号恸。煌言神色自若，出西门，曰：”姑缓!”望北四拜，辞阙也；望郭门四拜，辞乡也。随与岸上送者拱手而别。登舟，左右翼而行，虑其赴水；笑曰：”无庸!此非我死地!”

按：此为目击者所记，故推断”阙名”当为万斯同。万氏兄弟与张苍水交好；斯同生于崇祯十六年，康熙三年为廿二岁，当亲见张苍水从容就义，故所记如此。斯同复应聘入史馆，恐有所触忌，遂致”阙名”。

”阙名”又记其解往杭州的情形：

至武林，处于旧府。时总督赵廷臣劝降甚力，始终不答。自被执，即不食，日赋诗自娱。守者叩头哀恳，煌言徐曰：”既办一死，何苦累若等。”乃复食，亦唯啖时果数枚而已。一日，督院赴馆，蹙额曰：”老先生部文到矣!”煌言即起。肩舆至官巷口，口占曰：”我年四十五，今朝九月亡；含哭从文山，一死万事毕。”端坐于地而正命焉。会城义士朱亶生、张文嘉等葬其遗骸于西湖南屏山(杭人称为南屏先生)净慈寺左邵皇亲坟翁仲后之左侧，遥与岳武穆、于忠肃两墓相望。煌言诗：”西子湖头有我师。”从初志也。夫人董，先死；子万祺，前三日亦被刑于京口。幕客句容罗纶、鄞人杨冠玉，与煌言同死，俱葬于左右，三冢巍然。杨冠玉者，大家后裔，与煌言比邻。父母死，从之海上。临刑，当事见其幼，欲释之，冠玉曰：”司马公死于忠，某义不忍独生!”延颈就刃。今寒食酒浆，春风纸蝶，岁时浇奠不绝；而部曲过其墓者，犹闻野哭云。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临难不苟免为人格修养上的基本要求，但真所谓”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因为成仁常在情势极度急迫之际，一方面不暇计及其他，一方面自我为悲壮义烈的情绪所鼓舞，轻生并不难；如果时机上有容人多想一想的片刻，往往就会迟疑踌躇，贪生之念，倏焉而起，一发不可抑。明臣殉节有脱靴入水，以水冷而怯，别谋自尽之道，这一来就死不成了。

又如龚芝麓，人品是绝不坏的，但亦以未能殉节，复未能归隐，致列名《贰臣传》。当时龚芝麓常跟人说：”我原要死，是小妾不肯。”指顾眉生而言。龚对外人称顾为妾，而在家人故旧门生面前，视顾俨然敌体，称”顾太太”。龚妻颇贤惠，不受清朝的诰封，措辞极蕴藉，她说：”我已受前明诰封，清朝的诰封给顾太太好了。”

按：其时，浙江总督为汉军镶黄旗人赵廷臣，顺治二年以贡生初授江苏山阳知县，迁江宁江防同知，因催征逾限罢职——即此便知是好官。顺治十年，以洪承畴之荐，随营委用；湖广既平，复定贵州，赵廷臣得为巡抚，旋擢云贵总督。康熙即位，调督浙江，张苍水被擒，为赵廷臣亲驻定海，与提督张杰所定议。《清史列传》载：

圣祖仁皇帝御极，调廷臣浙江总督，汇叙督云南荒田功，加太子少保。康熙二年，廷臣疏言，浙江逋赋不清，由征解繁杂，请以一条鞭起解之法，令各州县随征随解，布政司察明注册，至为简便；又请移海岛投诚官兵分插内地，杜贼人煽诱，定水师提镇各营设兵之制，以备水战；杭嘉湖三府毗连太湖、泖湖，易于藏奸，请增造快号兵船、援兵巡哨。部议俱从其请。时海敌郑成功死，廷臣招其党伪将军……独伪兵部张煌言率众远遁，廷臣驰赴定海，与提督哈尔库、张杰定议，檄水师由宁、台、温三府出洋搜剿，斩获六百余，降其伪副将陈栋。知煌言披缁窜伏海岛，廷臣选骁将徐元、张公午饰为僧人服，率健丁潜伏普陀山……擒获煌言。

赵廷臣是能臣，如世祖不崩，不能调往浙江；移浙即表示新君的四顾命大臣决意解决郑成功的问题。顺治十八年秋天，尽迁东南沿海各地之民往内地，为坚壁清野之计。此举破家无数，清朝官书讳言其事；张苍水《奇零草》中，有一题：”辛丑秋，虏迁闽浙沿海居民；壬寅春，余舣棹海滨，来燕无巢，有感而作。”诗为五言古风：

去年新燕至，新巢在大厦。

今年旧燕来，旧垒多败瓦。

燕语问主人，呢喃语盈把。

画梁不可望，画舰聊相傍。

肃羽恨依栖，衔泥叹飘飏。

自言昨辞秋社归，比来春社添恶况。

一片蘼芜兵燹红，朱门哪得还无恙?

最怜寻常百姓家，荒烟总似乌衣巷。

君不见晋室中叶乱五胡，烟火萧条千里孤。

春燕巢林木，空山啼鹧鸪。

只今胡马复南牧，江村古木窜鼪鼯。

万户千门空四壁，燕来亦随樯上乌。

海翁顾燕三太息，风帘雨幕胡为乎?

又《清史纪事本末》载：

(顺治)十八年冬十月，弃降将郑芝龙于市，徙沿海居民，禁舟出海，从降将黄梧请也。郑氏在京者，无少长，皆被杀。下令迁界，禁渔船商舟出海，自是，五省商民流离荡析，而万里皆邱墟矣。

于此可知，郑成功如坚守海滨，五省商民，不致有此流离破家之祸。是故”阙名”不以为郑之取台湾为延明祚；在《张苍水传》末，下一断语：”张煌言死，明朝始亡!”此真力足扛鼎的史笔。

钱牧斋《后秋兴》诗，言郑成功攻金陵，所以顿兵不进者，是因为正在接洽清军投降；今考其人，乃松江提督马逢知。世祖大渐时，尽释狱囚，唯两人不释，一为明朝最后的一个兵部尚书张缙彦，一即马逢知。董含《三冈识略》记：

马逢知起家群盗，由浙移镇云间，贪横僭侈，民殷实者，械至倒悬之，以醋灌其鼻，人不堪，无不倾其所有，死者无算。复广占民庐，纵兵四出劫掠。时海寇未靖，逢知密使往来；江上之变，先期约降，要封王爵，反形大露。科臣成公肇毅，特疏纠之；朝廷恐生他变，温旨征入，系狱，妻子发配象奴。未几，与二子俱伏法。当逢知之入觐也，珍宝二十余船，金银数百万，他物不可胜计，及死，无一存者。

《吴梅村诗集》中，有两首诗咏马逢知，一为《茸城行》，茸城即松江；一为《客请云间帅坐中事》，是一首七律。《茸城行》描马逢知的行径云：

承恩累赐华林宴，归镇高谈横海勋。

未见尺书收草泽，从夸名字得风云。

据此可知，清朝用马逢知，目的是希望他能安抚萑苻；结果一无所成，而贪黩横暴，则较土匪犹不如：

千箱布帛运轺车，百万鱼盐充邸阁。

将军一一数高赀，下令搜牢遍墟落。

非为仇家告兼并，即称盗贼通囊橐。

堂屋遥窥室内藏，算缗似责从前诺。

敢信黔娄脱网罗，早看猗顿填沟壑。

窟室飞觞传箭催，博场戏责横刀索。

贪财以外，复又好色：

将军沉湎不知止，箕踞当筵任颐指。

拔剑公收伍伯妻，鸣骲射杀良家子。

结果是：

江表争猜张敬儿，军中思缚卢从史。

枉破城南十万家，养士何无一人死!

按：《南史·张敬儿传》：”敬儿为雍州刺史，居官贪残，民间一物堪用，无不夺取。”此辈自唯恐天下不乱，而其时四方宁谧，苦无”用武之地”，因而造一谣言，授江湖术士传播，谣言是：”天子在何处，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谁?非猪即是狗。”敬儿所居，地名赤谷；小名狗儿，其弟小名猪儿。此言将天子自为，事闻伏诛。吴诗征此典，即董冈所谓”反形大露”之意。由张敬儿兄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北伐之前在湖南的军阀张敬尧、敬汤兄弟，真一丘之貉。马逢知是这样国人皆曰可杀的人物，而郑成功欲与通谋，即令有功，亦失民心，何况无功!计谋之拙，无逾于此，此又郑成功需再评价的一端。

至于卢从史，为唐朝贞元年间昭义军节度使，与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子承宗密谋叛乱，宰相裴垍说动从史牙将王翊元，尽泄从史阴谋及可取之状，以致从史被擒。照此典故而言，马逢知部下亦必有人输诚于朝廷，郑成功既通马逢知，则义师内部情况，亦可能为清朝所悉，其败殊非偶然。吴梅村有《七夕感事》五律一绝，于郑成功颇致讥评，诗曰：

南飞鸟鹊夜，北顾鹳鹅军。

围壁钲传火，巢车剑拄云。

江从严鼓断，风向祭牙分。

眼见孙曹事，他年著异闻。

此以郑成功的”江上之役”比拟为赤壁鏖兵。首以郑成功拟曹操，实非恭维，而是讥其自大。”鹳鹅军”典出《左传》，注谓”鹳鹅皆阵名”，用于此处，谓郑成功的部下有如童嬉。”围壁”不典，乃梅村自创的新词，壁者营垒，指清军扎于金陵西北城外的少数部队，以优势兵力不攻而围，计已甚左；”钲传火”者，士卒以钲传火而造饭，军前犹如寒食，乞火而炊，这顿饭吃下来，非半天不可，何能应变？不败何待?”巢车”典亦出《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注谓：”巢车，车上有橹。”此指郑成功的水师而言。”剑拄云”者，将星如云，但于楼船上仗剑观望而已，此与”围壁”皆言郑军不攻，而期望旦夕间有变，不战而下金陵。

第二联上句写实；下句用借东风之典，言变生不测。”孙曹”指孙权与曹操。结句调侃绝妙，其实伤心出以诙谐，正见遗老心境之沉痛。

自世祖一崩，满洲亲贵大臣与汉大臣中的”北派”，立即对江南的世家士族展开镇压，顺治十八年正月廿九日上谕：

谕吏部户部：”钱粮系军国急需，经营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奏，见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积逋，贻累后官；或系官役侵挪，借口民欠。向来拖欠钱粮，有司则参罚停升，知府以上，虽有拖欠钱粮未完，仍得升转，以致上官不肯尽力督催，有司怠于惩比，枝梧推诿，完解愆期。今后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尔等即会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内拖欠钱粮不完，或应革职，或应降级处分，确议具奏。如将经管钱粮未完之官升转者，拖欠官并该部俱治以作弊之罪。”

这道上谕，称为”新令”，发展为所谓”奏销案”。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官员、绅士、士子因欠完田赋，或黜革，或逮捕，或刑责，达一万数千人之多。

董含《三冈识略》记：

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迩来役外之征，有兑役、里役、该年、催办、捆头等名；离派有钻夫、水夫、牛税、马豆、马革、大树、钉、麻油、铁、箭、竹、铅弹、火药、造仓等项。又有黄册、人丁、三捆、军田、壮丁、逃兵等册。大约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时司农告匮，始十年并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抚朱国治，强愎自用，造欠册达部，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如某探花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夫士夫自宜急公，乃轩冕与杂犯同科，千金与一毫等罚，仕籍学校，为之一空，至贪吏蠹胥，侵没多至千万，反置不问。吁，过矣!后大司马龚公，特疏请宽奏销，有”事出创行，过在初犯”等语，天下诵之。

按：董含字阆石，董其昌的孙子，顺治十八年的进士，而就在这年因为欠赋而被斥革。所谓”某探花”，指昆山叶方蔼，顺治十八年一甲第三名及第，在欠赋册中，指他”欠折银一厘”。叶方蔼时为翰林院编修，具奏云：”所欠一厘，准今制钱一文也。”但即使只制钱一文，仍须丢官，民间因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后于康熙十二年复起，位至一品，谥文敏。

”大司马龚公”指龚芝麓。当康熙二年，方官左都御史，于八月间具奏：”请将康熙元年以前催缴不得钱粮，概行蠲免。有司既并心一事，得以毕力见征；小民亦不苦纷纭，得以专完正课。”奉旨”下部知之”，即准奏之谓。苛扰两年有余，至此告一段落，但已不知几人破家、几人毙命、几人出亡。而因果报应之中最令人感慨者，则为周寿昌《思益堂日札》所记一事：

国初江南赋重，士绅包揽，不无侵蚀。巡抚朱国治奏请穷治，凡欠数分以上者，无不黜革比追，于是两江士绅，得全者无几。有乡试中式而生员已革，且有中进士而举人已革，如董含辈者非一人。方光琛者，歙县廪生，亦中式后被黜，遂亡命至滇，入吴三桂幕。撤藩议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所素乘马与甲来，于是贯甲骑马，旋步庭中，自顾其影叹曰：”老矣!”光琛佐左厢出曰：”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笼中，烹饪由人矣!”三桂默然，反遂决。军中多用光琛谋。吴世败，光琛亦就擒，磔于市。

方光琛为明朝礼部尚书方一藻之子。当吴三桂举事时，朱国治适为云南巡抚，冤家路狭，为吴三桂缚去祭旗开刀，死状甚惨。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云：

抚臣朱国治既以钱粮兴大狱，又杀吴郡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适以丁忧罢。故事：隶旗下者例不丁忧，守丧二十七日，即出视事。公守丧毕，具疏请进止，朝议许其终制，另推新抚韩公世琦。尚未莅位，朱恐吴人为变，仓猝离位，轻舟遁去，吴中为幸。朝议以大臣擅离汛地，拟降五级，而严旨切责，革职为民。后于康熙十一二年复抚滇中，值吴三桂变，提去开膛枭示。

所谓”杀吴郡诸生一二十人”，指有名的”哭庙案”，金圣叹死于是役。自”江上之役”以后，朝中亲贵及用事大臣，以江南人心未尽帖服，因指派小酷吏朱国治抚吴，但在世祖未崩前，亲裁大政，朱国治尚未能肆逆；及世祖既崩，了无顾忌，金圣叹首当其冲。”哭庙案”及朱国治的下场，以后再谈；此处就”奏销案”中受荼毒的南方数省士绅而知名者，略志其遭遇：

一、吴梅村：顺治十年，被迫出山，授国子监祭酒。顾伊人撰《吴梅村先生行状》云：”间一岁，奉嗣母之丧南还，上亲赐丸药，抚慰甚至。先生乃勇退而坚卧，谓人曰：吾得见老亲，死无恨矣!未几，朱太淑人没，先生哀毁骨立。复以奏销事，几至破家。”

按：《梅村诗集》有七律一首：”注就梁丘早十年，石壕忽呼荜门前。范升免后成何用?宁越鞭来绝可怜!人世催科逢此地，吾生忧患在先天。从今陴上田休种，帘肆无家取百钱。”此诗共两首，题作”赠学易友人吴燕余”，而此首除起结两句与《易经》典故有关外，通首皆咏追欠赋，二句”石壕忽呼荜门前”，刻画如见；下句用后汉范升免官典，则梅村似亦在革职之列；四句则晋朝北海太守王承，不鞭犯夜的书生，而竟鞭挞，折辱斯文，故有下句”人世催科逢此地”之叹。结尾两句，感慨更深，扬雄世世种陴上之田，从今休种，则耕读传家亦不可得,不如严君平卖卜，日得百钱自赡。”无家”二字绝沉痛；而他人学易，谓之为将来可资以卖卜，非赠人之体，实亦愤激使然。

又《研堂见闻杂记》云：”其革职废绅，则照民例，于本处该抚发落。吾州在籍诸绅，如吴梅村、王端士、吴宁国、黄庭表、浦圣卿、曹祖来、吴元祐、王子彦，俱拟提解刑部，其余不能悉记。”提解惨状见邵长蘅《青门麓稿尺牍》，致表兄杨廷鉴书：

江南奏销案起，绅士维黜籍者万余人，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见吴门诸君子被逮，过毗陵，皆铛手梏，徒步赤日黄尘中。念之令人惊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渴死身。旋闻有免解来京之旨，洒然如镬汤炽火中一尺甘露雨也。

按：此为康熙元年盛夏之事。五月间有特旨：无论已到京、未到京，皆释放还乡。

又《研堂见闻杂记》云：

吴下钱粮拖欠，莫如练川，一青衿寄籍其间，即终身无半镪入县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属，其所饱更不可胜计，以故数郡之内闻风蝟至，大僚以及诸生，纷纷寄冒，正供之欠数十万。会天子震怒，特差满官一员，至练川勘实。既至，危坐署中，不动声色，但阴取其名籍，造册以报。时人人惴恐，而又无少间可以窜易也。既报成事，奉旨即按籍追擒，凡欠百金以上者一百七十余人，绅衿俱在其中；其百金以下者则千计。时抚臣欲发兵擒缉，而苏松道王公纪止之，单车至练川，坐明伦堂。诸生不知其故，以次进见；既集，逐一呼名，叉手就缚，无得脱者，皆铛锁系，两隶押之，至郡悉送狱，而大僚则系之西察院公署。

此所谓一百七十余人也，其余犹未追录。原旨械送都下，抚臣令其速行清纳，代为入告，即于本处发落。于是旬日之间，完者十万。犹有八千余金，人户已绝，无从追索，抚臣仍欲械送，道臣王公及好义乡绅，各捐金补偿乃止。然额课虽完，例必褫革，视原欠之多寡，责几月，枷几月，以为等杀，今犹未从决遣也。

独吾友王惟夏，实系他人影立，姓名在籍中；事既发，控之当道，许之题疏昭雪。惟夏亦谓免于大狱，不意廷议以影冒未可即信，必欲两造到都合鞫，于是同日捕到府；后其余免械送，惟夏独行。

按：练川为常熟的别称。明朝江南绅权素重，常熟以钱氏巨族，更为豪横，但亦历任地方官本乎”为政不得罪巨室”的乡愿作风积渐而成。”练川之狱”为”奏销案”的先声，易言之，”奏销案”为”练川之狱”的发展。如上所引，既捕系责令清纳，而又褫革功名，而又分别枷责，既罚又打，想见朱国治治吴之苛。

至于王惟夏一案，别有说法。王惟夏名昊，又字维夏，为王世贞之后。明朝自嘉靖末年以来，弇州名重无比，”三槐堂王”实为江南世家之最；廷议必欲”两造到都合鞫”，无非有意折辱斯文。

今日发笔，首须向读者致歉的是，昨稿着笔时，因”练川”忆及”琴川”，随即想到吴梅村的《感旧》；玉京道人卞赛赛初遇梅村于秦淮，欲以身相许，而梅村故作不解。后数年已易代，梅村做客常熟，闻玉京亦在此，偶话旧游，主人”尚书某公”(按：自然是钱牧斋)，”请为必致之”，座客皆停杯，打算留着量喝喜酒。谁知玉京一到，知是梅村，回车入内宅与柳如是话旧，竟不愿见梅村一面。我一向觉得梅村的这段唯一韵事，也是恨事，令人回肠荡气，惘然不甘。因而一时错觉，竟以心中的琴川为笔底的练川；但所记常熟钱氏豪横，逋欠者众，亦为实情。

至于练川，正是王世贞”弇山堂”所在地的太仓。王为中国第一大姓，其源凡四，而以琅玡王居首。晋室南渡，王谢子弟散居各地，即在北方，亦不尽留于琅玡，其中有一支迁山东莘县，我曾作考证，其地即为《金瓶梅》的主要背景。莘县王氏，至宋真宗朝出一名相王旦；东坡《三槐堂铭》，即为莘县王氏而作。金兵入汴，王旦之后随宋室南渡，郡望特标”三槐堂王”，以别于东晋时侨寄江南的”琅玡王”。王世贞即为”三槐堂王”。

太仓王氏自王锡爵入相而愈贵，锡爵之后出丹青两名家，即其孙时敏(烟客)及时敏之孙原祁(麓台)。山水”四王”，太仓占其三，王烟客祖孙之外，另一王为王鉴，字元照，曾为廉州知府，故人称王廉州，他是王世贞的曾孙，而王惟夏为王元照的从兄弟。惟夏之叔子彦，为王世贞之弟世懋的孙子，与吴梅村以中表而为儿女亲家。《梅村诗集》中赠王子彦叔侄之诗甚多，类皆愁苦之音；有《送王子惟夏以牵染北行》五律四首。《梅村诗集笺注》于”牵染”条下作按语云：”惟夏北行，不知所缘何事。《集览》谓系奏销案，细味诗意，了不相似。且奏销之狱，江南不下数百人，未闻被逮入京也。”殊不知即由于节外生枝的必使两造至京”合鞫”之故。

吴诗虽号称诗史，但如《圆圆曲》等不稍宽贷；而于当世时政，则言婉而意苦，但乞于怜，至多讽示，不敢公然指斥。如送惟夏四律，即为一例，”其三”云：

客睡愁难起，霜天贯索明。

此中多将相，何事一书生?

薄俗高门贱，清时颂系轻。

为文投狱吏，归去就躬耕。

按：此诗体例稍异，乃设身处地为王惟夏在解京途中抒感。”客睡”者宿于邮驿；少陵《客夜》诗：”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首句言长路漫漫，愁不成寐，因枕上所见唯”霜天贯索明”之故。《晋书·天文志》：”贯索九星，贱人之牢也。一曰……九星皆明，天下狱烦。”此为触景生情、虚实相生的写法，因霜天星明而推想贯索九星皆明；既天下狱烦，则此去诚恐不免，故客睡生愁。

”此中多将相”为”狱烦”的注脚。世祖初崩，朝局大翻，将相系狱，原自有故，乃何事又牵一书生在内?第一联借惟夏之自叹，寄沧桑之深慨。

第二联上句轻，下句重。”颂系”典出《汉书·惠帝本纪》，”颂”者容也，谓虽被系，仍加宽容，不必锒铛就道。以此，唯夏乃得自宽自慰，计唯至狱一投”亲供”，是非自明，便可得释；释则即当归去，如三国时田畴之”躬耕以养父母”。

”其四”云：

但可宽幽系，从教察孝廉。

昔人能荐达，名士出髡钳。

世局胥靡梦，生涯季主占。

定闻收杜笃，宁止放江淹。

此末一首乃慰惟夏，兼为之向当道陈情。首言如不必以刑责为急，略宽其狱；进而察其人品，可当孝廉方正之举。”髡钳”不过城旦之刑，殊非重罪，其中亦颇出名士。《后汉书·刘平传》：”数荐达名士。”第一联上下两句，皆强调王惟夏名下不虚。

第二联则颇寄感慨，”役囚徒以锁连缀”，谓之”胥靡”，见《汉书·楚元王传》注。上句”世局胥靡梦”，稍嫌费解，或另有本事亦未可知；下句”生涯季主占”则用《史记·日者传》楚人司马季占卜于长安东市的典故，言乱世祸福无端；但从好处去想：不止如江淹在狱中上书王景，得以释放，且极可能如后汉杜笃，因在狱中作《大司马吴汉诔辞》，为光武激赏，赐帛免刑得官。

按：当时在朝的吴中大老为金之俊，吴江人，明朝万历年间进士，颇受世祖礼遇；本可领导南派，抗议苛政，但结果竟上了”认罪”一疏，孟心史先生谈奏销案，转引陆文衡《啬庵随笔》云：

抚公朱，因见协饷不前，创为绅欠衿欠之法，奏销十七年分钱粮，但分厘未完，即挂名册籍，且以”抗粮”。司农方拟驳核，而曹溪相国子侄，亦册欠有名，亟上认罪一疏，于是概不敢议宽免，照新例革职枷责者，至一万三千五百十七人云。

按：户部堂官别称”司农”。其时户部汉尚书、左右侍郎为杜立德、郝惟讷、朱之弼，籍隶宝坻、霸州、大兴，虽皆北人，而与冯铨、刘正宗辈大异其趣。杜立德治狱平恕，辛酉科场案，南士多赖其保全；郝惟讷持大体，论事务求平允；朱之弼内行修笃，凡所献替，皆主于爱民。度支三长官皆不以朱国治的苛扰为然，准备驳斥，哪知吴中在朝的大老都已”认罪”，户部再议宽免，岂非”倒行逆施”?孟心史说他曾见过当时江流的一通函札，称金之俊为”三吴大罪人”!稽诸史实，金之俊当时确为三吴所共弃。

略晓明清之际史事者，都知道有”十从十不从”之说，或谓之为”十不降”。就现代的观点来看，金之俊所献之策，确为”统战”的高招，譬如衣冠之制，男子必须薙发留辫，不得如明朝之戴网巾；而女子不必如旗下之天足、着旗袍。男子生则如清朝之制，死则可用明朝衣饰入殓，终清皆然。此即所谓”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在男性中心社会中，女可”不从”并不表示赋予女性以反抗的自由；”死不从”则是骗人的话，但确实发生了骗的作用。世有如鲁迅之所谓”阿q”者，金之俊可说是代表人物。

金之俊其时将近七十，在此以前，一直告病，而终始蒙优诏慰留。至康熙元年秋，亦即王惟夏旅途中愁不成寐时，金之俊以内不自安，终于以原官致仕。而时人诗文中，绝不提此人，殆与三吴名流不通吊问。如此衣锦还乡，不还也罢。金之俊的乡居生活，不但寂寞，而且颇受骚扰，经常有人在他家大门上贴”大字报”骂他。金之俊不堪其扰，诉之于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佐。郎自”江上之役”转危为安后，一直坐镇两江，为督抚中的第一流，结果受了金之俊的累。蒋氏《东华录》康熙八年正月第一条记载：

书正月丁未：先是大学士金之俊予告在籍，获有诋毁伊之匿名帖，呈送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佐；后又获施君礼所投首词，称前项谤帖乃施商雨等所作，亦行呈送郎廷佐，即行提人犯究审，随以谤帖首词始末入告。得旨：”匿名乃奸恶之徒，造写陷害平人，如见其投掷，拿获理应照律从重治罪。今施君礼称，为施商雨所作，乃不自行持首，将帖掷于金之俊门首，事属可疑。若因此匿名帖察拿究问，则必致株连无辜；且律载：收审匿名帖者，将审问之人治罪。于商雨等俱不必察拿究问。金之俊系大臣，将匿名帖送总督究审；郎廷佐系总督，将匿名帖收受察拿，生事不合。着议处!”至是，吏部以金之俊、郎廷佐并应罚俸议上，得旨：金之俊着革去宫保衔；郎廷佐于病痊起用日，降四级调用。

越一年，金之俊下世，年七十八，谥文通。清朝文臣谥文通者只两人，皆为贰臣，即金之俊与王永吉。金、王人品差不多，但金之俊身后寂寞异常，当时江南名流诗文，无有及此人者，因此，后世《疑年录》之类的参考书多无金之俊之名，如笔者案头中华版《古今人名辞典》及商务版姜亮夫辑《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即是。尤可怪者，姜亮夫于其书序例中言，曾得吴江金松客之助；金既为吴江人，则纵非金之俊族裔，亦必无不知金之俊之理，知而不录，则为有意摒弃，殆亦”我到君前愧姓秦”之意?

于此可见，人之传名，流芳固难，遗臭亦不易。忝持野史之笔，岂可不为读者一索其真相？邓文如《清诗纪事初编》谓金之俊有《金文通公集》二十卷，顺治中先刻《外集》，续刻《息斋集》，身后都为此集，而尽削前明所作；又谓其”本不能文，而自命欧、曾”，”诗则仅具腔拍而已”。其才如此，其品则邓书别有征引：

苏瀜《惕斋见闻录》称之俊归吴，营太傅第，后街曰”后乐”，前巷曰”承恩”。吴人夜榜其门曰：”后乐街前长乐老；承恩坊里负恩人。”又曰：”仕明仕闯仕清，三朝之俊杰；纵子纵孙纵仆，一代岂凡人。”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亡八；孝弟忠信礼义廉无耻。”妻颇贤，别居不受新诰，曰”我自有诰封”。侄某尝责之俊监斩二王。本传称之俊卒前一年，以送究匿名帖事削太傅衔。是乡评物论，皆不与之。

上引之文，标点为笔者所加。第一联则金之俊以范仲淹自命，而吴人以冯道相拟。第二联嵌金之名字，之俊字岂凡。第三联疑原作录叙有误，应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礼义廉”，上联隐”忘八”，下联隐”无耻”。

至所谓”监斩两王”，一为明太子慈烺，《东华录》载：

顺治元年十二月辛巳(十五日)，有刘姓者，自称明崇祯太子，内监杨玉为易服，送至故明周后父周奎家。时崇祯帝公主亦在奎所，相见掩面泣。奎跪献酒食。既而疑其伪，具奏以闻。随令内院传故明贵妃袁氏及东宫官属、内监等辨识，皆不识。问以宫中旧事，亦不能对。袁氏等皆以为伪，唯花园内监常进节、指挥李时荫等执以为真。吏部侍郎沈惟炳、御史赵开心、给事中朱徽等各言事关重大，宜加详慎。因下法司复勘，得假冒状。杨玉、李时荫等十五人皆弃市。以开心奏中有”太子若存，明朝之幸”一语，亦论死，因系言官，免罪，罚俸三个月。仍令内院传谕内外，有以真太子来告者，太子必加恩养，其来告之人亦给优赏。

按：周奎叔侄所献者，实为真太子，孟心史考证此案极确。清朝自以为得天下极正，应吴三桂之请入关，逐李自成，乃为明朝复仇。既然如此，则有明朝太子出现，纵不能拱手让还天下，亦当恩养，所以非指为伪，不能诛戮。后四十年，康熙获崇祯皇四子永王慈灿，亦如法炮制，指真为伪，以成其杀。至于另一王，则为李自成自山西俘来的晋王。

金之俊在明朝官至兵部右侍郎，降清后”仍原官”，至顺治二年六月调为吏右。监斩向归刑部右侍郎，而其时刑部两汉侍郎为孟乔芳、金和玉，不知何以由金之俊监斩?如系临时指派的差使，则非己之职，本可疏辞；倘为自告奋勇，那就更不可恕了!宜乎为其侄所责。

顷得读者陈君来书，询以对郑成功如何再评价，以及顾亭林及钱牧斋对”江上之役”的看法，嘱为一谈，敢不如命。按：”江上之役”为延明祚的唯一良机，无奈郑成功将略甚疏，以致一夕生变，竟成”异闻”。两年以后，世祖新丧，此又一良机，而郑成功必欲取台，张苍水固谏不听。半年以后，新朝脚步已稳，于是发生一连串的悲剧：

一、清朝用郑成功叛将黄梧之议，一方面五省迁界，坚壁清野，为暂守之计；一方面杀郑芝龙，表示与郑成功决绝，亦即表示已不以郑成功为患。

二、由于东南无忧，乃得集中全力解决永历。吴三桂亦不复有所瞻顾，以重金购缅人为内应，于是年十二月初，俘获永历。是则杀永历者，虽由吴三桂直接下手，等于郑成功间接促成。

三、郑经本为逆子，当顺治十八年夏秋间，郑成功与荷人僵持时，已有”子弄父兵”的谣传；及至康熙元年，乃有通乳媪生子的丑闻。而”父死、君亡、子乱”之外，复有”将拒”的情事，而此皆由郑成功自取。民国十六年顾颉刚在杭州得一旧钞本，为崇祯十三年进士、鄞县林时对所撰的《荷锸丛谈》，叙郑成功死状云：”子经，乳名锦舍，拥兵与父抗，成功骤发癫狂。癸卯(高阳按：应为壬寅)五月，咬尽手指死。”此必郑成功命黄昱至厦门，监杀郑经及其母董氏，郑经拥兵相抗，予郑成功极深的刺激而发癫狂。所谓”将拒”，殆指部将不奉己命，而为其子所用。

因此，郑成功的再评价，固绝不能抹杀其开台之功，但论”反清复明”的志节，则颇有疑问。至其将略之疏，只看黄梧、施琅不能为其所用，张苍水、甘辉之言亦不见听，可知其余。

至于顾亭林、钱牧斋对”江上之役”的看法，不妨并叙。兹先谈钱牧斋的《投笔集》，前后”秋兴”一百零八首，首八律题作”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下注：”乙亥七月初一日，正郑成功初下京口、张苍水直逼金陵之际。”

兹录其第一首及第八首如下：

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

楼船荡日三江涌，石马嘶风九域阴。

扫穴金陵还地肺，埋胡紫塞慰天心。

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湛。(其一)

金刀复汉事逶迤，黄鹄俄传反复陂。

武库再归三尺剑，孝陵重长万年枝。

天轮只傍丹心转，日驾全凭只手移。

孝子忠臣看异代，杜陵诗史汗青垂。(其八)

第八首自注：”少陵诗：周宣汉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异代看。”以结句言，固以少陵自命，如郑成功果然成功，则中兴鼓吹，尚有无数气象堂皇的佳作。无奈”后秋兴八首”便是一片惋叹之词了。

这”八首”题下小注：”八月初二日闻警作。”按：清军于七月廿三日由梁化凤出仪凤、钟阜两门，洞穿民居为通路，以轻骑袭郑军前营，郑成功仓皇撤退，”质明，军灶未就，虏倾城出战，军无斗志，竟大败”。距得镇江，适为匝月；三、四日间即已扬帆而去。张苍水于七月廿九日得报，而常熟于八月初二闻警。诗云：

王师横海阵如林，士马奔驰甲仗森。

戒备偶然疏壁下，偏师何竟溃城阴?

凭将按剑申军令，更插刀儆士心。

野老更阑愁不寐，误听刁斗作秋砧。(其一)

羽檄横飞建旆斜，便应一战决戎华。

弋船迅比追风骠，戎垒高于贯月槎。

编户争传归汉籍，死声早已入胡笳。

江天夜报南沙火，簇簇银灯满盏花。(其二)

龙河汉帜散沉晖，万岁楼边候火微。

卷地楼船横海去，射天鸣镝夹江飞。

挥戈不分旄头在，反旆其如马首违。

啮指奔逃看靺褐，重收魂魄饱甘肥。(其三)

”刀”即靴刀，谓大将临阵，插刀于靴，败则自杀，期免被俘受辱。第一首谓郑成功有不胜则死的决心，而戒备偶疏，偏师竟溃，恕词之中，有责备之意。

第二首两联，盛道军力之强，旁观者皆以为必胜无疑，岂意倏忽之间，汉帜竟共沉晖俱散!

第三首写郑成功之败，颇为含蓄。”龙河”即”护龙河”，在上元县西，首句言金陵兵溃；京口有”万岁楼”，故次句指镇江不守，但”候火虽微，可以燎野”，希望未绝；三句谓郑军入海；四句写清军反攻，”鸣镝”者匈奴冒顿所创，”射天”七字，刻画清军气锐，精警异常。五句”分”读仄声，作名分之分字解；”旄头”即二十八星中的昴，为胡星。”挥戈不分旄头在”，谓虽用武，不料胡星不灭；六句言将士不用命；七、八写清军因祸得福。

四、五两首，可答读者之问。第四首是：

由来国手算全棋，数子抛残未足悲。

小挫我当严警候，骤骄彼是灭亡时。

中心莫为斜飞动，坚壁休论后起迟。

换步移形须着眼，棋于误后转堪思。

此首纯为慰勉郑成功，语气吻合师徒关系。慰以卷土重来，犹未为晚；勉以记取教训稳扎稳打。起句以棋局为喻，结句仍归之于论棋。”着眼”即所谓”做眼”，既得之地，先须求活，再求进展。当时如能先取崇明，确保归路不断，则镇江可守，事当别论，此即”棋于误后转堪思”之意。第五首云：

两戒关河万里山，京江天堑屹中间。

金陵要定南朝鼎，铁瓮须争北顾关。

应以缕丸临峻坂，肯将传舍抵孱颜？

荷锄父老双含泪，愁见横江虎旅班。

八首之中以此一首透露最多。全诗分两解，前解论战略，后解论战术。唐贞观中，李淳风撰《法象志》，以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大致以黄河为中线，北为”北戒”，限戎狄；南为”南戒”，限蛮夷。”两戒关河万里山”下接”京江天堑屹中间”，可知着眼于南戒的长江，而尤重京江。”北顾”即北固；”铁瓮”为润州的别称，润州即镇江。三、四言能守北固、保润州，则长江天堑，北军何由而渡，南朝可以定鼎金陵。当时恢复的计划是打算与清军划江而治，为由顾亭林所指导而订定的大计。《亭林诗集》中，数数言及，早在弘光即位时，《感事》四律中，即有”自昔南朝地，常称北府雄”之句，萌始创建另一个东晋的构想。至顺治五年，此一构想成熟，有诗为证：

异时京口国东门，地接留都左辅尊。

囊括苏松储陆海，襟提闽浙壮屏藩。

漕穿水道秦隋迹，垒压江干晋宋屯。

一上金山览形胜，南方亦是小中原。

这首七律的题目，就叫”京口”。京口在南京之东，”异时京口国东门”，即以”金陵要定南朝鼎”之故。又顺治六年《春半》诗：”晚世得先主，只作三分事，干戈方日寻，天时自当至。”亦为欲图偏安之一证。而亭林则以武侯自命，如顺治七年春，《重至京口》：

云阳至京口，水似已川萦。

逶迤见北山，乃是润州城。

城北江南旧军垒，当年戍卒曾屯此。

西上青天是帝京，天边泪作长江水。

江水绕城回，山云傍驿开。

遥看白羽扇，知是顾生来。

此外，诗中仰慕诸葛，而思步武之句，不一而足。至于浙东义师，数至金焦，则不独为顾亭林力赞之谋，且亦曾实际参加行动，悼亡诗”北府曾缝战士衣，酒浆宾从各无违”，可知顾家曾为海上义师的”粮台”。顺治十一年春，张名振、张苍水大举入长江，在金山遥祭孝陵，其后以”上游师未至”，无功而返。顾亭林有《金山》长歌一首，为研究他的战略思想最重要的根据。诗云：

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西流。

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

水军一十万，虎啸临润州。

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

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

举火蒜山旁，鸣角东龙湫。

故侯褒鄂姿，手运丈八矛。

登高瞩山陵，赋诗令人愁。

沉吟横槊余，天际旌旆浮。

忽闻黄屋来，先声动燕幽。

阖庐用伍胥，鄢郢不足收。

祖生奋击楫，肯效南冠囚!

愿言告同志，努力莫淹留。

此诗至”赋诗令人愁”止，全为写实。”塔铃”典出《晋书·佛图澄传》，佛图澄是印度人，但非和尚，而为道士，神通广大，据说塔铃作声，乃是胡语，预言军事吉凶，而只有佛图澄能通其语，石勒常倚之以明胜败。”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见得情势严重，领起”水军一十万”，弥见声威之壮。”蒜山”连接北固，相传武侯与周瑜曾于此谋拒曹操，故一名算山；”龙湫”则在东面的九灵山中。此言水军一到，东西有义师响应。

”故侯”指定西侯张名振；”赋诗令人愁”下接”沉吟横槊余”，则知仍用曹孟德横槊赋诗之典，所谓”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以期约之师不至，进退失据，故尔生愁。

此下则为顾亭林对此役的检讨及谋划，”天际旌旆浮，忽闻黄屋来，先声动燕幽”三句，为模拟之词。”黄屋”即”黄幄”，天子的行帐，意谓此时若能奉永历或监国的鲁王亲临前线，则将震动北朝；而金陵一下，初步可望为东晋偏安之局。

”伍胥”指郑成功。其时郑芝龙已为清朝掌握；成功生母称为”翁氏”者，则于清军初入闽南时，因恐被俘受辱而自杀。在顾亭林看，郑成功于清朝，有囚父死母之仇，故拟之为伍子胥。”鄢郢不足收”亦非漫征伍员助吴平楚之典；”鄢郢”即荆州一带，居长江上游，东晋之能站住脚，由于荆州未失；当时的计划，南朝定鼎，首须经营上游，此可从施琅的议论中获知端倪。

据李光地记述，曾与施琅谈”江上之役”，施琅的看法，即应以优势水军上掠荆襄，确保下游。至于”应以缕丸临峻坂，肯将传舍抵孱颜”是论战术，亦正切中郑成功之病。兵贵神速，应如丸之走坂，乘势急下。郑成功得镇江后，若由陆路直趋金陵一百七八十里路，至多四日可达，先声夺人，足令守军胆寒；岂意仍循水道，逆流上行，走了十天才到，此真是”肯将传舍抵孱颜”了。

”孱颜”即巉岩，山高峻不齐貌。东坡诗：”我行无迟速，摄衣步孱颜。”从容游山，可行则行，当止则宿于传舍，行军岂可如此?故以”肯将”设为疑问的语气。结尾两句”荷锄父老双含泪，愁见横江虎旅班”，”荷锄”二字有两义：郑师遁走在七月下旬，炎威未杀，而父老犹荷锄田间，可知江南民生疾苦，此为一义；荷锄犹揭竿，父老荷锄，准备起义响应，不意”虎旅”已”班”，其悲可知，此为又一义。衡情度理，以后一义为是。

《后秋兴之十》八首，为世祖崩后所作，题下自注：”辛丑二月初四日，夜宴述古堂，酒罢而作。”按：其时哀诏已到江南，国有大丧，罢宴止乐，而钱毫不理会，且特作此注，幸灾乐祸之心，溢于言表，因此乾隆于贰臣之中，对钱谦益格外痛恨，曾有题牧斋《有学集》诗云：”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以此诗笔题《有学集》倒确是为钱牧斋的诗文增光了。

此八首诗极有意味，后四首尤妙。其第五首云：

云台高筑点苍山，异姓勋名李郭间。

整束交南新象马，恢张辽左旧河关。

蓬蒿茇舍趋行在，布帛衣冠仰帝颜。

郑璧许田须努力，莫令他日后周班。

此诗深可推敲。就表面看，为鼓励西南永历朝将帅乘机而起，努力恢复；但暗中有劝吴三桂举义之意。吴三桂于三吴自有渊源，钱牧斋欲致意于吴三桂，有两条途径：一是经由柳如是、陈圆圆转达；二是经由吴三桂的女婿王永宁媒介。按：苏州拙政园，入清后为陈之遴所有，陈之遴败，吴三桂购此园以赠其婿王永宁，正为此时之事。

”茇”读为沛；”茇舍”，即行军郊野，借长林丰草露宿之意，《周礼》郑注所谓”军有草止之法”，即指此。”蓬蒿茇舍趋行在”，似为劝吴三桂潜行朝帝；末两句绾合《左传》”郑伯请释泰山之祀，以祀周公”、”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及”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两故事，大致是敦促西南方面应如郑伯之拥戴周室，努力使”朱三太子”正位，否则一旦恢复，论功行赏，爵位就会落在后面。鲁指鲁王；鲁王既然监国，又近在东南，则一旦”定鼎南朝”，自必主政而握赏罚之权，犹《左传》中所谓”使鲁次之”。语意双关而幽深，一代文宗，询为不愧。

第六首云：

辫发胡姬学裹头，朝歌夜猎不知秋。

可怜青冢孤魂恨，也是幽兰一烬愁。

衔尾北来真似鼠，梳翎东去不如鸥。

而今好击中流楫，已有先声达豫州。

首两句言世祖好游猎，而妃嫔相从。颔联上句正指董小宛；下句”幽兰”，据钱遵王注，引宇文懋昭《大金国志》：”义宗传位丞麟之后，即闭阁自缢，遗言奉御绛山，使焚之。其自缢之处曰幽兰轩，火方炽……绛山留，掇其余烬，以敝裘瘗于汝水之旁。”按：金义宗即金哀宗；蒙古兵入汴京，哀宗走蔡州，河南汝宁府，以府治为行宫，筑轩其中，即幽兰轩，亦称幽兰客。拟世祖为金哀宗，其事不侔，聊且快意而已。但”幽兰”与”青冢”相对，别有意趣；此言小宛虽埋恨地下，但亦不免为世祖之崩而伤心。

项联上句用《新唐书·李密传》”密将败，屯营，群鼠相衔尾，西北度洛”的典故；下句不典，东坡诗”病鹤不梳翎”，易”鹤”为”鸥”，纯为迁就原韵之故。”东去”谓清军败逃出关，然而此亦不过钱牧斋意中的”先声”而已。

第七首云：

旄头摧灭岂人功?太白新占应月中。

扫荡沉灰元夕火，吹残朔气早春风。

揭空铙鼓催花白，搅海鱼龙避酒红。

从此撑犁辞别号，也应飞盏贺天翁。

”旄头”之解已见前，言世祖之崩由于”天诛”。次句典出《酉阳杂俎》：”禄山反，李白制《胡无人》，言太白入月敌可催，及禄山反，太白蚀月。”顺治十八年三月十五月食，此在前一年颁朔时即已推知，因用作世祖将死的占验。颔联上下句皆言世祖崩于元宵之夜、立春之后(按：是年阴历正月初七，为阳历二月五日，正当立春)。

项联上句，”铙鼓”本为军鼓之一，此处借用击鼓催花之鼓；”揭”训举，”揭空”谓高举，高举铙鼓催发之花，非红而白，乃描写服丧。按：此八首中第二首结句”而今建女无颜色，夺尽燕支插柰花”，兼用乐府《匈奴歌》：”失我燕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及《晋书·成慕杜后传》：”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如素柰，传言天公织女死，为之着服，至是后崩。”两典。”建女”为建州女子之简称，言世祖之崩正为收复失土的良机。此首中的”催花白”，重申其意。

”搅海”句，钱遵王原注引用佛典，极其晦涩难解，总缘迁就韵脚，勉强成对，无甚意义。结句典出《汉书·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故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此言无端加天以”撑犁”的别号，殊嫌亵慢；今隐射世祖的”撑犁孤涂单于”既死，则”撑犁”的别号亦同归于消灭，岂不可贺?”天翁”即天公，韵脚所限，不得不用”翁”字。

第八首云：

营巢抱茧叹逶迤，凭仗春风到射陂。

日吉早时论北伐，月明今夕稳南枝。

鞍因足弱攀缘上，檄为头风指顾移。

传语故人开口笑，莫因晼晚叹西垂。

按：前七首皆写世祖之崩，从各种角度看此事，既须凑足七首，又为韵脚束缚，征典将穷，不免竭蹶，故有”搅海鱼龙避酒红”这种入于魔道的涩怪之句；结尾”从此”云云，匪夷所思，已同打油，实由无可奈何，强凑成篇。至于末首，则为起承转合之一结，理应一抒怀抱，一句一义，从容工稳，自是佳作。

首句言频年经营恢复之事。次句谓光复有望，小民生计将苏，”射陂”即射阳湖，跨扬州、淮安两府，《汉书》广陵厉王胥得罪，其相胜之，奏夺王射陂草田，以济贫民。三句勉励郑成功及早北伐，于此可知，郑成功入台，非江南遗老所望。四句仍用曹孟德临江赋诗典，非复”绕树三匝，无枝可栖”，意谓此番北伐，必能在江南建立据点。

后半首自抒怀抱，五、六言”老骥伏枥，雄心未已”，上马杀贼，力不从心；但安坐草檄，则不让陈琳，指顾可就。”传语故人”泛指志在恢复之遗老；末句足见信心，不止于事有可为的慰藉之词。

但一年以后就不同了。《后秋兴》之十二，题下自注：”壬寅三月二十三日以后，大临无时，啜泣而作。”此为获知永历被俘以后所作。第一首云：

滂沱老泪洒空林，谁和沧浪诉郁森?

总关沉灰论早晚，空于墨穴算晴阴。

皇天哪有重开眼，上帝初无悔乱心。

何限朔南新旧鬼，九嶷山下哭霜砧。

此为穷极呼天之语，但第六首依然寄望于郑成功，诗云：

枕戈坐甲荷元功，一柱孤擎溟渤中。

整旅鱼龙森束伍，誓师鹅鹳肃呼风。

三军缟素天容白，万骑朱殷海气红。

莫笑长江空半壁，苇间还有刺船翁。

末句”苇间”，钱遵王原注引《庄子·渔父篇》：”延缘苇间，刺船而去。”非是，实用《越绝书·越绝荆平王内传》所叙的故事，伍子胥奔吴，至江上得渔者而渡：”子胥食已而去，顾谓渔者曰：掩尔壶浆，无令之露渔者曰：诺子胥行，即覆船挟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无泄也。”牧斋以子胥期望郑成功，而以渔者自况，意谓郑成功若能复楚，则己当舍身相助，以成其志。但郑成功是辜负他的老师了。

最后八首作于康熙二年癸卯夏天，题下自注云：”自壬寅七月至癸卯五月，讹言繁兴，泣血感恸而作，犹冀其言之或诬也。”所谓”讹言”即永历为吴三桂所弑，新朝君臣既讳此事，兼又道远，所以钱牧斋还存着万一之想，”冀其言之或诬”。

其第四首为郑成功而作，诗云：

自古英雄耻败棋，靴刀引决更何悲?

君臣鳌背仍同国，生死龙胡肯后时。

事去终嗟浮海误，身亡犹叹渡河迟。

关张无命今犹昔，筹笔空烦异代思!

首联言郑成功之死，啮指而亡，无异自尽，故谓”靴刀引决”。颔联据钱遵王注：”陶九成《草莽私乘》：方凤挽陆君实诗：祚微方拥幼，势极尚扶颠，鳌背舟中国，龙胡水底天。巩存周已晚，蜀尽汉无年，独有丹心皎，长依海日悬”按：陆君实即陆秀夫；此言永历与郑成功先后皆亡。项联”事去终嗟浮海误”，此无定论，足征张苍水卓识。以下用宗泽及关张典，未免溢美。

《后秋兴》另有八首，为柳如是劳军定西侯张名振所部而作：

负戴相携守故林，翻经问织意萧森。

疏疏竹叶晴窗雨，落落梧桐小院阴。

白露园林中夜泪，青灯梵呗六时心。

怜君应是齐梁女，乐府偏能赋藁砧。(其一)

丹黄狼藉鬓丝斜，廿载间关历岁华。

取次铁围同穴道，几曾银浦共仙槎。

吹残别鹤三声角，迸散栖乌半夜笳。

错记穷秋是春尽，漫天离恨搅杨花。(其二)

北斗垣墙暗赤晖，谁占朱鸟一星微？

破除服珥装罗汉，灭损齑盐饷佽飞。

娘子绣旗营垒倒，将军铁矟鼓音违。

须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视瘠肥。(其三)

闺阁心悬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

乍传南国长驰日，正是西窗对局时。

漏点稀忧兵势老，灯花落笑子声迟。

还期共覆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其四)

水击风抟山外山，前期语尽一杯间。

五更噩梦飞金镜，千叠愁心锁玉关。

人以苍蝇污白璧，天将市虎试朱颜。

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茀班。(其五)

归心共折大刀头，别泪阑干誓九秋。

皮骨久判犹贳死，容颜减尽但余愁。

摩天肯悔双黄鹄，贴水翻输两白鸥。

更有闲情搅肠肚，为余轮指算神州。(其六)

此行期奏济河功，架海梯山抵掌中。

自许挥戈回晚日，相将把酒贺春风。

墙头梅蕊疏窗白，瓮面葡萄玉盏红。

一割忍忘归隐约，少阳原是钓鱼翁。(其七)

临分执手语逶迤，白水旌心视此陂。

一别正思红豆子，双栖终向碧梧枝。

盘周四角言难罄，局定中心誓不移。

趣觐两宫应慰劳，纱灯影里泪先垂。(其八)

柳如是曾赴定海犒劳定西侯张名振所部义师，顺便渡莲花洋进香普陀，为罗汉装金，此八首七律为牧斋送别之作。张名振殁后，义师为张苍水所接统，无论士气、训练，皆较郑成功所部为优，所惜军实不足。郑成功倘真为英雄，倾心与张苍水合作，则与清朝划江，乃至划河而治，绝非不可能之事。无奈郑成功为”竖子”；自思明入海，其人即不足为重，而张苍水虽僻处孤岛，二、三门弟子以外，只养了两头小猿，充瞭望警报之任，但一身系朱明的存亡，故以张苍水之死为明亡之年，其时为康熙三年甲辰。我谈康熙，亦即由这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