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吉学家在理论问题上有很多争论。他们也应该争论。可以想见，那些穷其一生来参悟语言之谜的，就是说、要整个儿理解人类的学者、会经常各执己见，甚至弄得烦燥易怒，彼此不耐烦。叫人更为忧虑的是，他们比其他学科的同行们争吵得更多。

而对语言学家，特别是那些担当哲学家之任的大学问家，有一个很难的技术问题：他们不得不用来进行研究的唯一工具，正是他们欲加研究的那个系统。这位得他们特别容易遭到自海森堡以来物理学家们牢记不忘的那种危险。语言学家越接近问题的核心，就越需要用正在操作的那一机制来审视那个机制；难怪在问题的答案似乎伸手可得的时候，它就突然抽搐，震颤，在一片烟雾中逃之夭夭。

你可以在某些有关语言的书中看到这一现象。在那些其作者本人并非科班出身的语言学家、因而小心翼翼的书中，情况就更是这样。这些作家是从局外进来向大众解释一些事情的，因而他们总是达到一点，在这一点上，文章本身突然间变得极难理喻，解体为无意义的废话。这种事通常是在语言学逻辑的要点业已阐明，转换语法的基本想法经过了解释，是不是一些语言比另一些更“复杂”这个问题得到了论述，对句子作深层分析的数学技术已充分描述了之后才发生的。用这么多有力而有用的信息装备起来，非专家于是勇往直前，不知道他此刻正在跨越边境，进入一个未知的，或许是不可知的国土，然后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我不太清楚在通讯的这一阶段上发生了什么。我愿意相信，信息的传输机制出了什么毛病，一经传输，给读者的就成了废话。但这一点上我可能错了。也许那究竟是平直清晰的散文，而问题出在我这头，出在我的脑子里。也许我没有为这种讲话而设的感受器。

或者，信息进入时我把它改变了，但并没有意识到我正在这样作。

在其他场合，在一些不牵涉语言学的事情上，我有过问样不受用的疑虑。有一位耐心而文雅的数学家曾给我解释过哥德尔定理。正当我要整个儿接纳它、不住地点头欣赏，赞叹这整个思想之美时、我突然听到水银质的墙中开关啪嗒一响，那思想一下子在我头脑里变成了废话。听电子音乐时我有过类似的体验、而在诗论的时候还有过更糟糕的体验。那体验不像是抹掉数据或失去兴趣或走了神儿，决不是。其时，我的脑子如有异常，那便是更加警觉，热切地抓住每一个语句，可尔后，开关一下子关上了，而进来的则转变成深不可测的密码。

这使我对大脑，至少是我的大脑，有了一种说法。我相信在大脑的什么地方，可能在右半球、有某种中枢，它有种扰频作用，类似那些装在政界要人电话上的电子装置，它能把所有机密的语句即时转变成无意义的噪音。

也许，在涉及语言的情况下，需要秘密。可以想见，假如找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某种全面的、有意识的理解，我们的语言就全沦为永无休止的磕哪巴巴，甚至会成为一片死寂。要驱除那些最简朴的句子，可爱的华莱士·史蒂文斯（slevens）式的句子，比如，“那人回答道，事情就是那样，在蓝吉他上变了样，”

是心智上不可能作到的。作这种事，监测所有的肌肉，紧盯着句法，警惕由语序的最微小变化而带来的语义灾难，留心声调，还有眼角嘴边上的表情，最要担心的是说出什么无意义的东西来的危险，作到这些非常之难，要比由你负责自己的呼吸，被告知要使用你的有意识的头脑照管那一功能，每下妹妹没完没了，还要难。

大脑里的扰频器会是一个保护性装置，保全娇弱的语言机制中枢免受敲敲打打的修补和暗鼓捣，屏蔽心灵，不让它接触它不想卷入的信息。

你可能认为，假如在大脑的一部分有一个神经原扰频器、那就应该有某种系统地安装了的反扰频中心。在另一个额叶的什么地方，能够把解体了的信息复原成近乎本来的次序。我怀疑这一点。我承认，大脑不大可能冒险使自己充溢完全无意义的噪声，但我想更可能的是，像言语的真正性质这样的真正深刻而危险的被扰频了的想法，被整合成了不可辨认的愉快的体验，如闲谈或音乐或睡眠。有些人，身手极快捷，能捉住倏忽而过的思想，不等它们消失进扰频器就逮住它们。史蒂文斯那样的诗人就有这等素质。但在我们大多数人，事情是在看不见处自动完成的，而我想这也没有什么不好。