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到19世纪90年代末，英国上层对新兴德国的经济挑战的恐惧达到了顶点。为了使欧洲的事态发展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英国对十年未变的大陆联盟策略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调整。

直接导致联盟策略调整的是发生在埃及的一次重大军事对峙事件。在埃及，英法两国都在历史上通过苏伊士运河公司拥有巨大经济利益。1898年，马尔尚上校率领的一支法军，穿过撒哈拉沙漠抵达东部。在那里，他们遭遇由基钦纳将军率领的驻尼罗河法绍达的英军。两军对峙，互不相让，局势剑拔弩张。最后，马尔尚请示巴黎后，率法军先行撤离。这就是著名的法绍达危机事件，最后因英法两国为联合抗德达成权力均衡联盟而结束。在这次事件中，法国错误地放弃了使非洲工业化的好机会。

当时的法国殖民部长是泰奥菲尔·德尔卡塞，正是他给在非洲法绍达与英军对峙的马尔尚上尉率领的法国远征军下达了撤退命令。尽管自拿破仑时代起法国对这一地区就有领土主张，但英国却步步推进，事实上占领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自1882年英国军队“暂时”占领埃及后，英国公务员为“保护”英法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利益事实上管理着埃及政府。最后，英国人在法国人的眼皮底下悄悄地窃取了埃及。

德尔卡塞的撤退命令违背了法国的利益，也违背了法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明确的政策设想。阿诺托原本对法国非洲殖民地的发展和工业化有一个完整构想，可是在处理法绍达冲突的关键的六个月当中，他偏偏没有参与。阿诺托是一个著名的反英共和主义者，他的构想是以法属非洲乍得湖为中心，再用铁路将位于内陆的法属塞内加尔达喀尔和位于红海的法属吉布提连接起来，使之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这个设想在法国国内指的就是跨撒哈拉铁路项目，它将从西到东改变整个非洲撒哈拉地区的面貌。这一构想也将阻断英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即控制从非洲横跨埃及进入印度的整个地区。

阿诺托小心翼翼维护法德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法德关系是英国“权力均衡”策略的最大威胁。1896年初，德国外交大臣就曾询问法国驻柏林大使，法国是否愿意考虑加入非洲联合行动，“限制英国的贪得无厌……必须让英国知道，她们不能再从法德对抗中渔翁得利，肆意攫取任何资源”。

然而就在不久之后，臭名昭著的德雷弗斯事件就在法国媒体上公开曝光，它的直接目标是破坏阿诺托努力打造的法德稳定关系。当时，一位名叫德雷弗斯的法国陆军上尉被指控向德国人出卖军事秘密。阿诺托在1894年审判开始的时候进行干预，警告说德雷弗斯事件会导致“与德国外交的破裂，甚至战争”。几年之后德雷弗斯被判无罪，因为有证据显示，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支付凭证中，费迪南·威尔辛－埃斯特哈齐伯爵伪造了对德雷弗斯不利的证据。到1898，阿诺托被赶下台，由亲英派人物泰奥菲尔·德尔卡塞取代其职务。

1898年法绍达事件后，在法国新外交部长德尔卡塞的任期内，英国使用各种招数，诱骗法国放弃其在埃及的重要殖民地和经济利益，并挑动法国集中精力对抗德国。英国还秘密同意支持法国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主权要求，法德在这一地区历史上一直存在主权争议。同时，它还支持法国在其他地区的野心，因为这些地区对英国来说并不重要。数年后（1909年），阿诺托描述了英国所有围绕法绍达的外交阴谋，他评论道：历史证明，法国的任何殖民扩张都伴随着英国的恐惧和关注。长期以来，英国认为，在海上霸权方面，法国凭借大自然赐予的英吉利海峡、大西洋和地中海三条海岸线，是她的最大竞争对手。在1880年之后，法国在当时的环境影响和朱尔·费里的杰出思想启发下，开始重构被割裂的殖民地。每一次，法国都遇到了同样的抵抗，无论是在埃及、突尼斯、马达加斯加，还是在印度支那，甚至在刚果和大洋洲，她总是与英国狭路相逢。

在法绍达事件后，英法之间亲睦协商的机制已经成形，且最后在1904年，由德尔卡塞与英国秘密签署了一项正式协议。德国的经济威胁是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之间的黏合剂。在事后评论这个悲哀的转变时，阿诺托还说，英国成功地将这个外交新政策强加给法国，这是“一个英国外交天才为离间对手而想出来的绝妙的发明”。

在其后的八年中，英国在另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上，再次改变了她的地缘政治联盟政策，即利用俄国的发展强化自己的优势。1891年初，俄国开始着手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业计划，通过了一项严格的关税保护计划和一个铁路基础建设项目。1892年，承接这个铁路项目的萨济·维特伯爵成为俄国财政部长。维特与法国的阿诺托关系密切，在围绕建设俄国铁路系统方面为法俄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俄国启动了一个铁路建设项目，这条铁路全长5400英里，横跨西伯利亚，把俄国西部和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连接起来，它的建成将改变整个俄国经济。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项目。维特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的德国经济模式的忠实信徒，是他将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翻译成俄文，并将其奉为解决俄国问题的良方。

维特说，这条铁路将对俄国文化落后的内地发展产生影响。在1890年，他写：这条铁路就像一块酵母，将在人群中产生文化发酵的效果。即使穿过的是一个完全荒蛮的地区，铁路的运行也将在短时间内提高当地的人口素质。

维特计划的核心部分是，通过西伯利亚铁路促进陆地全面开放，与中国建立和平与富有成效的关系，以摆脱英国对中国港口和海上通路的控制。

从1892任财政部长到1905年在俄国革命中被罢免，维特使俄国由从前作为英国粮食贸易商“粮仓”，转变为一个潜在的现代工业国家。铁路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产业，并且带动了钢铁和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此外，科学家德米特里·门捷列夫，维特的朋友与亲密合作者，根据德国科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的理论建立了俄国农业化学，被维特任命为新成立的度量衡标准制定办公室的负责人，由他介绍引进的公制系统大大促进了俄国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往来。

对维特的经济政策和跨西伯利亚铁路项目，英国千方百计极力阻挠，包括尝试影响那些反动的、与英国粮食贸易休戚相关的俄国贵族地主。在跨西伯利亚铁路项目开始不久，英国评论员科奎姆表达了英国外交部和伦敦金融城的主流观点，提到在法国资助下的俄国新铁路计划，最终将巴黎、莫斯科和海参崴连成一线，科奎姆声称：这条铁路将不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贸易路线之一，还将成为俄国人手中的政治武器，其力量和意义难以估量。该铁路还会使俄国以外的一个国家，不再需要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或苏伊士运河，实现经济独立，而且她将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强大。

几十年来，英国在欧洲的权力均衡策略是围绕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制定的，作为所谓的“大博弈”策略（阻止一个强大的工业化俄国崛起）的一部分。土耳其控制着至关重要的、使俄国到达温暖水域的达达尼尔海峡，支持土耳其一直都是英国地缘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德国与土耳其帝国的经济联系在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变得更紧密牢固，英国也向俄国示好，以反对土耳其和德国。

虽然英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和危机事件，但她试图阻挠俄国到达海参崴的跨西伯利亚铁路的阴谋还是失败了。俄国人在1903年完成了这条铁路的大部分工程。然而，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英国与日本结盟对抗俄国，使俄国蒙受了战败的耻辱。1905年后，维特被迫辞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当政时期的部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他的继任者极力主张俄国与英国和解，并着手把在阿富汗的权利和波斯的大部分地区转手给英国，还同意大大抑制俄国在亚洲的野心。因此，英－法－俄三国协约到1907成功建立。英国布下了一张联盟的网络包围德国，为接下来与德意志帝国的决一雌雄打下了基础。其后七年，她为最终铲除德国的威胁，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

随着英国包围德国及其盟国的新三国协约策略的巩固，在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巴尔干发生了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危机和地区性战争。在1912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在英国的秘密支持下，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宣战，导致土耳其失去了它在欧洲的大部分土地。紧随其后，1913年由于第一次分赃不公发生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在这次战争中，罗马尼亚加入，帮助并击败了保加利亚。这些都为英国在欧洲发动一场大战埋下了伏笔。

在爱德华·格雷巴黎会谈三个月后，1914年7月2日，奥地利王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青年暗杀，触发了一连串可预见的悲剧事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